審查了事實，迴答了問題。現在，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予以總結並以被淩辱的人道名義宣判。曆史批準了這一判決：一個名叫米圭爾·塞維特斯的人，上帝的追求者，“《聖經》的學生”被殺害了。加爾文是控告人，是審訊的教唆者;日內瓦市行政會負有實際上執行這罪行的責任，從精神上對此案進行複查，證明上述宗教的和塵世的當局都越出了各自的司法權。市行政會無權對一種精神上的違犯作出判決。”加爾文的罪行更大，他把責任強加給地方當局。“由於受到你的證言和你同謀的影響，市行政會將一個人判處了死刑。但市行政會在這一件事上無權採取行動，也無法加以判別，就象瞎子不能辨別顏色一樣。”加爾文犯了兩重罪：教唆罪和執行那可憎行為罪。不管他將不幸的塞維特斯投入火焰的動機是什麽，他的行為是罪大惡極的。“你把塞維特斯處死，或是因為想了他之所說，或是因為根據他內在的信念說了他之所想。如果你們殺他是因為他表達了他內在的信念，你們殺他是因為他說了真話，即使說的是錯話，但那也是真的，他不過說了他相信是真實的東西。另一方麵，如果你們僅僅因為他的觀點是錯誤的而把他處死，那麽，在採取如此極刑之前，你們也有責任試圖使他相信你們認為是正確的那些觀點;或者，為此目的而摘錄《聖經》，足以證明你們沒有其它選擇，隻能下令把一切犯錯誤的人都處死，雖則他們的錯誤就在於堅信真理。”加爾文沒有正當的理由，就殺死了一個持異議者，這是犯了預謀殺人罪，三倍的殺人罪。
犯罪，犯罪，犯罪，好象號角三響，卡斯特利奧的判決向全世界公布了。人道這一最高的道德權威已經作出裁定。但是，身後的補課不能使死者複生。恢複一個已死者的名譽，又有什麽用呢?不，現在最根本的是保護活著的人。給不人道的行為打上恥辱的烙印，這樣才有可能防止無數同樣的行為。不光是要宣布約翰·加爾文其人有罪，加爾文的書，充滿了極其可怕的恐怖和高壓的教義，必須宣布為不人道。卡斯特利奧責問他已作出宣判的那一個人說：“你難道沒有看到你的書和你的行為將導向何處嗎?很多人強調他們是在保衛上帝的榮譽，但今後要想屠殺人類的‘上帝保衛者’將以你作為證明。他們將跟隨你，走同樣災難的路。象你一樣，他們將用血來玷汙自己的雙手。象你一樣，他們將把那些持有與自己不同意見的人送上絞刑台。”“這並非是危險的、孤立的、狂熱的個人，而是狂熱主義的一種罪惡精神。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須反抗的不僅是獨裁主義者、教條主義者、矯在過正者和殘忍的殺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於恐怖的思想。卡斯特利奧的話恰好是在持續一百年之久的宗教戰爭爆發之前，他的預言應驗了。“通過你嗜血的祈禱，造成或將要造成那麽多的鮮血，甚至那最殘酷的使用大炮轟炸的專製暴君也望塵莫及——除非上帝對可憐的人類發慈悲，使君主們和其它統治者們看清真相而中斷那血腥的勾當，那血還是要流。”
即使象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那樣主張寬容的溫和的宗教改革者，看到被迫害者和被追獵者的痛苦，也覺得已不可能保持漠不關心了，他感動得高聲祈求上帝，絕望地禱告上帝賜塵世以更多的人道——就這樣，我在引用過的這一對加爾文的批駁中，卡斯特利奧雷鳴般的吼聲是對一切因狂熱仇恨而成為和平破壞者的詛咒。他的書以莊嚴的禱告結尾：“這種臭名昭彰的宗教迫害在但尼爾時代早被摧毀。因為先知的敵人們對先知的作為無懈可擊，為了通過他的信念對他加以攻擊，他們湊在一起了。同樣的事也在今天發生。當敵人的行為無懈可擊時，人們就會以大棒對準敵人的“教義”。他們知道那些當權者，由於自己沒有主張，很容易被人說服，因此，採取這樣的策略是極端靈巧的。就這樣，那些把“教義不可侵犯”喊得最響的總是那壓迫弱者的人。嗚唿，他們“神聖的教義”將是耶穌在最後審判日中厭惡地拋棄的。到其時，他將主持對行為的審判而不是對教義的審判。當他們對他說：“主啊，我們站在你的一邊，按照你的指示辦事。”他將迴答說：“去你們的，你們這些罪大惡極的人!”
度過動亂騷動的年代，雨過天晴，苦盡甘來。經曆了各種戰爭的創傷，不幸即止，和平將來。但在這服喪期中，有人痛苦，亦有人哀。
——瑪格麗特，達·奧特麗區的歌曲
看來鬥爭已過去了。加爾文除掉了卡斯特利奧，擺脫了這唯一具有傑出智慧的敵手，同時，也使得他的在日內瓦的政敵們鉗口結舌。這位獨裁者就可以沒有阻礙地發展他的政策。獨裁者們一旦克服了早期不可避免的危機以後，往往認為自己的地位可以鞏固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正象人的機體一樣，經過一段時間不舒服以後，就適應了新的物質環境。因此，國家同樣能適應新的統治方法。那老一代人經常痛苦地把現存政權的暴力和他們記憶中很久以前較為好過的日子進行比較，過了一陣子，他們都死去了。青年一代人沒有那樣的迴憶，在他們認為當然的新的傳統中成長。在一代的過程中，他們被一種思想決定性地限製著。這樣，經過二十年加爾文的僧侶政治，產生了這樣的情況：獨裁者的新十誡，從神學概念發展到形成實體。客觀他說，我們得承認這位組織者非凡的能力，他深思熟慮，從一開始取得勝利以後，便著手工作，使他的體係漸漸發展成為世界範圍的，他建立了鋼鐵般的秩序而使日內瓦成為行為方麵的典範。宗教改革的成員們從西方世界各地到“新教的羅馬”朝聖，他們對如此可欽佩的神學統治樣板讚美不已。姑且承認，僵死的教規和斯巴達式的堅韌業已建立並推向全麵，即使它的代價是單調代替了生氣勃勃和多樣化，毋庸置疑的精確代替了快樂也罷。但是，作為迴報，教育在人文科學中被提高到一個合適的地位。學校、大學和福利機構辦得無與倫比;科學也得到了精心的栽培。隨著學院的創建，加爾文不僅帶來了第一個新教文化中心，同時也建立了一個類似“耶穌會”(由他以前的學生洛約拉創辦)的團體，實行同樣的邏輯教規，同樣的鋼鐵意誌。教士們和神學家們用第一流的神學武器裝備著，日內瓦派遣他們到各地傳播加爾文教義。這位大師早就下定決心，他的權威和他的教誨不能僅僅限於這一瑞士城市內。他的權力欲迫使他把統治遍及大陸海洋。他希望歐洲，不，希望世界會接受他極權主義的製度。蘇格蘭已在他的掌握之下，那多虧了他的使者約翰·諾克斯;荷蘭、斯堪地那維亞、丹麥以及德國的一部分已經滲透了清教徒精神;在法國，胡格教派正集會以作決定性的一擊。如果時來運轉，《原理》可能成為全球的基本原則，而加爾文主義可能成為西方文明世界思想和行為的唯一方法。
這樣一個勝利勢必決定性地改變歐洲的文化，表明在加爾文主義的印記所到之處很快就成為至高無上。日內瓦教會所及之處，它都有力量加強它所渴望的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獨裁統治(即便這種統治是短暫的也罷)，一個特殊的印記就打在國家的生活之上。公民們或臣民們樂於“純潔無暇地”執行他們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義務;情慾和自由意誌被馴服歸化，直至被控製得井井有條;生命呈現陰鬱單調的色彩。一個堅強的性格是那樣有效地使自己在一個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不朽，直到今日，在那些加爾文主義曾占優勢的城市裏，過客在大街上還能認出它持久的影響，諸如表現在舉止方麵的克製，在衣飾上的不修邊幅，行為上的不拘小節，以至在建築風格方麵的莊重。加爾文主義煞費苦心，在影響所及之處，抑製個人主義衝動的要求。加強對權力的控製，使每個人成為典型的好僕人，成為持久從屬於社會的人———言蔽之，成為最正式、最理想、最完美無暇的中產階級典型的一員。這樣斷言是有相當道理的，因為沒有其它的因素能象加爾文主義那樣有力地推進促成產業主義成功的絕對服從要素。因為加爾文主義對青年反覆灌輸是諸如宗教責任，毫不遲疑地接受平均思想和機械化。切忽忘記，一個國家總是通過決心組織其臣民才能增強其軍事力量的，那些艱苦卓絕、堅韌頑強的航海家和殖民主義者們，先是荷蘭人，接著是英國人，征服並開拓新大陸的，主要都是清教徒出身。這些世代的清教徒幫助塑造了北美洲的特性，因此，美國和加拿大的巨大成功應主要歸功於從畢伽來的教條主義傳教士們教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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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犯罪，犯罪，好象號角三響，卡斯特利奧的判決向全世界公布了。人道這一最高的道德權威已經作出裁定。但是，身後的補課不能使死者複生。恢複一個已死者的名譽，又有什麽用呢?不，現在最根本的是保護活著的人。給不人道的行為打上恥辱的烙印，這樣才有可能防止無數同樣的行為。不光是要宣布約翰·加爾文其人有罪，加爾文的書，充滿了極其可怕的恐怖和高壓的教義，必須宣布為不人道。卡斯特利奧責問他已作出宣判的那一個人說：“你難道沒有看到你的書和你的行為將導向何處嗎?很多人強調他們是在保衛上帝的榮譽，但今後要想屠殺人類的‘上帝保衛者’將以你作為證明。他們將跟隨你，走同樣災難的路。象你一樣，他們將用血來玷汙自己的雙手。象你一樣，他們將把那些持有與自己不同意見的人送上絞刑台。”“這並非是危險的、孤立的、狂熱的個人，而是狂熱主義的一種罪惡精神。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須反抗的不僅是獨裁主義者、教條主義者、矯在過正者和殘忍的殺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於恐怖的思想。卡斯特利奧的話恰好是在持續一百年之久的宗教戰爭爆發之前，他的預言應驗了。“通過你嗜血的祈禱，造成或將要造成那麽多的鮮血，甚至那最殘酷的使用大炮轟炸的專製暴君也望塵莫及——除非上帝對可憐的人類發慈悲，使君主們和其它統治者們看清真相而中斷那血腥的勾當，那血還是要流。”
即使象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那樣主張寬容的溫和的宗教改革者，看到被迫害者和被追獵者的痛苦，也覺得已不可能保持漠不關心了，他感動得高聲祈求上帝，絕望地禱告上帝賜塵世以更多的人道——就這樣，我在引用過的這一對加爾文的批駁中，卡斯特利奧雷鳴般的吼聲是對一切因狂熱仇恨而成為和平破壞者的詛咒。他的書以莊嚴的禱告結尾：“這種臭名昭彰的宗教迫害在但尼爾時代早被摧毀。因為先知的敵人們對先知的作為無懈可擊，為了通過他的信念對他加以攻擊，他們湊在一起了。同樣的事也在今天發生。當敵人的行為無懈可擊時，人們就會以大棒對準敵人的“教義”。他們知道那些當權者，由於自己沒有主張，很容易被人說服，因此，採取這樣的策略是極端靈巧的。就這樣，那些把“教義不可侵犯”喊得最響的總是那壓迫弱者的人。嗚唿，他們“神聖的教義”將是耶穌在最後審判日中厭惡地拋棄的。到其時，他將主持對行為的審判而不是對教義的審判。當他們對他說：“主啊，我們站在你的一邊，按照你的指示辦事。”他將迴答說：“去你們的，你們這些罪大惡極的人!”
度過動亂騷動的年代，雨過天晴，苦盡甘來。經曆了各種戰爭的創傷，不幸即止，和平將來。但在這服喪期中，有人痛苦，亦有人哀。
——瑪格麗特，達·奧特麗區的歌曲
看來鬥爭已過去了。加爾文除掉了卡斯特利奧，擺脫了這唯一具有傑出智慧的敵手，同時，也使得他的在日內瓦的政敵們鉗口結舌。這位獨裁者就可以沒有阻礙地發展他的政策。獨裁者們一旦克服了早期不可避免的危機以後，往往認為自己的地位可以鞏固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正象人的機體一樣，經過一段時間不舒服以後，就適應了新的物質環境。因此，國家同樣能適應新的統治方法。那老一代人經常痛苦地把現存政權的暴力和他們記憶中很久以前較為好過的日子進行比較，過了一陣子，他們都死去了。青年一代人沒有那樣的迴憶，在他們認為當然的新的傳統中成長。在一代的過程中，他們被一種思想決定性地限製著。這樣，經過二十年加爾文的僧侶政治，產生了這樣的情況：獨裁者的新十誡，從神學概念發展到形成實體。客觀他說，我們得承認這位組織者非凡的能力，他深思熟慮，從一開始取得勝利以後，便著手工作，使他的體係漸漸發展成為世界範圍的，他建立了鋼鐵般的秩序而使日內瓦成為行為方麵的典範。宗教改革的成員們從西方世界各地到“新教的羅馬”朝聖，他們對如此可欽佩的神學統治樣板讚美不已。姑且承認，僵死的教規和斯巴達式的堅韌業已建立並推向全麵，即使它的代價是單調代替了生氣勃勃和多樣化，毋庸置疑的精確代替了快樂也罷。但是，作為迴報，教育在人文科學中被提高到一個合適的地位。學校、大學和福利機構辦得無與倫比;科學也得到了精心的栽培。隨著學院的創建，加爾文不僅帶來了第一個新教文化中心，同時也建立了一個類似“耶穌會”(由他以前的學生洛約拉創辦)的團體，實行同樣的邏輯教規，同樣的鋼鐵意誌。教士們和神學家們用第一流的神學武器裝備著，日內瓦派遣他們到各地傳播加爾文教義。這位大師早就下定決心，他的權威和他的教誨不能僅僅限於這一瑞士城市內。他的權力欲迫使他把統治遍及大陸海洋。他希望歐洲，不，希望世界會接受他極權主義的製度。蘇格蘭已在他的掌握之下，那多虧了他的使者約翰·諾克斯;荷蘭、斯堪地那維亞、丹麥以及德國的一部分已經滲透了清教徒精神;在法國，胡格教派正集會以作決定性的一擊。如果時來運轉，《原理》可能成為全球的基本原則，而加爾文主義可能成為西方文明世界思想和行為的唯一方法。
這樣一個勝利勢必決定性地改變歐洲的文化，表明在加爾文主義的印記所到之處很快就成為至高無上。日內瓦教會所及之處，它都有力量加強它所渴望的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獨裁統治(即便這種統治是短暫的也罷)，一個特殊的印記就打在國家的生活之上。公民們或臣民們樂於“純潔無暇地”執行他們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義務;情慾和自由意誌被馴服歸化，直至被控製得井井有條;生命呈現陰鬱單調的色彩。一個堅強的性格是那樣有效地使自己在一個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不朽，直到今日，在那些加爾文主義曾占優勢的城市裏，過客在大街上還能認出它持久的影響，諸如表現在舉止方麵的克製，在衣飾上的不修邊幅，行為上的不拘小節，以至在建築風格方麵的莊重。加爾文主義煞費苦心，在影響所及之處，抑製個人主義衝動的要求。加強對權力的控製，使每個人成為典型的好僕人，成為持久從屬於社會的人———言蔽之，成為最正式、最理想、最完美無暇的中產階級典型的一員。這樣斷言是有相當道理的，因為沒有其它的因素能象加爾文主義那樣有力地推進促成產業主義成功的絕對服從要素。因為加爾文主義對青年反覆灌輸是諸如宗教責任，毫不遲疑地接受平均思想和機械化。切忽忘記，一個國家總是通過決心組織其臣民才能增強其軍事力量的，那些艱苦卓絕、堅韌頑強的航海家和殖民主義者們，先是荷蘭人，接著是英國人，征服並開拓新大陸的，主要都是清教徒出身。這些世代的清教徒幫助塑造了北美洲的特性，因此，美國和加拿大的巨大成功應主要歸功於從畢伽來的教條主義傳教士們教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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