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在今天，一九三六年(四百年前，伊拉茲馬斯逝世;日內瓦決定全部按照福音和上帝的旨意生活;加爾文第一次蒞臨日內瓦)，值得我們慶幸的是那著名的“教規”並未以其最犀利的形式在新教的全歐洲成功地建立起來。由於仇視美、快樂以及生命本身，加爾文主義者對光輝浩瀚的生命和藝術上豪華的揮霍大發脾氣。他們的製度苛刻而有秩序，對創造性的表演設置禁令，對彩色的火焰覆以柩衣。在文明史上，文藝複興時期的西歐也曾被如此統治過。正如在以後的幾世紀中他們在日內瓦閹割藝術;正如他們控製英國後迅即把精神世界上最美麗的花朵——莎士比亞劇院踐踏在地;正如他們清除了教會裏的圖畫和雕塑藝術，以反覆灌輸對上帝的敬畏作為人間歡樂的代替品。就這樣，在整個歐洲，他們規定：熱情隻在以一種虔誠的形式，把人類引向上帝時才能予以寬容。其它的熱情表現形式是作為反對他們對摩西律的說明而必須嚴加譴責的，如果他們達到了目的，這世界將變得何等的稀奇古怪。歐洲精神會經曆衰退，會自行滿足於神學上的無益而瑣細的分析，再也不會有永無止境的自身發展和轉變了。因為，如不用自由和快樂施肥，世界就會變得貧瘠不毛、毫無創造，而生命，如被嚴肅的製度束縛，就會變成凍僵的死屍。
值得慶幸的是，正如非斯巴達的希臘人不會向斯巴達式的嚴厲就範一樣，歐洲不允許其本身教規化、清教徒化、“日內瓦化”。僵化的加爾文主義隻在歐洲的一小部分取得勝利，而且，即使在那兒也很快地讓出了位置。加爾文的神權統治不能長期強加於任何國家，當獨裁者一死，頑強的現實就把他要實行的毫不寬容的“教規”緩和下來。到最後，事實證明，溫暖的情感比抽象的教條更有力，生命的汁液透過了強加的鐐銬，衝破了所有的束縛，緩和了所有的嚴酷。正象一塊肌肉不能無限期地處在緊張狀態，或者一種激情經常持續地白熱化一樣，在精神領域內的獨裁統治不能永遠保持它無情的激進主義。它甚至很少能持續到一代以上。
這樣，加爾文的不寬容教規可能比所希望的更快地緩和下來。很少有在一個世紀流逝以後，一種教義會和它開始傳播時完全一樣。如果我們認為後來的加爾文主義等同於加爾文的加爾文主義，我們就會犯嚴重的錯誤。毫無疑問，即使在讓·約克·盧梭時代，日內瓦人仍忙於爭論，究竟是否應該禁止戲院，而且他們自問“美術、究竟是表示人類的進步還是人類的罪惡——而在這以前很久，加爾文主義粗糙的稜角就已經磨光，對上帝旨意僵死的說明已按人類的需求予以改寫。進化的潮流為了本身神秘的目的知道怎樣去約束它的創造物。永恆的進步從每一種製度那裏所接受的僅僅是合乎需要的部分，而將限製自己的都拋棄掉，就象我們扔掉水果皮一樣。人類在實現其偉大的計劃中，獨裁者們不過是暫時的力量。那些把生命的格調禁錮在機械反應範圍內的願望，隻能在短期內能達到目的，因為，接著生命就會導向一個比較有力的出口。就這樣，通過奇妙的修改，加爾文主義卻由於其要阻礙個人自由的狂熱決心，產生了政治自由的思想。荷蘭、克倫威爾統治的英國和美國，這三國是近代自由主義的雛型，給國家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帶來寬廣的視野。近代最重要的一份文件，美國獨立宣言，就是由清教徒精神所產生，而這一宣言反過來又對法國人權宣言的形成施加了決定性的影響。兩極相通是最奇特的轉化的景象。最徹底地浸透了不寬容的國土，成為歐洲寬容的中心。正是那些加爾文宗教統治過的地方，卡斯特利奧的理想後來實現了。那日內瓦城，加爾文曾在那裏燒死過塞維特斯(因為那西班牙人膽敢同獨裁者持不同的意見)，在一定的時候卻成為那時還活著的反基督者服爾泰——“上帝之敵”的避難所。這一“反基督者”是被加爾文的繼承者，聖皮挨爾大教堂的傳教士們恭敬地邀去訪問的。他們毫不遲疑地同這一無神論者進行哲學上的討論。此外，還是荷蘭，那些在地球上除此地外找不到棲息處的人們，笛卡爾和斯賓諾莎著書把人類從教會主義和傳統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不侈談奇蹟的芮農，則宣稱讓僵化的新教徒們去推進理性主義者的啟蒙運動乃是奇蹟。但他們確實那麽做了。那些在其它國土上由於信仰和觀點而受到迫害的，都逃到加爾文主義的蔭影下尋求保護。兩極相通了。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死後兩個世紀，前者的要求和後者的要求：一方麵是兄弟般的寬容，另一方麵是宗教，肩並肩地、和平地在荷蘭、英國和美國共處。
卡斯特利奧的理想，和加爾文的理想，比它們的創造人活得更久。當一個人死亡時，看來可能有一個短暫的空白——死者的言行升華為空虛，可能在幾十年內都處在沉默之中，就好象地球成了死者的棺材似的。沒有人私下低語卡斯特利奧的名字;他的朋友們或死或消失;他所發表過的極少的著作逐漸變得不可得;沒人敢印他未發表過的作品。可以想像，他戰鬥過的戰場，他生活過的生命都化為烏有。但曆史以不可思議的路徑移動著。他的敵手顯然的絕對勝利促成了卡斯特利奧的複活。加爾文主義在荷蘭的勝利太徹底了。由狂熱的教派錘鍊出來的傳教士們以為在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理應比加爾文更嚴厲。然而不久，在這些頑固的人中間(他們曾經成功地反對那些自稱有權統治舊世界和新世界的人)，對抗又重起。荷蘭人不能容忍他們新近得到的政治自由被在良心領域內的教條高壓統治所撲滅。有些教士開始抗議(後來稱他們為“抗辯者”)，反對加爾文主義極權主義的要求。在他們尋求精神上的武器反對不留情的正統觀念時，他們忽然想起了一位先行者。他幾乎已成為傳奇人物，庫恩赫茨和其他自由派新教徒發掘出了卡斯特利奧的著作。從一六0三年起，開始重印著作的原版和荷蘭文翻譯本。它們獲得了普遍的注意並引起了讀者日益增長的欽佩。
很顯然，卡斯特利奧宗教寬容的理想沒有在墳墓中腐爛，在寒冬之後它活了下來，現在以嶄新的活力開出了花朵。熱中於宗教寬容者並不滿足於重印大師的著作，他們還遣使到巴塞爾把遺留下來的手稿弄到手。這些著作被帶迴荷蘭，出版了原著和翻譯本。這樣，在卡斯特利奧死後半個世紀，荷蘭豪達出版了他的選集：(一六一二年)。複活了的卡斯特利奧隨即成為爭議的中心，並第一次有了一大堆信徒。他的影響傳播甚廣，雖然幾乎是非個人的和隱姓埋名的。卡斯特利奧的思想在他人的著作和鬥爭中重新生活。著名的阿明尼阿斯教派主要是以他的著作中的論點來支持和擁護自由改革的新教主義的。當一個再洗禮教徒在庫爾以異端的罪名受審時，甘特納，瑞士格裏鬆地方的一位傳教士極力為被告辯護，並在出庭時手持“馬丁努斯·比利斯”的書。非常有可能(雖然這假設缺乏文獻證明)，笛卡爾和斯賓諾莎曾直接受到卡斯特利奧思想的影響，因為卡斯特利奧的著作在荷蘭現在幾乎已家喻戶曉了。不管事情可能怎麽樣，宗教寬容的事業已不單獨被知識分子和人道主義者所支持，它逐漸地成為低地國家全體人民的事業，他們都已倦於神學上的爭論和宗教上的兄弟鬩牆之戰。在烏得勒支和約上，寬容的思想成為管理國家事務的武器，它強有力地把抽象化的領域具體化，並紮根在堅實的地球上。卡斯特利奧曾向紅衣主教們熱誠地唿籲，要求他們尊重別人的觀點，現在自由了的人民都聽到了，並體現在他們的法律之中。從這第一塊土地(它將成為世界的領土)起，寬容的理想開始征服每一綱領每一觀點。一個國家緊接著一個國家接受了卡斯特利奧的啟示，譴責對宗教和哲學思想的迫害。在法國革命中，個人的權利最終得到了保證。法國革命宣稱，人是生來自由和平等的，他們有權表示自己的意見，聲明他們的信仰不受限製。到了下一世紀，十九世紀，這個過程更加速了。自由的概念——民族自由、個人自由、思想自由，終於被文明思想作為不可剝奪的準則所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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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慶幸的是，正如非斯巴達的希臘人不會向斯巴達式的嚴厲就範一樣，歐洲不允許其本身教規化、清教徒化、“日內瓦化”。僵化的加爾文主義隻在歐洲的一小部分取得勝利，而且，即使在那兒也很快地讓出了位置。加爾文的神權統治不能長期強加於任何國家，當獨裁者一死，頑強的現實就把他要實行的毫不寬容的“教規”緩和下來。到最後，事實證明，溫暖的情感比抽象的教條更有力，生命的汁液透過了強加的鐐銬，衝破了所有的束縛，緩和了所有的嚴酷。正象一塊肌肉不能無限期地處在緊張狀態，或者一種激情經常持續地白熱化一樣，在精神領域內的獨裁統治不能永遠保持它無情的激進主義。它甚至很少能持續到一代以上。
這樣，加爾文的不寬容教規可能比所希望的更快地緩和下來。很少有在一個世紀流逝以後，一種教義會和它開始傳播時完全一樣。如果我們認為後來的加爾文主義等同於加爾文的加爾文主義，我們就會犯嚴重的錯誤。毫無疑問，即使在讓·約克·盧梭時代，日內瓦人仍忙於爭論，究竟是否應該禁止戲院，而且他們自問“美術、究竟是表示人類的進步還是人類的罪惡——而在這以前很久，加爾文主義粗糙的稜角就已經磨光，對上帝旨意僵死的說明已按人類的需求予以改寫。進化的潮流為了本身神秘的目的知道怎樣去約束它的創造物。永恆的進步從每一種製度那裏所接受的僅僅是合乎需要的部分，而將限製自己的都拋棄掉，就象我們扔掉水果皮一樣。人類在實現其偉大的計劃中，獨裁者們不過是暫時的力量。那些把生命的格調禁錮在機械反應範圍內的願望，隻能在短期內能達到目的，因為，接著生命就會導向一個比較有力的出口。就這樣，通過奇妙的修改，加爾文主義卻由於其要阻礙個人自由的狂熱決心，產生了政治自由的思想。荷蘭、克倫威爾統治的英國和美國，這三國是近代自由主義的雛型，給國家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帶來寬廣的視野。近代最重要的一份文件，美國獨立宣言，就是由清教徒精神所產生，而這一宣言反過來又對法國人權宣言的形成施加了決定性的影響。兩極相通是最奇特的轉化的景象。最徹底地浸透了不寬容的國土，成為歐洲寬容的中心。正是那些加爾文宗教統治過的地方，卡斯特利奧的理想後來實現了。那日內瓦城，加爾文曾在那裏燒死過塞維特斯(因為那西班牙人膽敢同獨裁者持不同的意見)，在一定的時候卻成為那時還活著的反基督者服爾泰——“上帝之敵”的避難所。這一“反基督者”是被加爾文的繼承者，聖皮挨爾大教堂的傳教士們恭敬地邀去訪問的。他們毫不遲疑地同這一無神論者進行哲學上的討論。此外，還是荷蘭，那些在地球上除此地外找不到棲息處的人們，笛卡爾和斯賓諾莎著書把人類從教會主義和傳統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不侈談奇蹟的芮農，則宣稱讓僵化的新教徒們去推進理性主義者的啟蒙運動乃是奇蹟。但他們確實那麽做了。那些在其它國土上由於信仰和觀點而受到迫害的，都逃到加爾文主義的蔭影下尋求保護。兩極相通了。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死後兩個世紀，前者的要求和後者的要求：一方麵是兄弟般的寬容，另一方麵是宗教，肩並肩地、和平地在荷蘭、英國和美國共處。
卡斯特利奧的理想，和加爾文的理想，比它們的創造人活得更久。當一個人死亡時，看來可能有一個短暫的空白——死者的言行升華為空虛，可能在幾十年內都處在沉默之中，就好象地球成了死者的棺材似的。沒有人私下低語卡斯特利奧的名字;他的朋友們或死或消失;他所發表過的極少的著作逐漸變得不可得;沒人敢印他未發表過的作品。可以想像，他戰鬥過的戰場，他生活過的生命都化為烏有。但曆史以不可思議的路徑移動著。他的敵手顯然的絕對勝利促成了卡斯特利奧的複活。加爾文主義在荷蘭的勝利太徹底了。由狂熱的教派錘鍊出來的傳教士們以為在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理應比加爾文更嚴厲。然而不久，在這些頑固的人中間(他們曾經成功地反對那些自稱有權統治舊世界和新世界的人)，對抗又重起。荷蘭人不能容忍他們新近得到的政治自由被在良心領域內的教條高壓統治所撲滅。有些教士開始抗議(後來稱他們為“抗辯者”)，反對加爾文主義極權主義的要求。在他們尋求精神上的武器反對不留情的正統觀念時，他們忽然想起了一位先行者。他幾乎已成為傳奇人物，庫恩赫茨和其他自由派新教徒發掘出了卡斯特利奧的著作。從一六0三年起，開始重印著作的原版和荷蘭文翻譯本。它們獲得了普遍的注意並引起了讀者日益增長的欽佩。
很顯然，卡斯特利奧宗教寬容的理想沒有在墳墓中腐爛，在寒冬之後它活了下來，現在以嶄新的活力開出了花朵。熱中於宗教寬容者並不滿足於重印大師的著作，他們還遣使到巴塞爾把遺留下來的手稿弄到手。這些著作被帶迴荷蘭，出版了原著和翻譯本。這樣，在卡斯特利奧死後半個世紀，荷蘭豪達出版了他的選集：(一六一二年)。複活了的卡斯特利奧隨即成為爭議的中心，並第一次有了一大堆信徒。他的影響傳播甚廣，雖然幾乎是非個人的和隱姓埋名的。卡斯特利奧的思想在他人的著作和鬥爭中重新生活。著名的阿明尼阿斯教派主要是以他的著作中的論點來支持和擁護自由改革的新教主義的。當一個再洗禮教徒在庫爾以異端的罪名受審時，甘特納，瑞士格裏鬆地方的一位傳教士極力為被告辯護，並在出庭時手持“馬丁努斯·比利斯”的書。非常有可能(雖然這假設缺乏文獻證明)，笛卡爾和斯賓諾莎曾直接受到卡斯特利奧思想的影響，因為卡斯特利奧的著作在荷蘭現在幾乎已家喻戶曉了。不管事情可能怎麽樣，宗教寬容的事業已不單獨被知識分子和人道主義者所支持，它逐漸地成為低地國家全體人民的事業，他們都已倦於神學上的爭論和宗教上的兄弟鬩牆之戰。在烏得勒支和約上，寬容的思想成為管理國家事務的武器，它強有力地把抽象化的領域具體化，並紮根在堅實的地球上。卡斯特利奧曾向紅衣主教們熱誠地唿籲，要求他們尊重別人的觀點，現在自由了的人民都聽到了，並體現在他們的法律之中。從這第一塊土地(它將成為世界的領土)起，寬容的理想開始征服每一綱領每一觀點。一個國家緊接著一個國家接受了卡斯特利奧的啟示，譴責對宗教和哲學思想的迫害。在法國革命中，個人的權利最終得到了保證。法國革命宣稱，人是生來自由和平等的，他們有權表示自己的意見，聲明他們的信仰不受限製。到了下一世紀，十九世紀，這個過程更加速了。自由的概念——民族自由、個人自由、思想自由，終於被文明思想作為不可剝奪的準則所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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