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西班牙人米圭爾·塞維特斯為了他的宗教信仰在日內瓦被燒死。火刑的教唆者是加爾文，本城大教堂的牧師。由於這一處決，掀起了許多抗議，特別是在義大利和法國。為對付這些抗議，加爾文出了一本書。看來此書是最巧妙地著過色的。作者的目的有三：為自己辯護、攻擊塞維特斯、並證明處死塞維特斯是公正的。我建議對此書進行一次批評性的審查。根據加爾文經常好爭論的作風，他很可能會將我形容為塞維特斯的一個學生，但我希望沒有人會因此而誤解。我不是為塞維特斯的論點辯護，而是要抨擊加爾文的虛假論點。我絕對不考慮討論受洗、三位一體和諸如此類的事情。我手頭甚至沒有一本塞維特斯的書，因為加爾文把凡能到手的書全燒掉了。因此，我不知道塞維特斯提出的究竟是什麽。我至多隻是嘲笑加爾文的錯誤，這些與原則分歧毫無關係。我希望向每一個人講明白這個嗜血成性已成瘋狂的是怎樣的一類人。我不會象他對付塞維特斯那樣對付他。他判處塞維特斯火刑，並將他所著的、被認為是犯了罪的書付之一炬。現在，甚至在塞維特斯死了之後，加爾文仍繼續漫罵他。加爾文在殺人焚書後，居然還有臉向我們提起這些書(當然是斷章取義的)，那好象是先放一把火，把房屋燒成灰，然後再邀請我們去參觀各個房間裏麵的擺設。至於我，既不會燒死一個作者也不會燒掉他的書。我所抨擊的書對任何人都是公開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兩種版本都有。一種拉丁文，另一種法文。為了避免可能出現毛病，我將在每一句引文處註明章節出處，同時象原文一樣標出對每一章節的答覆。
這樣的討論就再坦率不過了。在上述的書中，加爾文毫不含糊地為自己的觀點辯護。而卡斯特利奧象一個檢察官利用被告的證物一樣，利用了這本可以為大家理解的“展覽品”。卡斯特利奧一字不漏地重印了加爾文的書，因此沒有人能夠說批評者偽造了或篡改了他對手的觀點，或者懷疑批評者刪節了加爾文的原話。這樣，對塞維特斯的這次審理就要比日內瓦的第一次審理要公平得多：當時被告被關在黑暗而潮濕的地牢裏，證人均被拒絕，不許辯護律師出庭。卡斯特利奧決意讓整個人造主義者世界自由地討論塞維特斯案的每一細節，決心使其道德上的問題大白於天下。
對某些基本的事實，不可能會有爭論。那個人，當被火焰吞噬時，大聲宣稱自己是無辜的，卻由於加爾文的教唆，並得到日內瓦市行政會的同意，而被殘酷地處死了。卡斯特利奧繼續問道：“米圭爾·塞維特斯真的犯了什麽罪?既然約翰·加爾文並沒有掌握政治大權，而隻掌握了教會大權，那麽他怎麽能夠把這純粹是神學上的事務移交給市行政當局呢?日內瓦市行政當局有什麽權利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決塞維特斯呢?最後，又根據什麽人的許可、根據什麽法律或成文津把這外國神學家在日內瓦處死呢?
關於第一個問題，為了肯定米圭爾·塞維特斯犯了什麽罪，卡斯特利奧查閱了檔案記載和加爾文的陳述。卡斯特利奧所能找到的唯一罪名是塞維特斯由於受某種無法解釋的、刻意標新立異的渴望所驅使，“冒失地歪曲了福音書”。於是，加爾文對塞維特斯的全部指控是，那西班牙人獨立地、武斷地解釋《聖經》，這導致他(塞維特斯)的結論不同於加爾文的基督教會教義所表達的方式。卡斯特利奧迴擊說：“難道塞維特斯在宗教改革的芸芸鬥士中，就是唯一獨立地、武斷地解釋福音書的人嗎?如果有人散播了武斷的解釋，因此就脫離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教義，那麽還有誰敢說三道四呢?難道這樣的各抒己見不正是宗教改革的一項基本要求嗎?那些福音派教會的頭頭們除了要確立一個重新解釋《聖經》之權外，他們還在忙些什麽呢?難道加爾文本人和加爾文的朋友法裏爾在以這樣的方式重建教會而努力的人們中不是最勇敢和最果斷的嗎?”不單是加爾文自己表現了對革命的過分熱中，而且他在這方麵過多的作為給別人以走得太遠而已瀕臨危險的印象。在十年的進程中，他作出的革新，比天主教會在六個世紀來所作出的更多。加爾文，作為最勇敢的改革家之一，是無權在新教教會範圍裏把作出新的解釋誣衊為罪行的。
“然而，加爾文想當然地認為他自己是一貫正確的，認為他的觀點是正確的，任何與他持不同觀點的人都是錯誤的。”這就使卡斯特利奧引出了第二個問題：是誰授權加爾文去判定什麽是真實的、什麽是不真實的呢?“當然，加爾文告訴我們，每一個不跟著他唯唯諾諾的撰稿者都是心懷叵測的壞人。因此他要求不光阻止那些與他有不同意見的人寫文章，而且阻止他們發言。這表明隻有他一個人有資格闡述他認為是正確的東西。”現在卡斯特利奧堅持認為，永遠不會有任何人，也不會有任何黨派有資格說：“隻有我們知道真理，和我們不同的所有意見都是錯的。”所有的真理，特別是宗教真理都是可爭論的和有分歧的。“過分絕對地對隻有上帝才知道的秘密作出裁決，表現出好象我們參與了他最秘密的計劃似的，那是放肆。還有，如果幻想我們能夠肯定掌握諸如此類的事情，並幻想我們能清楚地代表它們，那是十足的妄自尊大。因為，實際上我們對它們是一無所知的。”
自從有了世界，五花八門的災禍就是教條主義者們的工作。那些人毫不寬容地堅持他們自己的觀點和意見是唯一可靠的。正是這些狂熱性使他們要求按照他們自己的模式統一思想和行動。他們自我吹噓，爭論不休，擾得世界不得安寧，他們把本來應該平行不悖，並列的思想變為敵對的和充滿殺氣的爭論。卡斯特利奧控告加爾文精神上的不寬容如下，“所有的宗派把宗教建立在上帝的語言上，每一宗派的成員們把他們自己的宗教當作是唯一的真理擁有者。但是，根據加爾文的說法，隻有一個宗派是正確的，其它宗派一定要服從它。當然，對於約翰·加爾文大師，他自己的教義看來是真的，而其它宗派的領導人也對他們的信念抱著相同的態度。加爾文說別人是錯誤的，而別人說加爾文是錯誤的。加爾文要想成為至高無上的法官，而別人也這樣想。那麽，由誰來決定呢?不管怎麽說，是誰任命加爾文為至高無上的、擁有獨一無二的權去判決極刑的仲裁人呢?加爾文是根據這——上帝的言詞中取得這資格的，但別人也同樣提出有此權利。或者，可能，加爾文向我們保證他的教義是無可爭辯的。在誰的眼睛裏無可爭辯呢?在他自己的，在約翰·加爾文的眼睛裏。如果真理真象他宣稱的那樣顯而易見，那又為什麽他要寫那麽多的書呢?為什麽他不允許其它人花一些時間去掌握對他是那麽一目了然的事實呢?為什麽不給一個機會就把他們打倒在地而使他們喪失了認識真理的可能性，就象他已領會的那樣呢?
卡斯特利奧因此提出了一個決定性的論點。加爾文僭取了他沒有資格授予的地位——在精神和宗教事務上至高無上的仲裁人的地位。如果他認為塞維特斯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該做的是通知塞維特斯，他在什麽地方迷失了道路。但加爾文不是有理性地和善地進行辯論，而是輕易地訴諸武力。“你一開始就逮捕了你的敵手塞維特斯，把他投入監獄。在審訊中，除了那西班牙人的一些仇敵外，你排除了所有的人。”加爾文乞靈於教條主義者的老法寶：發現論爭逐漸對他不利時，就不再聽放手的話，把他的嘴塞起來。如此求助於審查製度暴露了他對一個人或一個教義的不安全感。卡斯特利奧好象預見到自己的命運似的，繼續訴說加爾文道義上的責任。“讓我問你一個問題，加爾文先生。如果你同一個人為繼承權問題進行訴訟，而你的放手從法官那裏取得了一個裁定：隻有他(敵手)有資格講話、而你卻被禁止不得開口，難道你不立即抗議這不公平的對待呢?我們投入了一場有關信仰的爭論，為什麽你要求我們緘口不言呢?難道你不是已深刻地認識到你論點的弱點了嗎?你是否非常害怕結論將不利於你，使你喪失獨裁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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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討論就再坦率不過了。在上述的書中，加爾文毫不含糊地為自己的觀點辯護。而卡斯特利奧象一個檢察官利用被告的證物一樣，利用了這本可以為大家理解的“展覽品”。卡斯特利奧一字不漏地重印了加爾文的書，因此沒有人能夠說批評者偽造了或篡改了他對手的觀點，或者懷疑批評者刪節了加爾文的原話。這樣，對塞維特斯的這次審理就要比日內瓦的第一次審理要公平得多：當時被告被關在黑暗而潮濕的地牢裏，證人均被拒絕，不許辯護律師出庭。卡斯特利奧決意讓整個人造主義者世界自由地討論塞維特斯案的每一細節，決心使其道德上的問題大白於天下。
對某些基本的事實，不可能會有爭論。那個人，當被火焰吞噬時，大聲宣稱自己是無辜的，卻由於加爾文的教唆，並得到日內瓦市行政會的同意，而被殘酷地處死了。卡斯特利奧繼續問道：“米圭爾·塞維特斯真的犯了什麽罪?既然約翰·加爾文並沒有掌握政治大權，而隻掌握了教會大權，那麽他怎麽能夠把這純粹是神學上的事務移交給市行政當局呢?日內瓦市行政當局有什麽權利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決塞維特斯呢?最後，又根據什麽人的許可、根據什麽法律或成文津把這外國神學家在日內瓦處死呢?
關於第一個問題，為了肯定米圭爾·塞維特斯犯了什麽罪，卡斯特利奧查閱了檔案記載和加爾文的陳述。卡斯特利奧所能找到的唯一罪名是塞維特斯由於受某種無法解釋的、刻意標新立異的渴望所驅使，“冒失地歪曲了福音書”。於是，加爾文對塞維特斯的全部指控是，那西班牙人獨立地、武斷地解釋《聖經》，這導致他(塞維特斯)的結論不同於加爾文的基督教會教義所表達的方式。卡斯特利奧迴擊說：“難道塞維特斯在宗教改革的芸芸鬥士中，就是唯一獨立地、武斷地解釋福音書的人嗎?如果有人散播了武斷的解釋，因此就脫離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教義，那麽還有誰敢說三道四呢?難道這樣的各抒己見不正是宗教改革的一項基本要求嗎?那些福音派教會的頭頭們除了要確立一個重新解釋《聖經》之權外，他們還在忙些什麽呢?難道加爾文本人和加爾文的朋友法裏爾在以這樣的方式重建教會而努力的人們中不是最勇敢和最果斷的嗎?”不單是加爾文自己表現了對革命的過分熱中，而且他在這方麵過多的作為給別人以走得太遠而已瀕臨危險的印象。在十年的進程中，他作出的革新，比天主教會在六個世紀來所作出的更多。加爾文，作為最勇敢的改革家之一，是無權在新教教會範圍裏把作出新的解釋誣衊為罪行的。
“然而，加爾文想當然地認為他自己是一貫正確的，認為他的觀點是正確的，任何與他持不同觀點的人都是錯誤的。”這就使卡斯特利奧引出了第二個問題：是誰授權加爾文去判定什麽是真實的、什麽是不真實的呢?“當然，加爾文告訴我們，每一個不跟著他唯唯諾諾的撰稿者都是心懷叵測的壞人。因此他要求不光阻止那些與他有不同意見的人寫文章，而且阻止他們發言。這表明隻有他一個人有資格闡述他認為是正確的東西。”現在卡斯特利奧堅持認為，永遠不會有任何人，也不會有任何黨派有資格說：“隻有我們知道真理，和我們不同的所有意見都是錯的。”所有的真理，特別是宗教真理都是可爭論的和有分歧的。“過分絕對地對隻有上帝才知道的秘密作出裁決，表現出好象我們參與了他最秘密的計劃似的，那是放肆。還有，如果幻想我們能夠肯定掌握諸如此類的事情，並幻想我們能清楚地代表它們，那是十足的妄自尊大。因為，實際上我們對它們是一無所知的。”
自從有了世界，五花八門的災禍就是教條主義者們的工作。那些人毫不寬容地堅持他們自己的觀點和意見是唯一可靠的。正是這些狂熱性使他們要求按照他們自己的模式統一思想和行動。他們自我吹噓，爭論不休，擾得世界不得安寧，他們把本來應該平行不悖，並列的思想變為敵對的和充滿殺氣的爭論。卡斯特利奧控告加爾文精神上的不寬容如下，“所有的宗派把宗教建立在上帝的語言上，每一宗派的成員們把他們自己的宗教當作是唯一的真理擁有者。但是，根據加爾文的說法，隻有一個宗派是正確的，其它宗派一定要服從它。當然，對於約翰·加爾文大師，他自己的教義看來是真的，而其它宗派的領導人也對他們的信念抱著相同的態度。加爾文說別人是錯誤的，而別人說加爾文是錯誤的。加爾文要想成為至高無上的法官，而別人也這樣想。那麽，由誰來決定呢?不管怎麽說，是誰任命加爾文為至高無上的、擁有獨一無二的權去判決極刑的仲裁人呢?加爾文是根據這——上帝的言詞中取得這資格的，但別人也同樣提出有此權利。或者，可能，加爾文向我們保證他的教義是無可爭辯的。在誰的眼睛裏無可爭辯呢?在他自己的，在約翰·加爾文的眼睛裏。如果真理真象他宣稱的那樣顯而易見，那又為什麽他要寫那麽多的書呢?為什麽他不允許其它人花一些時間去掌握對他是那麽一目了然的事實呢?為什麽不給一個機會就把他們打倒在地而使他們喪失了認識真理的可能性，就象他已領會的那樣呢?
卡斯特利奧因此提出了一個決定性的論點。加爾文僭取了他沒有資格授予的地位——在精神和宗教事務上至高無上的仲裁人的地位。如果他認為塞維特斯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該做的是通知塞維特斯，他在什麽地方迷失了道路。但加爾文不是有理性地和善地進行辯論，而是輕易地訴諸武力。“你一開始就逮捕了你的敵手塞維特斯，把他投入監獄。在審訊中，除了那西班牙人的一些仇敵外，你排除了所有的人。”加爾文乞靈於教條主義者的老法寶：發現論爭逐漸對他不利時，就不再聽放手的話，把他的嘴塞起來。如此求助於審查製度暴露了他對一個人或一個教義的不安全感。卡斯特利奧好象預見到自己的命運似的，繼續訴說加爾文道義上的責任。“讓我問你一個問題，加爾文先生。如果你同一個人為繼承權問題進行訴訟，而你的放手從法官那裏取得了一個裁定：隻有他(敵手)有資格講話、而你卻被禁止不得開口，難道你不立即抗議這不公平的對待呢?我們投入了一場有關信仰的爭論，為什麽你要求我們緘口不言呢?難道你不是已深刻地認識到你論點的弱點了嗎?你是否非常害怕結論將不利於你，使你喪失獨裁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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