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內瓦召開了戰時政務會。是否應對卡斯特利奧的攻擊作出迴答?茲溫格利的繼承人，布林格(日內瓦人如此急切地求他迅速地禁止那書)從蘇黎世寫來了一封措詞尖銳的信，要旨是，除非大張撻伐地進行鎮壓，否則事情就會很快地被遺忘。最好是對此置之不理。加爾文在新近的嚐試中並不很成功，所以他寧願謹慎地留在幕後。他讓他的一位年青的信徒西奧多·特·貝齊去幹從神學方麵進行鼓動一類的事情。貝齊，因對“惡魔似的”教義的寬容政策進行有力的、壓倒之勢的猛烈攻擊，而得到了那獨裁者的歡心。
總的來說，西奧多·特·貝齊是一個虔誠而公正的人，他多年來對加爾文忠心耿耿就是為了得到在適當時候繼任他的上司這一酬報。他極端仇視任何精神自由的空氣，在這一點上他甚至超過了加爾文(奴性往往超過創造精神)。他發表了許多聳人聽聞的言論，從而在思想史上博得了“邪惡的榮耀者”的名聲。“良心的自由是惡魔的教條。”要消滅自由，最好是用火和劍去摧毀那些犯了可憎恨的獨立思想的人們。特·貝齊宣稱：“無論怎樣殘酷，暴政總比讓人隨心所欲好……異端不應受到懲罰的論點，和殺長弒母不應處死的論點同樣地荒謬。因為異端之罪千倍於殺長弒母。”讀者可以從以上所列舉的例子中判斷出這一小冊子在對“比利斯主義”的討伐中已墮落到何等殘忍和愚蠢的地步!什麽?難道要按“偽裝成人的妖怪”的要求，待他們以人道嗎?不，教規第一，人道第二。教義現正處於危險存亡之秋，作為宗教領袖，絕對不可讓步而鼓勵仁慈。因為這種仁慈將是“惡魔的而不是基督教徒的仁慈。”在這兒(不是最後一次)，我們遇上了好戰的理論——“殘酷的人道”。特·貝齊說，人道是對人類的一種犯罪，因為人類隻能通過鋼鐵一般的教規和毫不寬容的嚴格，才能走向理論上的目的。“我們不能寬容那幾條貪食的狼，除非我們準備饗它們以整群整群的好基督教徒……名曰仁慈，實為殘酷是最可恥的。”就這樣，特·貝齊狂熱地執意要消滅比利斯主義者，他繼續懇求當局“用道德的利劍打擊他們”。
卡斯特利奧富於同情心，他向仁慈的上帝高聲禱告，祈求最終結束這一獸性的屠殺，現在，日內瓦的那位牧師受仇恨的驅使(其認真程度不亞於卡斯特利奧的同情心)，懇求那同一個上帝讓屠殺不間斷地持續下去，“並賜予基督教的領袖們以寬宏大量和堅韌不拔的品質，去滅絕那群烏合之眾。”然而，即使是那樣的殺戮滅絕了他們，也不能滿足特·貝齊的複仇欲望。異端不僅要被處死，而且在處死他們時一定要盡可能地緩慢，使他們感到痛苦。他用虔誠的唿喊預先為每一種難以想像的折磨辯護：“如果要按照他們犯罪的程度加以懲罰的話，我認為很難找到一種恰如其分處死的方式來嚴懲他們所犯下的窮兇極惡的罪行。無論誰，讀到如此為神聖的恐怖而辯護的讚歌、為野蠻行為而辯護的殘酷論點時，都會感到噁心。但我們還是得把它們牢記在心吧，如果我們有可能領會新教世界所麵臨的危機——任憑自己讓日內瓦人的仇恨和狂熱所驅趕，去建立一個新宗教法庭;如果我們有可能領會到那些有思想的人們在向這些瘋狂挑釁對是何等的勇敢，為了宗教寬容，把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擲，冒了何等大的風險。貝齊在進行大肆誹謗的同時又提出要求說，為了挫敗宗教寬容這一可怕的思想，從此以後一定要把這一教義的每一個朋友，每一個“比利斯主義”的辯護人都當作“基督教的敵人”來對待，因此要把他們當作異端活活燒死。“對他們個人，我們應按照我所提出的每一點來教訓他們，無神論者和異端必須由地方當局懲處。”可以肯定，卡斯特利奧和他的朋友們必然知道，如果他們受自己良心的敦促，繼續為象塞維特斯那樣的歹徒辯護的話，等著他們的將是什麽。特·貝齊使他們明白了即使杜撰一個印刷地點和一個化名也不能使他們免於受迫害。“每個人都知道你是誰，你的意圖是什麽……我警告你們時間還來得及，你們——比利斯、蒙特福特，和你們全體。”
僅從表麵看來，特·貝齊的文章不過是學究式爭論的一篇來稿。但上文所摘引的威脅性言論卻顯示了它的實際意義。爭取精神自由的衛道士們最後終於認識到，每一次他們要求人道待遇，就是把他們的生命投入危險之中。特·貝齊急切地希望“比利斯主義者”的領袖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會輕率從事，於是譴責後者是膽小鬼。這位日內瓦的牧師輕蔑地寫道：“他這個人在其它方麵是如此的勇敢，說了那麽多同情和仁慈的話，就象這本書上所表現的那樣，但他卻是一個膽小鬼，因為他隻敢戴上麵具之後才把頭伸出來。”寫這段話的人也許是希望卡斯特利奧會接受警告，謹慎地躲到幕後去;也許他真的希望卡斯特利奧會自行暴露。但不管怎麽樣，卡斯特利奧迅即應戰了。事實證明，那日內瓦的正教正竭力促成排外的教義，並係統地將它付諸實踐。這一事實迫使卡斯特利奧(雖然是一個狂熱的愛好和平者)公開宣戰。他看到決定性的時刻業已開始。雖然米圭爾·塞維特斯已經死了，但除非把對他所犯下的罪行向法庭(其成員都是基督教徒)上訴，那第一次火刑的燼餘木頭將會被用來燒死上百個，不，上千個同樣的人們。原來不過是一次孤立行動的謀殺，將會僵化成為一個原則。卡斯特利奧暫時中斷了學術研究，開始專心致誌地起草他那個世紀最重要的起訴書：控告約翰·加爾文以宗教的名義，把米圭爾·塞維特斯送到查佩爾處死。雖然這一“答加爾文書”主要針對一個人，但是它在道德方麵所表現出來的活力，卻證明這是一篇聞所未聞的、最光彩奪目的檄文。它反對用法律壓製言論，用教條壓製思想，用永恆的卑鄙壓製永恆的良心自由。
年複一年，卡斯特利奧認清了他仇敵的為人，也越來越熟悉了他的手段。加爾文善於把對他個人的每一次攻擊，都轉化為對教義、對真正的宗教、甚至對上帝的攻擊。因此，卡斯特利奧在“答加爾文書”的一開頭清楚地表明，他既不接受也不譴責米圭爾·塞維特斯的觀點，也不建議對宗教上的和注釋方麵的問題作出任何形式的判決，他隻是對那個人，約翰·加爾文提出謀殺的指控。他不讓詭辯性的曲解篡改他的論點，以一個有造詣的律師的精雕細琢的文風，為他所辯護的案件進行了陳述。“約翰·加爾文今天享有大權，我隻能希望他具有甚至比我所知的更為溫和的氣質，但是他最後重要的公開行動，卻是一個血腥的死刑，繼之以對一大群虔誠的人們進行威嚇。那就是為什麽我，一個厭惡殺戮的人(難道全世界不都是這樣嗎?)，依靠上帝的幫助，要使加爾文之心大白於天下，或者，至少把那些被他引入歧途的人們帶到正路上來。”
</br>
總的來說，西奧多·特·貝齊是一個虔誠而公正的人，他多年來對加爾文忠心耿耿就是為了得到在適當時候繼任他的上司這一酬報。他極端仇視任何精神自由的空氣，在這一點上他甚至超過了加爾文(奴性往往超過創造精神)。他發表了許多聳人聽聞的言論，從而在思想史上博得了“邪惡的榮耀者”的名聲。“良心的自由是惡魔的教條。”要消滅自由，最好是用火和劍去摧毀那些犯了可憎恨的獨立思想的人們。特·貝齊宣稱：“無論怎樣殘酷，暴政總比讓人隨心所欲好……異端不應受到懲罰的論點，和殺長弒母不應處死的論點同樣地荒謬。因為異端之罪千倍於殺長弒母。”讀者可以從以上所列舉的例子中判斷出這一小冊子在對“比利斯主義”的討伐中已墮落到何等殘忍和愚蠢的地步!什麽?難道要按“偽裝成人的妖怪”的要求，待他們以人道嗎?不，教規第一，人道第二。教義現正處於危險存亡之秋，作為宗教領袖，絕對不可讓步而鼓勵仁慈。因為這種仁慈將是“惡魔的而不是基督教徒的仁慈。”在這兒(不是最後一次)，我們遇上了好戰的理論——“殘酷的人道”。特·貝齊說，人道是對人類的一種犯罪，因為人類隻能通過鋼鐵一般的教規和毫不寬容的嚴格，才能走向理論上的目的。“我們不能寬容那幾條貪食的狼，除非我們準備饗它們以整群整群的好基督教徒……名曰仁慈，實為殘酷是最可恥的。”就這樣，特·貝齊狂熱地執意要消滅比利斯主義者，他繼續懇求當局“用道德的利劍打擊他們”。
卡斯特利奧富於同情心，他向仁慈的上帝高聲禱告，祈求最終結束這一獸性的屠殺，現在，日內瓦的那位牧師受仇恨的驅使(其認真程度不亞於卡斯特利奧的同情心)，懇求那同一個上帝讓屠殺不間斷地持續下去，“並賜予基督教的領袖們以寬宏大量和堅韌不拔的品質，去滅絕那群烏合之眾。”然而，即使是那樣的殺戮滅絕了他們，也不能滿足特·貝齊的複仇欲望。異端不僅要被處死，而且在處死他們時一定要盡可能地緩慢，使他們感到痛苦。他用虔誠的唿喊預先為每一種難以想像的折磨辯護：“如果要按照他們犯罪的程度加以懲罰的話，我認為很難找到一種恰如其分處死的方式來嚴懲他們所犯下的窮兇極惡的罪行。無論誰，讀到如此為神聖的恐怖而辯護的讚歌、為野蠻行為而辯護的殘酷論點時，都會感到噁心。但我們還是得把它們牢記在心吧，如果我們有可能領會新教世界所麵臨的危機——任憑自己讓日內瓦人的仇恨和狂熱所驅趕，去建立一個新宗教法庭;如果我們有可能領會到那些有思想的人們在向這些瘋狂挑釁對是何等的勇敢，為了宗教寬容，把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擲，冒了何等大的風險。貝齊在進行大肆誹謗的同時又提出要求說，為了挫敗宗教寬容這一可怕的思想，從此以後一定要把這一教義的每一個朋友，每一個“比利斯主義”的辯護人都當作“基督教的敵人”來對待，因此要把他們當作異端活活燒死。“對他們個人，我們應按照我所提出的每一點來教訓他們，無神論者和異端必須由地方當局懲處。”可以肯定，卡斯特利奧和他的朋友們必然知道，如果他們受自己良心的敦促，繼續為象塞維特斯那樣的歹徒辯護的話，等著他們的將是什麽。特·貝齊使他們明白了即使杜撰一個印刷地點和一個化名也不能使他們免於受迫害。“每個人都知道你是誰，你的意圖是什麽……我警告你們時間還來得及，你們——比利斯、蒙特福特，和你們全體。”
僅從表麵看來，特·貝齊的文章不過是學究式爭論的一篇來稿。但上文所摘引的威脅性言論卻顯示了它的實際意義。爭取精神自由的衛道士們最後終於認識到，每一次他們要求人道待遇，就是把他們的生命投入危險之中。特·貝齊急切地希望“比利斯主義者”的領袖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會輕率從事，於是譴責後者是膽小鬼。這位日內瓦的牧師輕蔑地寫道：“他這個人在其它方麵是如此的勇敢，說了那麽多同情和仁慈的話，就象這本書上所表現的那樣，但他卻是一個膽小鬼，因為他隻敢戴上麵具之後才把頭伸出來。”寫這段話的人也許是希望卡斯特利奧會接受警告，謹慎地躲到幕後去;也許他真的希望卡斯特利奧會自行暴露。但不管怎麽樣，卡斯特利奧迅即應戰了。事實證明，那日內瓦的正教正竭力促成排外的教義，並係統地將它付諸實踐。這一事實迫使卡斯特利奧(雖然是一個狂熱的愛好和平者)公開宣戰。他看到決定性的時刻業已開始。雖然米圭爾·塞維特斯已經死了，但除非把對他所犯下的罪行向法庭(其成員都是基督教徒)上訴，那第一次火刑的燼餘木頭將會被用來燒死上百個，不，上千個同樣的人們。原來不過是一次孤立行動的謀殺，將會僵化成為一個原則。卡斯特利奧暫時中斷了學術研究，開始專心致誌地起草他那個世紀最重要的起訴書：控告約翰·加爾文以宗教的名義，把米圭爾·塞維特斯送到查佩爾處死。雖然這一“答加爾文書”主要針對一個人，但是它在道德方麵所表現出來的活力，卻證明這是一篇聞所未聞的、最光彩奪目的檄文。它反對用法律壓製言論，用教條壓製思想，用永恆的卑鄙壓製永恆的良心自由。
年複一年，卡斯特利奧認清了他仇敵的為人，也越來越熟悉了他的手段。加爾文善於把對他個人的每一次攻擊，都轉化為對教義、對真正的宗教、甚至對上帝的攻擊。因此，卡斯特利奧在“答加爾文書”的一開頭清楚地表明，他既不接受也不譴責米圭爾·塞維特斯的觀點，也不建議對宗教上的和注釋方麵的問題作出任何形式的判決，他隻是對那個人，約翰·加爾文提出謀殺的指控。他不讓詭辯性的曲解篡改他的論點，以一個有造詣的律師的精雕細琢的文風，為他所辯護的案件進行了陳述。“約翰·加爾文今天享有大權，我隻能希望他具有甚至比我所知的更為溫和的氣質，但是他最後重要的公開行動，卻是一個血腥的死刑，繼之以對一大群虔誠的人們進行威嚇。那就是為什麽我，一個厭惡殺戮的人(難道全世界不都是這樣嗎?)，依靠上帝的幫助，要使加爾文之心大白於天下，或者，至少把那些被他引入歧途的人們帶到正路上來。”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