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加爾文用一隻手洗刷掉塞維特斯遇害的個人責任，用另一隻手製造了他所能製造的最好的證明以開脫“當局”的罪責。象通常一樣，當他不得不為鎮壓辯護時，他就振振有詞了。加爾文如此爭辯說——允許每個人暢所欲言，最為不智，因為伊壁鳩魯的信徒、無神論者和蔑視上帝者會感到由衷的高興。隻能宣告真正的(即日內瓦)的教條，不能宣告其它的教條。這樣的審查製度並不意味著限製自由(不寬容的暴君往往就是這樣千第一律地求助於邏輯上的謬論)。“這不是想縛住教會的手腳，而是想阻止那些居心不良的作家公開地撒播他們心裏的想法。”那些言論自由受到限製，不讓他們發表同獨裁者不一致意見的人們，是不會屈服於任何高伍統治的，即使我們相信加爾文和他的應聲蟲的話也罷。他們受到了應得的待遇，樹立榜樣是“為了對上帝更大的崇拜”。
加爾文不得不為自己的弱點——對異端的鎮壓辯護，這樣的行為是新教教會很久以前就從天主教教會那裏抄襲過來的。爭論問題的核心在於：究竟掌握實權的人是否有權殺掉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在塞維特斯事件中，加爾文從一開始就堅持這一權力，他現在要幹的就是為他的行動辯護。他自然而然地到《聖經》裏去尋找證明。他竭力表明自己是根據“更高的委託”的條款辦事、服從於“神聖的命令”的。這所謂的更高的委託、神聖的命令使得他要把塞維特斯從這個世界上消滅掉。可是他在《聖經》中找不到今人心服的例子，因為《聖經》沒有係統地闡述過“異端”的概念，隻涉及“瀆神”。而現在，在火焰之中，塞維特斯仍繼續唿喊著耶穌的名字，那肯定他從來不是一個無神話者。加爾文總是急於引證《聖經》中任何可能為他的行動服務的章節，宣稱連根除掉所有顛覆當局(即他自己)意見的人是“當局”應擔負的“神聖的責任”。“正象一個人，當上帝的教堂遭到玷汙，或者當他的追隨者背叛上帝時，他如果不拔劍相向，就該受到責備。如果一位紅衣主教競如此膽怯：當惡行加於宗教時，他閉上雙眼，這是何等糟糕啊!”當局的手中拿著劍，他們很可能“為了上帝的榮譽”而使用這把劍。因為，以“虔誠的信徒”的名義所採取的行動早就證明是正當的。要保衛正統的宗教，保衛真正的信仰，人與人之間的血親關係，以及支配著人類的仁慈隻能隨之完結。當撒旦驅使人們拋棄“真”的宗教時，你就必須消滅他們，即使他們是你最親密的追隨者也罷。(我們讀時為之發抖)“假如人們不喜歡上帝為人類在各方麵作出的好事，人們就一點都不把光榮——這份光榮唯上帝當之無愧——歸諸於他。當人們為自己的光榮去搏鬥時，他就毫不顧及親戚關係、血緣關係、生命問題，他把一切人道、人情味兒都忘得一千二淨。”加爾文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為了教義(他的教義)，他隻把那些鎮壓“一切與人有關的”人認為是虔誠的，這就是說，他要鎮壓每一種人道主義的思想。在這裏，我們得到了一個可怕然而悲劇性的極端論證：一個在其它方麵頭腦十分清晰的思想家和淵博的宗教家會因狂熱和盲目而走得多遠。一旦他的朋友、兄弟和血親在教義的最枝節問題上持有不同於新教宗教法庭的意見的時候，他會心甘情願地把他們交給羅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加爾文唯恐其它人會否定如此野蠻的鬥爭，就求助於他最後的和最喜愛的手段：恐怖。他宣稱，任何人，不管是為一個異端辯護或被控告為一個異端，它本身就犯了異端罪，應予懲罰。因為加爾文不能容忍相反的意見，他提出要恐嚇那些可能轉而反對他的人，用塞維特斯的下場去威脅那些罪人。如果他們不能鉗口結舌，就送他們上火刑柱。加爾文希望一勞永逸地從殺害塞維特斯這個傷腦筋的問題中脫身出來。這件事必須結束。
但是，不管加爾文如何怒不可遏，如何喋喋不休地向世界為自己開脫，對屠殺的譴責一直不能平息下來。加爾文的辯護書，連同他堅持要追獵異端的叫囂，給人曾下了很壞的印象。連最好的新教徒對在他們自己的教會裏建立一個羅馬天主教式的宗教的前景也感到毛骨悚然，有些人宣稱，這樣一個荒謬的論點如果由市行政會提出，而不是由一個上帝的傳教士、一個上帝的僕人提出，還比較不討人嫌些。澤欽特斯，伯爾尼城的公務員，後來是卡斯特利奧忠誠的朋友和保護人，拿定主意寫了一封私人信給加爾文表明他的態度：“我聲明，我也是那些要盡可能地限製因信仰分歧而處人以極刑的權力的人們中的一員，隻有那些錯誤是蓄意的、經過深思熟慮後所犯的才例外。是什麽使我對這類事情作出這樣的判斷呢?不是從《聖經》中摘錄下來可用於反對暴力的章節，而是在此地，在伯爾尼所看到的再洗禮派的胡作妄為。我親眼看到一個八十歲的婦人，同她的女兒，一個有六個孩子的母親一起，被拖到絞台上。這兩個婦女沒有犯別的罪，隻不過拒絕讓嬰兒受洗。根據這樣一個事件，我深怕司法當局可能不會在你要想確立的範圍內行事，深怕他們會把小錯當成大罪。因此，我相信，當局如果賢明，就應多在仁慈方麵考慮而不要急於訴諸刀劍。我寧願流盡我自己的血，也不願沾上一個人的血，如果此人沒有幹過該受死刑的壞事的話。”
這就是在一個狂熱的年代裏，一個低級市行政官員所說的話。有很多的人和他的觀點相同，但認為不宜出口。甚至這可敬的澤欽維特，也與他的老師鹿特丹的伊拉茲馬斯不同，在當時的爭論中明確地站在一邊。澤欽維特謙卑地通知加爾文，他不打算公開抗議。“我將不涉足於競技場，除非我的良心驅使我這樣幹。我寧願在我的良心允許的範囤內保持沉默，不去激起爭論而傷害任何人。”一個人道主義氣質的人是太易於聽任事件擺布的，這樣就使暴力有機可乘。幾乎所有的人道主義者的表現和這傑出然而溫和的澤欽維特相同。他們保持緘默。這些人道主義者、教士和學者們，有的憎恨公開爭吵，有的深恐如果不(偽善地)宣稱處決塞維特斯是一件值得讚美的功績的話，自己會被懷疑為異端。事情到了這樣的地方，看來好象所有的人都服從於加爾文荒謬的要求，主張將持異議者處決。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一個聲音，一個加爾文十分熟悉但是深惡痛絕的聲音出現了，它以侵犯人道為名，譴責加爾文應對殺害米圭爾·塞維特斯負責。這就是卡斯特利奧平靜的聲音。他從來也沒有被那日內瓦的獨裁者的威脅所嚇倒;為了拯救無數其它人的生命，他毅然決然甘冒生命危險。
在精神方麵的論戰中，最優秀的鬥士並不是那些毫不猶豫地、熱情地投入紛爭的，而是那些長時期猶豫的人們。因為後者愛好和平，又因為他們的決定是慢慢形成的。一直到他們竭盡一切可能去了解並認識到求助於權力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才不高興地拒絕強加於他們的地位，集合起來自衛。但是，那些最難決定戰鬥行動的人，一旦決定了，就是所有人中間最不可動搖的。卡斯特利奧就是這樣的人。作為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他不愛鬥爭。妥協的方法更合他溫和敦厚的宗教天性。就象他精神上的前輩伊拉茲馬斯，他知道真理是有許多麵的，不管是塵世的還是神聖的，甚至他最重要的一篇著作(一五六二年寫成但到現在才印行)，公認為重要的命題《論懷疑的詭計》也不是偶然的，卡斯特利奧不停的自我反省，完全不會使他成為一個懷疑論者;他謹慎小心，更多地考慮別人的意見;他寧願緘默也不願過早幹預一場不相幹的爭吵。為了內心的自由，他自動放棄了公職和高位;之後，他退出政治生活，寧願獻身於宗教上創造性的事業：把《聖經》譯為拉丁文和法文。他在巴塞爾，這最後的宗教自由的國中之國安了一個安靜的家。在巴塞爾的大學裏依然保存著伊拉茲馬斯的遺物，為了這個理由，那些過去的泛歐洲運動的幸存者都逃到那裏，以逃避宗教獨裁者的迫害。在巴塞爾還住著卡爾斯塔迪，他被路德從德國放逐出來;伯納丁諾·奧欽納，羅馬宗教法庭在義大利境外追獵他;卡斯特利奧，被加爾文從日內瓦逐出;雷呂斯·素西努斯和科呂斯.賽肯達斯.特利賽;還有低地國家的放逐者，以化名為掩護，再洗禮派的戴維·喬立斯。共同的命運，共同地反對迫害，把這些流亡者帶到了一起。雖然在宗教事實上他們彼此都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但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在結成友誼前不必在教義的每一細節都取得一致。形形色色的獨裁者既對他們的思想也對他們的身體行使權力，他們與獨裁者一刀兩斷之後，就在巴塞爾過著一種安靜隱居的生活。他們不向外界送傳單和小冊子，他們不發表會引起爭論的演說，他們不拉派結黨。使他們空前團結在一起的是痛苦。那些在精神領域，同樣也在肉體領域日益加強的獨裁權力使他們感到痛苦。寂寞的“規勸者”(就象任何反對實行教義恐怖的人後來這樣自稱的)是根據和平、博愛聯合起來的。
</br>
加爾文不得不為自己的弱點——對異端的鎮壓辯護，這樣的行為是新教教會很久以前就從天主教教會那裏抄襲過來的。爭論問題的核心在於：究竟掌握實權的人是否有權殺掉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在塞維特斯事件中，加爾文從一開始就堅持這一權力，他現在要幹的就是為他的行動辯護。他自然而然地到《聖經》裏去尋找證明。他竭力表明自己是根據“更高的委託”的條款辦事、服從於“神聖的命令”的。這所謂的更高的委託、神聖的命令使得他要把塞維特斯從這個世界上消滅掉。可是他在《聖經》中找不到今人心服的例子，因為《聖經》沒有係統地闡述過“異端”的概念，隻涉及“瀆神”。而現在，在火焰之中，塞維特斯仍繼續唿喊著耶穌的名字，那肯定他從來不是一個無神話者。加爾文總是急於引證《聖經》中任何可能為他的行動服務的章節，宣稱連根除掉所有顛覆當局(即他自己)意見的人是“當局”應擔負的“神聖的責任”。“正象一個人，當上帝的教堂遭到玷汙，或者當他的追隨者背叛上帝時，他如果不拔劍相向，就該受到責備。如果一位紅衣主教競如此膽怯：當惡行加於宗教時，他閉上雙眼，這是何等糟糕啊!”當局的手中拿著劍，他們很可能“為了上帝的榮譽”而使用這把劍。因為，以“虔誠的信徒”的名義所採取的行動早就證明是正當的。要保衛正統的宗教，保衛真正的信仰，人與人之間的血親關係，以及支配著人類的仁慈隻能隨之完結。當撒旦驅使人們拋棄“真”的宗教時，你就必須消滅他們，即使他們是你最親密的追隨者也罷。(我們讀時為之發抖)“假如人們不喜歡上帝為人類在各方麵作出的好事，人們就一點都不把光榮——這份光榮唯上帝當之無愧——歸諸於他。當人們為自己的光榮去搏鬥時，他就毫不顧及親戚關係、血緣關係、生命問題，他把一切人道、人情味兒都忘得一千二淨。”加爾文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為了教義(他的教義)，他隻把那些鎮壓“一切與人有關的”人認為是虔誠的，這就是說，他要鎮壓每一種人道主義的思想。在這裏，我們得到了一個可怕然而悲劇性的極端論證：一個在其它方麵頭腦十分清晰的思想家和淵博的宗教家會因狂熱和盲目而走得多遠。一旦他的朋友、兄弟和血親在教義的最枝節問題上持有不同於新教宗教法庭的意見的時候，他會心甘情願地把他們交給羅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加爾文唯恐其它人會否定如此野蠻的鬥爭，就求助於他最後的和最喜愛的手段：恐怖。他宣稱，任何人，不管是為一個異端辯護或被控告為一個異端，它本身就犯了異端罪，應予懲罰。因為加爾文不能容忍相反的意見，他提出要恐嚇那些可能轉而反對他的人，用塞維特斯的下場去威脅那些罪人。如果他們不能鉗口結舌，就送他們上火刑柱。加爾文希望一勞永逸地從殺害塞維特斯這個傷腦筋的問題中脫身出來。這件事必須結束。
但是，不管加爾文如何怒不可遏，如何喋喋不休地向世界為自己開脫，對屠殺的譴責一直不能平息下來。加爾文的辯護書，連同他堅持要追獵異端的叫囂，給人曾下了很壞的印象。連最好的新教徒對在他們自己的教會裏建立一個羅馬天主教式的宗教的前景也感到毛骨悚然，有些人宣稱，這樣一個荒謬的論點如果由市行政會提出，而不是由一個上帝的傳教士、一個上帝的僕人提出，還比較不討人嫌些。澤欽特斯，伯爾尼城的公務員，後來是卡斯特利奧忠誠的朋友和保護人，拿定主意寫了一封私人信給加爾文表明他的態度：“我聲明，我也是那些要盡可能地限製因信仰分歧而處人以極刑的權力的人們中的一員，隻有那些錯誤是蓄意的、經過深思熟慮後所犯的才例外。是什麽使我對這類事情作出這樣的判斷呢?不是從《聖經》中摘錄下來可用於反對暴力的章節，而是在此地，在伯爾尼所看到的再洗禮派的胡作妄為。我親眼看到一個八十歲的婦人，同她的女兒，一個有六個孩子的母親一起，被拖到絞台上。這兩個婦女沒有犯別的罪，隻不過拒絕讓嬰兒受洗。根據這樣一個事件，我深怕司法當局可能不會在你要想確立的範圍內行事，深怕他們會把小錯當成大罪。因此，我相信，當局如果賢明，就應多在仁慈方麵考慮而不要急於訴諸刀劍。我寧願流盡我自己的血，也不願沾上一個人的血，如果此人沒有幹過該受死刑的壞事的話。”
這就是在一個狂熱的年代裏，一個低級市行政官員所說的話。有很多的人和他的觀點相同，但認為不宜出口。甚至這可敬的澤欽維特，也與他的老師鹿特丹的伊拉茲馬斯不同，在當時的爭論中明確地站在一邊。澤欽維特謙卑地通知加爾文，他不打算公開抗議。“我將不涉足於競技場，除非我的良心驅使我這樣幹。我寧願在我的良心允許的範囤內保持沉默，不去激起爭論而傷害任何人。”一個人道主義氣質的人是太易於聽任事件擺布的，這樣就使暴力有機可乘。幾乎所有的人道主義者的表現和這傑出然而溫和的澤欽維特相同。他們保持緘默。這些人道主義者、教士和學者們，有的憎恨公開爭吵，有的深恐如果不(偽善地)宣稱處決塞維特斯是一件值得讚美的功績的話，自己會被懷疑為異端。事情到了這樣的地方，看來好象所有的人都服從於加爾文荒謬的要求，主張將持異議者處決。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一個聲音，一個加爾文十分熟悉但是深惡痛絕的聲音出現了，它以侵犯人道為名，譴責加爾文應對殺害米圭爾·塞維特斯負責。這就是卡斯特利奧平靜的聲音。他從來也沒有被那日內瓦的獨裁者的威脅所嚇倒;為了拯救無數其它人的生命，他毅然決然甘冒生命危險。
在精神方麵的論戰中，最優秀的鬥士並不是那些毫不猶豫地、熱情地投入紛爭的，而是那些長時期猶豫的人們。因為後者愛好和平，又因為他們的決定是慢慢形成的。一直到他們竭盡一切可能去了解並認識到求助於權力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才不高興地拒絕強加於他們的地位，集合起來自衛。但是，那些最難決定戰鬥行動的人，一旦決定了，就是所有人中間最不可動搖的。卡斯特利奧就是這樣的人。作為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他不愛鬥爭。妥協的方法更合他溫和敦厚的宗教天性。就象他精神上的前輩伊拉茲馬斯，他知道真理是有許多麵的，不管是塵世的還是神聖的，甚至他最重要的一篇著作(一五六二年寫成但到現在才印行)，公認為重要的命題《論懷疑的詭計》也不是偶然的，卡斯特利奧不停的自我反省，完全不會使他成為一個懷疑論者;他謹慎小心，更多地考慮別人的意見;他寧願緘默也不願過早幹預一場不相幹的爭吵。為了內心的自由，他自動放棄了公職和高位;之後，他退出政治生活，寧願獻身於宗教上創造性的事業：把《聖經》譯為拉丁文和法文。他在巴塞爾，這最後的宗教自由的國中之國安了一個安靜的家。在巴塞爾的大學裏依然保存著伊拉茲馬斯的遺物，為了這個理由，那些過去的泛歐洲運動的幸存者都逃到那裏，以逃避宗教獨裁者的迫害。在巴塞爾還住著卡爾斯塔迪，他被路德從德國放逐出來;伯納丁諾·奧欽納，羅馬宗教法庭在義大利境外追獵他;卡斯特利奧，被加爾文從日內瓦逐出;雷呂斯·素西努斯和科呂斯.賽肯達斯.特利賽;還有低地國家的放逐者，以化名為掩護，再洗禮派的戴維·喬立斯。共同的命運，共同地反對迫害，把這些流亡者帶到了一起。雖然在宗教事實上他們彼此都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但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在結成友誼前不必在教義的每一細節都取得一致。形形色色的獨裁者既對他們的思想也對他們的身體行使權力，他們與獨裁者一刀兩斷之後，就在巴塞爾過著一種安靜隱居的生活。他們不向外界送傳單和小冊子，他們不發表會引起爭論的演說，他們不拉派結黨。使他們空前團結在一起的是痛苦。那些在精神領域，同樣也在肉體領域日益加強的獨裁權力使他們感到痛苦。寂寞的“規勸者”(就象任何反對實行教義恐怖的人後來這樣自稱的)是根據和平、博愛聯合起來的。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