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文燒死塞維特斯是一個劃時代的步驟。他以此迅速結束了宗教改革為之鬥爭的“基督教徒的自由”。加爾文超過了羅馬天主教會。為了自己的榮譽，一千多年來，在僅僅是因為堅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釋基督的教條，而把一個人活活燒死這個問題上，羅馬天主教會要比加爾文躊躇不決得多。而加爾文，在他獨裁統治的第一個十年裏，就把向他挑戰的人活活燒死，由此建立了他的精神暴政。從道德的觀點上來看問題，這一行動可能比托圭瑪達所有的罪行更可憎。塞維特斯不是作為一個無神論者被殺死的，因為他從來也不是無神論者。他之被害是因為他否定了加爾文的某些論點。幾百年之後，日內瓦自由市民為自由思想者塞維特斯樹立了紀念碑。把塞維特斯說成是一個“時代的受害者”，任何為加爾文開脫的努力都是徒勞的。蒙田是那時代的人，卡斯特利奧也是那時代的人。送塞維特斯上火刑柱的，並不是時代的盲目性和愚昧性，而是加爾文的個人獨裁。不誠實和迷信可能是某個時代的特徵，但作為一個特別的不端行為，加爾文犯的罪行應由他自行負責。
從塞維特斯殉難的那一刻起，對加爾文的義憤就迅速增長。甚至加爾文正式的辯護士貝齊也不得不承認：“那可憐的人的骨灰未寒，關於異端是否應受懲罰的辯論就冒頭了。有些人主張應鎮壓異端，但不處極刑。而另一些人則希望讓上帝來懲罰他們。”我們知道，雖然貝齊總是傾向於對加爾文的一切作為大加頌揚，但在這件事上是極為猶豫的，加爾文的其它朋友們就更躊躇了。梅蘭克森，曾親自野蠻地辱罵過塞維特斯，寫信給他“親愛的兄弟”加爾文這樣一封信：“教會在現在和在將來都感謝你。日內瓦官員處死這個瀆神者的做法好極了。”甚至還發現有這樣一個名叫麥斯克勒斯的學者和狂熱分子在當時作了一首讚美歌——永恆的“背叛聖職者”，但那些是唯一出自內心的讚美聲。蘇黎世、沙夫豪森和其它地方的宗教會議遠比日內瓦所希望的冷淡。雖然在原則上他們看來會那樣想：把“過份狂熱的”宗派主義者威脅一下也好。毫無問題，他們會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新教第一次由於信仰問題而採取的行動，第一次消滅不信奉國教者，並且，這件事不發生在他們自己的城牆之內，而由約翰·加爾文承擔了作出那可怕決定的臭名。現一個永恆的理想上，已經預見了它的重要意義。因為，理想是一種沒有人看得到的概念，隻能通過人們的設想、人們的努力，並準備為理想而向著充滿塵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進的人們，才能在現實世界中加以實現。從精神上來作分析，“勝利”和“失敗”這兩個詞都獲得了新的意義。從此以後，我們一定要永遠不停止去提醒整個世界：它眼裏隻有戰勝者的豐碑，而我們人類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過屠刀下的屍體才達到曇花一現統治的人們，而是那些沒有抵抗力量、被優勝者暴力壓倒的人們——正如卡斯特利奧在他為精神上的自由、為最後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義王國的鬥爭中，被加爾文所壓倒一樣。
但是，如果說這些同樣信仰的人，除該死的、懦怯的讚美之外，什麽也沒有幹的話，那麽他們自己卻很快地就聽到了敵對的聲音。當時最傑出的法理學家弗朗修斯·鮑德溫明確表示了意見：“我認為，加爾文沒有權利對宗教教條的論點開創刑事執行的先例。”不光是全歐洲的自由思想的人道主義者們表示了他們的義憤，許多新教的教士們同樣表示了不贊成。受伯爾尼霸主保護因而免受加爾文奴役的沃州的教士在距日內瓦僅一小時步行之遙的布道台上宣稱，加爾文對塞維特斯的處理是違反宗教原則和違法的。在日內瓦城中，加爾文不得不求助於警察去壓製批評。一個婦女因公開宣稱塞維特斯是為耶穌基督而犧牲的烈士被監禁;還有一個印刷商人說城市當局是按照一個人的意誌和意願判決塞維特斯的，他因此也被投入監獄。有幾個著名的外籍學者幹脆憤然離去，他們迅速退出一個在那兒他們不複有安全之感的城市。因為專製政治已經建立，威脅了自由的思想。加爾文立即被迫認識塞維特斯的殉難，對獨裁統治來說，比那西班牙學者的生命和著作更為危險。
加爾文對任何矛盾都十分敏感。在加爾文的統治下，日內瓦人雖十分謹慎行事，但抱怨之聲仍通過鑰匙孔和緊閉的窗中傳出，獨裁者認識到他的自由市子民已很難再抑製他們的憤怒了。木已成舟，全能的上帝本人也無法挽迴。既然無法逃避他所作所為的後果，加爾文最好還是勇敢地站出來對付這件事並宣揚他的責任。加爾文隻好違背本意，把一開始是振奮的攻勢，使人難以覺察地轉入守勢。朋友們全部確信，由於塞維特斯已經付之於火焰了，對加爾文說來，應該為“由於信仰而行動”尋找言之成理的證據。因此，加爾文硬著頭皮，下決心用塞維特斯事件來“開導”世界，他為殺死了那異端而寫了一份辯護書。
但是在塞維特斯事件中，加爾文有一個不自在的良心。一個人有了不自在的良心，雖然他會試圖掩蓋疑點，也隻能寫一些蹩腳的材料，因此，他的辯護書題為《保衛三位一體的真正信仰反對塞維特斯可怕的錯誤》就很自然了。誠如卡斯特利奧所說，這本書是當獨裁者的“雙手還滴著塞維特斯的鮮血”時寫出的，是他所有的著作中最軟弱無力的一本。加爾文自己也承認，他寫此書時“處在混亂之中”——也就是說是十分神經質地倉促草就的。他這樣被迫地採取守勢，說明他自覺自己的地位很沒有把握，下麵這件事就說明了這一點：他召集日內瓦所有的教士，象他自己一樣在這份宣言上簽名，這樣，其它的人就可以分擔些責任。他覺得被當作是殺害塞維特斯的唆使者很不是滋味，結果是兩種相反的傾向被拙劣地揉合在那份宣言之中。一方麵，加爾文懾於普遍的不滿，希望把責任推倭給“當局”;而在另一方麵，他要證明市行政會完全有權消滅象西班牙人那樣的“魔鬼”。加爾文以最溫文爾雅的麵目出現，根深蒂固地反對任何暴力，辯護書的字裏行間充滿了對天主教宗教法庭殘酷的抱怨。那法庭判決了許多真正的信徒們，不給他們為自己辯護的機會，接著用最野蠻的方法處決了他們(後來卡斯特利奧質問他：“你怎麽樣?你指定了誰為塞維特斯辯護呢?”)。他接下來的言論使讀者愕然，他告訴他們說，他曾私下盡其最大努力使塞維特斯心情愉快(“我曾經在私底下不斷地盡我的一切可能使他的感情升華得更高尚。”)他宣稱說，事實上正是市行政會不理睬他要寬大的念頭，堅持死刑而且堅持一個如此殘酷的死刑。但所謂的加爾文為塞維特斯、殺人者為他的受害者所進行的所謂的努力竟“如此的秘密”，以致於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這樣一個純屬虛構的傳奇。卡斯特利奧輕蔑地列舉了事實。“第一，你的‘告誡’除罵人外就什麽都不是;第二，你把塞維特斯投入監獄，那西班牙人直到走向火刑柱被活活燒死之前沒有離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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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塞維特斯殉難的那一刻起，對加爾文的義憤就迅速增長。甚至加爾文正式的辯護士貝齊也不得不承認：“那可憐的人的骨灰未寒，關於異端是否應受懲罰的辯論就冒頭了。有些人主張應鎮壓異端，但不處極刑。而另一些人則希望讓上帝來懲罰他們。”我們知道，雖然貝齊總是傾向於對加爾文的一切作為大加頌揚，但在這件事上是極為猶豫的，加爾文的其它朋友們就更躊躇了。梅蘭克森，曾親自野蠻地辱罵過塞維特斯，寫信給他“親愛的兄弟”加爾文這樣一封信：“教會在現在和在將來都感謝你。日內瓦官員處死這個瀆神者的做法好極了。”甚至還發現有這樣一個名叫麥斯克勒斯的學者和狂熱分子在當時作了一首讚美歌——永恆的“背叛聖職者”，但那些是唯一出自內心的讚美聲。蘇黎世、沙夫豪森和其它地方的宗教會議遠比日內瓦所希望的冷淡。雖然在原則上他們看來會那樣想：把“過份狂熱的”宗派主義者威脅一下也好。毫無問題，他們會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新教第一次由於信仰問題而採取的行動，第一次消滅不信奉國教者，並且，這件事不發生在他們自己的城牆之內，而由約翰·加爾文承擔了作出那可怕決定的臭名。現一個永恆的理想上，已經預見了它的重要意義。因為，理想是一種沒有人看得到的概念，隻能通過人們的設想、人們的努力，並準備為理想而向著充滿塵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進的人們，才能在現實世界中加以實現。從精神上來作分析，“勝利”和“失敗”這兩個詞都獲得了新的意義。從此以後，我們一定要永遠不停止去提醒整個世界：它眼裏隻有戰勝者的豐碑，而我們人類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過屠刀下的屍體才達到曇花一現統治的人們，而是那些沒有抵抗力量、被優勝者暴力壓倒的人們——正如卡斯特利奧在他為精神上的自由、為最後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義王國的鬥爭中，被加爾文所壓倒一樣。
但是，如果說這些同樣信仰的人，除該死的、懦怯的讚美之外，什麽也沒有幹的話，那麽他們自己卻很快地就聽到了敵對的聲音。當時最傑出的法理學家弗朗修斯·鮑德溫明確表示了意見：“我認為，加爾文沒有權利對宗教教條的論點開創刑事執行的先例。”不光是全歐洲的自由思想的人道主義者們表示了他們的義憤，許多新教的教士們同樣表示了不贊成。受伯爾尼霸主保護因而免受加爾文奴役的沃州的教士在距日內瓦僅一小時步行之遙的布道台上宣稱，加爾文對塞維特斯的處理是違反宗教原則和違法的。在日內瓦城中，加爾文不得不求助於警察去壓製批評。一個婦女因公開宣稱塞維特斯是為耶穌基督而犧牲的烈士被監禁;還有一個印刷商人說城市當局是按照一個人的意誌和意願判決塞維特斯的，他因此也被投入監獄。有幾個著名的外籍學者幹脆憤然離去，他們迅速退出一個在那兒他們不複有安全之感的城市。因為專製政治已經建立，威脅了自由的思想。加爾文立即被迫認識塞維特斯的殉難，對獨裁統治來說，比那西班牙學者的生命和著作更為危險。
加爾文對任何矛盾都十分敏感。在加爾文的統治下，日內瓦人雖十分謹慎行事，但抱怨之聲仍通過鑰匙孔和緊閉的窗中傳出，獨裁者認識到他的自由市子民已很難再抑製他們的憤怒了。木已成舟，全能的上帝本人也無法挽迴。既然無法逃避他所作所為的後果，加爾文最好還是勇敢地站出來對付這件事並宣揚他的責任。加爾文隻好違背本意，把一開始是振奮的攻勢，使人難以覺察地轉入守勢。朋友們全部確信，由於塞維特斯已經付之於火焰了，對加爾文說來，應該為“由於信仰而行動”尋找言之成理的證據。因此，加爾文硬著頭皮，下決心用塞維特斯事件來“開導”世界，他為殺死了那異端而寫了一份辯護書。
但是在塞維特斯事件中，加爾文有一個不自在的良心。一個人有了不自在的良心，雖然他會試圖掩蓋疑點，也隻能寫一些蹩腳的材料，因此，他的辯護書題為《保衛三位一體的真正信仰反對塞維特斯可怕的錯誤》就很自然了。誠如卡斯特利奧所說，這本書是當獨裁者的“雙手還滴著塞維特斯的鮮血”時寫出的，是他所有的著作中最軟弱無力的一本。加爾文自己也承認，他寫此書時“處在混亂之中”——也就是說是十分神經質地倉促草就的。他這樣被迫地採取守勢，說明他自覺自己的地位很沒有把握，下麵這件事就說明了這一點：他召集日內瓦所有的教士，象他自己一樣在這份宣言上簽名，這樣，其它的人就可以分擔些責任。他覺得被當作是殺害塞維特斯的唆使者很不是滋味，結果是兩種相反的傾向被拙劣地揉合在那份宣言之中。一方麵，加爾文懾於普遍的不滿，希望把責任推倭給“當局”;而在另一方麵，他要證明市行政會完全有權消滅象西班牙人那樣的“魔鬼”。加爾文以最溫文爾雅的麵目出現，根深蒂固地反對任何暴力，辯護書的字裏行間充滿了對天主教宗教法庭殘酷的抱怨。那法庭判決了許多真正的信徒們，不給他們為自己辯護的機會，接著用最野蠻的方法處決了他們(後來卡斯特利奧質問他：“你怎麽樣?你指定了誰為塞維特斯辯護呢?”)。他接下來的言論使讀者愕然，他告訴他們說，他曾私下盡其最大努力使塞維特斯心情愉快(“我曾經在私底下不斷地盡我的一切可能使他的感情升華得更高尚。”)他宣稱說，事實上正是市行政會不理睬他要寬大的念頭，堅持死刑而且堅持一個如此殘酷的死刑。但所謂的加爾文為塞維特斯、殺人者為他的受害者所進行的所謂的努力竟“如此的秘密”，以致於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這樣一個純屬虛構的傳奇。卡斯特利奧輕蔑地列舉了事實。“第一，你的‘告誡’除罵人外就什麽都不是;第二，你把塞維特斯投入監獄，那西班牙人直到走向火刑柱被活活燒死之前沒有離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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