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維特斯論點的合法性是如此的不容置疑，以致於市行政會的總的基調對他非常有利。看來很可能除一紙放逐的命令外，不會有更嚴酷的決定了。但加爾文聽到了事情將對塞維特斯有利的風聲。他害怕他的受害者最後會滑掉。八月十六日，那獨裁者在市行政會上出現，不介入的偽裝就此結束。他露出了真相，不再否認他是塞維特斯的起訴人。他以“這樣，被告可以更好地認錯”為藉口，請求市行政會休會，去參加以後的審訊程序。伽爾文真正的目的顯然是希望強行施加影響以防止受害者逃脫。
從加爾文獨斷獨行地對被告與法庭進行幹涉這一刻起，塞維特斯的案子就輸定了。加爾文，一個訓練有素的邏輯學家和一個有學問的法理學家，遠比他的僕人德·封丹更能擊中所指控的要害。塞維特斯的信心動搖了。那西班牙人明顯地泄氣了，他的仇敵現在坐在法官們中間，向他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加爾文冷酷、嚴厲，假裝不動聲色，那要置被告於毀滅的鐵定的決心使塞維特斯覺得冷到骨髓。這失去保護的人漸漸變得煩躁、神經質、放肆、悲哀和惱怒。他不是平靜地堅持他的合法立場，不是堅持作為一個外國人，除非破壞了日內瓦的法律，否則不受本城司法裁判權的管轄。他聽任加爾文誘使他將話題轉到是否背叛了神學的爭論上來，這樣就為控告他為異端提供了大量的證明。因為，甚至他的一個論點，諸如魔鬼同樣是上帝的物質的一部分，就足以使那些虔誠的市行政委員們震顫。當塞維特斯哲學上的虛榮心當眾受到侮辱，他在這些最棘手的和最危險的問題上就使用了最宣言不諱的措詞;他忘記了市行政委員們不是能幹的神學家，而在他們之前毫不相幹地對真理進行了闡述。他非凡的辯才，急於要進行爭論，使法官們都懷疑起他來了。這個外國人眼睛發光，雙拳緊捏，對新教教會的教義吹毛求疵。他們越來越傾向於加爾文的觀點：他肯定是一個危險的精神秩序的破壞者，很可能是不可藥救的異端。對他進行徹底的審訊，不管怎麽說總是一件好事。法庭決定他須繼續關押，卻釋放了原告尼克拉斯·德·封丹。加爾文達到了日的，他很快活地寫信給一個朋友：“我希望他將被處死刑。”
為什麽加爾文那樣急切地要判處塞維特斯極刑呢?為什麽他不能滿足於比較有節製的勝利，象放逐他的敵人出境或諸如此類的侮辱呢?加爾文憎恨卡斯特利奧和一切反對他獨裁的人並不亞於塞維特斯。他憎惡其它一切用不同於他所倡導的方法去教育別人的嚐試。憎恨是此人暴虐氣質的本能。因此，如果他特別惱怒塞維持斯，並希望在這特殊時刻採取極端措施，那麽他的動機不是出於私人的而是政治上的。他權威的叛逆，這個米圭爾·塞維特斯要成為加爾文正教的另一敵手的替罪羊。此人，以前的天主教多明我會的修士希羅尼馬斯，波爾塞克，加爾文也曾試圖作為一個異端而加以消滅，但使他極為惱火的是波爾塞克競滑過去了。波爾塞克是受到日內瓦上層顯貴普遍尊敬的私人醫生，曾經使用伊拉茲馬斯用於反對路德的論點，公開攻擊加爾文教誨中最薄弱最脆弱的環節——宿命論的僵死教條。上帝，作為一切善行的本源，會有意地、心甘情願地促成人類去幹那些最卑劣的勾當：宣布這兩個人(路德和伊拉茲馬斯)都是“異端”，這是決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伊拉茲馬斯的論點怎樣激怒了路德，那宗教改革最著名的鬥士的;這位罵人的大師是怎樣滔滔不絕地、放肆地辱罵那年長的聖人的。但即使粗暴、壞脾氣和極端如路德，依然通過引證邏輯上的理由來反對伊拉茲馬斯，從來沒有想到過因向他的宿命論教義挑戰而強拉伊拉茲馬斯到一個世俗的法庭。加爾文以他的一貫正確狂，把每一個敵手都當作異端來對待。在他看來，反對他的宗教教義就等於叛國。因此，他不是以神學觀點來答覆波爾塞克，而是把他的批評者打入監獄。
加爾文企圖把希羅尼馬斯·波爾塞克作為一個可怕的樣板，但出人意料之外地失敗了。很多日內瓦人都知道那有學問的醫生是一個敬畏上帝的人。正象在卡斯特利奧事件中那樣，加爾文在波爾塞克事件中的所作所為，同樣使人們懷疑他想去掉任何不完全臣服於他的異已。隻有這樣，他才可能在日內瓦建立獨夫統治。波爾塞克在獄中所寫的怨訴狀，以大量手抄本的形式到處傳播。不管加爾文怎樣叫囂，市行政會總是害怕以異端罪處理罪犯。為了迴避那傷腦筋的決定，他們宣稱他們沒有能力去處理宗教上的事務，並拒絕越權去判決一項神學事件。無論如何，委員們宣稱，在這棘手的問題上，他們一定要徵求瑞士其它宗教改革教會的正式意見。這一要求是對波爾塞克的拯救，因為蘇黎世、伯爾尼和巴塞爾在私下已完全作好準備，使他們狂熱的日內瓦同事受到挫折，他們一致同意拒絕把波爾塞克的言論看作是瀆神。市行政會判決被告無罪釋放。加爾文對他的受害者搞不出什麽名堂，隻能以市行政當局明令波爾塞克必須離開日內瓦聊以自慰。
隻有一項對異端的新的成功的控告，才能使人忘記加爾文在神學上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曾成功地受到非難。對塞維特斯的勝利可以補償獨裁者的失敗而了結波爾塞克事件。而對付塞維特斯，成功的機會是巨大的，是更有可能的。塞維特斯是一個外國人。在日內瓦，他不象卡斯特利奧和波爾塞克那樣有許多朋友、崇拜者和援助者。此外，幾年來，改革的教士們處處遭到他對三位一體的大膽攻擊，以及他挑戰的方式的淩辱。把這個沒有背景的局外人作為榜樣是比較容易的。從一開始，審訊就是純政治的;這是一個事關加爾文是不是繼續統治的問題，是一場激烈的競爭，表明究竟加爾文是否有能力作為一個精神上的獨裁者去實施他的意誌。如果加爾文隻想去掉私人的和神學上的敵手塞維特斯，那是非常容易的。日內瓦的審訊剛一開始，法國司法當局就派一名使者來，要求把那個流亡者交給維也納。此人已在法國判刑，絞台已為他準備好。這對加爾文是一個扮演寬宏大量的角色、並去掉他所恨的仇敵的一個絕妙的機會。就日內瓦考慮，市行政會隻要批準引渡，令人厭倦的塞維特斯事件就可以了結。因為幾世紀以來，對獨立的思想家判罪燒死所引起的公憤都歸於天主教宗教法庭了。但加爾文反對引渡。對他說來，塞維特斯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個目的，藉助於他，他可以不容置疑地表明他自己的教義不可侵犯。塞維特斯將是一個象徵，而不是一個人。因此，那法國密使隻得怏怏迴國。新教獨裁者打算把審訊置於他的權限下進行，這樣，所有的人就會相信，反對加爾文大師將會有何等的災禍。
加爾文在日內瓦的朋友們，和他的敵人們一樣，很快就認識到塞維特斯案件隻不過是獨裁者權力的一項試驗。因此，自然而然地，朋友們和敵人們一樣，盡他們一切可能阻止加爾文那樣做。對那些敵對的政治家團體來說，那不幸的塞維特斯隻不過是一個工具，一根可用作使那專製暴君坐不穩的橇棒。他們絕不會關心這根橇棒是否會斷在他們的手裏。那些塞維特斯最好的朋友們，幫了他們的被保護人的倒忙，因為他們所散布的那些不實的消息，隻能使塞維特斯更加歇斯底裏地得意。他們給犯人的秘密信件力勸後者要加強抵抗，那隻能造成災難。能使他們感興趣的一切不外乎是盡可能使審訊轟動。塞維特斯越是為自己辯護，越是猛烈地攻擊加爾文，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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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加爾文獨斷獨行地對被告與法庭進行幹涉這一刻起，塞維特斯的案子就輸定了。加爾文，一個訓練有素的邏輯學家和一個有學問的法理學家，遠比他的僕人德·封丹更能擊中所指控的要害。塞維特斯的信心動搖了。那西班牙人明顯地泄氣了，他的仇敵現在坐在法官們中間，向他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加爾文冷酷、嚴厲，假裝不動聲色，那要置被告於毀滅的鐵定的決心使塞維特斯覺得冷到骨髓。這失去保護的人漸漸變得煩躁、神經質、放肆、悲哀和惱怒。他不是平靜地堅持他的合法立場，不是堅持作為一個外國人，除非破壞了日內瓦的法律，否則不受本城司法裁判權的管轄。他聽任加爾文誘使他將話題轉到是否背叛了神學的爭論上來，這樣就為控告他為異端提供了大量的證明。因為，甚至他的一個論點，諸如魔鬼同樣是上帝的物質的一部分，就足以使那些虔誠的市行政委員們震顫。當塞維特斯哲學上的虛榮心當眾受到侮辱，他在這些最棘手的和最危險的問題上就使用了最宣言不諱的措詞;他忘記了市行政委員們不是能幹的神學家，而在他們之前毫不相幹地對真理進行了闡述。他非凡的辯才，急於要進行爭論，使法官們都懷疑起他來了。這個外國人眼睛發光，雙拳緊捏，對新教教會的教義吹毛求疵。他們越來越傾向於加爾文的觀點：他肯定是一個危險的精神秩序的破壞者，很可能是不可藥救的異端。對他進行徹底的審訊，不管怎麽說總是一件好事。法庭決定他須繼續關押，卻釋放了原告尼克拉斯·德·封丹。加爾文達到了日的，他很快活地寫信給一個朋友：“我希望他將被處死刑。”
為什麽加爾文那樣急切地要判處塞維特斯極刑呢?為什麽他不能滿足於比較有節製的勝利，象放逐他的敵人出境或諸如此類的侮辱呢?加爾文憎恨卡斯特利奧和一切反對他獨裁的人並不亞於塞維特斯。他憎惡其它一切用不同於他所倡導的方法去教育別人的嚐試。憎恨是此人暴虐氣質的本能。因此，如果他特別惱怒塞維持斯，並希望在這特殊時刻採取極端措施，那麽他的動機不是出於私人的而是政治上的。他權威的叛逆，這個米圭爾·塞維特斯要成為加爾文正教的另一敵手的替罪羊。此人，以前的天主教多明我會的修士希羅尼馬斯，波爾塞克，加爾文也曾試圖作為一個異端而加以消滅，但使他極為惱火的是波爾塞克競滑過去了。波爾塞克是受到日內瓦上層顯貴普遍尊敬的私人醫生，曾經使用伊拉茲馬斯用於反對路德的論點，公開攻擊加爾文教誨中最薄弱最脆弱的環節——宿命論的僵死教條。上帝，作為一切善行的本源，會有意地、心甘情願地促成人類去幹那些最卑劣的勾當：宣布這兩個人(路德和伊拉茲馬斯)都是“異端”，這是決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伊拉茲馬斯的論點怎樣激怒了路德，那宗教改革最著名的鬥士的;這位罵人的大師是怎樣滔滔不絕地、放肆地辱罵那年長的聖人的。但即使粗暴、壞脾氣和極端如路德，依然通過引證邏輯上的理由來反對伊拉茲馬斯，從來沒有想到過因向他的宿命論教義挑戰而強拉伊拉茲馬斯到一個世俗的法庭。加爾文以他的一貫正確狂，把每一個敵手都當作異端來對待。在他看來，反對他的宗教教義就等於叛國。因此，他不是以神學觀點來答覆波爾塞克，而是把他的批評者打入監獄。
加爾文企圖把希羅尼馬斯·波爾塞克作為一個可怕的樣板，但出人意料之外地失敗了。很多日內瓦人都知道那有學問的醫生是一個敬畏上帝的人。正象在卡斯特利奧事件中那樣，加爾文在波爾塞克事件中的所作所為，同樣使人們懷疑他想去掉任何不完全臣服於他的異已。隻有這樣，他才可能在日內瓦建立獨夫統治。波爾塞克在獄中所寫的怨訴狀，以大量手抄本的形式到處傳播。不管加爾文怎樣叫囂，市行政會總是害怕以異端罪處理罪犯。為了迴避那傷腦筋的決定，他們宣稱他們沒有能力去處理宗教上的事務，並拒絕越權去判決一項神學事件。無論如何，委員們宣稱，在這棘手的問題上，他們一定要徵求瑞士其它宗教改革教會的正式意見。這一要求是對波爾塞克的拯救，因為蘇黎世、伯爾尼和巴塞爾在私下已完全作好準備，使他們狂熱的日內瓦同事受到挫折，他們一致同意拒絕把波爾塞克的言論看作是瀆神。市行政會判決被告無罪釋放。加爾文對他的受害者搞不出什麽名堂，隻能以市行政當局明令波爾塞克必須離開日內瓦聊以自慰。
隻有一項對異端的新的成功的控告，才能使人忘記加爾文在神學上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曾成功地受到非難。對塞維特斯的勝利可以補償獨裁者的失敗而了結波爾塞克事件。而對付塞維特斯，成功的機會是巨大的，是更有可能的。塞維特斯是一個外國人。在日內瓦，他不象卡斯特利奧和波爾塞克那樣有許多朋友、崇拜者和援助者。此外，幾年來，改革的教士們處處遭到他對三位一體的大膽攻擊，以及他挑戰的方式的淩辱。把這個沒有背景的局外人作為榜樣是比較容易的。從一開始，審訊就是純政治的;這是一個事關加爾文是不是繼續統治的問題，是一場激烈的競爭，表明究竟加爾文是否有能力作為一個精神上的獨裁者去實施他的意誌。如果加爾文隻想去掉私人的和神學上的敵手塞維特斯，那是非常容易的。日內瓦的審訊剛一開始，法國司法當局就派一名使者來，要求把那個流亡者交給維也納。此人已在法國判刑，絞台已為他準備好。這對加爾文是一個扮演寬宏大量的角色、並去掉他所恨的仇敵的一個絕妙的機會。就日內瓦考慮，市行政會隻要批準引渡，令人厭倦的塞維特斯事件就可以了結。因為幾世紀以來，對獨立的思想家判罪燒死所引起的公憤都歸於天主教宗教法庭了。但加爾文反對引渡。對他說來，塞維特斯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個目的，藉助於他，他可以不容置疑地表明他自己的教義不可侵犯。塞維特斯將是一個象徵，而不是一個人。因此，那法國密使隻得怏怏迴國。新教獨裁者打算把審訊置於他的權限下進行，這樣，所有的人就會相信，反對加爾文大師將會有何等的災禍。
加爾文在日內瓦的朋友們，和他的敵人們一樣，很快就認識到塞維特斯案件隻不過是獨裁者權力的一項試驗。因此，自然而然地，朋友們和敵人們一樣，盡他們一切可能阻止加爾文那樣做。對那些敵對的政治家團體來說，那不幸的塞維特斯隻不過是一個工具，一根可用作使那專製暴君坐不穩的橇棒。他們絕不會關心這根橇棒是否會斷在他們的手裏。那些塞維特斯最好的朋友們，幫了他們的被保護人的倒忙，因為他們所散布的那些不實的消息，隻能使塞維特斯更加歇斯底裏地得意。他們給犯人的秘密信件力勸後者要加強抵抗，那隻能造成災難。能使他們感興趣的一切不外乎是盡可能使審訊轟動。塞維特斯越是為自己辯護，越是猛烈地攻擊加爾文，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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