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維特斯在排印此書時所採取的防備措施，表明這位作者是很意識到他的作品正召喚來危險的妖魔的。一個大主教的常任醫官，在一個充滿流言蜚語的外省城市，發行一本厚達七百多頁的異端的書，這是何等危險的任務啊。不僅是作者，而且出版商和銷售商，也把他們的生命押在這莽撞的冒險上麵。但塞維特斯樂於獻出他行醫的全部所蓄去激發起躊躇不決的合作者的熱情。把印刷所從原來的地方搬到離此很遠的、作者專為此租用的一所房子裏去，想必是很花錢的。那裏，無視宗教法庭的反對，那異端的論著由一些信得過的人排版印刷。他們都宣誓保密。書的末卷沒有任何記號表出它是在什麽地方印刷和發行的。然而塞維特斯在書的未頁所印的日期的上麵，災禍性地留下了姓名的首字母m·s·v·(米圭爾·塞維特斯·維侖努弗斯)，這就給宗教法庭的警犬們以證明原作者的無可辯駁的證據。
正是這種非本職的工作使塞維特斯暴露了自己。因為他那殘酷無情的敵手，貌似沉睡，實際上被仇恨所鞭策而始終保持著清醒。加爾文在日內瓦煞費苦心地建立起來的諜報組織——一張網眼越來越細密的網——將它的有效範圍擴大到鄰近的國家。它在法國甚至比神聖宗教法庭更有影響。在塞維特斯的書實際發行之前——甚至成千冊書還堆在裏昂倉庫或者運往法蘭克福書市場，並隻賣出去如此之少的書，以致迄今隻留下來三冊——加爾文已到手了一冊。這位日內瓦的獨裁者，立即致力於一舉消滅這個異端和他的著作。
很少有人知道，加爾文展開反對塞維特斯運動的目的，是試圖偷偷地“消滅”一個對手，那甚至比後來查佩爾高台(指日內瓦刑場)的成功更令人反感。因為在仔細地讀了他理所當然地認為是極端異端的書以後，如果加爾文想讓天主教宗教法庭對他的敵手下毒手的話，那麽他就會選擇一個公開而誠實的方法。他滿可以從布道台上警告基督教徒反對這書。即使他藏在主教府內，天主教宗教法庭裏教皇的僕人們，也會發現那壞書的作者。但那偉大的宗教改革家，替羅馬教廷當局省卻了尋找塞維特斯的麻煩，而且他是用最背信棄義的辦法幹的。加爾文的辯護士甚至在這一點上也要為他辯護，但他們是徒勞的，然而他們的嚐試反而有助於理解他性格上的陰險之處。就個人行為來說，加爾文是一個誠實的狂熱者和一個深沉的、被宗教目的激勵著的人，每當有人懷疑他的教義時，或者在他看來，他的“事業”處於危急存亡時，他就變得厚顏無恥了。為了他的教義，為了他的宗派，他準備贊同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五五三年二月，幾乎就在加爾文拿到塞維特斯的書的同時，加爾文的一個熟人，一個名叫吉拉米·特裏的法國流亡者，從日內瓦寫信給他的表兄弟安托萬·阿尼，一個象他自己是一個狂熱的新教徒一樣的、狂熱的天主教徒。在這封信裏，特裏在開頭一般地敘述了新教的日內瓦怎樣有效地鎮壓異端的一些計劃，他指出在天主教的法國，這些異端雜草被允許滋生繁衍。(他將處處受到別人的重視和尊敬)接著，內容一轉，從朋友間的開玩笑，變得嚴肅起來。他說，比如說在法國，在當局向一個異端下手時，他就會被燒死。
我們能忘了加爾文的這段話嗎：“如果他真的來了，隻要我還在城裏掌權，就務使他不能活著離開”?但特裏，這加爾文的心腹，寫得更明白，他揭發了那異端的名字：“我所談的是一個西班牙阿拉貢人，他的真名是米圭爾·塞維特斯，但他自稱米歇爾·德·維侖努，是個開業的醫生”，他接著告訴了那本書的書名和目錄，附上第一至第四頁的抄本。他的信以哀悼世界上的罪孽作為結束。
這一日內瓦的炸藥是巧妙地安放在正確的地方爆破的。一切都按照告密者的計劃進行。阿尼，這虔誠的天主教徒，義憤填膺，立即把信交給裏昂的宗教當局。裏昂紅衣主教以同樣的速度立即去羅馬教皇的宗教法庭審判官皮埃爾·奧雷處。這樣，由加爾文推動的石頭以可怕的動量從山頂滾到了山腳下。告密信是二月二十六日從日內瓦發出的，三月十六日米歇爾·德·維侖努在維也納正式被控告。
但他們的火藥畢竟沒有起爆，對狂熱的日內瓦的告密者們來說，想必是一個大失望。一定有人在幫著割斷那導火線。很可能是維也納的大主教及時暗示他的常任醫官。當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審判官在維也納出現時，那印刷所神秘地消失了，受僱的印刷工明確表示他們從來沒有排過或印過這樣的書。而深受尊敬的醫生維侖努憤慨地否認他就是米圭爾·塞維特斯，奇怪的是：天主教宗教法庭僅僅滿足於引起一場抗議，這一可怕的機構異乎尋常的克製，加強了我們的這一想法。一定有幾個有權勢的人對那犯人伸出了保護的手。天主教宗教法庭通常是用拶指夾和拉肢具開始工作的，這次卻憑維侖努弗斯逍遙法外。審判官一無所獲地迴到裏昂。而阿尼則接到通知。他的控告查無實據。那個日內瓦人，通過天主教宗教法庭之手，除掉塞維特斯的企圖遂告失敗。如果不是阿尼向日內瓦提出要求，乞求他的表兄弟特裏對上述異端的情況提供進一步的和更多能定罪的材料的話，整個事情就很可能不了了之。
迄今為止，如果希望取一個寬大的看法的話，我們可能會這樣猜想：是特裏發難，向他的信天主教的表兄弟指控一個他完全不相識的作者，不論是特裏還是加爾文都不會夢想到他們的告密會漏到羅馬教廷當局那裏去。但現在司法機器既已發動，日內瓦那一大群狂熱分子一定知道阿尼之所以寫信給他們要求進一步提供信息，這並不出於無聊的好奇心，而是在天主教宗教法庭的促進下辦的。他們就不能不懷疑這些人所作所為動機的性質了。一個牧師想必不會對用文火烤炙這麽多新教徒的、可怕的天主教當局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塞維特斯有充分的理由向加爾文怒吼：“你不知道作為一個福音的僕人，使自己成為一個官方的控告人，並利用他的職權設置圈套是邪惡的嗎?”
讓我再說一遍，當加爾文的教義處於危急情況時，他是一個無恥之徒。塞維特斯必須被“消滅”，因為加爾文是一個極記仇的人，他一點也不介意使用什麽手段。特裏給阿尼的第二封信無疑是加爾文口授的，是一個偽善的傑作。特裏稱他對他表兄弟把信交給天主教宗教法庭一事，大吃一驚。“原來隻打算讓你過目，”他說，“我除向你說明那些自命為教會柱石的人們是如何對信仰全無熱情外，別無其他目的。”但現在，當他已知道柴薪已經堆積起來，他並不丟掉進一步向天主教宗教法庭活動的念頭。這一卑鄙的告密者繼續甜言蜜語地說什麽，因為大錯已經鑄成，毫無疑問，“上帝的意願是把基督教徒從這骯髒和致命的災害中拯救出來。”接下去的內容使人簡直不能相信。在把上帝的名字拖下水去以掩蓋人類仇恨的不人道現象之後，特裏把他所能找到的最機密的材料——塞維特斯的親筆信和那書的部分手稿送給他的表兄弟。現在，對異端採取嚴厲措施的人就可以很快行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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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種非本職的工作使塞維特斯暴露了自己。因為他那殘酷無情的敵手，貌似沉睡，實際上被仇恨所鞭策而始終保持著清醒。加爾文在日內瓦煞費苦心地建立起來的諜報組織——一張網眼越來越細密的網——將它的有效範圍擴大到鄰近的國家。它在法國甚至比神聖宗教法庭更有影響。在塞維特斯的書實際發行之前——甚至成千冊書還堆在裏昂倉庫或者運往法蘭克福書市場，並隻賣出去如此之少的書，以致迄今隻留下來三冊——加爾文已到手了一冊。這位日內瓦的獨裁者，立即致力於一舉消滅這個異端和他的著作。
很少有人知道，加爾文展開反對塞維特斯運動的目的，是試圖偷偷地“消滅”一個對手，那甚至比後來查佩爾高台(指日內瓦刑場)的成功更令人反感。因為在仔細地讀了他理所當然地認為是極端異端的書以後，如果加爾文想讓天主教宗教法庭對他的敵手下毒手的話，那麽他就會選擇一個公開而誠實的方法。他滿可以從布道台上警告基督教徒反對這書。即使他藏在主教府內，天主教宗教法庭裏教皇的僕人們，也會發現那壞書的作者。但那偉大的宗教改革家，替羅馬教廷當局省卻了尋找塞維特斯的麻煩，而且他是用最背信棄義的辦法幹的。加爾文的辯護士甚至在這一點上也要為他辯護，但他們是徒勞的，然而他們的嚐試反而有助於理解他性格上的陰險之處。就個人行為來說，加爾文是一個誠實的狂熱者和一個深沉的、被宗教目的激勵著的人，每當有人懷疑他的教義時，或者在他看來，他的“事業”處於危急存亡時，他就變得厚顏無恥了。為了他的教義，為了他的宗派，他準備贊同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五五三年二月，幾乎就在加爾文拿到塞維特斯的書的同時，加爾文的一個熟人，一個名叫吉拉米·特裏的法國流亡者，從日內瓦寫信給他的表兄弟安托萬·阿尼，一個象他自己是一個狂熱的新教徒一樣的、狂熱的天主教徒。在這封信裏，特裏在開頭一般地敘述了新教的日內瓦怎樣有效地鎮壓異端的一些計劃，他指出在天主教的法國，這些異端雜草被允許滋生繁衍。(他將處處受到別人的重視和尊敬)接著，內容一轉，從朋友間的開玩笑，變得嚴肅起來。他說，比如說在法國，在當局向一個異端下手時，他就會被燒死。
我們能忘了加爾文的這段話嗎：“如果他真的來了，隻要我還在城裏掌權，就務使他不能活著離開”?但特裏，這加爾文的心腹，寫得更明白，他揭發了那異端的名字：“我所談的是一個西班牙阿拉貢人，他的真名是米圭爾·塞維特斯，但他自稱米歇爾·德·維侖努，是個開業的醫生”，他接著告訴了那本書的書名和目錄，附上第一至第四頁的抄本。他的信以哀悼世界上的罪孽作為結束。
這一日內瓦的炸藥是巧妙地安放在正確的地方爆破的。一切都按照告密者的計劃進行。阿尼，這虔誠的天主教徒，義憤填膺，立即把信交給裏昂的宗教當局。裏昂紅衣主教以同樣的速度立即去羅馬教皇的宗教法庭審判官皮埃爾·奧雷處。這樣，由加爾文推動的石頭以可怕的動量從山頂滾到了山腳下。告密信是二月二十六日從日內瓦發出的，三月十六日米歇爾·德·維侖努在維也納正式被控告。
但他們的火藥畢竟沒有起爆，對狂熱的日內瓦的告密者們來說，想必是一個大失望。一定有人在幫著割斷那導火線。很可能是維也納的大主教及時暗示他的常任醫官。當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審判官在維也納出現時，那印刷所神秘地消失了，受僱的印刷工明確表示他們從來沒有排過或印過這樣的書。而深受尊敬的醫生維侖努憤慨地否認他就是米圭爾·塞維特斯，奇怪的是：天主教宗教法庭僅僅滿足於引起一場抗議，這一可怕的機構異乎尋常的克製，加強了我們的這一想法。一定有幾個有權勢的人對那犯人伸出了保護的手。天主教宗教法庭通常是用拶指夾和拉肢具開始工作的，這次卻憑維侖努弗斯逍遙法外。審判官一無所獲地迴到裏昂。而阿尼則接到通知。他的控告查無實據。那個日內瓦人，通過天主教宗教法庭之手，除掉塞維特斯的企圖遂告失敗。如果不是阿尼向日內瓦提出要求，乞求他的表兄弟特裏對上述異端的情況提供進一步的和更多能定罪的材料的話，整個事情就很可能不了了之。
迄今為止，如果希望取一個寬大的看法的話，我們可能會這樣猜想：是特裏發難，向他的信天主教的表兄弟指控一個他完全不相識的作者，不論是特裏還是加爾文都不會夢想到他們的告密會漏到羅馬教廷當局那裏去。但現在司法機器既已發動，日內瓦那一大群狂熱分子一定知道阿尼之所以寫信給他們要求進一步提供信息，這並不出於無聊的好奇心，而是在天主教宗教法庭的促進下辦的。他們就不能不懷疑這些人所作所為動機的性質了。一個牧師想必不會對用文火烤炙這麽多新教徒的、可怕的天主教當局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塞維特斯有充分的理由向加爾文怒吼：“你不知道作為一個福音的僕人，使自己成為一個官方的控告人，並利用他的職權設置圈套是邪惡的嗎?”
讓我再說一遍，當加爾文的教義處於危急情況時，他是一個無恥之徒。塞維特斯必須被“消滅”，因為加爾文是一個極記仇的人，他一點也不介意使用什麽手段。特裏給阿尼的第二封信無疑是加爾文口授的，是一個偽善的傑作。特裏稱他對他表兄弟把信交給天主教宗教法庭一事，大吃一驚。“原來隻打算讓你過目，”他說，“我除向你說明那些自命為教會柱石的人們是如何對信仰全無熱情外，別無其他目的。”但現在，當他已知道柴薪已經堆積起來，他並不丟掉進一步向天主教宗教法庭活動的念頭。這一卑鄙的告密者繼續甜言蜜語地說什麽，因為大錯已經鑄成，毫無疑問，“上帝的意願是把基督教徒從這骯髒和致命的災害中拯救出來。”接下去的內容使人簡直不能相信。在把上帝的名字拖下水去以掩蓋人類仇恨的不人道現象之後，特裏把他所能找到的最機密的材料——塞維特斯的親筆信和那書的部分手稿送給他的表兄弟。現在，對異端採取嚴厲措施的人就可以很快行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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