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在的，這個熱情而沒有耐心的西班牙人的極端異端的思想，並沒有壽終正寢。米圭爾·塞維特斯過去那種好尋根究底和不知疲倦的脾氣，依然在激勵著他。當一個人老是存有某種念頭時，他就象是在發高熱一樣。他的思想充滿了無限的活力，它尋求著發展和自由。每一個思想家，一待時機成熟，他的主要思想便不可避免地要尋找出口，其勢就象紮刺尋找從化膿的手指上流出去：嬰兒從母親的子宮裏尋求分娩;膨脹的果子尋求脫殼而出一樣不可阻擋。象塞維特斯那樣一個熱情和過分自信的人，終究不會容忍他獨家所有的指導性思想受到壓製。他有一種推動世界同他一起思想的不可抑製的熱望。對於他來說，看到新教領袖們繼續在傳播他認為是錯誤的教條(如嬰兒受洗和三位一體)是一種經常性的折磨。基督教徒怎能繼續被“反基督的”錯誤毒害呢?為了真正的信仰而直率地宣布他的使命，這難道不是他的責任嗎?我們不能不認為，在那被迫緘口的年月裏，塞維特斯看來在精神上備受了痛苦。沒出口的語言在他心裏翻滾著。作為一個亡命之徒，作為一個安全就是一切的人，他得不讓看到，他被迫保持緘默。塞維特斯最後決定找一個同情者通信，以求進行智力上的對話。因為在他目前的住所裏，他不能冒和任何人當麵討論神學信念的危險，他隻能用文字秘密地進行討論。
塞維特斯的災難在於：他盲目地選中加爾文作為他信得過的神學家，他希望這勇敢和革命的革新者，願意贊同更大膽地對《聖經》進行解釋。在結交加爾文方麵，塞維特斯也許隻是在和一個老朋友敘舊，恢複很久以前早應開始的對話。在大學時代，他們肯定在巴黎碰到過。但是直到加爾文成為日內瓦的主人，米歇爾·德·維侖努成為維也納大主教的常任醫官以後，他們才通過約翰·弗萊朗，裏昂的學者和印刷商，作為中間人開始通信。塞維特斯先寫信，他迫切地、喋喋不休地向加爾文提出要求，希望他反“三位一體”的論點贏得這最卓越的宗教改革神學家的支持。一開始，加爾文覆信的口氣象是在改正錯誤的信條。加爾文自信他的責任是把迷途者引上正路，把迷途的羊引人羊欄，加爾文盡最大的努力使塞維特斯認識錯誤。但到最後，他被塞維特斯所使用的傲慢和放肆的口氣激怒了。塞維特斯自信地寫信給加爾文，那固執己見，稍有牴觸就動輒發火的獨裁者：“我已一再向你解釋過，你因無視三個神聖的實質性問題的巨大不同而走上了錯路”，這就觸及了一個危險的魔鬼的痛處。最後塞維特斯竟膽敢送給那著名的作者一本《基督教原理》，那西班牙人好象學校裏的教員對付小學生的作文一樣，在書頁的空白處，標出他認為是錯誤之處。不難理解，那日內瓦的獨裁者，對一個業餘神學家的如此狂妄會怎樣憤怒了。“塞維特斯攫取了我的，用辱罵性的評論玷汙了它，很象是一條狗叼了一塊石頭啃個沒完，”——加爾文如此輕蔑地寫信給他的朋友法裏爾。為什麽他要浪費他的時間，同這樣一個無可藥救的白癡爭辯呢?他一腳踢開塞維特斯的論點，擺脫了它。“那傢夥的話就象驢鳴，對此，我一概置若罔聞。”
這不走運的堂吉訶德，在為時還不太晚的時候，不是察覺到在同自滿的裝甲者對抗，卻重新發動進攻。他手持長矛衝刺。加爾文不想同他打交道，但塞維特斯所相信的偏偏是這個人，而不是別人。用加爾文的話來說，塞維特斯看來已“入了魔”。塞維特斯不是把加爾文當作最可厭的、最可能的敵手而避開他，卻把他自己尚未出版的著作，一本神學書的校樣送給了加爾文。正是這本書的題目就足以激怒加爾文。因為塞維特斯書的名字是《基督教的恢複》，他為了向全世界表明，一定要用《恢複》來抗議加爾文的《原理》。加爾文，這病態的、好爭論的人，渴望要塞維特斯改變信仰。那西班牙人的糾纏不休，現在也實在太過份了。加爾文寫信通知介紹他倆通信的中間人，書商弗萊朗說他(加爾文)的時間很寶貴，沒有功夫讀這樣一個妄自尊大的白癡的信。同時他寫下後來證明是十分重要的一段話。他寫信給法裏爾：“塞維特斯最近寫信給我，除此之外，他還破口大罵我。他的信繼續以難以置信的放肆，說我將會發現一些了不起的、和迄今為止聞所未聞的事。他說如果我允許的話，他準備來這兒。但我不能向他提供這樣的保證，如果他真的來了，隻要我還在這城裏掌權，就務使他不能活著離開。”
我們不知道究竟是塞維特斯得知這一威脅，還是加爾文(在一封已丟失的信裏)可能給了他一個含蓄的警告。看來那西班牙人在最後一定認識到他已激惹起加爾文殺氣騰騰的仇恨精神。他第一次為他曾經送給加爾文“蓋了絕密章”的手稿而不安。這一文件已落在一個公開表示仇恨的人的手中，因而可能證實是災難性的。在驚慌之餘，塞維特斯寫信給加爾文說：“因為你已經發表意見說我是撒旦，我就不打算再說什麽了。粑手稿還給我吧，可能一切對你來說會更合適。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羅馬教皇是反基督的，你一定也相信三位一體和嬰兒受洗是羅馬天主教教義的一部分，因此同樣是魔鬼的教條。”
加爾文不作答覆。他不打算把塞維特斯的手稿送還給他。加爾文把那異端的文稿小心地放進一個抽屜裏收好。當需要它時，他就能攤牌。競爭雙方都知道，在他們最後刻毒的話講完之後，一場激烈的鬥爭就在所難免了。塞維特斯的思想裏充滿了悲觀的預感。在這時他寫給一個神學家的信說：“現在我非常清楚，我註定要死在這個案件上。但這樣的想法不能動搖我的勇氣。作為耶穌的一個信徒，我將循著我主的腳步前進。”
卡斯特利奧和塞維特斯以及其他許多人有必要懂得：同象加爾文那樣狂熱的教條主義者作對，甚至在教條的小的方麵向這樣的人挑戰，都是極端危險的。在這些方麵，加爾文是很典型的，他死板而有條理。他不象路德那樣狂暴，因而不會受迸發的熱情所左右;也不象法裏爾的性格那樣難弄。他的仇恨象劍一樣刺目、尖銳、鋒利，但並不象路德那樣得自血統、氣質、熱情或怨恨。加爾文堅韌和冷酷的深仇，是從腦子裏長出來的，他的仇恨使他有一個可怕的好記憶力，他從來不會忘記。德·拉·馬合牧師寫到他：“他從不以此而懷恨在心”，實際上卻是，一個名字一旦印在他記憶的便箋上，就再也擦不掉了，除非此人從生死簿上自行除名。許多年過去了，加爾文沒有再聽到塞維特斯的消息，於是事情就這樣了結了。但加爾文繼續把塞維特斯牢記在心。那和解的文件靜靜地擱在抽屜裏，安全地保管起來。箭矢在筒，仇恨鬱積在他無情的靈魂裏。
有幾年功夫塞維特斯沒有動靜。他放棄了說服那頑固不化的人的嚐試，熱情地專心致誌地幹他的工作。這大主教的常任醫官以最動人的獻身精神，秘密地投入到日常寫作《基督教的恢複》的艱辛工作中去。他希望這一本書能起遠勝於加爾文、路德和茲溫格利改革的作用。凡他們的宗教改革不對頭的地方，他的就是對頭的。通過傳播真正的基督教義，塞維特斯的改革要拯救這個世界。因為塞維特斯從來不是“蔑視真理的獨眼巨人”，象後來公眾嘲笑加爾文的那樣，更不必說他是那些自信為他的信徒的，在今天時時讚美著的，勇敢的自由思想家和無神論者了。塞維特斯在宗教事務上總是保持正規。他真誠地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必須準備把自己的生命獻給神聖信念的虔誠的基督教徒。這一真誠充分表現在他所寫的書的前言部分的唿籲上：“哦，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您是上天所賜，您將自身啟示您的僕人。如此巨大的啟示，將使我們不惑。由於出自內心的神聖的衝動，我將承擔保衛您的事業的重任。在前幾年，我作了第一次嚐試。現在，因為時機業已完備，我必須從頭來起。您指示我們不要過於謙遜，如果我不公開讚揚真理，願我受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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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維特斯的災難在於：他盲目地選中加爾文作為他信得過的神學家，他希望這勇敢和革命的革新者，願意贊同更大膽地對《聖經》進行解釋。在結交加爾文方麵，塞維特斯也許隻是在和一個老朋友敘舊，恢複很久以前早應開始的對話。在大學時代，他們肯定在巴黎碰到過。但是直到加爾文成為日內瓦的主人，米歇爾·德·維侖努成為維也納大主教的常任醫官以後，他們才通過約翰·弗萊朗，裏昂的學者和印刷商，作為中間人開始通信。塞維特斯先寫信，他迫切地、喋喋不休地向加爾文提出要求，希望他反“三位一體”的論點贏得這最卓越的宗教改革神學家的支持。一開始，加爾文覆信的口氣象是在改正錯誤的信條。加爾文自信他的責任是把迷途者引上正路，把迷途的羊引人羊欄，加爾文盡最大的努力使塞維特斯認識錯誤。但到最後，他被塞維特斯所使用的傲慢和放肆的口氣激怒了。塞維特斯自信地寫信給加爾文，那固執己見，稍有牴觸就動輒發火的獨裁者：“我已一再向你解釋過，你因無視三個神聖的實質性問題的巨大不同而走上了錯路”，這就觸及了一個危險的魔鬼的痛處。最後塞維特斯竟膽敢送給那著名的作者一本《基督教原理》，那西班牙人好象學校裏的教員對付小學生的作文一樣，在書頁的空白處，標出他認為是錯誤之處。不難理解，那日內瓦的獨裁者，對一個業餘神學家的如此狂妄會怎樣憤怒了。“塞維特斯攫取了我的，用辱罵性的評論玷汙了它，很象是一條狗叼了一塊石頭啃個沒完，”——加爾文如此輕蔑地寫信給他的朋友法裏爾。為什麽他要浪費他的時間，同這樣一個無可藥救的白癡爭辯呢?他一腳踢開塞維特斯的論點，擺脫了它。“那傢夥的話就象驢鳴，對此，我一概置若罔聞。”
這不走運的堂吉訶德，在為時還不太晚的時候，不是察覺到在同自滿的裝甲者對抗，卻重新發動進攻。他手持長矛衝刺。加爾文不想同他打交道，但塞維特斯所相信的偏偏是這個人，而不是別人。用加爾文的話來說，塞維特斯看來已“入了魔”。塞維特斯不是把加爾文當作最可厭的、最可能的敵手而避開他，卻把他自己尚未出版的著作，一本神學書的校樣送給了加爾文。正是這本書的題目就足以激怒加爾文。因為塞維特斯書的名字是《基督教的恢複》，他為了向全世界表明，一定要用《恢複》來抗議加爾文的《原理》。加爾文，這病態的、好爭論的人，渴望要塞維特斯改變信仰。那西班牙人的糾纏不休，現在也實在太過份了。加爾文寫信通知介紹他倆通信的中間人，書商弗萊朗說他(加爾文)的時間很寶貴，沒有功夫讀這樣一個妄自尊大的白癡的信。同時他寫下後來證明是十分重要的一段話。他寫信給法裏爾：“塞維特斯最近寫信給我，除此之外，他還破口大罵我。他的信繼續以難以置信的放肆，說我將會發現一些了不起的、和迄今為止聞所未聞的事。他說如果我允許的話，他準備來這兒。但我不能向他提供這樣的保證，如果他真的來了，隻要我還在這城裏掌權，就務使他不能活著離開。”
我們不知道究竟是塞維特斯得知這一威脅，還是加爾文(在一封已丟失的信裏)可能給了他一個含蓄的警告。看來那西班牙人在最後一定認識到他已激惹起加爾文殺氣騰騰的仇恨精神。他第一次為他曾經送給加爾文“蓋了絕密章”的手稿而不安。這一文件已落在一個公開表示仇恨的人的手中，因而可能證實是災難性的。在驚慌之餘，塞維特斯寫信給加爾文說：“因為你已經發表意見說我是撒旦，我就不打算再說什麽了。粑手稿還給我吧，可能一切對你來說會更合適。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羅馬教皇是反基督的，你一定也相信三位一體和嬰兒受洗是羅馬天主教教義的一部分，因此同樣是魔鬼的教條。”
加爾文不作答覆。他不打算把塞維特斯的手稿送還給他。加爾文把那異端的文稿小心地放進一個抽屜裏收好。當需要它時，他就能攤牌。競爭雙方都知道，在他們最後刻毒的話講完之後，一場激烈的鬥爭就在所難免了。塞維特斯的思想裏充滿了悲觀的預感。在這時他寫給一個神學家的信說：“現在我非常清楚，我註定要死在這個案件上。但這樣的想法不能動搖我的勇氣。作為耶穌的一個信徒，我將循著我主的腳步前進。”
卡斯特利奧和塞維特斯以及其他許多人有必要懂得：同象加爾文那樣狂熱的教條主義者作對，甚至在教條的小的方麵向這樣的人挑戰，都是極端危險的。在這些方麵，加爾文是很典型的，他死板而有條理。他不象路德那樣狂暴，因而不會受迸發的熱情所左右;也不象法裏爾的性格那樣難弄。他的仇恨象劍一樣刺目、尖銳、鋒利，但並不象路德那樣得自血統、氣質、熱情或怨恨。加爾文堅韌和冷酷的深仇，是從腦子裏長出來的，他的仇恨使他有一個可怕的好記憶力，他從來不會忘記。德·拉·馬合牧師寫到他：“他從不以此而懷恨在心”，實際上卻是，一個名字一旦印在他記憶的便箋上，就再也擦不掉了，除非此人從生死簿上自行除名。許多年過去了，加爾文沒有再聽到塞維特斯的消息，於是事情就這樣了結了。但加爾文繼續把塞維特斯牢記在心。那和解的文件靜靜地擱在抽屜裏，安全地保管起來。箭矢在筒，仇恨鬱積在他無情的靈魂裏。
有幾年功夫塞維特斯沒有動靜。他放棄了說服那頑固不化的人的嚐試，熱情地專心致誌地幹他的工作。這大主教的常任醫官以最動人的獻身精神，秘密地投入到日常寫作《基督教的恢複》的艱辛工作中去。他希望這一本書能起遠勝於加爾文、路德和茲溫格利改革的作用。凡他們的宗教改革不對頭的地方，他的就是對頭的。通過傳播真正的基督教義，塞維特斯的改革要拯救這個世界。因為塞維特斯從來不是“蔑視真理的獨眼巨人”，象後來公眾嘲笑加爾文的那樣，更不必說他是那些自信為他的信徒的，在今天時時讚美著的，勇敢的自由思想家和無神論者了。塞維特斯在宗教事務上總是保持正規。他真誠地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必須準備把自己的生命獻給神聖信念的虔誠的基督教徒。這一真誠充分表現在他所寫的書的前言部分的唿籲上：“哦，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您是上天所賜，您將自身啟示您的僕人。如此巨大的啟示，將使我們不惑。由於出自內心的神聖的衝動，我將承擔保衛您的事業的重任。在前幾年，我作了第一次嚐試。現在，因為時機業已完備，我必須從頭來起。您指示我們不要過於謙遜，如果我不公開讚揚真理，願我受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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