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行政會不願意考慮這一問題。傳教士們不愛吵架，我們不能不認為世俗當局對宗教法庭篡權一事是不安的。委員們把決議拖延了一段時間，最後的判決模稜兩可。卡斯特利奧受到訓斥但未處分、未被除名。但提名他為溫多華傳教士的活動在另行通知之前暫行停止。
這樣一個不冷不熱的懲戒，有人可能認為足以使卡斯特利奧滿足了。但他另有主意。這一事件隻不過加強了他先前的想法：在象加爾文那樣的一個暴君的獨裁統治之下，日內瓦就不會有自由精神。因此他請求市行政會解除他的職務。他通過第一次嚐試使用力量和研究他敵手的策略學到了足夠多的東西。他知道政治黨徒用專橫對待真理，他們想使真理為他們的政策服務。卡斯特利奧清楚地預見到，他坦率、果斷地拒絕高位顯職，隻能使他的敵人散布流言蜚語，說卡斯特利奧失去官職的原因是由於某種不端的行為。因此，在離開日內瓦之前，卡斯特利奧請求得到一份有關這事件的書麵報告，加爾文別無選擇隻好在報告上簽名。這份報告現仍存巴塞爾圖書館國家文件檔案中。在那兒，我們讀到之所以拒絕任命卡斯特利奧為傳教士，僅僅隻是因為兩項無關宏旨的神學上的分歧。報告最後部分的原文如下：“沒有人可對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離職的原因妄加猜測，我們全體宣布他是自願辭去學院院長職務的。直到最後，他是如此圓滿地完成了職責，我們認為他值得成為我們傳教士的一員。即使最後的人事安排並非如此，這也並不是因為我們發現卡斯特利奧有任何不端行為，而僅僅是為了上述原因。”
加爾文當然還是得到了勝利——從日內瓦勾銷了那唯一能站出來反對他的人。但毋庸置疑，這勝利是付出極大代價才得到的。卡斯特利奧極孚人望，許多人把他的離去當作本城的一大損失。公眾的輿論認為，“加爾文大大冤枉了卡斯特利奧老爺”。整個人道主義者世界普遍認為：加爾文在日內瓦誰也不容，隻容得對他的所有意見唯唯諾諾的人。二百年以後，服爾泰把對卡斯特利奧的鎮壓作為證明加爾文內心思想態度的決定性的證據：“我們能夠根據卡斯特利奧揭露加爾文迫害的實例中衡量這專製暴君的惡毒——雖然卡斯特利奧是遠比加爾文偉大的學者。是加爾文的妒忌把他逐出了日內瓦。”
加爾文的本性對批評過份敏感。他很快就認識到民意是反對他的，普遍認為他應對卡斯特利奧的下台負責。他剛達到了他的目的，成功地把那唯一具獨立思想的人直接逐出了日內瓦，就意識到自己得為卡斯特利奧目前的貧困和苦難負責，他因此感到不安。實際上，卡斯特利奧的離職決定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作出的。作為加爾文(從政治上說起來，此人是瑞士最強有力的新教徒)的對手，卡斯特利奧不可能指望很快就接到改革教會的另行任命。他魯莽的離職決定，使他處於赤貧狀態。這一曾任日內瓦宗教改革學院院長的人被迫為乞討口糧挨戶奔走。加爾文是夠聰明的，他意識到當一個被擊敗的對手明顯地處於貧困狀態時就會鋌而走險。現在卡斯特利奧已不再在他旁邊使他惱火了，因此，加爾文想為那被追獵的人留一條退路。在這個時候，他想必花了很多的時間，一封信接一封信地為自己開脫。他稱為了替卡斯特利奧那個窮小子謀一個合適的職位，他找了許許多多的麻煩。(卡斯特利奧為什麽窮苦，那還不是加爾文的過錯?)“我希望能從什麽地方借到一筆足夠的貸款，我將盡一切力量助成此事。”但卡斯特利奧不象加爾文所希望的那樣保持沉默。他告訴所有的人，由於加爾文的專橫跋扈，他被迫離開了日內瓦。這就觸到了加爾文的痛處。因為加爾文從來不公開承認他自己是一個獨裁者，他總是形容他自己是一個謙卑恭順地完成人們分派給他困難工作的人。
加爾文寫信給他朋友們時的口氣很快就變了，他不複同情卡斯特利奧了。“如果你知道這情況就好了，”他寫信給人說：“這雜種狗(我指的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衝著我狂吠亂叫。他稱他是被我的專製暴虐逐出公職的，他稱我希望做一個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在幾個月之內，就是這樣一個被加爾文形容為夠得上擔任上帝僕人神聖職務的人，成了一隻“野獸”，一條“雜種狗”——這隻不過因為卡斯特利奧寧願受極端的貧窮，也不願出賣自己，不願因為贈予牧師的傣祿而緘口。
這一英勇地受窮、自願受難的行為，在卡斯特利奧同時代的人中間引起了敬佩。蒙田說過，象卡斯特利奧這樣做過那麽多好事的人，會落在那萬惡的時代裏，實是可嘆。那法國隨筆作家接著說，有很多人如果及時知道卡斯特利奧匱乏的話，毫無問題，他們會樂於幫助他的。蒙田太自信了。沒有人對卡斯特利奧最低限度的需求，幫過一點忙。年複一年，這一被逐出職位的人，得不到與他的卓越的學澗道德相配的位置。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一所大學光顧過他，沒有向他提供過一個傳教士的職位。因為，在政治上瑞士各城市對加爾文的依賴已如此之大，以致於沒有一個人敢冒風險而向日內瓦獨裁者的對手假以援手。無論如何，這個被追獵的人仍可在巴塞爾的奧伯林印刷所當一個低級校對員以掙得菲薄的收入，可是這職業並不是正式的，不足以養活妻子和孩子們，也不足以養活他自己。為了扶養一群贍養者(數目是六或八人)，卡斯特利奧加班當私人教師。多年的匱乏使他心力交瘁。他不得不忍受著這一切，直到最後，巴塞爾大學給予這一有百科全書之稱的人一個希臘文讀經人的位置。但這一讀經的位置，榮譽性質大於掙錢，遠遠不能使卡斯特利奧從無休止的苦役中解放出來。年複一年，生命延續著，這偉大的學者(很多人視他為當時最偉大的學者)得做僱工的活，他在巴塞爾郊區用手鏟土。因為他的日常工作，不足以餬口。卡斯特利奧終夜兀坐校樣：為別人的文章潤色，翻譯多種外文資料。我們計算了一下，他為巴塞爾印書商從希臘文、希伯萊文、拉丁文、義大利文和德文翻譯過數千頁的資料，這一切僅僅是為了掙得每天的麵包。
由於這些年的去職，他衰弱的、過分敏感的身體被搞壞了。但他獨立的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從來沒有被削弱過。因為在艱苦的勞動中，卡斯特利奧從來沒有忘記他真正的任務。他不屈不撓地繼續他終身的事業：把《聖經》翻譯成拉丁文和法文。一有空暇，他就組織爭辯，寫評論文章，交換意見。他沒有一天、沒有一夜不堅持艱苦的工作。他從來不知道旅遊的歡樂、消遣的歡欣，甚至不知道名譽、財富等世俗的報酬。他寧願接受無休止貧困的苦味，寧願喪失睡眠的機會，也不願對他的良心不忠實。這樣，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精神英雄的燦爛的典範。這個人，雖然沒有被世界看到，雖然在黑暗中被遺忘，但仍然為了他視作神聖而又神聖的享業——言論的不可侵犯，意誌的不可破壞而鬥爭。
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之間的決鬥還沒有開始。但兩個人、兩種思想已互相對峙著。每一方都認為對方是不妥協的敵手。他們不能在同一城市、同一精神領域共同生活一天。雖然實際上他們是分開的，一在巴塞爾，一在日內瓦，但他們彼此密切地注意著：卡斯特利奧沒有忘記加爾文，加爾文也沒有忘記卡斯特利奧。他們彼此緘口不言，但那隻是暫時的等待，等待說出那決定性的話。這樣的對立，要比僅僅意見不同更進一步。那是一種哲學同另一種哲學的根本結仇，永遠不能達成協議;在獨裁統治的陰影之下，是永遠不可能有自由自在的精神自主的，而對一個獨裁統治來說，隻要在它勢力範圍內有一種獨立思想，它就永遠不能無憂無慮和充滿自信。當然從潛在的緊張到激化，還需要一些特殊的原因。直到加爾文燃起火把，燒死了塞維特斯。卡斯特利奧現在是骨鯁在喉一吐為快了。隻有當加爾文向每一個精神是自由的人宣戰時，卡斯特利奧才以良心自由的名義，宣布對加爾文作生死的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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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個不冷不熱的懲戒，有人可能認為足以使卡斯特利奧滿足了。但他另有主意。這一事件隻不過加強了他先前的想法：在象加爾文那樣的一個暴君的獨裁統治之下，日內瓦就不會有自由精神。因此他請求市行政會解除他的職務。他通過第一次嚐試使用力量和研究他敵手的策略學到了足夠多的東西。他知道政治黨徒用專橫對待真理，他們想使真理為他們的政策服務。卡斯特利奧清楚地預見到，他坦率、果斷地拒絕高位顯職，隻能使他的敵人散布流言蜚語，說卡斯特利奧失去官職的原因是由於某種不端的行為。因此，在離開日內瓦之前，卡斯特利奧請求得到一份有關這事件的書麵報告，加爾文別無選擇隻好在報告上簽名。這份報告現仍存巴塞爾圖書館國家文件檔案中。在那兒，我們讀到之所以拒絕任命卡斯特利奧為傳教士，僅僅隻是因為兩項無關宏旨的神學上的分歧。報告最後部分的原文如下：“沒有人可對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離職的原因妄加猜測，我們全體宣布他是自願辭去學院院長職務的。直到最後，他是如此圓滿地完成了職責，我們認為他值得成為我們傳教士的一員。即使最後的人事安排並非如此，這也並不是因為我們發現卡斯特利奧有任何不端行為，而僅僅是為了上述原因。”
加爾文當然還是得到了勝利——從日內瓦勾銷了那唯一能站出來反對他的人。但毋庸置疑，這勝利是付出極大代價才得到的。卡斯特利奧極孚人望，許多人把他的離去當作本城的一大損失。公眾的輿論認為，“加爾文大大冤枉了卡斯特利奧老爺”。整個人道主義者世界普遍認為：加爾文在日內瓦誰也不容，隻容得對他的所有意見唯唯諾諾的人。二百年以後，服爾泰把對卡斯特利奧的鎮壓作為證明加爾文內心思想態度的決定性的證據：“我們能夠根據卡斯特利奧揭露加爾文迫害的實例中衡量這專製暴君的惡毒——雖然卡斯特利奧是遠比加爾文偉大的學者。是加爾文的妒忌把他逐出了日內瓦。”
加爾文的本性對批評過份敏感。他很快就認識到民意是反對他的，普遍認為他應對卡斯特利奧的下台負責。他剛達到了他的目的，成功地把那唯一具獨立思想的人直接逐出了日內瓦，就意識到自己得為卡斯特利奧目前的貧困和苦難負責，他因此感到不安。實際上，卡斯特利奧的離職決定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作出的。作為加爾文(從政治上說起來，此人是瑞士最強有力的新教徒)的對手，卡斯特利奧不可能指望很快就接到改革教會的另行任命。他魯莽的離職決定，使他處於赤貧狀態。這一曾任日內瓦宗教改革學院院長的人被迫為乞討口糧挨戶奔走。加爾文是夠聰明的，他意識到當一個被擊敗的對手明顯地處於貧困狀態時就會鋌而走險。現在卡斯特利奧已不再在他旁邊使他惱火了，因此，加爾文想為那被追獵的人留一條退路。在這個時候，他想必花了很多的時間，一封信接一封信地為自己開脫。他稱為了替卡斯特利奧那個窮小子謀一個合適的職位，他找了許許多多的麻煩。(卡斯特利奧為什麽窮苦，那還不是加爾文的過錯?)“我希望能從什麽地方借到一筆足夠的貸款，我將盡一切力量助成此事。”但卡斯特利奧不象加爾文所希望的那樣保持沉默。他告訴所有的人，由於加爾文的專橫跋扈，他被迫離開了日內瓦。這就觸到了加爾文的痛處。因為加爾文從來不公開承認他自己是一個獨裁者，他總是形容他自己是一個謙卑恭順地完成人們分派給他困難工作的人。
加爾文寫信給他朋友們時的口氣很快就變了，他不複同情卡斯特利奧了。“如果你知道這情況就好了，”他寫信給人說：“這雜種狗(我指的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衝著我狂吠亂叫。他稱他是被我的專製暴虐逐出公職的，他稱我希望做一個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在幾個月之內，就是這樣一個被加爾文形容為夠得上擔任上帝僕人神聖職務的人，成了一隻“野獸”，一條“雜種狗”——這隻不過因為卡斯特利奧寧願受極端的貧窮，也不願出賣自己，不願因為贈予牧師的傣祿而緘口。
這一英勇地受窮、自願受難的行為，在卡斯特利奧同時代的人中間引起了敬佩。蒙田說過，象卡斯特利奧這樣做過那麽多好事的人，會落在那萬惡的時代裏，實是可嘆。那法國隨筆作家接著說，有很多人如果及時知道卡斯特利奧匱乏的話，毫無問題，他們會樂於幫助他的。蒙田太自信了。沒有人對卡斯特利奧最低限度的需求，幫過一點忙。年複一年，這一被逐出職位的人，得不到與他的卓越的學澗道德相配的位置。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一所大學光顧過他，沒有向他提供過一個傳教士的職位。因為，在政治上瑞士各城市對加爾文的依賴已如此之大，以致於沒有一個人敢冒風險而向日內瓦獨裁者的對手假以援手。無論如何，這個被追獵的人仍可在巴塞爾的奧伯林印刷所當一個低級校對員以掙得菲薄的收入，可是這職業並不是正式的，不足以養活妻子和孩子們，也不足以養活他自己。為了扶養一群贍養者(數目是六或八人)，卡斯特利奧加班當私人教師。多年的匱乏使他心力交瘁。他不得不忍受著這一切，直到最後，巴塞爾大學給予這一有百科全書之稱的人一個希臘文讀經人的位置。但這一讀經的位置，榮譽性質大於掙錢，遠遠不能使卡斯特利奧從無休止的苦役中解放出來。年複一年，生命延續著，這偉大的學者(很多人視他為當時最偉大的學者)得做僱工的活，他在巴塞爾郊區用手鏟土。因為他的日常工作，不足以餬口。卡斯特利奧終夜兀坐校樣：為別人的文章潤色，翻譯多種外文資料。我們計算了一下，他為巴塞爾印書商從希臘文、希伯萊文、拉丁文、義大利文和德文翻譯過數千頁的資料，這一切僅僅是為了掙得每天的麵包。
由於這些年的去職，他衰弱的、過分敏感的身體被搞壞了。但他獨立的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從來沒有被削弱過。因為在艱苦的勞動中，卡斯特利奧從來沒有忘記他真正的任務。他不屈不撓地繼續他終身的事業：把《聖經》翻譯成拉丁文和法文。一有空暇，他就組織爭辯，寫評論文章，交換意見。他沒有一天、沒有一夜不堅持艱苦的工作。他從來不知道旅遊的歡樂、消遣的歡欣，甚至不知道名譽、財富等世俗的報酬。他寧願接受無休止貧困的苦味，寧願喪失睡眠的機會，也不願對他的良心不忠實。這樣，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精神英雄的燦爛的典範。這個人，雖然沒有被世界看到，雖然在黑暗中被遺忘，但仍然為了他視作神聖而又神聖的享業——言論的不可侵犯，意誌的不可破壞而鬥爭。
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之間的決鬥還沒有開始。但兩個人、兩種思想已互相對峙著。每一方都認為對方是不妥協的敵手。他們不能在同一城市、同一精神領域共同生活一天。雖然實際上他們是分開的，一在巴塞爾，一在日內瓦，但他們彼此密切地注意著：卡斯特利奧沒有忘記加爾文，加爾文也沒有忘記卡斯特利奧。他們彼此緘口不言，但那隻是暫時的等待，等待說出那決定性的話。這樣的對立，要比僅僅意見不同更進一步。那是一種哲學同另一種哲學的根本結仇，永遠不能達成協議;在獨裁統治的陰影之下，是永遠不可能有自由自在的精神自主的，而對一個獨裁統治來說，隻要在它勢力範圍內有一種獨立思想，它就永遠不能無憂無慮和充滿自信。當然從潛在的緊張到激化，還需要一些特殊的原因。直到加爾文燃起火把，燒死了塞維特斯。卡斯特利奧現在是骨鯁在喉一吐為快了。隻有當加爾文向每一個精神是自由的人宣戰時，卡斯特利奧才以良心自由的名義，宣布對加爾文作生死的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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