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讀到這些陰險和神秘的話時，疑團在頭腦裏油然而生。我們怎麽能不那麽想：卡斯特利奧一定有什麽隱私;這個人犯過什麽錯誤，不配做一個高貴的傳教士;加爾文一定知道他的某些汙點，但為了“保護”卡斯特利奧，希望用基督教仁慈的幕布將其隱瞞的罪行呢?他穿越邊境時受了賄?他同蕩婦姘居了，在迄今為止仍一無疵暇的名譽後麵又有什麽隱私呢，顯然，加爾文通過散布模稜兩可的懷疑空氣迫使卡斯特利奧投降。對一個人的名譽來說，沒有再比用“保護”這樣一個模稜兩可的詞更為糟糕的了。
然而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不希望被“保護”。他的良心潔白無暇。當獲悉他爭取得到任命的努力失敗後，他就把事情抖了出來。他堅持加爾文必須在市行政會麵前公開宣布拒絕任命他(卡斯特利奧)為傳教士的原因。現在加爾文被迫攤牌，他必須宣布卡斯特利奧神秘的罪行是什麽才行。有了，這一罪行加爾文曾經那樣巧妙地秘而不宣。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在卡斯特利奧所翻譯的《聖經》譯文中，有兩段和加爾文的有些不同。首先是卡斯特利奧曾宣稱所羅門的歌不是神聖的而是一首不聖潔的詩，書拉密的讚美詩是世俗情詩的一部分：她的兩乳“好象一對小鹿就是母乳雙生的”，這完全不是一種給宗教以榮耀的引喻。第二個偏離同樣屬於細枝末節：卡斯特利奧對耶穌降入地獄的解釋和加爾文見解有所不同。
看來“寬宏大量地加以隱瞞”的卡斯特利奧的罪行是那樣的無關宏旨，而卡斯特利奧就是因為這一罪行而被拒絕任命為傳教士的。但這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因為對加爾文這樣的人來說，在教義領域內並沒有什麽無關宏旨的事情。由於在教會中已建立起至高無上的、由他獨攬大權的統一體，以他的刻板的氣質而言，一個表麵上微不足道的偏離，其危險的程度，不比一個嚴重的錯誤為輕。在加爾文用始終如一的路線建立起來的邏輯大廈裏，每一石塊、每一小碎片，一定要整齊地安在一定的位置上。這正象在政治生活中，在習慣法和法律方麵，同樣地也在宗教圈子裏，原則上加爾文反對任何一種自由一樣。如果他的教會要繼續存在下去，一定要從基層直到最高領導階層都保持獨裁統治。在他的自治城裏絕不允許任何人拒絕承認他至高無上的領導，或對自由抱有熱望。
因此，市政會傳令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進行公開辯論並在會上提出各自意見的文件證明，此舉是白操了心。我不能老是重複說，加爾文隻希望教育別人，從來不願開會讓別人教育他。他拒絕同任何人討論事情，他隻下命令。在他第一次為這事情發言時，他要求卡斯特利奧要“迴到我們的思路上來”，警告他不要“相信他自己的判斷”，而與教會的基本實體相對抗。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一樣忠實於信念。對卡斯特利奧來說，良心上的自由是人類至高無上的精神上的善。為了這自由，他準備付出任何世俗的代價，他知道他隻要在這兩項無關宏旨的問題上智勝了加爾文，在宗教法庭上他就十分有利。
卡斯特利奧以不屈不撓的獨立精神答覆說，沒有什麽可以誘使他作出無法履行的允諾，因為這一允諾會使他作出無視良心的行為來。因此，讓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公開進行一次辯論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在非常的時刻，這兩個在宗教事務上要求完全自由的人物發現，他們各自代表的自由宗教改革和正統宗教改革就要撞車了。在和卡斯特利奧進行了一場聾子對話式的爭執以後，加爾文在一篇文章中為自己辯護說：“就我們的對話，我能作出的判斷是，他對我的成見如此之深，以致於我難以相信，我們能夠互相了解。”
卡斯特利奧對加爾文有什麽成見呢?加爾文披露說：“塞巴斯蒂安總以為我渴望統治。”說實在的，沒有比實際情況更扼要更清楚的了。兩年來，卡斯特利奧所知道隻不過是別人所早已知道了的，那就是說，由於加爾文暴虐的衝動，在日內瓦隻容得一個人的意見，即他自己的意見;就是說，除了貝齊之類的追隨者外，沒有人能夠在他精神影響的圈子裏生活並準備在教義的每一方麵都讓加爾文領導。現在卡斯特利奧再也不能唿吸這樣窒息的空氣，不能忍受這樣的精神高壓統治了。他從法國流亡，躲避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不是為了讓自己服從於一個新的基督教的控製和監督;他拋棄古老的教條，不是為了成為一個新教條的奴隸。加爾文把福音書當作僵硬的、係統化的合法法典，而對卡斯特利奧來說，耶穌是人類中最有人性的，是倫理學上的一個典範，每一基督教信徒應根據自己的方法予以仿效，並用理性之光謙卑地加以闡明，這絕不意味著：某人提出的某種新的解釋，就是獨家掌握的真理。卡斯特利奧隻能憤慨地注意到，日內瓦的那群傳教士以傲慢的自信譯述上帝的旨意，就好象他們隻懂這樣的語言似的。卡斯特利奧被那些人如此固執已見、如此驕橫，並繼續不斷地堅持他們的召喚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所有其他的人則是可憐的罪人的說法所激怒。在一次公開的會議上，他對他們的意見作出評論：“在所有事情上，均批準自己為上帝的代理人，並樂此不疲。”卡斯特利奧站起來請求“上帝的使者們”遵守這樣一個檢討的結果，不要審問、懲罰、謀殺那些和他們意見不同的人。不幸的是，我們隻能通過加爾文所編輯的一本評論集來猜測卡斯特利奧的原話，而加爾文是隻要竄改原話能占敵手的上風，就毫不遲疑地會這樣去做的，他甚至不借篡改聖書。但即使從加爾文抱有偏見的描述中，我們仍能推斷出，卡斯特利奧曾公開聲明說，每一個人，包括他自己在內，都難免要犯錯誤：“保羅是上帝的一個僕人，而我們隻為我們自己服務。保羅是有耐心的，而我們極端缺乏耐心。別人不公平地折磨保羅，而我們迫害無辜。”
加爾文出席了這次會議，看來卡斯特利奧的猛烈攻擊使他大為驚詫。如果他是一個象路德那樣激動和自信的愛爭論的人，他會迅即作出猛烈的口答;而象伊拉茲馬斯這樣的人道主義者，則很可能會進行學術上的爭辯，當然不會太激動。但加爾文是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一個有策略和講實際的人：一個知道怎樣克製自己的人。他能注意到卡斯特利奧的發言對那些出席會議的人有何等強烈的印象，意識到在當時進行反擊是不合適的。因此他不反駁，隻把薄嘴唇閉得更緊。“當時我保持平靜”，當為他出奇的自我克製解嘲時，他說：“我隻是為了避免在許多外麵人的麵前，開始一場激烈的討論。”
後來他在比較親近的圈子裏說了些什麽?他會謙細地、人對人、觀點對觀點地敘述他和卡斯特利奧的不同嗎?他會把卡斯特利奧傳到宗教法庭，向他的敵手提出挑戰，用有姓名有事實的文件加以全麵的控告嗎?全然不會。在政治事務上加爾文從來不願走直路。對於他來說，敵對批評的每一嚐試都代表了比神學上的意見分歧更大的事。這是對國家的一項罪行，構成了犯罪。現在，必須要以世俗的武力來對付犯罪了。卡斯特利奧並沒有被傳到宗教法庭，而是被傳到世俗的權威之前。一件道德上的爭執變成了懲戒性的程序。在提交給日內瓦市行政會的控告中，加爾文寫道：“卡斯特利奧破壞牧師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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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不希望被“保護”。他的良心潔白無暇。當獲悉他爭取得到任命的努力失敗後，他就把事情抖了出來。他堅持加爾文必須在市行政會麵前公開宣布拒絕任命他(卡斯特利奧)為傳教士的原因。現在加爾文被迫攤牌，他必須宣布卡斯特利奧神秘的罪行是什麽才行。有了，這一罪行加爾文曾經那樣巧妙地秘而不宣。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在卡斯特利奧所翻譯的《聖經》譯文中，有兩段和加爾文的有些不同。首先是卡斯特利奧曾宣稱所羅門的歌不是神聖的而是一首不聖潔的詩，書拉密的讚美詩是世俗情詩的一部分：她的兩乳“好象一對小鹿就是母乳雙生的”，這完全不是一種給宗教以榮耀的引喻。第二個偏離同樣屬於細枝末節：卡斯特利奧對耶穌降入地獄的解釋和加爾文見解有所不同。
看來“寬宏大量地加以隱瞞”的卡斯特利奧的罪行是那樣的無關宏旨，而卡斯特利奧就是因為這一罪行而被拒絕任命為傳教士的。但這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因為對加爾文這樣的人來說，在教義領域內並沒有什麽無關宏旨的事情。由於在教會中已建立起至高無上的、由他獨攬大權的統一體，以他的刻板的氣質而言，一個表麵上微不足道的偏離，其危險的程度，不比一個嚴重的錯誤為輕。在加爾文用始終如一的路線建立起來的邏輯大廈裏，每一石塊、每一小碎片，一定要整齊地安在一定的位置上。這正象在政治生活中，在習慣法和法律方麵，同樣地也在宗教圈子裏，原則上加爾文反對任何一種自由一樣。如果他的教會要繼續存在下去，一定要從基層直到最高領導階層都保持獨裁統治。在他的自治城裏絕不允許任何人拒絕承認他至高無上的領導，或對自由抱有熱望。
因此，市政會傳令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進行公開辯論並在會上提出各自意見的文件證明，此舉是白操了心。我不能老是重複說，加爾文隻希望教育別人，從來不願開會讓別人教育他。他拒絕同任何人討論事情，他隻下命令。在他第一次為這事情發言時，他要求卡斯特利奧要“迴到我們的思路上來”，警告他不要“相信他自己的判斷”，而與教會的基本實體相對抗。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一樣忠實於信念。對卡斯特利奧來說，良心上的自由是人類至高無上的精神上的善。為了這自由，他準備付出任何世俗的代價，他知道他隻要在這兩項無關宏旨的問題上智勝了加爾文，在宗教法庭上他就十分有利。
卡斯特利奧以不屈不撓的獨立精神答覆說，沒有什麽可以誘使他作出無法履行的允諾，因為這一允諾會使他作出無視良心的行為來。因此，讓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公開進行一次辯論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在非常的時刻，這兩個在宗教事務上要求完全自由的人物發現，他們各自代表的自由宗教改革和正統宗教改革就要撞車了。在和卡斯特利奧進行了一場聾子對話式的爭執以後，加爾文在一篇文章中為自己辯護說：“就我們的對話，我能作出的判斷是，他對我的成見如此之深，以致於我難以相信，我們能夠互相了解。”
卡斯特利奧對加爾文有什麽成見呢?加爾文披露說：“塞巴斯蒂安總以為我渴望統治。”說實在的，沒有比實際情況更扼要更清楚的了。兩年來，卡斯特利奧所知道隻不過是別人所早已知道了的，那就是說，由於加爾文暴虐的衝動，在日內瓦隻容得一個人的意見，即他自己的意見;就是說，除了貝齊之類的追隨者外，沒有人能夠在他精神影響的圈子裏生活並準備在教義的每一方麵都讓加爾文領導。現在卡斯特利奧再也不能唿吸這樣窒息的空氣，不能忍受這樣的精神高壓統治了。他從法國流亡，躲避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不是為了讓自己服從於一個新的基督教的控製和監督;他拋棄古老的教條，不是為了成為一個新教條的奴隸。加爾文把福音書當作僵硬的、係統化的合法法典，而對卡斯特利奧來說，耶穌是人類中最有人性的，是倫理學上的一個典範，每一基督教信徒應根據自己的方法予以仿效，並用理性之光謙卑地加以闡明，這絕不意味著：某人提出的某種新的解釋，就是獨家掌握的真理。卡斯特利奧隻能憤慨地注意到，日內瓦的那群傳教士以傲慢的自信譯述上帝的旨意，就好象他們隻懂這樣的語言似的。卡斯特利奧被那些人如此固執已見、如此驕橫，並繼續不斷地堅持他們的召喚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所有其他的人則是可憐的罪人的說法所激怒。在一次公開的會議上，他對他們的意見作出評論：“在所有事情上，均批準自己為上帝的代理人，並樂此不疲。”卡斯特利奧站起來請求“上帝的使者們”遵守這樣一個檢討的結果，不要審問、懲罰、謀殺那些和他們意見不同的人。不幸的是，我們隻能通過加爾文所編輯的一本評論集來猜測卡斯特利奧的原話，而加爾文是隻要竄改原話能占敵手的上風，就毫不遲疑地會這樣去做的，他甚至不借篡改聖書。但即使從加爾文抱有偏見的描述中，我們仍能推斷出，卡斯特利奧曾公開聲明說，每一個人，包括他自己在內，都難免要犯錯誤：“保羅是上帝的一個僕人，而我們隻為我們自己服務。保羅是有耐心的，而我們極端缺乏耐心。別人不公平地折磨保羅，而我們迫害無辜。”
加爾文出席了這次會議，看來卡斯特利奧的猛烈攻擊使他大為驚詫。如果他是一個象路德那樣激動和自信的愛爭論的人，他會迅即作出猛烈的口答;而象伊拉茲馬斯這樣的人道主義者，則很可能會進行學術上的爭辯，當然不會太激動。但加爾文是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一個有策略和講實際的人：一個知道怎樣克製自己的人。他能注意到卡斯特利奧的發言對那些出席會議的人有何等強烈的印象，意識到在當時進行反擊是不合適的。因此他不反駁，隻把薄嘴唇閉得更緊。“當時我保持平靜”，當為他出奇的自我克製解嘲時，他說：“我隻是為了避免在許多外麵人的麵前，開始一場激烈的討論。”
後來他在比較親近的圈子裏說了些什麽?他會謙細地、人對人、觀點對觀點地敘述他和卡斯特利奧的不同嗎?他會把卡斯特利奧傳到宗教法庭，向他的敵手提出挑戰，用有姓名有事實的文件加以全麵的控告嗎?全然不會。在政治事務上加爾文從來不願走直路。對於他來說，敵對批評的每一嚐試都代表了比神學上的意見分歧更大的事。這是對國家的一項罪行，構成了犯罪。現在，必須要以世俗的武力來對付犯罪了。卡斯特利奧並沒有被傳到宗教法庭，而是被傳到世俗的權威之前。一件道德上的爭執變成了懲戒性的程序。在提交給日內瓦市行政會的控告中，加爾文寫道：“卡斯特利奧破壞牧師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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