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途到斯特拉斯堡，象大部分宗教流亡者一樣，是“為了加爾文”。由於加爾文在他《原理》的序文中，曾大膽地向法朗西斯一世挑戰，要求宗教寬容和允許信仰自由。雖然作者是一個非常年輕的人，卻被受到激勵的法國青年當作一個先驅和福音派教義的旗手。流亡者們象加爾文一樣被迫害，希望向加爾文學習怎樣更好地表達他們的要求;怎樣更明確地安排他們的道路，怎樣完成他們終身的事業。作為一個信徒，而且是一個熱誠的信徒(卡斯特利奧自己對於自由的熱誠使他把加爾文當作是精神自由的提倡者)，卡斯特利奧急忙地到斯特拉斯堡訪問加爾文，在後者的妻子在城裏為未來新教義的傳教上而造的招待所裏住了一星期。然而預期的親近未能立即開始，因為加爾文很快被召到沃爾姆斯和哈根那市行政會。這樣，在第一次會麵，雙方都沒有得益。但不久就清楚了，卡斯特利奧給加爾文留下了相當深的印象。在後者被重新召迴日內瓦不久，通過法裏爾的推薦，毫無疑問也得到加爾文的完全同意，那年輕的法國或薩伏依公國的學者，受聘成了日內瓦學院的教師。卡斯特利奧被授予的職位是院長，兩個助理教師由他直接指導，還委託他到日內瓦郊區的溫多華教堂傳教。
卡斯特利奧證明他是值得信任的，他的教學活動獲得了了不起的成功。為了促進拉丁文學習，使之更有吸引力，卡斯特利奧用拉丁文和法文翻譯並重寫了《舊約》和《新約》最生動的段落。不久一本原先是為日內瓦年輕人編的《難題解答入門》的小冊子，成為世界上很有名氣的一本書，它在文學和教育學上的影響，隻有伊拉茲馬斯的《談話》才能比擬，兒世紀來，小冊子一版再版，至少印了四十六版。通過此書，許多學生學到了經典拉丁文的要素。雖然在卡斯特利奧人道主義的努力中，小冊子不過是一個副產品，一個偶然的產品，但還是虧了這本書，使卡斯特利奧成為一個知名人物。
卡斯特利奧的抱負是比寫一本供小學生讀的、合適實用的小冊子更高的目標。他沒有把他的精力和學問浪費在那種小事上麵，而放棄他所熟識的那種人道主義。那年輕的理想主義者目標高尚，他要重複並超出伊拉茲馬斯和路德崇高的事業。他決定至少要把全部《聖經》翻譯成拉丁文，然後再譯成法文。他自己的人民，法國的人民，將得到全部的真理，正象人道主義者和德國社會通過伊拉茲馬斯和路德創造的意誌接受了全部的真理那樣。卡斯特利奧以獨特的堅韌和沉著的自信著手這巨大的工作。夕複一夕，他工作到深夜，雖然在白天他要為菲薄的收入而辛勞工作以養家活口。就這樣，他致力於實現他的計劃，對此，他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
但在一開頭，卡斯特利奧就遇到了決定性的對抗。一個日內瓦的書商答應印他的《聖經》拉丁文譯本的第一部分，但加爾文既是日內瓦心理上的和精神事務方麵的獨裁者，又是日內瓦至高無上的獨裁者，在城牆範圍之內沒有他的“出版許可”不準印書。審查製度必然是獨裁統治的姊妹。
卡斯特利奧訪問了加爾文。這是一個神學家為得到他同僚的許可而叩另一個神學家的門。但是具有獨裁性格的人，總是隻看到他們的權力意誌很不痛快地成為這樣那樣獨立思想的人的諷刺對象。加爾文的直覺反應是不高興，他好不容易才沒有露出慍色。加爾文曾為一個親戚所譯的《聖經》法文譯本寫過序言，承認這個翻譯本有幾分象欽定的拉丁文《聖經》，即經官方合法批準的方言新教《聖經》。現在這個人何等“放肆”，競不承認經加爾文批準並且是它的共同作者的譯本是唯一欽定的法文譯本。卡斯特利奧實際上把它擱在一邊而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譯本。加爾文在給弗萊特的信中對那位資曆較淺者的冒失十分煩躁：“剛聽了塞巴斯蒂安荒謬的計劃，使我又好笑又好氣。三天之前他來看我，要求讓他翻譯的《新約》出版。”這冷酷的腔調錶明加爾文對卡斯特利奧的競爭耿耿於懷。事實上，加爾文拒絕無條件地給卡斯特利奧“出版許可”。他提出了一個先決條件，即讓他先讀譯本，對他認為是出於私利的部分作出修改後才準予發給許可。
卡斯特利奧的性格毫不自負。他從來不象加爾文經常做的那樣，宣稱自己的意見是唯一正確的，他對事情的看法是沒有缺點和無可爭辯的。卡斯特利奧後來為這譯本所寫的序是科學和通情達理的範例。他坦率地承認他並不全部了解《聖經》的章節，因此提醒讀者不要過分相信他(卡斯特利奧)的譯本。《聖經》是一部晦澀難解的書，充滿了矛盾。這新譯本的作者所能提供的，不過是一種解釋，而不是毫無疑義的實事。
但是，雖然卡斯特利奧能用謙遜的態度仔細思考他自己的工作，他仍把個人獨立看作無價之寶。他知道，作為一個希伯萊語言學家、一個希臘語言學家、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並不遜於加爾文，因而他必然把這玄虛的檢查製度、以及根據獨裁的要求去加工“提高”看作是背離。在一個自由的共和國裏，學者與學者，神學家與神學家應當平起平坐，他不想作為學生屈居在加爾文之下，或者允許他的著作象學校教師批改練習簿那樣地被藍鉛筆刪改。他希望找一條擺脫窘境的路，而不開罪於他非常尊敬的加爾文。他願意在加爾文認為合適的任何時間，去為他朗讀原稿，並宣稱，他準備盡一切可能從加爾文的忠告和建議中得益。但是，象我已經說過的那樣，加爾文反對協商或妥協。他不提建議，隻是命令。他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卡斯特利奧的建議。“我告訴他即使答應給我一百個克朗，我也決不準備保證定一個時間同他進行討論，那可能光為一個單詞就得化兩小時去爭論。因此，他在受辱後離去。”
第一次交鋒開始了。加爾文認識到卡斯特利奧在精神和宗教事實上不會不置一辭而屈服。在裝模作樣的禮節後麵，他意識到這一具獨立思想的人是一切獨裁永無休止的敵手。從這一刻起，加爾文決定要抓住第一個機會趕走那隻為自己的良心服務而不服從別人命令的人。如果可能，必須將卡斯特利奧驅逐出日內瓦。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加爾文無需等很久了。卡斯特利奧家累重，學院付給的菲薄的薪水，老是不夠開支，他渴望得到一項合適而收入較高的“上帝旨意傳道者”的位置。打從他逃離裏昂那一夭起，他的主要的目標便是成為《聖經》教義的僕人和辯護士。在溫多華教堂傳道的幾個月裏，這位卓越的神學家沒有遭到過非難。在日內瓦，沒有任何人能夠提出比任命卡斯特利奧為新教傳教士的成員更合理的主張了。實際上，任命卡斯特利奧得到了城市當局的支持。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們通過一項一致同意的決議，大意是：“由於塞巴斯蒂安是一位有學問的人，非常適合作為教會的僕人，我們特此明令聘用。”
但城市當局沒有把加爾文考慮在內。不是嗎?沒有把此事提交給最高一級的傳教士，他們就大膽任用卡斯特利奧這樣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人，這不會給加爾文添麻煩嗎?鑑於這次任命了一個傳教士為宗教法庭的成員更是如此。加爾文立即反對，在給法裏爾的信裏，他以陰險的語言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有重要的理由反對這一任命。對市行政會，我隻暗示了這些理由，而沒有公開地進行解釋。與此同時，為了防止誤解，我注意不攻訐他的名譽，希望保護他。”
</br>
卡斯特利奧證明他是值得信任的，他的教學活動獲得了了不起的成功。為了促進拉丁文學習，使之更有吸引力，卡斯特利奧用拉丁文和法文翻譯並重寫了《舊約》和《新約》最生動的段落。不久一本原先是為日內瓦年輕人編的《難題解答入門》的小冊子，成為世界上很有名氣的一本書，它在文學和教育學上的影響，隻有伊拉茲馬斯的《談話》才能比擬，兒世紀來，小冊子一版再版，至少印了四十六版。通過此書，許多學生學到了經典拉丁文的要素。雖然在卡斯特利奧人道主義的努力中，小冊子不過是一個副產品，一個偶然的產品，但還是虧了這本書，使卡斯特利奧成為一個知名人物。
卡斯特利奧的抱負是比寫一本供小學生讀的、合適實用的小冊子更高的目標。他沒有把他的精力和學問浪費在那種小事上麵，而放棄他所熟識的那種人道主義。那年輕的理想主義者目標高尚，他要重複並超出伊拉茲馬斯和路德崇高的事業。他決定至少要把全部《聖經》翻譯成拉丁文，然後再譯成法文。他自己的人民，法國的人民，將得到全部的真理，正象人道主義者和德國社會通過伊拉茲馬斯和路德創造的意誌接受了全部的真理那樣。卡斯特利奧以獨特的堅韌和沉著的自信著手這巨大的工作。夕複一夕，他工作到深夜，雖然在白天他要為菲薄的收入而辛勞工作以養家活口。就這樣，他致力於實現他的計劃，對此，他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
但在一開頭，卡斯特利奧就遇到了決定性的對抗。一個日內瓦的書商答應印他的《聖經》拉丁文譯本的第一部分，但加爾文既是日內瓦心理上的和精神事務方麵的獨裁者，又是日內瓦至高無上的獨裁者，在城牆範圍之內沒有他的“出版許可”不準印書。審查製度必然是獨裁統治的姊妹。
卡斯特利奧訪問了加爾文。這是一個神學家為得到他同僚的許可而叩另一個神學家的門。但是具有獨裁性格的人，總是隻看到他們的權力意誌很不痛快地成為這樣那樣獨立思想的人的諷刺對象。加爾文的直覺反應是不高興，他好不容易才沒有露出慍色。加爾文曾為一個親戚所譯的《聖經》法文譯本寫過序言，承認這個翻譯本有幾分象欽定的拉丁文《聖經》，即經官方合法批準的方言新教《聖經》。現在這個人何等“放肆”，競不承認經加爾文批準並且是它的共同作者的譯本是唯一欽定的法文譯本。卡斯特利奧實際上把它擱在一邊而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譯本。加爾文在給弗萊特的信中對那位資曆較淺者的冒失十分煩躁：“剛聽了塞巴斯蒂安荒謬的計劃，使我又好笑又好氣。三天之前他來看我，要求讓他翻譯的《新約》出版。”這冷酷的腔調錶明加爾文對卡斯特利奧的競爭耿耿於懷。事實上，加爾文拒絕無條件地給卡斯特利奧“出版許可”。他提出了一個先決條件，即讓他先讀譯本，對他認為是出於私利的部分作出修改後才準予發給許可。
卡斯特利奧的性格毫不自負。他從來不象加爾文經常做的那樣，宣稱自己的意見是唯一正確的，他對事情的看法是沒有缺點和無可爭辯的。卡斯特利奧後來為這譯本所寫的序是科學和通情達理的範例。他坦率地承認他並不全部了解《聖經》的章節，因此提醒讀者不要過分相信他(卡斯特利奧)的譯本。《聖經》是一部晦澀難解的書，充滿了矛盾。這新譯本的作者所能提供的，不過是一種解釋，而不是毫無疑義的實事。
但是，雖然卡斯特利奧能用謙遜的態度仔細思考他自己的工作，他仍把個人獨立看作無價之寶。他知道，作為一個希伯萊語言學家、一個希臘語言學家、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並不遜於加爾文，因而他必然把這玄虛的檢查製度、以及根據獨裁的要求去加工“提高”看作是背離。在一個自由的共和國裏，學者與學者，神學家與神學家應當平起平坐，他不想作為學生屈居在加爾文之下，或者允許他的著作象學校教師批改練習簿那樣地被藍鉛筆刪改。他希望找一條擺脫窘境的路，而不開罪於他非常尊敬的加爾文。他願意在加爾文認為合適的任何時間，去為他朗讀原稿，並宣稱，他準備盡一切可能從加爾文的忠告和建議中得益。但是，象我已經說過的那樣，加爾文反對協商或妥協。他不提建議，隻是命令。他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卡斯特利奧的建議。“我告訴他即使答應給我一百個克朗，我也決不準備保證定一個時間同他進行討論，那可能光為一個單詞就得化兩小時去爭論。因此，他在受辱後離去。”
第一次交鋒開始了。加爾文認識到卡斯特利奧在精神和宗教事實上不會不置一辭而屈服。在裝模作樣的禮節後麵，他意識到這一具獨立思想的人是一切獨裁永無休止的敵手。從這一刻起，加爾文決定要抓住第一個機會趕走那隻為自己的良心服務而不服從別人命令的人。如果可能，必須將卡斯特利奧驅逐出日內瓦。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加爾文無需等很久了。卡斯特利奧家累重，學院付給的菲薄的薪水，老是不夠開支，他渴望得到一項合適而收入較高的“上帝旨意傳道者”的位置。打從他逃離裏昂那一夭起，他的主要的目標便是成為《聖經》教義的僕人和辯護士。在溫多華教堂傳道的幾個月裏，這位卓越的神學家沒有遭到過非難。在日內瓦，沒有任何人能夠提出比任命卡斯特利奧為新教傳教士的成員更合理的主張了。實際上，任命卡斯特利奧得到了城市當局的支持。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們通過一項一致同意的決議，大意是：“由於塞巴斯蒂安是一位有學問的人，非常適合作為教會的僕人，我們特此明令聘用。”
但城市當局沒有把加爾文考慮在內。不是嗎?沒有把此事提交給最高一級的傳教士，他們就大膽任用卡斯特利奧這樣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人，這不會給加爾文添麻煩嗎?鑑於這次任命了一個傳教士為宗教法庭的成員更是如此。加爾文立即反對，在給法裏爾的信裏，他以陰險的語言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有重要的理由反對這一任命。對市行政會，我隻暗示了這些理由，而沒有公開地進行解釋。與此同時，為了防止誤解，我注意不攻訐他的名譽，希望保護他。”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