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個人就象他的座右銘那樣：“從絕望深處振奮精神奮力前進。”他拒絕讓疾病奪走他分秒的工作時間。這一騷動著的身軀經常要用他跋扈的精神去從頭製服。如果高燒使他無法緩步走向布道台，他會讓人用擔架抬到教堂布道;當他不能參加市行政會的會議時，他會召集那些成員在他家裏開會。要是臥床不起，牙齒打戰。蓋上四五條熱被子才使他可憐發抖的身體升起一些熱意，他仍會在房間裏留下兩或三個秘書，輪流向他們口授。如果他同一個朋友到近郊換換空氣，消磨一天，他的助手會同他驅車同行。而在這夥人還未到達目的地之前，成車的信使已匆匆地在城鄉間來迴待命。每次大病方愈，他會立即提筆，恢複他勞累的主活。
我們不能認為加爾文是不活躍的。他是一個精力過人的魔鬼，每天勞作不輟。在破曉前很久，當其他人還在沉睡時，他書齋的燈火已亮了;午夜後，日內瓦所有的人都已休息，他的燈火還得亮幾小時。從日落到日出，那些抬頭看他窗口的人，會覺得這孤單單的燈光好象永遠是點燃著的。他的工作量使人簡直難以相信，我們不得不認為他有四個或五個大腦可以同時使用。可以毫不誇張他說，這一被證實為重病號的人，確實千了四五個不同職務的事。他主要的公事，聖皮挨爾大教堂的傳教士，隻不過是許多公事中間的一件。這一兼差的聖俸者，受歇斯底裏權力狂的激勵，逐漸地取得了多種職務。雖然他在上述教堂發表的布道，已印刷成冊裝滿書架;雖然謄寫員發現自己全部時間都化在抄寫文件上，而所抄寫的也隻是所收集的加爾文著作的很少部分。加爾文作為宗教法庭的首席法官，沒有他的幕後操縱，法庭從未作出一個決定;這一“聖經牧師”作為無數神學和論戰論文的編者，作為《聖經》的譯者，作為大學的創立者和神學院的創始人，作為市行政會的長期顧問，作為宗教戰爭的參謀本部政治官員，作為最高的外交官和新教教會的組織者，指導並執行他的神學王國所有其他牧師事務。他管理從法國、蘇格蘭、英格蘭和荷蘭送來的傳教士們的報告，他指導對外宣傳。通過印刷廠和銷售者，他建立了一個秘密機構，把他的觸手伸向全世界。他同其他新教領袖進行討論井同親王們和外交官談判。幾乎每日每時都有外國來賓。所有的學生、所有未來的神學家，經過日內瓦時都來向加爾文求教並向他致敬。他的家好象一所郵局，是有關政治和私人事務信息的來源。有一次他不無感慨地寫信給一個朋友說，他記不起，在他的公務任期中，曾有過連續兩小時不受幹擾而致力於工作。
每天，從最遙遠的地方諸如匈牙利和波蘭，通過他所信得過的代理人，源源不斷輸來急件，他要向無數求援的人提出個人的忠告。有時是一個流亡者要求在日內瓦定居，並為他安頓家眷。加爾文發起募捐，保證他同教派的人受到歡迎和支持。有時是有些人要結婚;有時是另一些人要離婚。兩條路都通向加爾文。因為在日內瓦，未經他的批準，任何精神上的事件都不能發生。要是獨裁的貪求僅限於其正常的範圍裏，僅限於精神上的事務上，那就好了!然而，加爾文卻認為他的權力是無限的，作為神權的執行者，他認為塵世間的每一件事，都必須服從於神和靈。他殘忍地把他專橫的手伸向國家和城市的每一事務。市行政會議的記錄裏，沒有一天不看到這樣的句子：“關於此事，最好同加爾文大師商量。”沒有東西可以逃過他戒備的眼睛，我們隻能把這靈敏頭腦的持續勞動視為奇蹟。這樣一種精神上的禁欲主義帶來了數不清的危險。無論是誰，全部放棄了個人享樂(即使是自願放棄的)，也必然會把放棄作為法律強加於人，而且將試圖使用武力，把對他是自然的，但對別人卻是不自然的事物強加於人。以羅伯斯庇爾為例，我們可以看到禁欲主義者往往是那種最危險的暴君。一個人如不全麵地愉快地分享他夥伴的生活樂趣，就必將對他們毫不寬容。
教規和冷漠無情的嚴峻是加爾文教條的基礎。在加爾文看來，人沒有權利抬起他的頭坦然地向四麵八方觀看，沒有權利無畏地在世界上前進。他必須經常留在“敬畏上帝”的陰影之中，卑賤地向那無希望的、不適當的信念低頭。從一開始，加爾文清教徒式的道德就使他把快樂和不受約束的享受作為“邪惡”。凡事能帶來美飾並推動我們塵世繼續存在的，凡事能消除心靈緊張、能促進解放並減輕我們負擔的，都被加爾文法典判定為虛浮、無用和多餘。尤有甚者，這些苛刻的武斷也強加於藝術，甚至那些幾世紀來同神秘主義和宗教儀式密切地結合著的宗教領域裏的藝術。加爾文也強製執行了他自己思想體係上的講求實際。凡能夠使官能產生興趣的，或者能夠使感情易於順從和搖擺不定的，都無情地掃置一旁，一無例外。因為真正的信徒，不能在靠近上帝的寶座時，還帶著一個藝術家那樣易於感動的靈魂。他們會在芬芳香菸繚繞中被弄得朦朧不清，會在音樂聲中被愚弄，會被貌似虔誠的聖畫和聖雕之美引人迷途。
真理，隻有當它完全明確時，才是真理。上帝的旨意，要不是絕對地明了，就不成其為上帝的旨意。橫掃一切偶像!把聖畫聖像從教堂裏丟出去：清除多彩的法服;把聖案從彌撒書中和鍍金的神龕裏解放出來。上帝不需要過份的裝飾，橫掃使奢侈享樂之徒心靈麻木的宴飲。在神聖的儀式裏，不準有音樂，不準有響亮的管風琴演奏聲。甚至教堂的鍾聲，在日內瓦從此靜寂無聲。因為真正的信徒不需要那金屬的鏗鏘之音來提醒他的責任。虔誠從來就不依靠心靈外在的事物，不依靠祭品和奉獻，而隻依靠內在的順從。清除教堂精心設計的禮儀，清除宗教寓言畫和宗教儀式，停止喜慶和節日。加爾文一舉消滅了日曆上的全部節日。早期基督教徒在羅馬的墓窖裏就開始的複活節和聖誕節的宗教儀式，在日內瓦也被廢除了。加爾文的上帝不要宗教儀式，甚至不要愛戴，而隻要敬畏。
試圖以入迷或振奮精神來靠攏上帝，而不是從遠處以永恆的崇拜來侍奉上帝，這對人類來說是一種放肆。這裏提出了加爾文主義者對價值再估價的深刻意義。加爾文希望把神盡可能地抬得高於世界，希望把塵世撂進深淵，希望把上帝的概念給予至高無上的尊貴地位來貶低人類的概念。這位憤世嫉俗的改革家把人類當作一群任性的暴民、一群烏合之眾的罪犯。他一直懷著恐怖和憎惡凝視著那不斷增長的塵世快樂的浪潮，那種快樂有萬千來源，是生命給予那些禁慾氣質較少的人們的。加爾文一再哀嘆，上帝的決定何等莫測高深，他所創造的人是那樣的不全和無德，他們不斷地傾向於墮落和罪惡：他們不能辨別神聖，他們急於要再次投入罪惡的深淵。當加爾文凝視他的同教弟兄時，他充滿了厭惡。從來沒有一個偉大的宗教締造者用如此卑劣的措詞來描述過人類：“不可馴服的、殘酷的禽畜”，還有更糟的，“一堆垃圾”。他在《原理》一書中說，“當我們僅從天賦方麵來看一個人，我們會發現他從頭到足，一無是處。如果在他身上還有一絲值得讚揚的，那也來自上帝的恩賜……我們所有的正義是不公正的;我們的禮拜是骯髒的;我們的光榮是羞恥的。甚至從我們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最好的東西，也常常被不潔的肉體所感染而墮入邪惡，井同汙垢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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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認為加爾文是不活躍的。他是一個精力過人的魔鬼，每天勞作不輟。在破曉前很久，當其他人還在沉睡時，他書齋的燈火已亮了;午夜後，日內瓦所有的人都已休息，他的燈火還得亮幾小時。從日落到日出，那些抬頭看他窗口的人，會覺得這孤單單的燈光好象永遠是點燃著的。他的工作量使人簡直難以相信，我們不得不認為他有四個或五個大腦可以同時使用。可以毫不誇張他說，這一被證實為重病號的人，確實千了四五個不同職務的事。他主要的公事，聖皮挨爾大教堂的傳教士，隻不過是許多公事中間的一件。這一兼差的聖俸者，受歇斯底裏權力狂的激勵，逐漸地取得了多種職務。雖然他在上述教堂發表的布道，已印刷成冊裝滿書架;雖然謄寫員發現自己全部時間都化在抄寫文件上，而所抄寫的也隻是所收集的加爾文著作的很少部分。加爾文作為宗教法庭的首席法官，沒有他的幕後操縱，法庭從未作出一個決定;這一“聖經牧師”作為無數神學和論戰論文的編者，作為《聖經》的譯者，作為大學的創立者和神學院的創始人，作為市行政會的長期顧問，作為宗教戰爭的參謀本部政治官員，作為最高的外交官和新教教會的組織者，指導並執行他的神學王國所有其他牧師事務。他管理從法國、蘇格蘭、英格蘭和荷蘭送來的傳教士們的報告，他指導對外宣傳。通過印刷廠和銷售者，他建立了一個秘密機構，把他的觸手伸向全世界。他同其他新教領袖進行討論井同親王們和外交官談判。幾乎每日每時都有外國來賓。所有的學生、所有未來的神學家，經過日內瓦時都來向加爾文求教並向他致敬。他的家好象一所郵局，是有關政治和私人事務信息的來源。有一次他不無感慨地寫信給一個朋友說，他記不起，在他的公務任期中，曾有過連續兩小時不受幹擾而致力於工作。
每天，從最遙遠的地方諸如匈牙利和波蘭，通過他所信得過的代理人，源源不斷輸來急件，他要向無數求援的人提出個人的忠告。有時是一個流亡者要求在日內瓦定居，並為他安頓家眷。加爾文發起募捐，保證他同教派的人受到歡迎和支持。有時是有些人要結婚;有時是另一些人要離婚。兩條路都通向加爾文。因為在日內瓦，未經他的批準，任何精神上的事件都不能發生。要是獨裁的貪求僅限於其正常的範圍裏，僅限於精神上的事務上，那就好了!然而，加爾文卻認為他的權力是無限的，作為神權的執行者，他認為塵世間的每一件事，都必須服從於神和靈。他殘忍地把他專橫的手伸向國家和城市的每一事務。市行政會議的記錄裏，沒有一天不看到這樣的句子：“關於此事，最好同加爾文大師商量。”沒有東西可以逃過他戒備的眼睛，我們隻能把這靈敏頭腦的持續勞動視為奇蹟。這樣一種精神上的禁欲主義帶來了數不清的危險。無論是誰，全部放棄了個人享樂(即使是自願放棄的)，也必然會把放棄作為法律強加於人，而且將試圖使用武力，把對他是自然的，但對別人卻是不自然的事物強加於人。以羅伯斯庇爾為例，我們可以看到禁欲主義者往往是那種最危險的暴君。一個人如不全麵地愉快地分享他夥伴的生活樂趣，就必將對他們毫不寬容。
教規和冷漠無情的嚴峻是加爾文教條的基礎。在加爾文看來，人沒有權利抬起他的頭坦然地向四麵八方觀看，沒有權利無畏地在世界上前進。他必須經常留在“敬畏上帝”的陰影之中，卑賤地向那無希望的、不適當的信念低頭。從一開始，加爾文清教徒式的道德就使他把快樂和不受約束的享受作為“邪惡”。凡事能帶來美飾並推動我們塵世繼續存在的，凡事能消除心靈緊張、能促進解放並減輕我們負擔的，都被加爾文法典判定為虛浮、無用和多餘。尤有甚者，這些苛刻的武斷也強加於藝術，甚至那些幾世紀來同神秘主義和宗教儀式密切地結合著的宗教領域裏的藝術。加爾文也強製執行了他自己思想體係上的講求實際。凡能夠使官能產生興趣的，或者能夠使感情易於順從和搖擺不定的，都無情地掃置一旁，一無例外。因為真正的信徒，不能在靠近上帝的寶座時，還帶著一個藝術家那樣易於感動的靈魂。他們會在芬芳香菸繚繞中被弄得朦朧不清，會在音樂聲中被愚弄，會被貌似虔誠的聖畫和聖雕之美引人迷途。
真理，隻有當它完全明確時，才是真理。上帝的旨意，要不是絕對地明了，就不成其為上帝的旨意。橫掃一切偶像!把聖畫聖像從教堂裏丟出去：清除多彩的法服;把聖案從彌撒書中和鍍金的神龕裏解放出來。上帝不需要過份的裝飾，橫掃使奢侈享樂之徒心靈麻木的宴飲。在神聖的儀式裏，不準有音樂，不準有響亮的管風琴演奏聲。甚至教堂的鍾聲，在日內瓦從此靜寂無聲。因為真正的信徒不需要那金屬的鏗鏘之音來提醒他的責任。虔誠從來就不依靠心靈外在的事物，不依靠祭品和奉獻，而隻依靠內在的順從。清除教堂精心設計的禮儀，清除宗教寓言畫和宗教儀式，停止喜慶和節日。加爾文一舉消滅了日曆上的全部節日。早期基督教徒在羅馬的墓窖裏就開始的複活節和聖誕節的宗教儀式，在日內瓦也被廢除了。加爾文的上帝不要宗教儀式，甚至不要愛戴，而隻要敬畏。
試圖以入迷或振奮精神來靠攏上帝，而不是從遠處以永恆的崇拜來侍奉上帝，這對人類來說是一種放肆。這裏提出了加爾文主義者對價值再估價的深刻意義。加爾文希望把神盡可能地抬得高於世界，希望把塵世撂進深淵，希望把上帝的概念給予至高無上的尊貴地位來貶低人類的概念。這位憤世嫉俗的改革家把人類當作一群任性的暴民、一群烏合之眾的罪犯。他一直懷著恐怖和憎惡凝視著那不斷增長的塵世快樂的浪潮，那種快樂有萬千來源，是生命給予那些禁慾氣質較少的人們的。加爾文一再哀嘆，上帝的決定何等莫測高深，他所創造的人是那樣的不全和無德，他們不斷地傾向於墮落和罪惡：他們不能辨別神聖，他們急於要再次投入罪惡的深淵。當加爾文凝視他的同教弟兄時，他充滿了厭惡。從來沒有一個偉大的宗教締造者用如此卑劣的措詞來描述過人類：“不可馴服的、殘酷的禽畜”，還有更糟的，“一堆垃圾”。他在《原理》一書中說，“當我們僅從天賦方麵來看一個人，我們會發現他從頭到足，一無是處。如果在他身上還有一絲值得讚揚的，那也來自上帝的恩賜……我們所有的正義是不公正的;我們的禮拜是骯髒的;我們的光榮是羞恥的。甚至從我們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最好的東西，也常常被不潔的肉體所感染而墮入邪惡，井同汙垢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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