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獨裁統治的初期，在自由精神被撲滅，具有獨立思想的人們被放逐以前，對抗的力量堅持了相當一段時間，顯示了高漲的激情。日內瓦帶有共和傾向的一些人宣稱：他們不允許自己受到“象扒手”那樣的待遇。全城居民，而其中最主要的是阿萊芒大街的居民拒絕宣誓效忠。他們抱怨，桀驁不馴地宣稱，他們永遠不會服從一個法國的窮鬼，永遠不對他唯命是聽，決不離開自己的家。加爾文在籠絡小市行政會方麵確實取得了成功，他們忠於他的事業，支持他對拒絕宣誓者開除教籍的法令。但加爾文還不敢冒險實施那樣不得人心的法令，因為新的選舉結果清楚地表明：日內瓦的大多數自由市民已開始轉而反對他的專橫的法令。一五三八年二月，他最直接的追隨者們已不複在市行政會中占多數。這樣，日內瓦的民主派再一次能夠維護自己的意願反對加爾文的權力主義要求。
加爾文在冒險的路上走得太遠太快了。理論家們在政治上容易低估精神的慣性力量，他們相信在現實世界裏，能夠象他們所預想的那樣，迅速地建立起決定性的改革程序。加爾文發現有必要走得慢些，直到他能贏得世俗的權力作他的支持。他採取了溫和的方式，因為他的地位還不牢靠。新選的市行政會仍密切地注視著他，但並不十分仇視他。在這一短暫的觀望階段，甚至他最狂熱的敵手也不得不承認，加爾文狂熱主義的基礎是對道德的絕對熱忱，推進這個急躁的人的事業的，不是他個人的野心，而是由於對一個偉大理想的愛。他的戰友法裏爾是青年人和暴民的偶像，因此隻要加爾文同意顯示一些外交式的機敏，讓他的革命要求大體上適應自由市民不那麽極端的觀點，那緊張氣氛就能很容易地鬆弛下來。
但是加爾文堅韌不拔的天性和鋼鐵般的僵硬對他本人是一個障礙。終他一生，這個徹底的狂熱分子，至多隻是表示一下和解的願望而不想再越雷池半步了。他永遠不懂得中庸之道的意義。對於他，隻存在著一個方針——他自己的。要麽全有要麽沒有：他一定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否則就放棄他的全部主張。他從不妥協。他是那樣絕對自信約翰·加爾文立場的正確，以致他簡直不能設想，一個對手居然會相信另外的方針是正確的;不能設想，對手雖跟加爾文老爺的觀點不同，但卻一樣的正確。後來，下麵這句話就成了格言：加爾文的職責是教育而其它人的職責是學習。他真誠、沉著，信念堅定，宣稱：“上帝命我教育，良心使我堅定。”他具有可怖的和不祥的自我狂妄，把自己的觀點同絕對真理進行類比，說：“上帝何其仁慈，啟示我輩善惡。”但此人一再被他自己的一種瘋狂的著魔所苦，痛苦日重。當其他人有同樣的信心，但與他意見相左時，他就會怒不可遏。不同的見解使加爾文的神經突然發病。他精神上的敏感影響了身體的機能。當他受挫折時，就倒胃口，還嘔吐膽汁。他的敵手所提出的反對意見可能是最有見地的。但加爾文的著眼點並不於此，他隻關心有人敢於持不同的意見，因而必然要把他們當作敵人對待。他們並不隻是約翰.加爾文的敵人，而是整個世界和上帝自己的敵人。“嘶嘶作響的毒蛇”、“狂吠的狗”、“野獸”、“流氓”、“撒旦的爪子”——這些是這個神經質的狂人向他同時代最重要的人道主義者和神學家傾注的惡名。誰同加爾文意見不同，誰就貶低了代表“上帝的光榮”的上帝的僕人。即使那不同意見純屬學術問題，隻要一發現有人敢於宣稱那聖皮埃爾的傳教士有獨裁思想，“基督教”就立即“受到了威脅”。就加爾文而論，他所爭論的焦點是其它宗派必須認錯並轉到加爾文一邊來。加爾文在各個方麵都表現出敏銳的見解，但終這個人的一生，在下麵這個問題上卻一直深信不疑：隻有他一個人有資格解釋上帝的語言，隻有他一個人掌握了真理。正是由於這過分自負的自我信心，由於這預言家的自我吹捧，由於這超等的偏執狂，使得加爾文能夠在實際生活中頂得住。那是一種僵化的沉著，一種冷冰冰的和非人的堅強，他在政治舞台上之所以能取勝，應歸於那些品質。不是別的，隻不過是那樣的一種自我陶醉;不是別的，隻不過是那樣的一種對自我滿足的異常限製，使得一個人在世界曆史的領域裏成了領袖。人民是易於接受建議的。這並不是由於容忍和正義，而隻是由於偏執狂們自稱他們的真理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真理，而他們自己的意誌是世俗法律的基本模式。
就這樣，當加爾文發現新選出的市行政會的多數派在反對他，同時卻很有禮貌地懇求他，為了社會治安不要採用野蠻的威脅和開除教籍的方法，而要採納伯爾尼宗教會議較為溫和的意見時，他一點也不感震動。象加爾文那樣頑固不化的人，隻要涉及到要他稍作一點讓步，是不會輕易罷休的。對這樣的人妥協是不可能的。就在市行政會反對他的時候，他仍然要求其他人絕對服從他的權力，對反對他代表合法權力的造反掉以輕心。他從布道台上大喊大叫，抨擊“小市行政會”，宣布：“我寧願死去也不能把上帝的聖體扔給惡狗們吞噬”。另一個傳教士在公開禮拜時宣布說，市行政會是“一群醉鬼的雜燴”，就這樣，加爾文的信徒們設置了堅固的障礙向當局進行挑釁。
市行政會不能容忍如此挑釁性的對抗。但在一開始，他們僅滿足於發出一個不容曲解的暗示，大意是布道台不能用於政治目的，因為那些在布道台上演講的人們，所該做的隻不過是說明上帝的旨意。但加爾文和他的追隨者們對這官方指示置若罔聞。作為最後一著，行政會禁止傳教士上布道台，把他們中最不服從的考陶爾德其人，以煽動叛亂的罪名加以逮捕。這暗示教會的勢力和自治城的勢力之間已發生了衝突。加爾文立即應戰。由他的支持者們簇擁著，他強行進入聖皮埃爾大教堂，矯健地登上被禁止的布道台的台階。之後，各派代表們開始進入教堂，劍拔弩張。一方決心支持被禁止的傳教士，另一方則阻止他發言。一場暴亂隨之發生。複活節的宗教儀式幾乎以屠殺而告結束。
現在市行政會已忍無可忍了。最高權力機關——兩百人的大行政會召開了。他們要求開除加爾文和其他反抗行政當局的傳教士。公民大會在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召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免去那些造反的傳教士們的職務，並限令他們在三天之內離開本城，在過去的十八個月中，加爾文曾咒罵過如此之多的日內瓦自由市民，驅逐他們，判決他們流放，而現在卻輪到他自己了。
加爾文企圖通過風潮來攫取日內瓦權力的第一次嚐試失敗了。但在獨裁者的一生中，挫折不過是暫時的。事實上，那樣一種失敗，對爬到某一授予全權高位的人，幾乎是必要的。在一開始就戲劇性的失敗了，那才引人注目。對主要的革命家來說，放逐、監禁、取締，從來不會有礙他們的聲望，反而對他們有所禆益。一個被群眾偶像化了的人，首先得是一個受難者。受到可惡製度的迫害，就能為人民的領袖造成心理上的先決條件，隨之而來的是群眾全心全意的支持。想要成為領袖者所受到的考驗越多，大眾就越有可能把他當作具有象徵意義的領袖。對於要擔任領導角色的政治家來說，沒有比諸如轉入地下更必要了，因為短暫的不露麵，會使他的形象傳奇化。名聲將把他的個性藏在燦爛的雲彩和壯觀的光環裏。當他從光環中浮現時，他能夠滿足大眾百倍的期望。不勞他採取行動，一種氣氛就能夠形成。正是在流亡中，許多傑出之士才贏得了權威。那是隻有那些有影響的、鼓舞了信心的人們才能行使的。凱撤在高盧，拿破崙在埃及，加裏波的在南美，列寧在烏拉爾，都由於本人不在，變得比他們留著更強有力。加爾文也是這樣。
</br>
加爾文在冒險的路上走得太遠太快了。理論家們在政治上容易低估精神的慣性力量，他們相信在現實世界裏，能夠象他們所預想的那樣，迅速地建立起決定性的改革程序。加爾文發現有必要走得慢些，直到他能贏得世俗的權力作他的支持。他採取了溫和的方式，因為他的地位還不牢靠。新選的市行政會仍密切地注視著他，但並不十分仇視他。在這一短暫的觀望階段，甚至他最狂熱的敵手也不得不承認，加爾文狂熱主義的基礎是對道德的絕對熱忱，推進這個急躁的人的事業的，不是他個人的野心，而是由於對一個偉大理想的愛。他的戰友法裏爾是青年人和暴民的偶像，因此隻要加爾文同意顯示一些外交式的機敏，讓他的革命要求大體上適應自由市民不那麽極端的觀點，那緊張氣氛就能很容易地鬆弛下來。
但是加爾文堅韌不拔的天性和鋼鐵般的僵硬對他本人是一個障礙。終他一生，這個徹底的狂熱分子，至多隻是表示一下和解的願望而不想再越雷池半步了。他永遠不懂得中庸之道的意義。對於他，隻存在著一個方針——他自己的。要麽全有要麽沒有：他一定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否則就放棄他的全部主張。他從不妥協。他是那樣絕對自信約翰·加爾文立場的正確，以致他簡直不能設想，一個對手居然會相信另外的方針是正確的;不能設想，對手雖跟加爾文老爺的觀點不同，但卻一樣的正確。後來，下麵這句話就成了格言：加爾文的職責是教育而其它人的職責是學習。他真誠、沉著，信念堅定，宣稱：“上帝命我教育，良心使我堅定。”他具有可怖的和不祥的自我狂妄，把自己的觀點同絕對真理進行類比，說：“上帝何其仁慈，啟示我輩善惡。”但此人一再被他自己的一種瘋狂的著魔所苦，痛苦日重。當其他人有同樣的信心，但與他意見相左時，他就會怒不可遏。不同的見解使加爾文的神經突然發病。他精神上的敏感影響了身體的機能。當他受挫折時，就倒胃口，還嘔吐膽汁。他的敵手所提出的反對意見可能是最有見地的。但加爾文的著眼點並不於此，他隻關心有人敢於持不同的意見，因而必然要把他們當作敵人對待。他們並不隻是約翰.加爾文的敵人，而是整個世界和上帝自己的敵人。“嘶嘶作響的毒蛇”、“狂吠的狗”、“野獸”、“流氓”、“撒旦的爪子”——這些是這個神經質的狂人向他同時代最重要的人道主義者和神學家傾注的惡名。誰同加爾文意見不同，誰就貶低了代表“上帝的光榮”的上帝的僕人。即使那不同意見純屬學術問題，隻要一發現有人敢於宣稱那聖皮埃爾的傳教士有獨裁思想，“基督教”就立即“受到了威脅”。就加爾文而論，他所爭論的焦點是其它宗派必須認錯並轉到加爾文一邊來。加爾文在各個方麵都表現出敏銳的見解，但終這個人的一生，在下麵這個問題上卻一直深信不疑：隻有他一個人有資格解釋上帝的語言，隻有他一個人掌握了真理。正是由於這過分自負的自我信心，由於這預言家的自我吹捧，由於這超等的偏執狂，使得加爾文能夠在實際生活中頂得住。那是一種僵化的沉著，一種冷冰冰的和非人的堅強，他在政治舞台上之所以能取勝，應歸於那些品質。不是別的，隻不過是那樣的一種自我陶醉;不是別的，隻不過是那樣的一種對自我滿足的異常限製，使得一個人在世界曆史的領域裏成了領袖。人民是易於接受建議的。這並不是由於容忍和正義，而隻是由於偏執狂們自稱他們的真理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真理，而他們自己的意誌是世俗法律的基本模式。
就這樣，當加爾文發現新選出的市行政會的多數派在反對他，同時卻很有禮貌地懇求他，為了社會治安不要採用野蠻的威脅和開除教籍的方法，而要採納伯爾尼宗教會議較為溫和的意見時，他一點也不感震動。象加爾文那樣頑固不化的人，隻要涉及到要他稍作一點讓步，是不會輕易罷休的。對這樣的人妥協是不可能的。就在市行政會反對他的時候，他仍然要求其他人絕對服從他的權力，對反對他代表合法權力的造反掉以輕心。他從布道台上大喊大叫，抨擊“小市行政會”，宣布：“我寧願死去也不能把上帝的聖體扔給惡狗們吞噬”。另一個傳教士在公開禮拜時宣布說，市行政會是“一群醉鬼的雜燴”，就這樣，加爾文的信徒們設置了堅固的障礙向當局進行挑釁。
市行政會不能容忍如此挑釁性的對抗。但在一開始，他們僅滿足於發出一個不容曲解的暗示，大意是布道台不能用於政治目的，因為那些在布道台上演講的人們，所該做的隻不過是說明上帝的旨意。但加爾文和他的追隨者們對這官方指示置若罔聞。作為最後一著，行政會禁止傳教士上布道台，把他們中最不服從的考陶爾德其人，以煽動叛亂的罪名加以逮捕。這暗示教會的勢力和自治城的勢力之間已發生了衝突。加爾文立即應戰。由他的支持者們簇擁著，他強行進入聖皮埃爾大教堂，矯健地登上被禁止的布道台的台階。之後，各派代表們開始進入教堂，劍拔弩張。一方決心支持被禁止的傳教士，另一方則阻止他發言。一場暴亂隨之發生。複活節的宗教儀式幾乎以屠殺而告結束。
現在市行政會已忍無可忍了。最高權力機關——兩百人的大行政會召開了。他們要求開除加爾文和其他反抗行政當局的傳教士。公民大會在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召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免去那些造反的傳教士們的職務，並限令他們在三天之內離開本城，在過去的十八個月中，加爾文曾咒罵過如此之多的日內瓦自由市民，驅逐他們，判決他們流放，而現在卻輪到他自己了。
加爾文企圖通過風潮來攫取日內瓦權力的第一次嚐試失敗了。但在獨裁者的一生中，挫折不過是暫時的。事實上，那樣一種失敗，對爬到某一授予全權高位的人，幾乎是必要的。在一開始就戲劇性的失敗了，那才引人注目。對主要的革命家來說，放逐、監禁、取締，從來不會有礙他們的聲望，反而對他們有所禆益。一個被群眾偶像化了的人，首先得是一個受難者。受到可惡製度的迫害，就能為人民的領袖造成心理上的先決條件，隨之而來的是群眾全心全意的支持。想要成為領袖者所受到的考驗越多，大眾就越有可能把他當作具有象徵意義的領袖。對於要擔任領導角色的政治家來說，沒有比諸如轉入地下更必要了，因為短暫的不露麵，會使他的形象傳奇化。名聲將把他的個性藏在燦爛的雲彩和壯觀的光環裏。當他從光環中浮現時，他能夠滿足大眾百倍的期望。不勞他採取行動，一種氣氛就能夠形成。正是在流亡中，許多傑出之士才贏得了權威。那是隻有那些有影響的、鼓舞了信心的人們才能行使的。凱撤在高盧，拿破崙在埃及，加裏波的在南美，列寧在烏拉爾，都由於本人不在，變得比他們留著更強有力。加爾文也是這樣。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