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文採取的第一個步驟顯示了他高瞻遠矚的邏輯性，也暴露了他深思熟慮的目標。“當我第一次來到這教堂”，他後來寫道，“日內瓦的宗教活動已停頓了。人們在那兒講道，那就是一切了。他們收繳並焚燒聖像，但與宗教改革名不副實。所有的事都亂了套。”加爾文是一個天生的組織者，厭惡混亂。他的天性象數學那樣精確，他憎惡任何不規則和無係統。任何人如希望教育人民去接受一個新的信仰，必須使人民了解他們已經聲明信仰的。他們一定要能夠清楚地辨明什麽是允許的，什麽是禁止的。精神的王國同塵世的王國一樣，需要有明確的界限和法律。不出三個月，加爾文提交給日內瓦市行政會一整套教義問答手冊。它包括新教規的原則共二十一款，闡述得十分精確、通俗、樸實。這本教義問答手冊和懺悔書，可以說是新教的十誡，被市行政會原則上接受了。
但加爾文並不滿足於半心半意地接受教義，他堅持要人民無保留地服從，哪怕是一個標點符號也罷。他認為，光是係統地闡述一下教規仍是不夠的，因為那可能讓個人留下一定程度的自由，決定他是否和在什麽範圍內照辦。加爾文從來不是一個在原則問題或者日常生活方麵能容忍自由的人。在宗教和精神事務方麵，他絲毫不能容忍別人與他平等地交換意見;在個人信仰方麵決不同人休戰。他認為教會不僅有權利而且有責任要求所有的人服從，必要時可使用武力，並象懲罰公開的反抗一樣野蠻地懲罰那些持冷漠態度的人。“別人可能有其它的想法，但我自己不相信我們的職責僅局限於如此狹仄的範圍之內，以至於認為，當我們宣講了訓誡，我們就已盡了我們的全部責任，便可以袖手旁觀讓事物自行發展了。”加爾文的教義問答手冊不僅為真正的信徒奠定了指導的路線，而且有係統地闡明了自治城的法律。他要求市行政會強迫日內瓦城的自由市民逐個宣誓，公開接受這一懺悔書。他們被幾十個人一組帶到長老之前，就好象將小學生帶到老師之前一樣。他們來到大教堂，由城秘書向他們大聲宣讀教義問答手冊，接著，他們舉手宣誓，要無保留地接受手冊。任何人，如果拒絕宣誓，將被立即驅逐出城。這清楚地、永遠地表明：從即日起，要在日內瓦城牆裏生活的自由市民，在宗教事務上沒有人敢冒風險，同加爾文的要求和觀點有絲毫的分歧。在這個行政區域裏，要求“基督教徒的自由”，要求把宗教當作按個人的良心辦事的時期已結束了。理性觀念戰勝了宗教改革的精神氣質、法律戰勝了精神。現在，加爾文已進了城，在日內瓦將不複有自由。個人的意誌統治了一切。
沒有武力，獨裁就不能想像，也站不住腳。無論誰要保持權力，一定要把權力的工具掌握在手中：想要統治，一定要有用刑的權力。任命加爾文的決議，並未授權他可以將觸犯教規的自由市民逐出日內瓦。市行政會議員隻任命他為“聖經宣講員”，他可以向信徒闡述聖經;他們隻任命他為傳教士，他可以講道，可以引導全體教徒走向真正的信仰。他們認為自己手中還保留著用刑之權。是他們，而不是加爾文或者任何一個傳教士，要對自由市民的行為負責。路德、茲溫格裏，或任何其他改革者，在這以前都未曾試圖奪取過那保留在市行政當局手中的權力。加爾文生來是一個獨裁主義者，他立即著手使市行政會成為隻執行他的命令和法令的機構。由於他沒有合法的權力去幹那樣的事，他用開除教籍的方法為自己建立權力。他靈機一動，把“聖餐”的宗教神秘，變成推進他個人權力，並對他的放手施加壓力的一種方法。在一段時間內，加爾文主義的傳教士決定隻讓道德行為令人滿意的人參加上帝的聖餐。如果傳教士拒絕讓一個人參加上帝的聖餐，此人從此就被黜出教門，也將被開除市籍。這一新武器威力無比。誰也不準再同那犯錯誤的人說話，按小學生的說法，沒人再同他來往了。誰也不能賣東西給他或向他買東西。這樣，這一開始看來是純宗教的手段，應由教會當局處理的，就變為社會的和商業的抵製了。如果宣布對一個人實行抵製後，此人還不投降，還拒絕公開檢討罪行，加爾文就對他毫不客氣，下令將他流放。雖然是最受尊敬的公民，一旦為加爾文所厭惡而成了加爾文的敵人，就不能再在日內瓦容身。無論是誰，如果公開同加爾文持有不同意見，他雖生之日，猶死之年。
這些可怕的權力使加爾文得以消滅任何敢冒險對抗他的人。他放膽的一擊，猶如雷電閃光在手，就獲得了日內瓦大主教從來沒有控製過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不受到挑戰。天主教會內有一個自較低到較高直至最高地位沒完沒了的各級僧侶統治當局，在教會直接決定開除它的信徒之前，可以向他們提出上訴。開除教籍是一個超個人的行動，完全不屬於個人的專斷權力。但是加爾文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目的，在實行他的權力意誌時更為冷酷殘忍，他輕易地強迫傳教士們和宗教法庭就除名一事表態。他把這可怕的開除教籍的威脅作為經常性的懲罰，這樣就無限製地增強了他個人的權力。作為一個心理學家，他預測到恐怖的效果，也猜揣到那些怕遭到同樣命運的人的焦慮。加爾文要求每月安排一次聖餐，市行政會好不容易才改為每季度安排一次。但加爾文決不允許從他手裏奪走那最強有力的武器——開除教籍並隨後驅逐出境。隻有動用了這武器，他才能夠開始他一直渴望著的戰鬥——為極權的戰鬥。
獨裁、刻板的教規和好鬥勁頭的必然增長，這些暫時性好處，是以必須付出許多人的權利作為代價的;新的法律不可避免地衝擊了古老的自由;當一個民族覺察到這些之前，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已消逝了。在日內瓦，當幾年過去後，公眾才逐漸明確了。公民們贊同宗教改革，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他們自願地集結在市場，舉起自己的手表示承認這一新的信仰，但他們對於共和精神的驕做，使得他們對監督他們的巡捕產生反感。他們強烈反對把他們象犯人一樣地在城裏趕來趕去;強烈反對強迫他們到教堂向加爾文老爺頒發的每條法令宣誓效忠。他們不贊成嚴格的道德改革，因為他們發現自己有可能被剝奪公民權、被流放，而這些僅僅隻是因為喝了一杯酒後情緒高漲唱歌取樂;或者隻是因為穿的衣服看上去色彩太鮮艷而被加爾文老爺或法裏爾老爺認為太奢侈了。人民開始詢問：這些僭取如此高位的究竟是些什麽人?他們是日內瓦人嗎?他們是曾經幫助創造這城市的偉大和財富的那些古老移民的後裔嗎?他們是幾世紀來和顯赫的家族聯姻或者血緣相連的久經考驗的可信賴的愛國誌土嗎?不，他們是新來者，從法國亡命而來，人民殷勤地接待他們，向他們提供生活必需品、棲身之所，以及高官。這來自鄰國的稅吏的兒子為他自己築了一個溫暖的窠，請來了他的兄弟和他的妻舅;而現在他竟然膽敢責罵和欺侮有名望的自由市民了。他，這個法國流亡者，是他們任命了其人以新職，而他竟擅自製訂了關於誰可以和誰不可以在日內瓦居住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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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加爾文並不滿足於半心半意地接受教義，他堅持要人民無保留地服從，哪怕是一個標點符號也罷。他認為，光是係統地闡述一下教規仍是不夠的，因為那可能讓個人留下一定程度的自由，決定他是否和在什麽範圍內照辦。加爾文從來不是一個在原則問題或者日常生活方麵能容忍自由的人。在宗教和精神事務方麵，他絲毫不能容忍別人與他平等地交換意見;在個人信仰方麵決不同人休戰。他認為教會不僅有權利而且有責任要求所有的人服從，必要時可使用武力，並象懲罰公開的反抗一樣野蠻地懲罰那些持冷漠態度的人。“別人可能有其它的想法，但我自己不相信我們的職責僅局限於如此狹仄的範圍之內，以至於認為，當我們宣講了訓誡，我們就已盡了我們的全部責任，便可以袖手旁觀讓事物自行發展了。”加爾文的教義問答手冊不僅為真正的信徒奠定了指導的路線，而且有係統地闡明了自治城的法律。他要求市行政會強迫日內瓦城的自由市民逐個宣誓，公開接受這一懺悔書。他們被幾十個人一組帶到長老之前，就好象將小學生帶到老師之前一樣。他們來到大教堂，由城秘書向他們大聲宣讀教義問答手冊，接著，他們舉手宣誓，要無保留地接受手冊。任何人，如果拒絕宣誓，將被立即驅逐出城。這清楚地、永遠地表明：從即日起，要在日內瓦城牆裏生活的自由市民，在宗教事務上沒有人敢冒風險，同加爾文的要求和觀點有絲毫的分歧。在這個行政區域裏，要求“基督教徒的自由”，要求把宗教當作按個人的良心辦事的時期已結束了。理性觀念戰勝了宗教改革的精神氣質、法律戰勝了精神。現在，加爾文已進了城，在日內瓦將不複有自由。個人的意誌統治了一切。
沒有武力，獨裁就不能想像，也站不住腳。無論誰要保持權力，一定要把權力的工具掌握在手中：想要統治，一定要有用刑的權力。任命加爾文的決議，並未授權他可以將觸犯教規的自由市民逐出日內瓦。市行政會議員隻任命他為“聖經宣講員”，他可以向信徒闡述聖經;他們隻任命他為傳教士，他可以講道，可以引導全體教徒走向真正的信仰。他們認為自己手中還保留著用刑之權。是他們，而不是加爾文或者任何一個傳教士，要對自由市民的行為負責。路德、茲溫格裏，或任何其他改革者，在這以前都未曾試圖奪取過那保留在市行政當局手中的權力。加爾文生來是一個獨裁主義者，他立即著手使市行政會成為隻執行他的命令和法令的機構。由於他沒有合法的權力去幹那樣的事，他用開除教籍的方法為自己建立權力。他靈機一動，把“聖餐”的宗教神秘，變成推進他個人權力，並對他的放手施加壓力的一種方法。在一段時間內，加爾文主義的傳教士決定隻讓道德行為令人滿意的人參加上帝的聖餐。如果傳教士拒絕讓一個人參加上帝的聖餐，此人從此就被黜出教門，也將被開除市籍。這一新武器威力無比。誰也不準再同那犯錯誤的人說話，按小學生的說法，沒人再同他來往了。誰也不能賣東西給他或向他買東西。這樣，這一開始看來是純宗教的手段，應由教會當局處理的，就變為社會的和商業的抵製了。如果宣布對一個人實行抵製後，此人還不投降，還拒絕公開檢討罪行，加爾文就對他毫不客氣，下令將他流放。雖然是最受尊敬的公民，一旦為加爾文所厭惡而成了加爾文的敵人，就不能再在日內瓦容身。無論是誰，如果公開同加爾文持有不同意見，他雖生之日，猶死之年。
這些可怕的權力使加爾文得以消滅任何敢冒險對抗他的人。他放膽的一擊，猶如雷電閃光在手，就獲得了日內瓦大主教從來沒有控製過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不受到挑戰。天主教會內有一個自較低到較高直至最高地位沒完沒了的各級僧侶統治當局，在教會直接決定開除它的信徒之前，可以向他們提出上訴。開除教籍是一個超個人的行動，完全不屬於個人的專斷權力。但是加爾文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目的，在實行他的權力意誌時更為冷酷殘忍，他輕易地強迫傳教士們和宗教法庭就除名一事表態。他把這可怕的開除教籍的威脅作為經常性的懲罰，這樣就無限製地增強了他個人的權力。作為一個心理學家，他預測到恐怖的效果，也猜揣到那些怕遭到同樣命運的人的焦慮。加爾文要求每月安排一次聖餐，市行政會好不容易才改為每季度安排一次。但加爾文決不允許從他手裏奪走那最強有力的武器——開除教籍並隨後驅逐出境。隻有動用了這武器，他才能夠開始他一直渴望著的戰鬥——為極權的戰鬥。
獨裁、刻板的教規和好鬥勁頭的必然增長，這些暫時性好處，是以必須付出許多人的權利作為代價的;新的法律不可避免地衝擊了古老的自由;當一個民族覺察到這些之前，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已消逝了。在日內瓦，當幾年過去後，公眾才逐漸明確了。公民們贊同宗教改革，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他們自願地集結在市場，舉起自己的手表示承認這一新的信仰，但他們對於共和精神的驕做，使得他們對監督他們的巡捕產生反感。他們強烈反對把他們象犯人一樣地在城裏趕來趕去;強烈反對強迫他們到教堂向加爾文老爺頒發的每條法令宣誓效忠。他們不贊成嚴格的道德改革，因為他們發現自己有可能被剝奪公民權、被流放，而這些僅僅隻是因為喝了一杯酒後情緒高漲唱歌取樂;或者隻是因為穿的衣服看上去色彩太鮮艷而被加爾文老爺或法裏爾老爺認為太奢侈了。人民開始詢問：這些僭取如此高位的究竟是些什麽人?他們是日內瓦人嗎?他們是曾經幫助創造這城市的偉大和財富的那些古老移民的後裔嗎?他們是幾世紀來和顯赫的家族聯姻或者血緣相連的久經考驗的可信賴的愛國誌土嗎?不，他們是新來者，從法國亡命而來，人民殷勤地接待他們，向他們提供生活必需品、棲身之所，以及高官。這來自鄰國的稅吏的兒子為他自己築了一個溫暖的窠，請來了他的兄弟和他的妻舅;而現在他竟然膽敢責罵和欺侮有名望的自由市民了。他，這個法國流亡者，是他們任命了其人以新職，而他竟擅自製訂了關於誰可以和誰不可以在日內瓦居住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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