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對於法裏爾是如此的不幸。當他偶然聽到加爾文，就是那個著名的約翰·加爾文，從薩沃依動身迴家，而要在日內瓦逗留一天時，他非常高興，急忙跑到加爾文住的旅館去拜訪，請求那領導人對重建教會的工作給予忠告和幫助。雖然加爾文還沒有滿二十六歲，要比法裏爾年輕二十歲，但是他已經有了無與抗衡的權威。加爾文是主教稅吏和公證人的兒子，生於皮卡地的諾錫，在蒙田學院受過嚴格的教規教育(象伊拉茲馬斯和洛約拉一樣)。他早年打算當傳教士，後來又想當律師。約翰·加爾文(或叫沙文)在二十四歲時，因提倡路德教義而從法國亡命到巴塞爾。
大多數亡命者一離開祖國就喪失了固有的活力，但對加爾文，亡命對他反而有利。在巴塞爾，歐洲的兩條主要道路彼此相交，各種形式的新教教義彼此相遇又相爭。加爾文具有巨大的洞察力。作為一個淵博的邏輯學者，他認識到這一時刻的重要意義。越來越多的激進的理論從福音教義的核心中分離出來。泛神論者和無神論者，盲信者和狂熱者，開始將新教非基督教化和超基督教化。明斯特城再洗禮的那場可怕的悲喜劇已在血腥和恐怖中結束。宗教改革和它的對手羅馬天主教會一樣，已陷入分裂為不同的宗派和以國家主義取代世界性權力的危機。自信受到先知的感召，這個二十五歲的人立即認準應採取什麽步驟去阻止改革後信仰的分裂。新的教義一定要神聖地具體化在一本書、一個圖式、一個大綱上;需要有係統地闡述福音教條創造性的原則。加爾文年輕有勇，風華正茂。這一不出名的法學家和神學家從一開始就了解了這件事的必要性。當那些公認的領導人繼續就細節問題爭論不休時，他堅定地著眼全麵，在一年之內寫出了《基督教原理》(一五三五年)。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教義原理的書，因此成為新教的主要指導書和經典著作。
我們可以毫不誇張他說，《原理》可列為世界上決定曆史進程、改變歐洲麵貌十到二十部書中間的一部。它是自路德翻譯《聖經》後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實績。此書不可曲解的邏輯性和堅定的建設性立即影響了加爾文的當代人。此書的質量使得它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宗教運動需要有一個天才去發動，需要有另一個天才去結束。路德，這個煽動家，推動了宗教改革的滾石;加爾文，這個組織家，則在滾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說：如同《拿破崙法典》完成了法國革命一樣，《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兩者都總結了過去，決定性地為革命劃定了最後界線;兩者都為一場暴風驟雨般的運動，蓋上法律形式和穩定的印記，使其開始時如火如荼的動力失去勢頭。這樣，專橫武斷就成為教條。自主導致專政的誕生。與此同時，宗教熱情也受到嚴重的束縛。自然，當革命一旦受到控製，它就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原動力。這一切，就是宗教改革經加爾文之手所發生的。從那以後，天主教教會，作為宗教上統一的和世界範圍的實休，必須同占據相同地位的新教教會相對峙。
加爾文非凡的力量表現在他從來不削減或修改他第一次所嚴密闡述的內容。他的書幾次再版，但內容隻有增添，他第一次決定性的認識從未作過任何修改。如同馬克思或叔本華，年方二十五歲的他，在獲得任何經驗前，就對他的哲學思想進行了合乎邏輯的、細心的考慮並得出了結論。他有生之年，就命定要為他的哲學從理想世界移植到現實世界作說明。他從來不在他著作中改動一個重要的詞;從來不步人後塵;從來不與敵手作任何妥協。與他打交道的人，不是打倒他，就是被他打倒;折中妥協，對他或他的敵人都是徒勞的。你要麽拒絕接受他，要麽無保留地向他屈服。
法裏爾(在這一點上顯示出法裏爾的偉大)在第一次會見中就意識到這一點。雖然他比加爾文大得多，但是，從那天起，他就毫無保留地將他自己附屬於加爾文。他把加爾文當作他的領袖和主子，他自己則是那主子的一個僕人和奴隸。在以後的三十年裏，法裏爾從來不敢違背他上司所說的話。在每一戰鬥中，在每一事件中，他都站在加爾文一邊，迅速地聽從加爾文的召喚，為他戰鬥並幫助他。法裏爾是從不對加爾文提出疑問和批評、並向他提供自我犧牲服從的第一個信徒。他是一個盲信的下屬，堅決主張這樣做是每一個信徒至高無上的責任。隻有一次，法裏爾向加爾文提了要求。那是在他們剛認識時。他要求加爾文作為唯一有資格的候選人，接受日內瓦宗教領袖的位置。而那主子，將以其卓越的能力將宗教改革建立起來，那是法裏爾自己無能為力的。
加爾文後來透露，他長時間地、固執地拒絕答應這令人驚奇的邀請。對於那些寧願作精神上的追隨者而不願作肉體上追隨者的人們，當他們被邀請離開純思想的圈子(隻為了進入黑暗和混亂的政治現實主義的領域)時，那將總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一種神秘的畏懼，片刻之間，控製了加爾文。他躊躇、動搖，說自己太年輕太沒經驗，他請求法裏爾讓他平靜地留在書籍和問題的世界裏。最後法裏爾被這一固執地拒絕邀請的行動激怒了，他帶著一種舊約先知者崇高的力量咆哮說：“你為你所研究問題的重要性辯護。我以全能的上帝名義宣告，如果你拒絕幫助上帝工作，追求塵世事務而不追隨基督的話，上帝將詛咒你。”
這激動人心的唿籲，感動了加爾文並決定了他的事業。他宣稱他自己準備建立日內瓦的新秩序。從前，他起草了文字和計劃，現在他要將其付諸實現了。這以後，他不再將自己的意誌印在一本書上，他要將它強加於一城一邦了。
人民對於他們生息於此的整個曆史時代，知之甚少。那些極端重要的喧嚷並不引起他們的注意。而一個時代的關鍵性時刻，又很少得到年代史編錄者的充分注意。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日內瓦市行政會的會議記錄中，我們讀到法裏爾建議任命加爾文為“聖經宣講員”，但那記錄員並不費心將那個會使日內瓦名揚世界的人的名字寫下來。記錄秘書枯燥無味地記錄了法裏爾如何建議讓“那高盧人”——那法國人——以傳教士身份繼續工作。那就夠了。為什麽要費腦筋，去問清楚那個人名字的正確拚寫並加以記錄呢?看來我們讀到的是一個不重要的決議——給那外國傳教士一筆菲薄的薪水。因為日內瓦市行政會不相信這件事的重要性會超過任命一個下級官員，他將和其它任何一個小職員一樣，恭順地履行他的職責，就象一個招待員、一個樂隊伴奏或一個劊子手一樣。
那些尊貴的市行政委員們不學無術。在業餘時間他們不讀神學書，我們不能設想他們中間有任何人翻過加爾文的《基督教原理》。如果他們是學者，肯定會警覺到他們已把教會內部的全部權力讓給“那高盧人”，即那個法國傳教士了。加爾文在這次會上說：“這裏詳細說明教會授予傳教士們的權力。由於他們被任命為神之旨意的管理人和公布人，他們必須冒各種危險;必須隨時迫使塵世的權貴屈膝於上帝並為上帝服務。他們毫無疑問要統治最高貴者和最低賤者;他們毫無疑問要在此塵世實施上帝的意願並摧毀撒旦的王國，保衛羊群，消滅惡狼;他們毫無疑問要告誡和指示馴服者，詛咒和消滅桀驁者。他們能張能弛;他們能揮動閃電擊潰雷鳴。所有這一切均照《聖經》辦事。”加爾文所說“傳教士們毫無疑問要統治最高貴者和最卑賤者”這句話，無疑地被日內瓦市行政會成員忽略了，因為，如果他們注意到這句話，他們將不會把無限的權力託付給這個作出如此目空一切要求的人。從來沒有人懷疑那法國的流亡者，那個他們任命為教會的傳教士的人，從一開始就已經下定決心成為自治城的主子了。他們給予他公職、薪水和尊嚴。但從此以後他們的權力就完給了。加爾文具有不可抵抗的能量，他將抓緊權力的韁繩，無情地實行他極權主義的野心。就這樣，他將一個民主的共和國轉變成為神權的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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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亡命者一離開祖國就喪失了固有的活力，但對加爾文，亡命對他反而有利。在巴塞爾，歐洲的兩條主要道路彼此相交，各種形式的新教教義彼此相遇又相爭。加爾文具有巨大的洞察力。作為一個淵博的邏輯學者，他認識到這一時刻的重要意義。越來越多的激進的理論從福音教義的核心中分離出來。泛神論者和無神論者，盲信者和狂熱者，開始將新教非基督教化和超基督教化。明斯特城再洗禮的那場可怕的悲喜劇已在血腥和恐怖中結束。宗教改革和它的對手羅馬天主教會一樣，已陷入分裂為不同的宗派和以國家主義取代世界性權力的危機。自信受到先知的感召，這個二十五歲的人立即認準應採取什麽步驟去阻止改革後信仰的分裂。新的教義一定要神聖地具體化在一本書、一個圖式、一個大綱上;需要有係統地闡述福音教條創造性的原則。加爾文年輕有勇，風華正茂。這一不出名的法學家和神學家從一開始就了解了這件事的必要性。當那些公認的領導人繼續就細節問題爭論不休時，他堅定地著眼全麵，在一年之內寫出了《基督教原理》(一五三五年)。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教義原理的書，因此成為新教的主要指導書和經典著作。
我們可以毫不誇張他說，《原理》可列為世界上決定曆史進程、改變歐洲麵貌十到二十部書中間的一部。它是自路德翻譯《聖經》後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實績。此書不可曲解的邏輯性和堅定的建設性立即影響了加爾文的當代人。此書的質量使得它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宗教運動需要有一個天才去發動，需要有另一個天才去結束。路德，這個煽動家，推動了宗教改革的滾石;加爾文，這個組織家，則在滾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說：如同《拿破崙法典》完成了法國革命一樣，《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兩者都總結了過去，決定性地為革命劃定了最後界線;兩者都為一場暴風驟雨般的運動，蓋上法律形式和穩定的印記，使其開始時如火如荼的動力失去勢頭。這樣，專橫武斷就成為教條。自主導致專政的誕生。與此同時，宗教熱情也受到嚴重的束縛。自然，當革命一旦受到控製，它就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原動力。這一切，就是宗教改革經加爾文之手所發生的。從那以後，天主教教會，作為宗教上統一的和世界範圍的實休，必須同占據相同地位的新教教會相對峙。
加爾文非凡的力量表現在他從來不削減或修改他第一次所嚴密闡述的內容。他的書幾次再版，但內容隻有增添，他第一次決定性的認識從未作過任何修改。如同馬克思或叔本華，年方二十五歲的他，在獲得任何經驗前，就對他的哲學思想進行了合乎邏輯的、細心的考慮並得出了結論。他有生之年，就命定要為他的哲學從理想世界移植到現實世界作說明。他從來不在他著作中改動一個重要的詞;從來不步人後塵;從來不與敵手作任何妥協。與他打交道的人，不是打倒他，就是被他打倒;折中妥協，對他或他的敵人都是徒勞的。你要麽拒絕接受他，要麽無保留地向他屈服。
法裏爾(在這一點上顯示出法裏爾的偉大)在第一次會見中就意識到這一點。雖然他比加爾文大得多，但是，從那天起，他就毫無保留地將他自己附屬於加爾文。他把加爾文當作他的領袖和主子，他自己則是那主子的一個僕人和奴隸。在以後的三十年裏，法裏爾從來不敢違背他上司所說的話。在每一戰鬥中，在每一事件中，他都站在加爾文一邊，迅速地聽從加爾文的召喚，為他戰鬥並幫助他。法裏爾是從不對加爾文提出疑問和批評、並向他提供自我犧牲服從的第一個信徒。他是一個盲信的下屬，堅決主張這樣做是每一個信徒至高無上的責任。隻有一次，法裏爾向加爾文提了要求。那是在他們剛認識時。他要求加爾文作為唯一有資格的候選人，接受日內瓦宗教領袖的位置。而那主子，將以其卓越的能力將宗教改革建立起來，那是法裏爾自己無能為力的。
加爾文後來透露，他長時間地、固執地拒絕答應這令人驚奇的邀請。對於那些寧願作精神上的追隨者而不願作肉體上追隨者的人們，當他們被邀請離開純思想的圈子(隻為了進入黑暗和混亂的政治現實主義的領域)時，那將總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一種神秘的畏懼，片刻之間，控製了加爾文。他躊躇、動搖，說自己太年輕太沒經驗，他請求法裏爾讓他平靜地留在書籍和問題的世界裏。最後法裏爾被這一固執地拒絕邀請的行動激怒了，他帶著一種舊約先知者崇高的力量咆哮說：“你為你所研究問題的重要性辯護。我以全能的上帝名義宣告，如果你拒絕幫助上帝工作，追求塵世事務而不追隨基督的話，上帝將詛咒你。”
這激動人心的唿籲，感動了加爾文並決定了他的事業。他宣稱他自己準備建立日內瓦的新秩序。從前，他起草了文字和計劃，現在他要將其付諸實現了。這以後，他不再將自己的意誌印在一本書上，他要將它強加於一城一邦了。
人民對於他們生息於此的整個曆史時代，知之甚少。那些極端重要的喧嚷並不引起他們的注意。而一個時代的關鍵性時刻，又很少得到年代史編錄者的充分注意。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日內瓦市行政會的會議記錄中，我們讀到法裏爾建議任命加爾文為“聖經宣講員”，但那記錄員並不費心將那個會使日內瓦名揚世界的人的名字寫下來。記錄秘書枯燥無味地記錄了法裏爾如何建議讓“那高盧人”——那法國人——以傳教士身份繼續工作。那就夠了。為什麽要費腦筋，去問清楚那個人名字的正確拚寫並加以記錄呢?看來我們讀到的是一個不重要的決議——給那外國傳教士一筆菲薄的薪水。因為日內瓦市行政會不相信這件事的重要性會超過任命一個下級官員，他將和其它任何一個小職員一樣，恭順地履行他的職責，就象一個招待員、一個樂隊伴奏或一個劊子手一樣。
那些尊貴的市行政委員們不學無術。在業餘時間他們不讀神學書，我們不能設想他們中間有任何人翻過加爾文的《基督教原理》。如果他們是學者，肯定會警覺到他們已把教會內部的全部權力讓給“那高盧人”，即那個法國傳教士了。加爾文在這次會上說：“這裏詳細說明教會授予傳教士們的權力。由於他們被任命為神之旨意的管理人和公布人，他們必須冒各種危險;必須隨時迫使塵世的權貴屈膝於上帝並為上帝服務。他們毫無疑問要統治最高貴者和最低賤者;他們毫無疑問要在此塵世實施上帝的意願並摧毀撒旦的王國，保衛羊群，消滅惡狼;他們毫無疑問要告誡和指示馴服者，詛咒和消滅桀驁者。他們能張能弛;他們能揮動閃電擊潰雷鳴。所有這一切均照《聖經》辦事。”加爾文所說“傳教士們毫無疑問要統治最高貴者和最卑賤者”這句話，無疑地被日內瓦市行政會成員忽略了，因為，如果他們注意到這句話，他們將不會把無限的權力託付給這個作出如此目空一切要求的人。從來沒有人懷疑那法國的流亡者，那個他們任命為教會的傳教士的人，從一開始就已經下定決心成為自治城的主子了。他們給予他公職、薪水和尊嚴。但從此以後他們的權力就完給了。加爾文具有不可抵抗的能量，他將抓緊權力的韁繩，無情地實行他極權主義的野心。就這樣，他將一個民主的共和國轉變成為神權的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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