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強有力激烈措施的最後一招，幾乎獲得了成功。卡斯特裏奧不僅被解除武裝、被抑製、在他有生之年被監禁，而且那偉大的人道主義者被有計劃地迫害，使他在死後許多年之後幾乎湮沒無聞。時至今日，一個學者如果從來沒聽說過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之名，也不必汗顏。對他著作的審查製度，持續了幾十年和幾百年，學者們怎麽會知道他呢?在加爾文勢力範圍所及，營業的印刷商沒有人膽敢出版卡斯特利奧的書。當那些書終於出現時，要依靠它們來確立他作為先驅的聲譽已經為時太遲了。當其時，已有人採納了他的思想。他所發動的並為之傾跌的戰役，已由尾隨而來的其它旗手們繼續進行。很多人，諸如鄉巴佬漢普頓們和默默無聞的啞叭密爾頓們是註定在陰暗中生活、在黑暗中死去的。那些跟著卡斯特利奧腳步走的人們，收穫和開闢他的聲譽。在教科書裏，我們依然會讀到那些錯誤，說洛克和休姆是宗教寬容的倡導人。這一錯誤再三出現，不被人注意，就好象卡斯特利奧從來沒有寫過和出版過《論異端》一樣。作者道德上的英勇被忘卻了;他為塞維特斯的戰鬥被忘卻了;他反對加爾文的戰爭(“蒼蠅撼大象”)被忘卻了;他的著作被忘卻了——它們隻零零星星地散在荷蘭譯本的選集中。我們在瑞士和荷蘭的一些圖書館裏找到了少量的原稿，了解到一些懷感激之心的學生們對卡斯特利奧的看法——這些就是這樣一個人的全部“遺物”了。其人在當代幾乎被一致公認為那個世紀最有學問的人，同時也是最高尚的人。對這被忘卻了的戰役，人們至今懷著極大的感激之情，並要求把不公正糾正過來。
曆史沒有時間作出公證。作為無私的編年史，它的任務是記載成功的人，但很少鑑定他們的道德價值。曆史的目光隻盯著勝利者而置被征服者於不顧。這些“無名小卒”被傾人遺忘的汪洋大海中，既無十字架又無花環記錄他們徒勞的犧牲。但事實上，心地純潔的人們所作的努力，不會被認為是無效或無結果的，道德上任何能量的花費，也不會在巨大的空間消失而不留下影響。那些生不逢辰的人們，雖然被擊敗了，但在實現一個永恆的理想上，已經預見了它的重要意義。因為，理想是一種沒有人看得到的概念，隻能通過人們的設想、人們的努力，並準備為理想而向著充滿塵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進的人們，才能在現實世界中加以實現。從精神上來作分析，“勝利”和“失敗”這兩個詞都獲得了新的意義。從此以後，我們一定要永遠不停止去提醒整個世界：它眼裏隻有戰勝者的豐碑，而我們人類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過屠刀下的屍體才達到曇花一現統治的人們，而是那些沒有抵抗力量、被優勝者暴力壓倒的人們——正如卡斯特利奧在他為精神上的自由、為最後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義王國的鬥爭中，被加爾文所壓倒一樣。
第一章 加爾文攫取權力
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比星期日，日內瓦的自由市民們被一陣號角聲正式召集到主要廣場上，舉起他們的右手，一致同意從此之後將全部“按照上帝的福音和格言”生活。
那是通過公民投票後(一種至今仍在瑞士流行的極端民主化的製度)在前主教府裏宣布的：改革後的宗教從此是日內瓦唯一合法批準的信仰——自治城的信仰。要把老的天主教信仰從羅納河濱的本城逐出，並將其徹底摧毀，全部消滅，用幾年時間就夠了。在暴徒們的威脅下，最後一批教士、牧師、修士和修女們都已被從修道院趕出來。所有的教堂無一例外，都被清除了偶像和其它“迷信”信物。於是最後迎來了這五月的節日以確定這一勝利。從這一天起，在日內瓦，新教教會不僅占了優勢，而且掌握了全部統治權。
在日內瓦，這一激進而不受約束的宗教改革主要是由一個名叫法裏爾的恐怖主義分子推進的。他是一名傳教士，一個喜怒無常之徒，外表吝嗇，盛氣淩人而又冷酷無情。連好心腸的伊拉茲馬斯都說：“在我一生中從來沒有見過那樣放肆、那樣無恥的東西。”這一“法國的路德”對群眾施加了壓倒之勢的影響，他個子不大，麵目醜陋，紅鬍子，頭發邋裏邋遢，當他從布道台上向群氓們大聲吼叫時，他狂暴的天性激起了他們感情的風暴。正象丹東是政治上的革命家一樣，法裏爾是宗教圈子裏的革命家。他能把群眾分散而隱藏的天性串連起來，燃起猛烈的攻擊之火。在勝利之前，法裏爾曾經冒過生命危險。在農村，他上百次地被人投擲石塊、被監禁，並被各地當局取締，但其人精力過人，毫無理性，井被一個信念所支配。他用暴力來壓倒對手的對抗。他帶了一小隊衝鋒隊作保鏢，無法無天地進入一所天主教堂，當時教士們正在祭壇上作彌撒。他擠上布道台，在支持者的歡唿聲中，大聲譴責反基督教分子。他組織了一批街頭流浪漢作為第二武裝供其使用，煽動一幫孩子在禮拜時間襲擊教堂，用怪叫、發出象鴨子一樣嘎嘎的聲音和放聲大笑擾亂天主教徒的祈禱。最後，因追隨的人數增加更加膽壯，他動員保鏢發動最後攻擊，指示他們侵入修道院，從牆上撕下聖像，將這些“偶像”付之一炬。這一野蠻的武力行逕取得了成功。假定多數人是一盤散沙，少數人的積極行動，在顯示其罕見的勇氣，隨時準備使用恐怖手段的情況下，就能嚇倒多數人。天主教徒抗議那些鬧事活動，試圖使市行政會行使職權，但是大部分時間他們卻靜靜地待在教堂裏。最後，主教將他的教區拱手讓給了勝利了的改革派，沒有還一下手就逃跑了。
然而，現在，在勝利的日子裏，法裏爾卻明顯地暴露了他是一個很典型的沒有創造性的革命家，他憑衝動和狂熱能夠推翻舊秩序，但卻沒有能力帶來一個有生命的新秩序。他是一個辱罵的好手，但缺乏組織才幹。他是一個破壞者，不是一個建設者。他能夠痛罵羅馬教會，能夠煽動愚蠢的群眾去仇視修士和修女們，能夠用讀聖的雙手破壞法律條文。而一旦幹完這些事情之後，他隻是帶著絕望的困惑凝視著他自己造成的廢墟，因為他沒有期待的目標。現在，當新的原則在日內瓦要取代被逐出的天主教信仰而確立時，法裏爾就是一個失敗者了。他那純屬破壞的精神隻能造成一個真空，因為一個街頭革命家永遠不屬於那有理性的、建設性的典型，一旦破壞結束，他的工作也隨之結束，必須由另一個人接過他的工作開始重建工作。
在關鍵時刻法裏爾表現出猶豫不決。這並不是個別的現象。同樣，在德國和日內瓦外的瑞士其它部分，改革派的領袖們對曆史賦予他們的使命，同樣表現出不團結、舉棋不定和困惑不安。路德和茲溫格裏最初所計劃的，不過是淨化現存的教會，把對教皇和市行政會權威的信仰導向已被遺忘的福音派教條的信仰。對他們來說，宗教改革意味著教會重新改革的開端，就是說，使教會改善、純化，並恢複其早期的正直。由於天主教會固執己見，不願讓步，他們需要從天主教會外麵進行工作來代替從內部工作——而且要立即進行。因為，當有必要從破壞過渡到生產時，這兩者將分道揚鑣了。當然，對路德、茲溫格裏和其他宗教改革的神學家來說，沒有再比這樣的情況更合乎邏輯的了：宗教革命家們，在共同事業和共同實踐的基礎上，為新教教會而兄弟般地團結起來。但在曆史進程中，幾時有過合乎邏輯和受自然支配的教會呢?一個世界範圍的、統一的新教已不複存在，而一大群分支的教派在各地脫穎而出。德國的維滕貝格聽不進瑞士蘇黎世神學家的一句話，而日內瓦則拋棄了伯爾尼的實踐。每一個城市都希望有它本身的、按照蘇黎世人、伯爾尼人或者日內瓦人方式的宗教改革。在每一曆史轉折點，歐洲各國的國家主義者的驕傲自大，預示了各行政區具體而微的驕傲自大精神。路德、茲溫格裏、梅蘭克森、布塞、卡爾斯塔迪和其餘一些人，現在開始在神學的繁瑣證明和線索上，進行唇槍舌劍的爭論而浪費他們的精力。隻要他們團結一致，這一精力是可用於推翻世界性教會的巨大組織的。在日內瓦，當法裏爾凝視著舊秩序的廢墟時，他束手無策。這真是典型的悲劇，一個人接受了曆史賦予他的使命，卻承擔不了那強加於他的職責應接受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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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沒有時間作出公證。作為無私的編年史，它的任務是記載成功的人，但很少鑑定他們的道德價值。曆史的目光隻盯著勝利者而置被征服者於不顧。這些“無名小卒”被傾人遺忘的汪洋大海中，既無十字架又無花環記錄他們徒勞的犧牲。但事實上，心地純潔的人們所作的努力，不會被認為是無效或無結果的，道德上任何能量的花費，也不會在巨大的空間消失而不留下影響。那些生不逢辰的人們，雖然被擊敗了，但在實現一個永恆的理想上，已經預見了它的重要意義。因為，理想是一種沒有人看得到的概念，隻能通過人們的設想、人們的努力，並準備為理想而向著充滿塵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進的人們，才能在現實世界中加以實現。從精神上來作分析，“勝利”和“失敗”這兩個詞都獲得了新的意義。從此以後，我們一定要永遠不停止去提醒整個世界：它眼裏隻有戰勝者的豐碑，而我們人類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過屠刀下的屍體才達到曇花一現統治的人們，而是那些沒有抵抗力量、被優勝者暴力壓倒的人們——正如卡斯特利奧在他為精神上的自由、為最後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義王國的鬥爭中，被加爾文所壓倒一樣。
第一章 加爾文攫取權力
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比星期日，日內瓦的自由市民們被一陣號角聲正式召集到主要廣場上，舉起他們的右手，一致同意從此之後將全部“按照上帝的福音和格言”生活。
那是通過公民投票後(一種至今仍在瑞士流行的極端民主化的製度)在前主教府裏宣布的：改革後的宗教從此是日內瓦唯一合法批準的信仰——自治城的信仰。要把老的天主教信仰從羅納河濱的本城逐出，並將其徹底摧毀，全部消滅，用幾年時間就夠了。在暴徒們的威脅下，最後一批教士、牧師、修士和修女們都已被從修道院趕出來。所有的教堂無一例外，都被清除了偶像和其它“迷信”信物。於是最後迎來了這五月的節日以確定這一勝利。從這一天起，在日內瓦，新教教會不僅占了優勢，而且掌握了全部統治權。
在日內瓦，這一激進而不受約束的宗教改革主要是由一個名叫法裏爾的恐怖主義分子推進的。他是一名傳教士，一個喜怒無常之徒，外表吝嗇，盛氣淩人而又冷酷無情。連好心腸的伊拉茲馬斯都說：“在我一生中從來沒有見過那樣放肆、那樣無恥的東西。”這一“法國的路德”對群眾施加了壓倒之勢的影響，他個子不大，麵目醜陋，紅鬍子，頭發邋裏邋遢，當他從布道台上向群氓們大聲吼叫時，他狂暴的天性激起了他們感情的風暴。正象丹東是政治上的革命家一樣，法裏爾是宗教圈子裏的革命家。他能把群眾分散而隱藏的天性串連起來，燃起猛烈的攻擊之火。在勝利之前，法裏爾曾經冒過生命危險。在農村，他上百次地被人投擲石塊、被監禁，並被各地當局取締，但其人精力過人，毫無理性，井被一個信念所支配。他用暴力來壓倒對手的對抗。他帶了一小隊衝鋒隊作保鏢，無法無天地進入一所天主教堂，當時教士們正在祭壇上作彌撒。他擠上布道台，在支持者的歡唿聲中，大聲譴責反基督教分子。他組織了一批街頭流浪漢作為第二武裝供其使用，煽動一幫孩子在禮拜時間襲擊教堂，用怪叫、發出象鴨子一樣嘎嘎的聲音和放聲大笑擾亂天主教徒的祈禱。最後，因追隨的人數增加更加膽壯，他動員保鏢發動最後攻擊，指示他們侵入修道院，從牆上撕下聖像，將這些“偶像”付之一炬。這一野蠻的武力行逕取得了成功。假定多數人是一盤散沙，少數人的積極行動，在顯示其罕見的勇氣，隨時準備使用恐怖手段的情況下，就能嚇倒多數人。天主教徒抗議那些鬧事活動，試圖使市行政會行使職權，但是大部分時間他們卻靜靜地待在教堂裏。最後，主教將他的教區拱手讓給了勝利了的改革派，沒有還一下手就逃跑了。
然而，現在，在勝利的日子裏，法裏爾卻明顯地暴露了他是一個很典型的沒有創造性的革命家，他憑衝動和狂熱能夠推翻舊秩序，但卻沒有能力帶來一個有生命的新秩序。他是一個辱罵的好手，但缺乏組織才幹。他是一個破壞者，不是一個建設者。他能夠痛罵羅馬教會，能夠煽動愚蠢的群眾去仇視修士和修女們，能夠用讀聖的雙手破壞法律條文。而一旦幹完這些事情之後，他隻是帶著絕望的困惑凝視著他自己造成的廢墟，因為他沒有期待的目標。現在，當新的原則在日內瓦要取代被逐出的天主教信仰而確立時，法裏爾就是一個失敗者了。他那純屬破壞的精神隻能造成一個真空，因為一個街頭革命家永遠不屬於那有理性的、建設性的典型，一旦破壞結束，他的工作也隨之結束，必須由另一個人接過他的工作開始重建工作。
在關鍵時刻法裏爾表現出猶豫不決。這並不是個別的現象。同樣，在德國和日內瓦外的瑞士其它部分，改革派的領袖們對曆史賦予他們的使命，同樣表現出不團結、舉棋不定和困惑不安。路德和茲溫格裏最初所計劃的，不過是淨化現存的教會，把對教皇和市行政會權威的信仰導向已被遺忘的福音派教條的信仰。對他們來說，宗教改革意味著教會重新改革的開端，就是說，使教會改善、純化，並恢複其早期的正直。由於天主教會固執己見，不願讓步，他們需要從天主教會外麵進行工作來代替從內部工作——而且要立即進行。因為，當有必要從破壞過渡到生產時，這兩者將分道揚鑣了。當然，對路德、茲溫格裏和其他宗教改革的神學家來說，沒有再比這樣的情況更合乎邏輯的了：宗教革命家們，在共同事業和共同實踐的基礎上，為新教教會而兄弟般地團結起來。但在曆史進程中，幾時有過合乎邏輯和受自然支配的教會呢?一個世界範圍的、統一的新教已不複存在，而一大群分支的教派在各地脫穎而出。德國的維滕貝格聽不進瑞士蘇黎世神學家的一句話，而日內瓦則拋棄了伯爾尼的實踐。每一個城市都希望有它本身的、按照蘇黎世人、伯爾尼人或者日內瓦人方式的宗教改革。在每一曆史轉折點，歐洲各國的國家主義者的驕傲自大，預示了各行政區具體而微的驕傲自大精神。路德、茲溫格裏、梅蘭克森、布塞、卡爾斯塔迪和其餘一些人，現在開始在神學的繁瑣證明和線索上，進行唇槍舌劍的爭論而浪費他們的精力。隻要他們團結一致，這一精力是可用於推翻世界性教會的巨大組織的。在日內瓦，當法裏爾凝視著舊秩序的廢墟時，他束手無策。這真是典型的悲劇，一個人接受了曆史賦予他的使命，卻承擔不了那強加於他的職責應接受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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