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個古老、幼稚和機械的世界曆史中，究竟是什麽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如此啟示性的奇蹟，成為一種思想的力量——一種最無形的力量呢?有頭腦的人隻要認識及此就一定有所提高。我們傾向於對誘惑屈從而讚美這些世界範圍裏的騙子手們，他們成功地藉助精神之力操縱著愚不可及的事務。那些理想主義者和空想家們一旦取得了勝利，幾乎無一例外地立即被證明是惡劣的騙子手。權力促使他們攫取全世界的權力;勝利導致濫用勝利。這些征服者們，非但不慶幸自己已經勸服那麽多的人接受他們特別討厭的幻想;慶幸自己已經獲得甘於為事業而生為事業而死的信徒，還利慾薰心地企圖擴大權力。他們渴望把他們的教條強加於那些非自己宗派的人士。光是那些獻媚者、僕從、靈魂奴隸、任何大運動的依附者，並不能使獨裁者滿足。除非那些自由人、絕無僅有的宗教獨立派，也變成他的奉承者和奴僕。為了使他的教條世界化，他讓政府勒石銘記：不墨守舊規即為犯罪。災禍在於不斷地加強宗教理論體係，伴之以政治理論體係。一旦建立了獨裁政權，就使他們墮落蛻化為暴虐政治。但是，當一個教士或先知不再相信他所信仰的或講授的內在力量，而去乞靈於用武力進行擴張，他就在向自由宣戰了。不論支配思想是什麽，一旦藉助於恐怖統治作為工具，對不同的信仰強求一律，他所實行的就不複是理想主義而是野蠻行為了。即使是最純潔的真理，當強加於持不同意見者時，就構成對聖靈的犯罪了。
這幽靈，這神靈，是一個神秘的要素。象空氣一樣，它摸不到看不到，但看來已所向無敵地進入了所有的觀念和準則。它將性格暴虐的人誤引入幻想，使他們以為能隨心所欲地使這一幽靈順從地處在瓶子裏。但是每一壓縮作用都因為相應的反壓力而產生動態的反作用，當加以非常大的壓力作用時，常會引起爆炸。因此，壓製性措施往往導致反抗。聊可告慰的是，人類道德上的獨立性，最終依然是破壞不了的。獨裁統治現在不可能、將來也永遠不可能在全世界推行一種宗教或一種哲學。因為這一幽靈常會從奴隸狀態中逸出，拒絕按照事先規定的方式思想;拒絕在命令下成為膚淺和苟安;拒絕所強加的一致存在下來。試圖把神聖的多樣化的生存狀態退化到一個共同的標準上，把人類專橫地分為黑的和白的，好的和壞的，綿羊(指馴服者)和山羊(指胡鬧者)，真實信徒和異端，忠誠者和背叛者，這是何等的愚蠢、何等的枉費心機——這一切所根據的是一個“原則”，並以使用強硬手段為唯一的後盾。隨時隨地都會冒出獨立自主的人，他們剛毅不屈地抵抗任何這種對人類自由的限製，成為所謂這樣那樣的予拒絕服役者”(為宗教原因)。任何時代都沒有這樣野蠻：任何暴政部沒有這樣係統化。但人民決心並有能力規避使大多數人屈服的高壓統治，保衛他們確立個人信仰和真理的權利，反對權力狂者所宣稱的“獨一無二的真理”。
在十六世紀，雖然當時和現在一樣，思想意識領域裏的狂熱行為十分猖獗，但仍有自由的和不受腐蝕的時代精神。從在那些日子裏人道主義者留下來的著作看來，可以為黷武者的騷擾造成的極度痛苦提供證明。我們深為他們對“教條販子”的憎惡所感動。那些販子們在市場上叫賣：“我們教導的都是真的;我們不教導的都是假的。”作為開明的世界主義者，人道主義者被“改革者”的不人道嚇壞了。在西方世界，自由思想的馳騁曾培養了對美好事物的信念。而現在，薩馮納羅拉、加爾文和約翰·諾克斯之流，卻想消滅美好的事物，並把全球轉變為道德的神學院。他們口沫橫濺地宣揚自己極端的正教經典。人道主義者以預言性的穎悟，早就遠見到如此固執、如此自鳴得意的人會給歐洲帶來災難。在叫囂中，武器的碰擊聲已鏗鏘可聞，已可大膽地預言：災難性的戰爭正悄然來臨。但是，人道主義者雖然知道真理，卻不敢為真理鬥爭。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人都不是全才，因此，一個有眼光的人不一定是一個實幹的人;而一個實幹的人不一定是一個有眼光的人。這些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互通使人感傷的和令人欽佩的信件，還關起書齋的門訴苦。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公開去對抗基督教的敵人。伊拉茲馬斯不時冒險射出幾支冷箭;拉伯雷戴上小醜的帽子，穿上五顏六色的斑衣，用狂熱的嘲笑作鞭答，蒙田，一個傑出的、聰明的哲學家，在他的隨筆裏，以雄辯的文筆議論時事。但他們中沒有人企圖以狠狠的一擊，去製止不名譽的迫害和處決。他們由於老於世故而小心翼翼，他們說，聖人可以找到比馴瘋狗更好的消遣。他們說，明哲之士的本分是閉戶不出，否則他自己就會成為一個受害者。
然而，卡斯特利奧獲得了不朽的人道主義者的名譽，因為他毫無畏懼地迎接他麵臨的災難;他英勇地支持受迫害的同伴們的事業，而獻出了他的生命。他雖然時刻受到盲信者的威脅，仍然冷靜地、不帶偏見地以托爾斯泰式的沉著，把信念象旗幟般升起。他堅信沒有人應屈從於武力，隻因為他們對宇宙的性質持有這樣或那樣的觀點。他宣稱，沒有塵世的力量有資格對一個人的良心施加權威。因為他不是以宗派的名義發表這些議論，而是一種發自對人類不朽精神的表現。所以，他的思想，和他的許多言詞一樣，能夠永不磨滅。人類普遍的和永恆的思想，一旦被一個藝術家塑造後，就能永遠保持新發於硎的敏銳。一篇有助於促進世界統一的聲明，將比分裂的、侵略的和教條主義的言論，流傳得更為久遠。這位被遺忘的傑出人物非凡的勇氣，將成為後世的楷模，特別是在道德圈子裏。卡斯特利奧蔑視神學家，把加爾文的受害者塞維特斯命名為“一個被謀殺的無辜者”，當駁斥加爾文的詭辯時，卡斯特利奧發出雷鳴般的聲音：“把一個人活活燒死，不是保衛教條而隻是殺死一個人”。在他的《為宗教寬容宣言》裏(遠在洛克、休姆、服爾泰之前，並比他們更為燦爛奪目)，他一勞永逸地宣告了思想自由的權利——他知道自己是為了信念而冒生命危險的，讀者切勿認為卡斯特利奧抗議審判謀殺米圭爾·塞維特斯可以和更著名的服爾泰抗議瓊·卡拉斯案、左拉抗議特賴弗斯事件相提並論。這樣的比較當然一點也不貶低卡斯特利奧行為上和道德上的崇高。但服爾泰為卡拉斯辯護的時代比較講人道。而且，作為一個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國王們和親王們的保護。同樣，左拉有一支看不見的軍隊——全歐洲和全世界的欽佩做靠山。服爾泰和左拉無疑地是拿他們的名譽和安逸冒風險，但他們沒有一個人是冒生命危險的。可那就是卡斯特利奧敢做的。他知道在他為人道的鬥爭中，他不幸的頭腦要全神貫注於他生活著的、殘酷的世紀所有的不人道。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得為他的英雄主義付出十足的代價，罄其精力的代價。這位非暴力的辯護士希望隻使用精神武器，卻被野蠻的武力扼殺了。在這裏，我們多次看到這樣的一個人：他除道德上的正直以外，什麽權力也沒有，卻同一個嚴密的組織孤軍作戰：那是幾乎沒有成功希望的。一種教條一旦控製了國家機關，國家就會成為鎮壓的工具，並迅即建立恐怖統治。任何言論，隻要是向無限權力挑戰的，都必須予以鎮壓，還要扼住那持異儀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加爾文從來不想嚴肅地迴答卡斯特利奧的挑戰，他壓製後者對他的批評。卡斯特利奧的著作被審查刪改，被禁止出版，而且一被發現就加以銷毀。由於施加了政治影響，瑞士鄰近的國家，在其境內禁止卡斯特利奧發表言論的自由。這樣，一旦卡斯特利奧抗議和批評的力量遭到破壞，他就甚至不能報導對他採取的措施。加爾文的僕從誣衊他，攻擊他。這不是一場敵對雙方勢均力敵的鬥爭，而是一個被解除武裝的人受到一群流氓殘酷的迫害。加爾文控製了印刷、出版、布道講台、教授講座和宗教會議。卡斯特利奧受到追蹤;竊聽者偷聽他的每一句話;他的書信受到攔截。這樣一個百手巨人般的組織，能夠輕而易舉地打敗那孤獨的人道主義者。不是別的，隻是由於卡斯特利奧過早的死亡，才使他免於流放或火刑。對於這些我們還會奇怪嗎?凱旋而歸的教條主義者和他的繼任者，還肆無忌憚地對敵手的屍體泄憤報複。猜忌和卑鄙的毒罵在死後傳播，象用生石灰銷毀屍體一樣，在他的名字上揚灰。這位孤獨的人，不僅反抗加爾文的獨裁，而且對精神事務進行獨裁的基本準則也進行了抨擊，卻同狂熱者所希望的那樣，在人們的記憶裏永遠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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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幽靈，這神靈，是一個神秘的要素。象空氣一樣，它摸不到看不到，但看來已所向無敵地進入了所有的觀念和準則。它將性格暴虐的人誤引入幻想，使他們以為能隨心所欲地使這一幽靈順從地處在瓶子裏。但是每一壓縮作用都因為相應的反壓力而產生動態的反作用，當加以非常大的壓力作用時，常會引起爆炸。因此，壓製性措施往往導致反抗。聊可告慰的是，人類道德上的獨立性，最終依然是破壞不了的。獨裁統治現在不可能、將來也永遠不可能在全世界推行一種宗教或一種哲學。因為這一幽靈常會從奴隸狀態中逸出，拒絕按照事先規定的方式思想;拒絕在命令下成為膚淺和苟安;拒絕所強加的一致存在下來。試圖把神聖的多樣化的生存狀態退化到一個共同的標準上，把人類專橫地分為黑的和白的，好的和壞的，綿羊(指馴服者)和山羊(指胡鬧者)，真實信徒和異端，忠誠者和背叛者，這是何等的愚蠢、何等的枉費心機——這一切所根據的是一個“原則”，並以使用強硬手段為唯一的後盾。隨時隨地都會冒出獨立自主的人，他們剛毅不屈地抵抗任何這種對人類自由的限製，成為所謂這樣那樣的予拒絕服役者”(為宗教原因)。任何時代都沒有這樣野蠻：任何暴政部沒有這樣係統化。但人民決心並有能力規避使大多數人屈服的高壓統治，保衛他們確立個人信仰和真理的權利，反對權力狂者所宣稱的“獨一無二的真理”。
在十六世紀，雖然當時和現在一樣，思想意識領域裏的狂熱行為十分猖獗，但仍有自由的和不受腐蝕的時代精神。從在那些日子裏人道主義者留下來的著作看來，可以為黷武者的騷擾造成的極度痛苦提供證明。我們深為他們對“教條販子”的憎惡所感動。那些販子們在市場上叫賣：“我們教導的都是真的;我們不教導的都是假的。”作為開明的世界主義者，人道主義者被“改革者”的不人道嚇壞了。在西方世界，自由思想的馳騁曾培養了對美好事物的信念。而現在，薩馮納羅拉、加爾文和約翰·諾克斯之流，卻想消滅美好的事物，並把全球轉變為道德的神學院。他們口沫橫濺地宣揚自己極端的正教經典。人道主義者以預言性的穎悟，早就遠見到如此固執、如此自鳴得意的人會給歐洲帶來災難。在叫囂中，武器的碰擊聲已鏗鏘可聞，已可大膽地預言：災難性的戰爭正悄然來臨。但是，人道主義者雖然知道真理，卻不敢為真理鬥爭。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人都不是全才，因此，一個有眼光的人不一定是一個實幹的人;而一個實幹的人不一定是一個有眼光的人。這些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互通使人感傷的和令人欽佩的信件，還關起書齋的門訴苦。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公開去對抗基督教的敵人。伊拉茲馬斯不時冒險射出幾支冷箭;拉伯雷戴上小醜的帽子，穿上五顏六色的斑衣，用狂熱的嘲笑作鞭答，蒙田，一個傑出的、聰明的哲學家，在他的隨筆裏，以雄辯的文筆議論時事。但他們中沒有人企圖以狠狠的一擊，去製止不名譽的迫害和處決。他們由於老於世故而小心翼翼，他們說，聖人可以找到比馴瘋狗更好的消遣。他們說，明哲之士的本分是閉戶不出，否則他自己就會成為一個受害者。
然而，卡斯特利奧獲得了不朽的人道主義者的名譽，因為他毫無畏懼地迎接他麵臨的災難;他英勇地支持受迫害的同伴們的事業，而獻出了他的生命。他雖然時刻受到盲信者的威脅，仍然冷靜地、不帶偏見地以托爾斯泰式的沉著，把信念象旗幟般升起。他堅信沒有人應屈從於武力，隻因為他們對宇宙的性質持有這樣或那樣的觀點。他宣稱，沒有塵世的力量有資格對一個人的良心施加權威。因為他不是以宗派的名義發表這些議論，而是一種發自對人類不朽精神的表現。所以，他的思想，和他的許多言詞一樣，能夠永不磨滅。人類普遍的和永恆的思想，一旦被一個藝術家塑造後，就能永遠保持新發於硎的敏銳。一篇有助於促進世界統一的聲明，將比分裂的、侵略的和教條主義的言論，流傳得更為久遠。這位被遺忘的傑出人物非凡的勇氣，將成為後世的楷模，特別是在道德圈子裏。卡斯特利奧蔑視神學家，把加爾文的受害者塞維特斯命名為“一個被謀殺的無辜者”，當駁斥加爾文的詭辯時，卡斯特利奧發出雷鳴般的聲音：“把一個人活活燒死，不是保衛教條而隻是殺死一個人”。在他的《為宗教寬容宣言》裏(遠在洛克、休姆、服爾泰之前，並比他們更為燦爛奪目)，他一勞永逸地宣告了思想自由的權利——他知道自己是為了信念而冒生命危險的，讀者切勿認為卡斯特利奧抗議審判謀殺米圭爾·塞維特斯可以和更著名的服爾泰抗議瓊·卡拉斯案、左拉抗議特賴弗斯事件相提並論。這樣的比較當然一點也不貶低卡斯特利奧行為上和道德上的崇高。但服爾泰為卡拉斯辯護的時代比較講人道。而且，作為一個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國王們和親王們的保護。同樣，左拉有一支看不見的軍隊——全歐洲和全世界的欽佩做靠山。服爾泰和左拉無疑地是拿他們的名譽和安逸冒風險，但他們沒有一個人是冒生命危險的。可那就是卡斯特利奧敢做的。他知道在他為人道的鬥爭中，他不幸的頭腦要全神貫注於他生活著的、殘酷的世紀所有的不人道。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得為他的英雄主義付出十足的代價，罄其精力的代價。這位非暴力的辯護士希望隻使用精神武器，卻被野蠻的武力扼殺了。在這裏，我們多次看到這樣的一個人：他除道德上的正直以外，什麽權力也沒有，卻同一個嚴密的組織孤軍作戰：那是幾乎沒有成功希望的。一種教條一旦控製了國家機關，國家就會成為鎮壓的工具，並迅即建立恐怖統治。任何言論，隻要是向無限權力挑戰的，都必須予以鎮壓，還要扼住那持異儀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加爾文從來不想嚴肅地迴答卡斯特利奧的挑戰，他壓製後者對他的批評。卡斯特利奧的著作被審查刪改，被禁止出版，而且一被發現就加以銷毀。由於施加了政治影響，瑞士鄰近的國家，在其境內禁止卡斯特利奧發表言論的自由。這樣，一旦卡斯特利奧抗議和批評的力量遭到破壞，他就甚至不能報導對他採取的措施。加爾文的僕從誣衊他，攻擊他。這不是一場敵對雙方勢均力敵的鬥爭，而是一個被解除武裝的人受到一群流氓殘酷的迫害。加爾文控製了印刷、出版、布道講台、教授講座和宗教會議。卡斯特利奧受到追蹤;竊聽者偷聽他的每一句話;他的書信受到攔截。這樣一個百手巨人般的組織，能夠輕而易舉地打敗那孤獨的人道主義者。不是別的，隻是由於卡斯特利奧過早的死亡，才使他免於流放或火刑。對於這些我們還會奇怪嗎?凱旋而歸的教條主義者和他的繼任者，還肆無忌憚地對敵手的屍體泄憤報複。猜忌和卑鄙的毒罵在死後傳播，象用生石灰銷毀屍體一樣，在他的名字上揚灰。這位孤獨的人，不僅反抗加爾文的獨裁，而且對精神事務進行獨裁的基本準則也進行了抨擊，卻同狂熱者所希望的那樣，在人們的記憶裏永遠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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