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表哥的農場(上、左下);在多倫多的家裏(右下)


    移民


    有一個關於馬斯克的傳說:因為他的父親幾度乍富,所以他在1989年來到北美時有很多錢,口袋裏或許還裝滿了祖母綠。埃羅爾對這一傳言模棱兩可的態度更讓一部分人信以為真。事實上,埃羅爾在讚比亞祖母綠礦產的股份早在幾年前就已經一文不值。埃隆離開南非時,父親給了他2 000美元的旅行支票,母親又從自己十幾歲時用選美比賽贏的獎金開設的股票賬戶中兌現了2 000美元現金交給了他。不然的話,當他抵達蒙特利爾時,他手上攥著的幾乎隻有一份他素未謀麵的母親親屬的名單。


    他打算給母親的叔叔打電話,但他發現母親的叔叔已經離開蒙特利爾。於是他去了一家青年旅舍,與其他五個人擠在一個房間裏。“我已經習慣了南非枕戈待旦的日子,那裏的陌生人要麽打劫,要麽殺人,”他說,“所以我枕著背包睡,直到我意識到原來不是每個人都是殺手。”他在鎮上閑逛了一圈,感慨地發現家家戶戶窗戶上都沒有護欄。


    一周後,他買了一張100美元的灰狗巴士探索通票,憑它可以在加拿大各地免費乘車六個月。他有一個與他同齡的遠房表哥馬克·特隆,他住在薩斯喀徹溫省的一個農場,離埃隆外祖父母居住的穆斯喬不遠,所以他決定去那兒看看,該地距離蒙特利爾超過1 700英裏。


    這趟巴士在每個村莊都停靠,在加拿大境內周遊一圈要花好幾天時間。經停某個站點時,他下車去買午飯,迴來時發現巴士已經啟動,正要出站,他趕忙去追車,但他很倒黴——沒有趕上,司機把他的行李箱帶走了,裏麵裝著他的旅行支票和衣物,此時他手邊隻剩下背包隨身攜帶的幾本書。(花了幾周)更換旅行支票的困難程度讓他第一次意識到金融支付係統需要一場變革。


    當他抵達表哥所在農場附近的小鎮時,他用口袋裏的零錢打了個電話。“嗨,我是埃隆,是你從南非過來的表弟,”他說,“我在長途汽車站呢。”表哥和他的父親一起出現,帶埃隆去了一家時時樂牛排館,還邀請他住在他們的小麥農場裏。他在那裏負責清理糧倉,幫著搭建穀倉。他們烤了個蛋糕,慶祝他的18歲生日,蛋糕上用巧克力糖漿寫著“埃隆,生日快樂”。


    六周後,他又坐上了巴士,前往1 000英裏外的溫哥華,去找他母親的一位同父異母的哥哥落腳。當他走進職業介紹所,他看到大多數工作的時薪是5美元,但有一份時薪18美元的工作,是清理木材廠的鍋爐。這份工作需要他穿上防護服,穿過一條狹窄的通道,前往熬製木漿的房間,鏟掉牆壁上附著的石灰和黏液。“如果通道盡頭的人清理附著物的速度不夠快,你就會被困在裏麵,大汗淋漓。”他迴憶說,“這就像一個狄更斯風格的蒸汽朋克噩夢,充斥著黑暗的管道和手提鑽的轟鳴。”


    梅耶和托斯卡


    埃隆在溫哥華時,梅耶·馬斯克從南非飛來看望他,她已然下定決心要搬過來了。她告知托斯卡這裏的情況:溫哥華太冷了,而且多雨;蒙特利爾很棒,但當地人說法語。她的結論是,他們應該去多倫多。托斯卡迅速賣掉了他們在南非的房子和家具,與當時已經在多倫多的母親和哥哥會合。金博爾還留在比勒陀利亞念完他高中的最後一年。


    起初,他們住在一個一居室的公寓裏,托斯卡和母親共用一張床,埃隆則睡在沙發上。生活很拮據,梅耶記得有一次她打翻了牛奶,然後就哭了,因為沒錢再買一瓶。


    托斯卡在一家漢堡包店找到了工作,埃隆在微軟的多倫多辦事處得到了一份實習工作,梅耶則在大學和模特公司找到了工作,同時還兼職營養顧問。“我每天白天都在工作,還包括每周四個晚上。”梅耶說,“周日下午,我請假去洗衣服、買菜。我甚至不知道孩子們在做什麽,因為我幾乎不著家。”


    幾個月後,他們賺到了足夠的錢。在租金管製政策之下,他們能租得起一套三居室的公寓了。公寓裏有毛氈牆紙,梅耶堅持讓埃隆把它撕下來。還有一塊糟糕的地毯。他們打算換一塊200美元的地毯,但托斯卡堅持要買一塊300美元、更厚的地毯,因為金博爾和彼得也要來加入他們,這樣就可以睡在地上。他們的第二次大采購是為埃隆買了一台電腦。


    埃隆在多倫多沒有朋友,沒有什麽社交生活,大部分時間都在看書,或者在電腦前工作。而托斯卡還是一個調皮的少女,很想出去玩。“我和你一起去。”埃隆說他不想老讓自己感到孤獨。她說:“不行,不帶你去。”但他堅持要去,她就命令他:“那你必須時刻跟我保持10英尺的距離。”他照做了,他就跟在她和她的朋友們後麵,每當他們進入俱樂部、參加派對時,他就捧起一本書來讀。


    在多倫多與金博爾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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