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人格
埃隆17歲時，已經與父親生活了7年，他意識到是時候逃走了。跟父親生活在一起讓他變得越來越不安。
有時候，埃羅爾心情愉快，人也有趣起來，但有時候他會變得很陰暗，惡語相向，沉迷於幻想和陰謀論。“他的情緒轉變可以在一瞬間發生，”托斯卡說，“一切都棒極了，緊接著一秒後，他就會變得言辭惡毒，出言不遜。”他的人格好像是分裂的。金博爾說：“前一分鍾他還特別友善，下一分鍾他就會大喊大叫，對你說教幾個小時——得有兩三個小時，他就強迫你站在那裏，說你是個廢物，說你真可憐，句句傷人，惡語連篇，還不讓你走。”
埃隆的表親們都不願意來找他們。“你去了以後的待遇就像開盲盒一樣，”彼得·賴夫說，“有時姨父會說：‘我剛買了幾輛新摩托車，上來試試吧。’而有時候，他會暴怒，還威脅你，甚至逼你用牙刷清理廁所。”當彼得告訴我這些時，他停頓了一會兒，然後猶猶豫豫地說，他有時能從埃隆身上看到他父親的影子。“埃隆心情好的時候，你會體驗世界上最酷炫、最有趣的經曆。但當他心情不好時，他整個人就會變得非常陰鬱，你在他旁邊就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有一天，彼得來到馬斯克家，發現埃羅爾穿著內褲坐在餐桌旁，拿著一個塑料轉盤。他想看看微波會不會改變轉盤的性質。他轉動轉盤，記錄結果，然後轉動轉盤，把它放在微波爐裏，再次記錄結果。彼得說：“這太瘋狂了。”而埃羅爾確信他能找到一個在輪盤賭裏穩賺不賠的方法。他多次把埃隆拉到比勒陀利亞賭場，把他打扮成“大人”，看上去超過16歲。埃羅爾偷偷用藏在賭注卡下的計算器，而埃隆負責記數字。
埃隆去圖書館讀了幾本關於輪盤賭的書，甚至還在電腦上寫了一個輪盤賭模擬程序。埃隆試圖說服父親，他的計劃都不會成功。但埃羅爾相信，他已經找到關於概率更深層次的真理，正如他後來向我描述的那樣，“幾乎完全解決了所謂的隨機性問題”。當我要求他解釋時，他說：“不存在‘隨機事件’和‘運氣’，一切都遵循斐波那契數列，就像曼德博集合一樣。後來我發現了‘運氣’和斐波那契數列之間的關係。這是一篇科學論文的主題。如果我公開發表這篇論文，所有依靠‘運氣’才能進行的活動都會垮掉，所以我猶豫要不要發表。”
我不太清楚埃羅爾說的意味著什麽，埃隆也不清楚：“我不知道他是怎麽從工程方麵的專家變成了一個相信巫術魔法的人，但他以某種方式一步步向前推進著。”埃羅爾有時候很有說服力。“他扭曲了他周圍的現實力場，”金博爾說，“他確實擅長胡編亂造，而且他真的相信他自己羅織出來的虛假現實。”
有時埃羅爾會對他的孩子們說出與事實無關的斷言，比如他堅持認為在美國，總統是神聖的，人們不能批評總統。有時他還會編造一些虛構的故事，把自己塑造成英雄或受害者。所有這些他都言之鑿鑿，以至於埃隆和金博爾有時候對自己的現實觀都產生了懷疑。“你能想象我們在這種環境中是怎麽長大的嗎？”金博爾自問自答，“那就是精神折磨，它一點一滴地侵蝕著你。你最終會忍不住地問：‘現實到底是什麽？’”
我發現自己也陷入了埃羅爾編織的複雜的網。兩年內，我跟他有一係列電話和郵件溝通，他向我講述了他與孩子們、梅耶和他的繼女之間的關係和感情，他與繼女有兩個孩子（後文會詳細介紹）。他宣稱：“埃隆和金博爾在講述我的情況時有他們自己的立場，但與事實不符。”他堅持認為，他們描述他在精神上虐待他倆的事是為了取悅他們的母親。但當我逼問他真相時，他告訴我還是按照孩子們的說法去寫。“我不在乎他們的敘述與我不同，隻要他們開心就好。我不希望我們的描述針尖對麥芒。發言權就讓給他們吧。”
談到父親時，埃隆有時會放聲大笑，笑聲有些刺耳，有些苦澀，這與他父親的笑聲相似。埃隆用的一些詞、他盯著人看的方式、他在好心情和壞心情之間突如其來的跌宕起伏，讓家人仿佛看到了他靈魂深處藏著的埃羅爾的影子。“埃隆給我講了很多關於他父親可怕的故事，但我分明看到這些故事展現出的精神狀態在他的一舉一動中如影隨形。”他的第一任妻子賈絲廷說，“這讓我意識到，那些在我們長大過程中潛移默化的東西，想要擺脫它們是多麽困難，哪怕那些東西根本不是我們想要的。”她時不時敢對埃隆說上一句，比如“你越來越像你父親了”。她說：“這是我們的暗語，我是在警告他，他正在墮入黑暗。”
但賈絲廷說，埃隆總是對孩子充滿了感情，這是他與他父親根本性的不同。“你和埃羅爾在一起會有一種感覺，可能會發生非常糟糕的事情。如果喪屍末日那樣的場景出現了，你會想加入埃隆的團隊，因為他會想出辦法讓那些喪屍老實待著，排好隊。他可能非常嚴厲，但在末日來臨之際，你可以信賴他，他總能找到勝利的曙光。”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必須繼續前進。是時候離開南非了。
一張單程票
埃隆開始催促父母，試圖說服他們帶上他和弟弟妹妹一起搬到美國去，但兩人都不感興趣。“我就想，好吧，那我就自己去。”他這樣說道。
首先，他試圖以他外祖父在明尼蘇達州出生為由獲得美國公民身份，但失敗了，因為他母親出生在加拿大並從未要求獲得美國公民身份。所以他得出結論，加拿大或許可以成為去美國的跳板。他自己去了加拿大領事館，拿到了護照申請表，填好了自己的、母親的和弟弟妹妹的（但不包括父親的）表格。1989年5月底，審批通過了。
“我本想第二天一早就走，但如果提前14天買機票，票價會更便宜，”埃隆說，“所以我等待了兩周。”1989年6月11日，離他18歲生日還差兩周，他在比勒陀利亞最好的餐廳——辛西婭餐廳，與父親和弟弟妹妹共進晚餐，然後他們開車送他到約翰內斯堡機場。
“你幾個月後就會迴來的，”埃隆說他父親當時輕蔑地對他說，“你永遠不會成功的。”
像往常一樣，埃羅爾關於這個故事有他自己的版本，他說自己是促成埃隆這一行動的英雄。據他說，埃隆在高三時嚴重抑鬱。他的絕望情緒在1989年5月31日——南非共和國日達到頂峰。家人們正準備去街上看遊行，但埃隆拒絕下床。父親倚靠著埃隆房間裏的大書桌——桌子上擺放著用過的電腦，問他：“你想去美國學習嗎？”埃隆振作了起來，迴答：“是的。”埃羅爾聲稱：“這是我的主意。在那之前，他從未說過他想去美國。所以我說：‘好吧，明天你應該去見美國文化專員，他是我在國際扶輪社的一個朋友。’”
埃隆說，他父親的說法隻是他精心編造的另一個幻想故事，把他自己塑造成了英雄。這個故事很容易證偽：1989年南非共和國日當天，埃隆已經拿到加拿大的護照並購買了機票。
埃隆17歲時，已經與父親生活了7年，他意識到是時候逃走了。跟父親生活在一起讓他變得越來越不安。
有時候，埃羅爾心情愉快，人也有趣起來，但有時候他會變得很陰暗，惡語相向，沉迷於幻想和陰謀論。“他的情緒轉變可以在一瞬間發生，”托斯卡說，“一切都棒極了，緊接著一秒後，他就會變得言辭惡毒，出言不遜。”他的人格好像是分裂的。金博爾說：“前一分鍾他還特別友善，下一分鍾他就會大喊大叫，對你說教幾個小時——得有兩三個小時，他就強迫你站在那裏，說你是個廢物，說你真可憐，句句傷人，惡語連篇，還不讓你走。”
埃隆的表親們都不願意來找他們。“你去了以後的待遇就像開盲盒一樣，”彼得·賴夫說，“有時姨父會說：‘我剛買了幾輛新摩托車，上來試試吧。’而有時候，他會暴怒，還威脅你，甚至逼你用牙刷清理廁所。”當彼得告訴我這些時，他停頓了一會兒，然後猶猶豫豫地說，他有時能從埃隆身上看到他父親的影子。“埃隆心情好的時候，你會體驗世界上最酷炫、最有趣的經曆。但當他心情不好時，他整個人就會變得非常陰鬱，你在他旁邊就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有一天，彼得來到馬斯克家，發現埃羅爾穿著內褲坐在餐桌旁，拿著一個塑料轉盤。他想看看微波會不會改變轉盤的性質。他轉動轉盤，記錄結果，然後轉動轉盤，把它放在微波爐裏，再次記錄結果。彼得說：“這太瘋狂了。”而埃羅爾確信他能找到一個在輪盤賭裏穩賺不賠的方法。他多次把埃隆拉到比勒陀利亞賭場，把他打扮成“大人”，看上去超過16歲。埃羅爾偷偷用藏在賭注卡下的計算器，而埃隆負責記數字。
埃隆去圖書館讀了幾本關於輪盤賭的書，甚至還在電腦上寫了一個輪盤賭模擬程序。埃隆試圖說服父親，他的計劃都不會成功。但埃羅爾相信，他已經找到關於概率更深層次的真理，正如他後來向我描述的那樣，“幾乎完全解決了所謂的隨機性問題”。當我要求他解釋時，他說：“不存在‘隨機事件’和‘運氣’，一切都遵循斐波那契數列，就像曼德博集合一樣。後來我發現了‘運氣’和斐波那契數列之間的關係。這是一篇科學論文的主題。如果我公開發表這篇論文，所有依靠‘運氣’才能進行的活動都會垮掉，所以我猶豫要不要發表。”
我不太清楚埃羅爾說的意味著什麽，埃隆也不清楚：“我不知道他是怎麽從工程方麵的專家變成了一個相信巫術魔法的人，但他以某種方式一步步向前推進著。”埃羅爾有時候很有說服力。“他扭曲了他周圍的現實力場，”金博爾說，“他確實擅長胡編亂造，而且他真的相信他自己羅織出來的虛假現實。”
有時埃羅爾會對他的孩子們說出與事實無關的斷言，比如他堅持認為在美國，總統是神聖的，人們不能批評總統。有時他還會編造一些虛構的故事，把自己塑造成英雄或受害者。所有這些他都言之鑿鑿，以至於埃隆和金博爾有時候對自己的現實觀都產生了懷疑。“你能想象我們在這種環境中是怎麽長大的嗎？”金博爾自問自答，“那就是精神折磨，它一點一滴地侵蝕著你。你最終會忍不住地問：‘現實到底是什麽？’”
我發現自己也陷入了埃羅爾編織的複雜的網。兩年內，我跟他有一係列電話和郵件溝通，他向我講述了他與孩子們、梅耶和他的繼女之間的關係和感情，他與繼女有兩個孩子（後文會詳細介紹）。他宣稱：“埃隆和金博爾在講述我的情況時有他們自己的立場，但與事實不符。”他堅持認為，他們描述他在精神上虐待他倆的事是為了取悅他們的母親。但當我逼問他真相時，他告訴我還是按照孩子們的說法去寫。“我不在乎他們的敘述與我不同，隻要他們開心就好。我不希望我們的描述針尖對麥芒。發言權就讓給他們吧。”
談到父親時，埃隆有時會放聲大笑，笑聲有些刺耳，有些苦澀，這與他父親的笑聲相似。埃隆用的一些詞、他盯著人看的方式、他在好心情和壞心情之間突如其來的跌宕起伏，讓家人仿佛看到了他靈魂深處藏著的埃羅爾的影子。“埃隆給我講了很多關於他父親可怕的故事，但我分明看到這些故事展現出的精神狀態在他的一舉一動中如影隨形。”他的第一任妻子賈絲廷說，“這讓我意識到，那些在我們長大過程中潛移默化的東西，想要擺脫它們是多麽困難，哪怕那些東西根本不是我們想要的。”她時不時敢對埃隆說上一句，比如“你越來越像你父親了”。她說：“這是我們的暗語，我是在警告他，他正在墮入黑暗。”
但賈絲廷說，埃隆總是對孩子充滿了感情，這是他與他父親根本性的不同。“你和埃羅爾在一起會有一種感覺，可能會發生非常糟糕的事情。如果喪屍末日那樣的場景出現了，你會想加入埃隆的團隊，因為他會想出辦法讓那些喪屍老實待著，排好隊。他可能非常嚴厲，但在末日來臨之際，你可以信賴他，他總能找到勝利的曙光。”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必須繼續前進。是時候離開南非了。
一張單程票
埃隆開始催促父母，試圖說服他們帶上他和弟弟妹妹一起搬到美國去，但兩人都不感興趣。“我就想，好吧，那我就自己去。”他這樣說道。
首先，他試圖以他外祖父在明尼蘇達州出生為由獲得美國公民身份，但失敗了，因為他母親出生在加拿大並從未要求獲得美國公民身份。所以他得出結論，加拿大或許可以成為去美國的跳板。他自己去了加拿大領事館，拿到了護照申請表，填好了自己的、母親的和弟弟妹妹的（但不包括父親的）表格。1989年5月底，審批通過了。
“我本想第二天一早就走，但如果提前14天買機票，票價會更便宜，”埃隆說，“所以我等待了兩周。”1989年6月11日，離他18歲生日還差兩周，他在比勒陀利亞最好的餐廳——辛西婭餐廳，與父親和弟弟妹妹共進晚餐，然後他們開車送他到約翰內斯堡機場。
“你幾個月後就會迴來的，”埃隆說他父親當時輕蔑地對他說，“你永遠不會成功的。”
像往常一樣，埃羅爾關於這個故事有他自己的版本，他說自己是促成埃隆這一行動的英雄。據他說，埃隆在高三時嚴重抑鬱。他的絕望情緒在1989年5月31日——南非共和國日達到頂峰。家人們正準備去街上看遊行，但埃隆拒絕下床。父親倚靠著埃隆房間裏的大書桌——桌子上擺放著用過的電腦，問他：“你想去美國學習嗎？”埃隆振作了起來，迴答：“是的。”埃羅爾聲稱：“這是我的主意。在那之前，他從未說過他想去美國。所以我說：‘好吧，明天你應該去見美國文化專員，他是我在國際扶輪社的一個朋友。’”
埃隆說，他父親的說法隻是他精心編造的另一個幻想故事，把他自己塑造成了英雄。這個故事很容易證偽：1989年南非共和國日當天，埃隆已經拿到加拿大的護照並購買了機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