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挨打的過程是驚心動魄的，參與的人各是什麽表現？他為何選擇自殺來結束一生？
1966年8月23日，已經無班可上的老舍，為什麽剛從醫院出院，就急於去上班？他為什麽三次受暴打？
1964年3月24至4月28，老舍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對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象。迴國後，就寫了長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開信》，但在國內竟發表不了。這是第一個信號。他的筆越來越受到左的方麵的壓力。從數量看，1963年他發表短文40篇，1964年是10篇，1965年是9篇，1966年隻有l篇了。
生活於村外小大概人一生中有許多“未卜先知”的征兆、細節，可能是會反複出現。
。隻不過開始臨來時，像離了你很遠，你和它八杆子打不著，甚至直接參與進來，推波助瀾，促成其事態的發展、惡化。
轉來轉去，哪一天卻可能“碰著”“打著”你了，旁人在發動。曾經打過、整過、批過、附和過、誣陷過別人的，輪著自己時，和前人一樣，也會有冤訴不出、不讓訴、無處訴，如此，“莫須有”的罪名，誰也料不到哪一天就落在自己身上。那些不能早早出來既伸張、張揚法律正義，又伸張、張揚道德正義的人，就是我們常說的“麻木”者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者。
老舍有良知層麵上的道德正義感，卻缺少對法理層麵上的法律正義的認識，以及維護勇氣。在後一方麵，即使現代文學史上思想最深刻的魯迅，也存有很大漏洞與不及（參見蔣泥：《人何以“立”》，《文藝爭鳴》2002年3期。）。畢竟作家不可能方方麵麵都全了再搞創作，因此，我們在他20年代的作品《趙子日》、30年代的《大悲寺外》《貓城記》裏，看到了三十多年後將會再次上演的年輕“暴民”的鬧劇。
《趙子曰》裏，校長被學生捆起來打，庶務員的耳朵也被他們釘在門框上。《貓城記》裏的貓人，殺皇上殺家長，也殺教員。《大悲寺外》的主人公，是位極具博愛、犧牲精神的學監黃先生，卻遭毒打，是那種蠻橫的、因私的、惡意的、利用了群體集會時的盲從作惡的心理，來推進事態擴大化的攻擊：“‘打他！’這是一個與手工教員最親近的學友喊的……跟著，‘打！“打！’後麵的全立起來。”三天後，他死在醫院裏。
對於他們的遭遇，尤其是黃先生的死，老舍是深切同情的，對學生的無知，也是帶了道義上的譴責的，甚至讓打死人的那位，一輩子不得安寧，事事失敗，凡到他就要成功時，就受到靈魂的折磨，退縮了，毀了，把它當成是死者的“詛咒”，隻好不幹什麽，生者住到死者黃先生墓邊，“離他近，我好天天來詛咒他”，現出了生者卑下、惡毒的可悲的天性，有一種因果報應的悲慘的意味。
作者不是把它們當作犯罪事情來處理，讓作惡者得到法的公正警示和製裁，起碼沒有這樣努力的意識，而僅停於道德層麵上，無所啟蒙、惡根尚在，難免就不再來。
且看1951年，老舍自己參加過的一次控訴“惡霸”的會。
那天，他到得相當早，已坐滿了人，什麽人都有，無分彼此地坐在一起。當大會開始，台上一個個宣布“惡霸”們的罪狀時，台下全體就高喊：“打倒……”後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台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地喊出來：‘打！為什麽不打呢？！……警衛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這一喊哪，叫我變成了另一個人！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唿‘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大家中的一個。
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呢？恨仇敵……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這樣，我上了一課，驚心動魄的一課。我學到了許多有益處的事。這些事教我變成另一個人……我願……作個肯用心學習的學生。”（《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文章發表於1951年10月。參見《老舍文集》14卷，325-327頁。）老舍本人遭到迫害，卻是被指控為北京市原市長彭真的“同謀”了，而且，作為《北文藝》的主編，他對發表《海瑞罷官》負有責任，定了個“莫須有”的罪名，一直戰戰兢兢。1966年7月10日，首都各界代表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支援越南反抗美國的戰爭大會，老舍出席，並坐在主席台上。這時，在這樣的場合露麵，在他已久違了。會後，他對同時參加大會的巴金說：“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我很好，我剛才還看到總理和陳副總理。”（巴金：《“最後的時刻”》。）這腔調在今天的人聽來，顯得很悲涼、淒慘、失氣。
因此，林斤瀾在《名著選讀》中說：“老舍最後的日子是個研究題目，文章一寫再寫都值得。”
1966年浩劫初起時，老舍就在寫檢討、受批鬥。批鬥間隙、批鬥之後，老舍對林斤瀾說的還是藝術，特別是小說語言藝術，如：“語言就是臉皮。你看個別人，寫了一輩子，也有影響，可沒自己的麵目。”林斤瀾認為，這裏的“個別人”指的是巴金、章靳以他們。
7月13日，老舍在家忽吐鮮血，被送進醫院。未痊愈，他很牽掛外麵的運動，就出了院。到8月21日，他憋不住了，曾憤憤說：破“四舊”，鬥這砸那，是誰給他們這麽大的權力？又要死人啦，特別是那些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
對於死這樣的重大行動，老舍早有揭示。屈原的“死節”，更是他心中偉大人格的範本。
但是人都逃不開他的環境與時代，有直道而行者，有委曲求全者，許多品節高尚之士，為表白清白人格，展示不辱氣節，紛紛自殺，越到後來，老舍作品裏人物自殺的心理強度越來越加大，從《老張的哲學》裏的李靜、《趙子曰》裏的李景純，到《貓城記》裏的大鷹，《四世同堂》裏的祁天佑，《茶館》裏的王利發等，其死都帶了為自己信仰和人格進行“身諫”、殉難的性質，具有了宗教精神，成了老舍自己自殺的“預演”。
在他曾為之謳歌過的“三反”、“五反”中，有位朋友受誣陷，辯解無門，跳入護城河自殺，人們紛說他不該出此下策，老舍卻認為這也是表達意見的一種方式。想不到，他也會走這條路，成了“文革”中文化界最早的受害致死者！並且，其受害方式，也是靠了1951年那種群眾集會，無限度地上綱上線，毫無法律上的根據，人人在喊打，真就打著了。
8月23日，已經無班可上，老舍剛出院，卻去上班了。文聯大院裏貼滿大字報，出出進進的人神秘而慌亂，透著異樣。老舍在辦公室拚命吸煙。中午該迴家了，沒見著司機。
下午，北京市文聯會議室正在開會學習，一群紅衛兵，是那整整一代在瘋狂中迷失了方向的、不再讀書的北京戲曲學校的學生。他們多年練舊戲，現在覺得應比旁人更有責任執行**指示。既然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將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戲裝、道具等“四舊”拿出來燒掉。當天他們決定去安定門外成賢街國子監大院孔廟焚燒京戲戲裝——他們誤以為，自己的破壞性運動，會淨化黨和國家——但覺得還該拉幾個文化局的領導去批鬥，就闖進文聯，文化局本和文聯隔不遠，又想起要拉幾個名人去陪鬥。就闖進來，拿著名單唱名，叫到的人，趕快出去到廣場上站隊，隨即往他脖頸上掛塊牌子。凡是掛上牌子的，就算是“金榜題名”，進入牛鬼蛇神的“行列”。這時人們才領悟到，原來這就是造反派在造封、資、修的反了。不由分說，被叫的人一個一個出去，彎著腰，在大太陽底下撅著屁股排成隊。隻聽有人大聲逐個地問，問後就把一張黃紙用漿糊貼在被問者背上。
這時，屋裏就剩下老舍和端木蕻良兩個人沒叫到。端木蕻良雖然知道文聯有個後門，可以從那兒溜走，但他又想，沒等溜掉就會被造反派抓迴來，再加上一層“破壞革命”的罪名，還不知會有什麽後果呢，莫如挺著脖子挨刀吧。老舍很鎮定，背著手從窗子往外看。
這時，學生看見了他們，叫他們出去，老舍先行，端木蕻良跟出。造反派命令他們排入隊伍，和大家一樣貓著腰，作出等著挨打的姿式。接著，便有人在他們背上刷厚厚的漿糊，把事先準備好的、上麵寫著姓名、職務和工資數目的黃紙，一下貼到背上。
上車去陪鬥的牛鬼蛇神中，本沒有老舍。但他看到蕭軍等三十多人被學生裝上車，便從人群中站了出去。一位在現場擔任指揮的學生一眼認出他，大叫：“這是老舍，是他們的主席，大反動權威！揪他上車！”老舍就成了他們的俘虜。
他們像一群發往西伯利亞的囚徒一樣趕上一輛沒篷的大卡車，旁邊圍著很多造反派，趁著上汽車不能作任何防禦的時候，劈頭蓋臉地向他們打來，有的用皮帶，有的用木棍，真是“亂箭齊發”。挨打的隻有用手護著頭部的份兒，其他什麽也看不清，隻聽到口號和打人聲混在一起。
亂哄哄爬上去，車上很擠，天特別熱，好不容易車顛顛簸簸地開了，盡管站不住，但因擠也摔不倒。
卡車在哄叫口號聲中停下，他們又在亂棍齊下中趕下車，被帶到一個廣場上，圍成圈兒，然後全都“五體投地”趴在地上。圈子中間堆著幾十箱精工繡成的戲裝，被點燃，火星四濺。革命對象個個汗流浹背，灰塵滿麵。
不一會兒，有一個孩子的聲音問：“哪個是老舍？”“不知道！”“你們天天在一起，怎麽會不知道？快說！”“我們都臉朝地，什麽也看不見，怎麽會知道？”另一個聲音則說：“他有病，經不起打。”
廣場上已有一二百個學生，主要是絨線胡同女八中的學生，她們一邊焚燒京劇戲裝，一邊揮舞演戲用的刀槍和帶銅頭的軍用皮帶（銅頭的軍用皮帶是當時幹部子弟的特別標誌之一。），拷打“黑幫”。“黑幫”中有北京市文化局長趙鼎新、張夢庚、張國礎，北京市文聯蕭軍、駱賓基，京劇演員苟惹生、白雲生等。
一陣喧囂，造反派又來了一批生力軍，他們拿的不是皮帶、木棍，而是京戲中皂隸們手執的黑紅棍。
局勢完全失控，成千上萬的人擁來孔廟（文廟）。北京市副市長聞訊趕去，麵對大火和狂熱的學生，他無法搭救他們。
紅衛兵也拉了文聯圖書館的圖書，準備燒，老舍對他們說：我老了，這是國家的文化，不要破壞它，如果願意，把書拿走吧，千萬不要燒。紅衛兵卻把書堆在大理石走廊上，澆上煤油，點了火，老舍發瘋般去救，受到毒打，被打得頭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塊戲裝上的白綢水袖替他包紮，水袖掛著血跡，後腦又滲著血。
傍晚時分，革委會的人見這麽多人被毒打，出了人命負不起責任，就讓先把老舍這樣血壓高的先接迴去。他單獨被押進他的主席辦公室，交給他的女秘書。他蹣跚走進屋子，卻不坐辦公桌，也不坐沙發。而是背靠沙發扶手，蹲在地上，臉色蒼白，皮肉搭拉。女秘書坐在窗下辦公桌上寫字。實際上是為了避免和老舍說話，避免眼睛轉過去看老舍。
先前，隻要聽說老舍過來，女秘書先把茉莉花茶用一兩口開水沏在杯子裏。等老舍進屋落座，立馬兌上滾開水送到老舍手裏。而前段時間，她就寫過大字報，說老舍上海還有女人雲雲。
天漸漸黑了。忽然，齊聲高叫。擠出幾百個十四五歲的女紅衛兵，閑逛的人們集合起來，懲罰起“資產階級”作家、藝術家。老舍也從自己的辦公室給架出來，站在沒有花的花壇上，兩三個女紅衛兵在叫喊。這些女紅衛兵紐扣不齊，腦後散亂，比起白天的女中學生來，要次一等。老舍因係著水袖，引起注意。一個三十多歲的高個子喊道：革命小將們，站在你們麵前的，就是反革命黑幫分子老舍，他今天下午在批判會上非常不老實……老舍抬頭來辯：我沒有不老實，說話要實事求是，沒有的事我不能胡編。
高個子沒等他說完就起哄，幾個學生衝上去，把他反剪了手，坐“噴氣式”，高喊“打倒黑幫分子！”“老舍不低頭就叫他滅亡！”
高個子進一步鼓動，讓紅衛兵開老舍的批鬥會。但他們喊過全國通用的口號後，卻批不起來。因為她們不知老舍是幹什麽的，是作家嗎？作過什麽？放過毒嗎？放的什麽毒？因而她們號召揭發，號召文聯群眾揭發，號召文聯作家揭發，可惜叫不出一個名字來。眼見冷場即將來臨，本著救場如救火、也是自救的精神，當場就有一位作家站起來，義憤填膺地批評老舍拿了美金，老舍很倔，雙目圓睜，駁斥說：沒有！我沒有拿過美金！（參見楊沫：《風雨十年家國事》，《花城》1983年6期。）老舍一個四十多歲的同事則喊道：“我揭發，老舍拿美金，在解放前把《駱駝祥子》的版權出賣給了美國……”‘林斤瀾認為此人“又可憐，又可惡。……這個同事說這個話的第三天，廊道裏出來一張大字報，揭發他本人抗美援朝時候出訪東歐，當地一個出版商詢問出書稿酬，要什麽貨幣支付，他答道：‘美金”’同事的揭發，無異於讓紅衛兵得救，他們高唿打倒老舍，歡態可掬，不料老舍抖擻精神，兩眼圓睜：“我有話說……我不但拿過美金，還拿過英鎊，那是解放前，我靠這個生活……”老舍還居然列賬目，說一九多少年，在英國，什麽書，英鎊多少。又說一九多少年，在美國，什麽書店，多少美金。
群情爆炸，許多人喊起來，“老舍狡辯！”“老舍汙蔑！”“老舍反攻倒算！”讓他老實交代。人們熱情高漲，押著推著老舍往前走，每走一步頭被按一下，屁股上踢一腳，他步履維艱，一步三晃。紅衛兵把他胳膊往後使勁背，又踢上一腳，老舍支撐不住，倒在地上。左右反剪著他的紅衛兵又一人踢一腳，一手揪住他頭發，近乎趴在地上的老舍的臉，蒼白無色，痛苦抽搐著，汗水一道道流下，雙腿在顫抖。67歲的老舍從一天的猥瑣裏掙紮出來，他奮不顧身了，唿叫：“我有話說……”“我沒說完……”“我沒有賣國，事情是這樣……”紅衛兵聽不見了，發瘋地跳起來，把他的頭往地上猛壓。
有人發現老舍胸前沒掛牌子，覺得大逆不道。很快就有寫著“反革命黑幫分子”幾個字的牌子遞到女紅衛兵手中。女紅衛兵往老舍頭上套。那牌子吊著根細鐵絲，又短，匆忙中，勒著了耳朵，勒不下去，但還是拚命勒。支架老舍雙手往上托鐵絲，托出頭頂，猶有餘力，不知是收不住，還是沒有收，老舍突然作了反抗，頑強地直起身，挺起脖子，撕心裂肺地喊：你們讓我說什麽！他猛轉身，將黑木牌憤然砸出去，打在剛才對他又壓又打的女紅衛兵頭上。
這舉動驚呆了眾人，等驚醒過來，院子裏一片嘩然，隻聽見“打打打”的聲音，花壇上女紅衛兵劈啪打過去，男紅衛兵跳上花壇劈啪亂打。
老舍立刻矬下去，非跪，非蹲，是成團堆在地上。
台階下的人都往上湧，亂成一片。不知誰搬來一張桌子，把老舍從人群裏拖出來，拉到桌子上跪下。他的眼鏡破了，臉上青一塊紫一塊，渾身是土，汗衫一條一條的撕掛著，鞋也剩了一隻，頭無力耷拉著。
紅衛兵對著奄奄一息的老人厲聲喝問：你打了紅衛兵，知不知罪？
老舍沉默許久，頭無力地點兩下。
把你的罪行寫下來！
紙筆擺開，老舍好會子才拿起筆，每寫一筆都似乎付出了全身的力氣，足足用了五分鍾，才寫出八個字，“我打了紅衛兵老舍”。
寫完，他目光呆滯，完全癱倒在桌麵上。
這時，林斤瀾說，革委會副主任浩然當時的確怕老舍出事，他打了不少電話，聲稱這樣的人物，若是打死了，大家不幹淨。最後找來兩位警察，開來一輛吉普車。說老舍是“現行反革命”，打了紅衛兵，那就別批鬥他了，交給派出所法辦。
警察上了花壇，一左一右，站在老舍身邊，起了把紅衛兵隔開的作用，可是全無表情，也無話說。老舍還堆在地上，警察不去碰，也不看，最後還是革委會的人和造反派耳語幾句，讓車開到台階下，上去拽起老舍，也拽過警察的手，算是完成了交給專政機關的“手”續。
老舍起身還沒有站穩，就對警察咧開肉皮，一笑。表麵上看，這是皮笑肉不笑，可是叫人心裏——這裏得用一個北京土字：疹！
一番爭奪後，老舍被塞進汽車。紅衛兵的拳頭紛紛在車殼和車窗上敲打，尾隨而去。在附近一個帶四合院的派出所，那裏跪著一溜“黑幫”，老舍被推進去，尾隨而來的中學紅衛兵們，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不聽勸阻，舉起無情的皮鞭，又輪番毒打，一直到深夜。
林斤瀾迴憶說：老舍在進門廊轉角處，看駱賓基的大字報《謾罵決不是戰鬥》，看後不由得找人說說話。可是這些日子，人們見了他，或視而不見，或掉頭不視，或“嗯”的一聲算是打招唿，立即走開。林斤瀾這時站在門口台階旁邊，一個沒有花的花壇上，扭著身子活動筋骨。老舍也踅到花壇上。他要說話，問起林斤瀾的冠心病。
到了中午，驕陽如火。七八個女紅衛兵闖進會議室，歡叫一聲。“學習”的走資派作家們趕緊讓開。主持革委會工作的副主任浩然（正主任是個老病號）過來，叫女紅衛兵出去，這裏要鎖門。女紅衛兵不理，有說沙發是修正主義，有說躺上去革革命。浩然很生氣，可也無法。他往外走，對著廊道大吼一聲：“開會！！”吼罷，浩然走了。老舍原有專車接送，這天中午，司機罷車，不替開了。老舍隻好到院子門口對麵買了個燒餅。沒有人搭理他，老舍的口型，像是哼著什麽牌子曲，不過沒有出聲。下午三點左右，院子裏沸沸揚揚起來。文聯和文化局同在一個院子，文化局那邊先叫喊，叫人名，叫口號，嘶啞聲，轟隆聲，拳腳皮肉碰撞，擁擠推搡踉蹌。文聯會議室這邊“學習”的人們屏聲靜氣，翻張耳朵。當文化局那邊大聲叫揪名旦苟慧生時，隻見老舍站了起來，臉上抽搐，甩甩手，嘴裏嘖噴幾聲，走出五六步，迴頭，坐下，木然。忽然，文聯這邊兩扇門打開，外麵幾條嗓子叫道：“出來，出來……”
老舍和大家魚貫而出，毒日頭裏曬著。隻見一群人圍打蕭軍。蕭軍從小練拳棒，自稱“短刀一把，雙拳分廂，左來左擋，右來右捅……”女紅衛兵撲將過去，摘下銅扣腰帶，七手八腳，劈麵亂打。蕭軍倒下了。作家管樺在人叢中說：“要文鬥，不要武鬥。”本是經典語言，卻不靈。好心人立即把管樺拽到人後。林斤瀾說，文革中管樺全程沒有被揪出來，完好無損，蓋人緣不錯，並且後麵有靠山。有人把蕭軍從地上拉起來，要他認罪。蕭軍叉腿站定，叉手丹田，徐徐答道：“服打不服罪。”後來又用帆布大卡車揪一批人到“國子監”去。文聯被揪的，第一名便是老舍，另還有駱賓基、端木蕻良、田藍、金紫光、張季純、江風等六人。
1966年8月23日，已經無班可上的老舍，為什麽剛從醫院出院，就急於去上班？他為什麽三次受暴打？
1964年3月24至4月28，老舍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對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象。迴國後，就寫了長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開信》，但在國內竟發表不了。這是第一個信號。他的筆越來越受到左的方麵的壓力。從數量看，1963年他發表短文40篇，1964年是10篇，1965年是9篇，1966年隻有l篇了。
生活於村外小大概人一生中有許多“未卜先知”的征兆、細節，可能是會反複出現。
。隻不過開始臨來時，像離了你很遠，你和它八杆子打不著，甚至直接參與進來，推波助瀾，促成其事態的發展、惡化。
轉來轉去，哪一天卻可能“碰著”“打著”你了，旁人在發動。曾經打過、整過、批過、附和過、誣陷過別人的，輪著自己時，和前人一樣，也會有冤訴不出、不讓訴、無處訴，如此，“莫須有”的罪名，誰也料不到哪一天就落在自己身上。那些不能早早出來既伸張、張揚法律正義，又伸張、張揚道德正義的人，就是我們常說的“麻木”者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者。
老舍有良知層麵上的道德正義感，卻缺少對法理層麵上的法律正義的認識，以及維護勇氣。在後一方麵，即使現代文學史上思想最深刻的魯迅，也存有很大漏洞與不及（參見蔣泥：《人何以“立”》，《文藝爭鳴》2002年3期。）。畢竟作家不可能方方麵麵都全了再搞創作，因此，我們在他20年代的作品《趙子日》、30年代的《大悲寺外》《貓城記》裏，看到了三十多年後將會再次上演的年輕“暴民”的鬧劇。
《趙子曰》裏，校長被學生捆起來打，庶務員的耳朵也被他們釘在門框上。《貓城記》裏的貓人，殺皇上殺家長，也殺教員。《大悲寺外》的主人公，是位極具博愛、犧牲精神的學監黃先生，卻遭毒打，是那種蠻橫的、因私的、惡意的、利用了群體集會時的盲從作惡的心理，來推進事態擴大化的攻擊：“‘打他！’這是一個與手工教員最親近的學友喊的……跟著，‘打！“打！’後麵的全立起來。”三天後，他死在醫院裏。
對於他們的遭遇，尤其是黃先生的死，老舍是深切同情的，對學生的無知，也是帶了道義上的譴責的，甚至讓打死人的那位，一輩子不得安寧，事事失敗，凡到他就要成功時，就受到靈魂的折磨，退縮了，毀了，把它當成是死者的“詛咒”，隻好不幹什麽，生者住到死者黃先生墓邊，“離他近，我好天天來詛咒他”，現出了生者卑下、惡毒的可悲的天性，有一種因果報應的悲慘的意味。
作者不是把它們當作犯罪事情來處理，讓作惡者得到法的公正警示和製裁，起碼沒有這樣努力的意識，而僅停於道德層麵上，無所啟蒙、惡根尚在，難免就不再來。
且看1951年，老舍自己參加過的一次控訴“惡霸”的會。
那天，他到得相當早，已坐滿了人，什麽人都有，無分彼此地坐在一起。當大會開始，台上一個個宣布“惡霸”們的罪狀時，台下全體就高喊：“打倒……”後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台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地喊出來：‘打！為什麽不打呢？！……警衛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這一喊哪，叫我變成了另一個人！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唿‘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大家中的一個。
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呢？恨仇敵……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這樣，我上了一課，驚心動魄的一課。我學到了許多有益處的事。這些事教我變成另一個人……我願……作個肯用心學習的學生。”（《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文章發表於1951年10月。參見《老舍文集》14卷，325-327頁。）老舍本人遭到迫害，卻是被指控為北京市原市長彭真的“同謀”了，而且，作為《北文藝》的主編，他對發表《海瑞罷官》負有責任，定了個“莫須有”的罪名，一直戰戰兢兢。1966年7月10日，首都各界代表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支援越南反抗美國的戰爭大會，老舍出席，並坐在主席台上。這時，在這樣的場合露麵，在他已久違了。會後，他對同時參加大會的巴金說：“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我很好，我剛才還看到總理和陳副總理。”（巴金：《“最後的時刻”》。）這腔調在今天的人聽來，顯得很悲涼、淒慘、失氣。
因此，林斤瀾在《名著選讀》中說：“老舍最後的日子是個研究題目，文章一寫再寫都值得。”
1966年浩劫初起時，老舍就在寫檢討、受批鬥。批鬥間隙、批鬥之後，老舍對林斤瀾說的還是藝術，特別是小說語言藝術，如：“語言就是臉皮。你看個別人，寫了一輩子，也有影響，可沒自己的麵目。”林斤瀾認為，這裏的“個別人”指的是巴金、章靳以他們。
7月13日，老舍在家忽吐鮮血，被送進醫院。未痊愈，他很牽掛外麵的運動，就出了院。到8月21日，他憋不住了，曾憤憤說：破“四舊”，鬥這砸那，是誰給他們這麽大的權力？又要死人啦，特別是那些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
對於死這樣的重大行動，老舍早有揭示。屈原的“死節”，更是他心中偉大人格的範本。
但是人都逃不開他的環境與時代，有直道而行者，有委曲求全者，許多品節高尚之士，為表白清白人格，展示不辱氣節，紛紛自殺，越到後來，老舍作品裏人物自殺的心理強度越來越加大，從《老張的哲學》裏的李靜、《趙子曰》裏的李景純，到《貓城記》裏的大鷹，《四世同堂》裏的祁天佑，《茶館》裏的王利發等，其死都帶了為自己信仰和人格進行“身諫”、殉難的性質，具有了宗教精神，成了老舍自己自殺的“預演”。
在他曾為之謳歌過的“三反”、“五反”中，有位朋友受誣陷，辯解無門，跳入護城河自殺，人們紛說他不該出此下策，老舍卻認為這也是表達意見的一種方式。想不到，他也會走這條路，成了“文革”中文化界最早的受害致死者！並且，其受害方式，也是靠了1951年那種群眾集會，無限度地上綱上線，毫無法律上的根據，人人在喊打，真就打著了。
8月23日，已經無班可上，老舍剛出院，卻去上班了。文聯大院裏貼滿大字報，出出進進的人神秘而慌亂，透著異樣。老舍在辦公室拚命吸煙。中午該迴家了，沒見著司機。
下午，北京市文聯會議室正在開會學習，一群紅衛兵，是那整整一代在瘋狂中迷失了方向的、不再讀書的北京戲曲學校的學生。他們多年練舊戲，現在覺得應比旁人更有責任執行**指示。既然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將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戲裝、道具等“四舊”拿出來燒掉。當天他們決定去安定門外成賢街國子監大院孔廟焚燒京戲戲裝——他們誤以為，自己的破壞性運動，會淨化黨和國家——但覺得還該拉幾個文化局的領導去批鬥，就闖進文聯，文化局本和文聯隔不遠，又想起要拉幾個名人去陪鬥。就闖進來，拿著名單唱名，叫到的人，趕快出去到廣場上站隊，隨即往他脖頸上掛塊牌子。凡是掛上牌子的，就算是“金榜題名”，進入牛鬼蛇神的“行列”。這時人們才領悟到，原來這就是造反派在造封、資、修的反了。不由分說，被叫的人一個一個出去，彎著腰，在大太陽底下撅著屁股排成隊。隻聽有人大聲逐個地問，問後就把一張黃紙用漿糊貼在被問者背上。
這時，屋裏就剩下老舍和端木蕻良兩個人沒叫到。端木蕻良雖然知道文聯有個後門，可以從那兒溜走，但他又想，沒等溜掉就會被造反派抓迴來，再加上一層“破壞革命”的罪名，還不知會有什麽後果呢，莫如挺著脖子挨刀吧。老舍很鎮定，背著手從窗子往外看。
這時，學生看見了他們，叫他們出去，老舍先行，端木蕻良跟出。造反派命令他們排入隊伍，和大家一樣貓著腰，作出等著挨打的姿式。接著，便有人在他們背上刷厚厚的漿糊，把事先準備好的、上麵寫著姓名、職務和工資數目的黃紙，一下貼到背上。
上車去陪鬥的牛鬼蛇神中，本沒有老舍。但他看到蕭軍等三十多人被學生裝上車，便從人群中站了出去。一位在現場擔任指揮的學生一眼認出他，大叫：“這是老舍，是他們的主席，大反動權威！揪他上車！”老舍就成了他們的俘虜。
他們像一群發往西伯利亞的囚徒一樣趕上一輛沒篷的大卡車，旁邊圍著很多造反派，趁著上汽車不能作任何防禦的時候，劈頭蓋臉地向他們打來，有的用皮帶，有的用木棍，真是“亂箭齊發”。挨打的隻有用手護著頭部的份兒，其他什麽也看不清，隻聽到口號和打人聲混在一起。
亂哄哄爬上去，車上很擠，天特別熱，好不容易車顛顛簸簸地開了，盡管站不住，但因擠也摔不倒。
卡車在哄叫口號聲中停下，他們又在亂棍齊下中趕下車，被帶到一個廣場上，圍成圈兒，然後全都“五體投地”趴在地上。圈子中間堆著幾十箱精工繡成的戲裝，被點燃，火星四濺。革命對象個個汗流浹背，灰塵滿麵。
不一會兒，有一個孩子的聲音問：“哪個是老舍？”“不知道！”“你們天天在一起，怎麽會不知道？快說！”“我們都臉朝地，什麽也看不見，怎麽會知道？”另一個聲音則說：“他有病，經不起打。”
廣場上已有一二百個學生，主要是絨線胡同女八中的學生，她們一邊焚燒京劇戲裝，一邊揮舞演戲用的刀槍和帶銅頭的軍用皮帶（銅頭的軍用皮帶是當時幹部子弟的特別標誌之一。），拷打“黑幫”。“黑幫”中有北京市文化局長趙鼎新、張夢庚、張國礎，北京市文聯蕭軍、駱賓基，京劇演員苟惹生、白雲生等。
一陣喧囂，造反派又來了一批生力軍，他們拿的不是皮帶、木棍，而是京戲中皂隸們手執的黑紅棍。
局勢完全失控，成千上萬的人擁來孔廟（文廟）。北京市副市長聞訊趕去，麵對大火和狂熱的學生，他無法搭救他們。
紅衛兵也拉了文聯圖書館的圖書，準備燒，老舍對他們說：我老了，這是國家的文化，不要破壞它，如果願意，把書拿走吧，千萬不要燒。紅衛兵卻把書堆在大理石走廊上，澆上煤油，點了火，老舍發瘋般去救，受到毒打，被打得頭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塊戲裝上的白綢水袖替他包紮，水袖掛著血跡，後腦又滲著血。
傍晚時分，革委會的人見這麽多人被毒打，出了人命負不起責任，就讓先把老舍這樣血壓高的先接迴去。他單獨被押進他的主席辦公室，交給他的女秘書。他蹣跚走進屋子，卻不坐辦公桌，也不坐沙發。而是背靠沙發扶手，蹲在地上，臉色蒼白，皮肉搭拉。女秘書坐在窗下辦公桌上寫字。實際上是為了避免和老舍說話，避免眼睛轉過去看老舍。
先前，隻要聽說老舍過來，女秘書先把茉莉花茶用一兩口開水沏在杯子裏。等老舍進屋落座，立馬兌上滾開水送到老舍手裏。而前段時間，她就寫過大字報，說老舍上海還有女人雲雲。
天漸漸黑了。忽然，齊聲高叫。擠出幾百個十四五歲的女紅衛兵，閑逛的人們集合起來，懲罰起“資產階級”作家、藝術家。老舍也從自己的辦公室給架出來，站在沒有花的花壇上，兩三個女紅衛兵在叫喊。這些女紅衛兵紐扣不齊，腦後散亂，比起白天的女中學生來，要次一等。老舍因係著水袖，引起注意。一個三十多歲的高個子喊道：革命小將們，站在你們麵前的，就是反革命黑幫分子老舍，他今天下午在批判會上非常不老實……老舍抬頭來辯：我沒有不老實，說話要實事求是，沒有的事我不能胡編。
高個子沒等他說完就起哄，幾個學生衝上去，把他反剪了手，坐“噴氣式”，高喊“打倒黑幫分子！”“老舍不低頭就叫他滅亡！”
高個子進一步鼓動，讓紅衛兵開老舍的批鬥會。但他們喊過全國通用的口號後，卻批不起來。因為她們不知老舍是幹什麽的，是作家嗎？作過什麽？放過毒嗎？放的什麽毒？因而她們號召揭發，號召文聯群眾揭發，號召文聯作家揭發，可惜叫不出一個名字來。眼見冷場即將來臨，本著救場如救火、也是自救的精神，當場就有一位作家站起來，義憤填膺地批評老舍拿了美金，老舍很倔，雙目圓睜，駁斥說：沒有！我沒有拿過美金！（參見楊沫：《風雨十年家國事》，《花城》1983年6期。）老舍一個四十多歲的同事則喊道：“我揭發，老舍拿美金，在解放前把《駱駝祥子》的版權出賣給了美國……”‘林斤瀾認為此人“又可憐，又可惡。……這個同事說這個話的第三天，廊道裏出來一張大字報，揭發他本人抗美援朝時候出訪東歐，當地一個出版商詢問出書稿酬，要什麽貨幣支付，他答道：‘美金”’同事的揭發，無異於讓紅衛兵得救，他們高唿打倒老舍，歡態可掬，不料老舍抖擻精神，兩眼圓睜：“我有話說……我不但拿過美金，還拿過英鎊，那是解放前，我靠這個生活……”老舍還居然列賬目，說一九多少年，在英國，什麽書，英鎊多少。又說一九多少年，在美國，什麽書店，多少美金。
群情爆炸，許多人喊起來，“老舍狡辯！”“老舍汙蔑！”“老舍反攻倒算！”讓他老實交代。人們熱情高漲，押著推著老舍往前走，每走一步頭被按一下，屁股上踢一腳，他步履維艱，一步三晃。紅衛兵把他胳膊往後使勁背，又踢上一腳，老舍支撐不住，倒在地上。左右反剪著他的紅衛兵又一人踢一腳，一手揪住他頭發，近乎趴在地上的老舍的臉，蒼白無色，痛苦抽搐著，汗水一道道流下，雙腿在顫抖。67歲的老舍從一天的猥瑣裏掙紮出來，他奮不顧身了，唿叫：“我有話說……”“我沒說完……”“我沒有賣國，事情是這樣……”紅衛兵聽不見了，發瘋地跳起來，把他的頭往地上猛壓。
有人發現老舍胸前沒掛牌子，覺得大逆不道。很快就有寫著“反革命黑幫分子”幾個字的牌子遞到女紅衛兵手中。女紅衛兵往老舍頭上套。那牌子吊著根細鐵絲，又短，匆忙中，勒著了耳朵，勒不下去，但還是拚命勒。支架老舍雙手往上托鐵絲，托出頭頂，猶有餘力，不知是收不住，還是沒有收，老舍突然作了反抗，頑強地直起身，挺起脖子，撕心裂肺地喊：你們讓我說什麽！他猛轉身，將黑木牌憤然砸出去，打在剛才對他又壓又打的女紅衛兵頭上。
這舉動驚呆了眾人，等驚醒過來，院子裏一片嘩然，隻聽見“打打打”的聲音，花壇上女紅衛兵劈啪打過去，男紅衛兵跳上花壇劈啪亂打。
老舍立刻矬下去，非跪，非蹲，是成團堆在地上。
台階下的人都往上湧，亂成一片。不知誰搬來一張桌子，把老舍從人群裏拖出來，拉到桌子上跪下。他的眼鏡破了，臉上青一塊紫一塊，渾身是土，汗衫一條一條的撕掛著，鞋也剩了一隻，頭無力耷拉著。
紅衛兵對著奄奄一息的老人厲聲喝問：你打了紅衛兵，知不知罪？
老舍沉默許久，頭無力地點兩下。
把你的罪行寫下來！
紙筆擺開，老舍好會子才拿起筆，每寫一筆都似乎付出了全身的力氣，足足用了五分鍾，才寫出八個字，“我打了紅衛兵老舍”。
寫完，他目光呆滯，完全癱倒在桌麵上。
這時，林斤瀾說，革委會副主任浩然當時的確怕老舍出事，他打了不少電話，聲稱這樣的人物，若是打死了，大家不幹淨。最後找來兩位警察，開來一輛吉普車。說老舍是“現行反革命”，打了紅衛兵，那就別批鬥他了，交給派出所法辦。
警察上了花壇，一左一右，站在老舍身邊，起了把紅衛兵隔開的作用，可是全無表情，也無話說。老舍還堆在地上，警察不去碰，也不看，最後還是革委會的人和造反派耳語幾句，讓車開到台階下，上去拽起老舍，也拽過警察的手，算是完成了交給專政機關的“手”續。
老舍起身還沒有站穩，就對警察咧開肉皮，一笑。表麵上看，這是皮笑肉不笑，可是叫人心裏——這裏得用一個北京土字：疹！
一番爭奪後，老舍被塞進汽車。紅衛兵的拳頭紛紛在車殼和車窗上敲打，尾隨而去。在附近一個帶四合院的派出所，那裏跪著一溜“黑幫”，老舍被推進去，尾隨而來的中學紅衛兵們，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不聽勸阻，舉起無情的皮鞭，又輪番毒打，一直到深夜。
林斤瀾迴憶說：老舍在進門廊轉角處，看駱賓基的大字報《謾罵決不是戰鬥》，看後不由得找人說說話。可是這些日子，人們見了他，或視而不見，或掉頭不視，或“嗯”的一聲算是打招唿，立即走開。林斤瀾這時站在門口台階旁邊，一個沒有花的花壇上，扭著身子活動筋骨。老舍也踅到花壇上。他要說話，問起林斤瀾的冠心病。
到了中午，驕陽如火。七八個女紅衛兵闖進會議室，歡叫一聲。“學習”的走資派作家們趕緊讓開。主持革委會工作的副主任浩然（正主任是個老病號）過來，叫女紅衛兵出去，這裏要鎖門。女紅衛兵不理，有說沙發是修正主義，有說躺上去革革命。浩然很生氣，可也無法。他往外走，對著廊道大吼一聲：“開會！！”吼罷，浩然走了。老舍原有專車接送，這天中午，司機罷車，不替開了。老舍隻好到院子門口對麵買了個燒餅。沒有人搭理他，老舍的口型，像是哼著什麽牌子曲，不過沒有出聲。下午三點左右，院子裏沸沸揚揚起來。文聯和文化局同在一個院子，文化局那邊先叫喊，叫人名，叫口號，嘶啞聲，轟隆聲，拳腳皮肉碰撞，擁擠推搡踉蹌。文聯會議室這邊“學習”的人們屏聲靜氣，翻張耳朵。當文化局那邊大聲叫揪名旦苟慧生時，隻見老舍站了起來，臉上抽搐，甩甩手，嘴裏嘖噴幾聲，走出五六步，迴頭，坐下，木然。忽然，文聯這邊兩扇門打開，外麵幾條嗓子叫道：“出來，出來……”
老舍和大家魚貫而出，毒日頭裏曬著。隻見一群人圍打蕭軍。蕭軍從小練拳棒，自稱“短刀一把，雙拳分廂，左來左擋，右來右捅……”女紅衛兵撲將過去，摘下銅扣腰帶，七手八腳，劈麵亂打。蕭軍倒下了。作家管樺在人叢中說：“要文鬥，不要武鬥。”本是經典語言，卻不靈。好心人立即把管樺拽到人後。林斤瀾說，文革中管樺全程沒有被揪出來，完好無損，蓋人緣不錯，並且後麵有靠山。有人把蕭軍從地上拉起來，要他認罪。蕭軍叉腿站定，叉手丹田，徐徐答道：“服打不服罪。”後來又用帆布大卡車揪一批人到“國子監”去。文聯被揪的，第一名便是老舍，另還有駱賓基、端木蕻良、田藍、金紫光、張季純、江風等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