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自殺，還是他殺？如是自殺，為什麽他死後腹中無水？1979年，挪威漢學家伊麗沙白 艾笛來中國，對蕭乾夫婦說，“那一年，本來諾貝爾文學獎已決定頒發給中國作家老舍，但查明他確實已於八月間去世，而按照規定，諾貝爾文學獎是隻頒發給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給了另外一個人”。“那一年”是指哪一年？
舍的長子舒乙說，老舍後來是被通知來接他的胡絮青弄迴家的，擠在一輛三輪車內，淩晨才到。胡絮青為他清理傷口，血塊把背心都粘住了，棉紗進了肉裏，掀不開，需用棉花沾上熱水，一點一點浸軟了，再輕輕揭撕。胡絮青不敢哭，盡力說著話，渾身在顫動。他們談了許多，是生與死的長談，但他未對親人直言。在他臨行前，派出所有通知，早上須拿“現行反革命”的牌子，前去市文聯報到。這，或許就是他走向死亡之路、決不再去受辱的直接由頭。
第二天，8月24日，他按時去“上班”，出門前，把3歲的小孫女喚到身前，俯下去，拉著她手，慢慢說：和爺爺說再——見——！
他走了，但不是去文聯，而是失蹤了。
家人焦急萬分，舒乙立即起草了一封信，直奔國務院接待站。一位負責的人聽完他陳述後，接了信，說會立即報告。幾小時後來了電話，說上麵正派人在設法尋找。
8月25日，市文聯電話通知舒乙去一趟，拿出一張紙來，寫著：我舒舍予自絕於人民，特此證明。讓他立即到德勝門西邊豁口外太平湖去處理後事。
老舍的屍體，是晨間來湖邊鍛煉的一個演員發現也有說是幾個小學生發現的，去湖邊玩，看見裏麵漂了個東西，用石頭砍，後來才看清是個人，叫了起來，公園的人報了案。其中一個親眼目睹的小學生後來說，老舍腳上是栓了重物的，可能是從後湖的橋上跳下自殺的。也可能是他殺，但這種可能性很小。（參見《在文學館聽講座》第一輯《文學的使命》，85頁。）在離岸十幾步遠的水麵，有個人的後腦露出來。人們七手八腳，打撈上來（負責打撈的是北太平莊派出所副所長高長森。），見全身已冰涼，岸邊有他的上衣製服、眼鏡、手杖、鋼筆，口袋裏有工作證，寫了他的名字和職務。圍觀者嘩然，給他蓋上席子，以防日曬。整個上午和中午，這裏人山人海。當天消息就傳遍北京城外西北角。
他選這裏作為自己的歸去之地，是找他母親來了。
多年以後，舒乙找到一張老北京地圖，發現在舊城西北角，外麵是太平湖，對應於城裏，就是觀音庵，是老舍做教授後，親自給他母親買的住地。
“當他喪失了一切（本書著者按：這種“喪失”，也包括他所熟悉、留戀的，那些沒被戰火摧毀，卻被人為拆除、毀壞的北京舊城和不少文明古跡，以及隨之蕩然無存的老北束風習、文化、生活樣式等。他的老朋友、著名建築學家、學者柒思成、林徽因等人，就曾上書，希望保留老北京古城牆和一些曆史文化古跡，但基本上都沒有保住。幾十年後，不少人為之惋惜不已。如果當時聽取梁思成等專家們的建議，巧妙地把它們加以改造、利用，那將是多麽功德無量的事啊！），而且他感受到人們把他拋棄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來他的歸屬應該是這兒，這兒有他的媽媽，他的媽媽是把生命和性格傳給他的唯一的人，這可能是一個圓滿的結局了。”（參見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訪實錄》。）
據公園看門人的介紹，24日這位老人就一直在這裏坐，從早到晚，都沒有動。手裏拿了一卷紙。25日清晨，湖麵還飄浮著那些紙，打撈上來看時，卻是**詩詞，很工整，是老舍親手抄寫的。
也有說他是絕望了，創作困惑而絕望，沒有了自由空間，紅衛兵打人、“破四舊”，行為的意義同曆史上的“焚書”一樣，他無路可走。或說是太脆弱了，1949年以後，直到“文革”，沒有經曆任何風浪，沒有吃過任何虧，暴雨一來，就沒扛住。這兩種說法都比較牽強。冰心則說，他自殺很可能因為脾氣硬，受不得委屈，一直聽的全是稱讚的話，誇他的人很多，從來沒有一個說他不好的。平時樂觀，忽然受批鬥，就受不了，覺得沒什麽可留戀的。並認為他一定會選擇跳水，他小說裏自殺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參見《在文學館聽講座》第一輯《文學的使命》69-83頁。）。
一個細節是，老舍的妻子胡絮青沒被允許看他最後一麵，她被通知去認屍，到達時，看見湖邊地上一具屍體，蓋著一張涼席，想揭開看看，不準，隻準在屍體的腳上摸了摸。鞋襪是幹的，沒有水濕（參見梁實秋確知老舍死後所寫的《憶老舍》。）。隨後屍體被送去八寶山，匆匆火化，因為是“自殺”、是“反革命”，骨灰不得保留，和他父親一樣。
據火葬場工作人員說：全國政協常委一級的人，被這樣“處理”掉的，他是第一位。
不過，這些細節又與浩然、林斤瀾的見聞不太一致。因為浩然知道老舍沉湖後，曾給老舍家打電話，胡絮青說：“人都死了，你們處理吧。”
林斤瀾因此認為老舍之死，原因是多方麵的，有表層的，也有深層的。把賬算在革委會負責人浩然身上，是不公平的；不懂事的女紅衛兵、“苦恣惡“的同事固然有責任，但他們都是引子。由整個文化大革命去負責嗎？那也隻能負一部分。林斤瀾認為，浩然所說的他8月23日晚給胡絮青打電話，讓她接他迴去，胡絮青態度很不好，說她沒辦法接老舍。老舍死後，浩然又給胡絮青打電話，胡絮青態度仍很冷淡，林斤瀾傾向於相信浩然的話。
此外，台北《中央日報》副刊舉行過兩岸文學座談會，台灣作家薑穆先生說，他一直認為老舍先生之死很可疑，理由有三：一、他死後腹中無水；二、腳下無泥；三、鞋襪都在岸上，結論是他並非投水自殺。
舒乙先生不同意，舉了五點理由，主要是說老舍作品裏，好人自殺的多，跳河的多。如《四世同堂》裏的祁天佑，受辱後沒有迴家，直接走到西直門外，一頭紮進護城河。錢太太，在丈夫被捕，兒子一個陣亡一個被害後，一頭碰死在兒子棺材上。《茶館》裏的王掌櫃，受盡折磨後，上吊而亡。《貓城記》裏的小蠍和大鷹，後者把自己的頭割下懸在大街上。《火葬》裏的王排長和石隊長，前者重傷後舉槍自盡，後者用盡了子彈，放火**。老舍還在信中說，如果重慶被日本人攻下來，他不跑，他會跳嘉陵江。1987年2月18日，舒乙曾有機會訪問一位迴教領袖，馬鬆亭大阿訇，他和老舍是多年的老朋友，1957年被打成“右派”，思緒低落，“文革”初起，常悶坐在河邊，一坐便是半天。8月初曾和夫人又到什刹海岸邊，悶悶不樂地坐到黃昏。突然抬頭看見老舍獨自一人拄著手杖慢慢地沿著岸走來。馬老人拉他一起坐。老舍非常坦率，說他想不通，很苦悶，要“走”。“馬大哥，咱哥兒倆興許見不著了！”馬老人無言以對，站起來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老舍說：“你們迴家吧，我走啦……”什刹海離老舍家還有一段距離，除非專門去，並不順腳。看來老舍是專門去的。說明老舍已經做好結束自己生命的一切準備。
舒乙說的固然都站得住，但薑穆的意見也並非全部無理，相反薑穆完全依據“科學”和常識進行判斷。而舒乙說了那麽多，哪一個也都不能解釋為何老舍死後腹中無水、腳下無泥、鞋襪都在岸上這些疑點，尤其是第一條——除非老舍死後腹中的確有水，其他人沒看清，或者不讓看，因此記不清真實的情況。
總之，這是一個待解的謎。
一個“人民藝術家”，就這樣最後以“自絕於人民”的罪名，走完他的人生之旅，沒有留一句遺言，成為那場持續10年之久的大災難的第一批遇難者中的一個。到1978年，才得平反，“恢複名譽”。
可是，有些東西是“恢複”不了的。如他不能寫作計劃裏的三部曆史小說……翻譯家文潔若也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老舍與諾貝爾文學獎》，透露：沈從文於1988年去世後，把他的作品譯成瑞典文的倪爾思·奧洛夫·埃裏克鬆在悼念文章中寫道：“1988年秋瑞典出版的兩本選集都引起了人們對沈從文作品的很大興趣，很多瑞典人認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最有力的候選人。”（倪爾思·奧洛夫-埃裏克鬆：《一位真誠、正直、勇敢、熱情的長者》，見《長江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湖南文藝出版社）關於老舍與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的消息，至今未見諸文字，但我認為是可信的。
1978年，挪威漢學家伊麗沙白·艾笛由於研究蕭乾的長篇小說《夢之穀》，開始和他通信。轉年初春，她為了研究“易卜生與中國”，專程訪華。當時我們住在天壇南門東二樓六單元303室。蕭乾於三月間拿到一紙改正書，社會活動多起來了。所以艾笛女士光臨舍下之際，我特地迴家來幫忙照料，招待遠客。
蕭乾事先提醒我，要多聽少說，不要插嘴，免得打斷他們的思路。不知怎麽一來，艾笛女士忽然把話題轉到老舍差點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事上。記得她是用英文這麽說的：“那一年，本來已決定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確實已於八月間去世，而按照規定，諾貝爾文學獎是隻頒發給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給了另外一個人。”
蕭乾曾對我說，在一定的時候，沉默是一種深沉。他聽了艾笛女士這番話，沒做出反應，我在一旁聽了，也沒敢吱聲。倘若我立即驚喜地刨根問底，說不定會讓這位初次見麵的外賓瞧不起，心想：原來中國人眼巴巴地就盼著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連沒到手的，也會使他們如此興奮。
然而我情不自禁地將此事告訴了老舍的大女兒舒濟，當時她的辦公室和我的隻隔一個門，並給她寫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書麵材料。
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不得而知。但毫無疑問，老舍之死是最令中外各界人士震撼之事。早在1966年10月1日香港發行的英文報紙《香港星報》就報道了。1967年，日本作家水上勉寫下了《蟋蟀葫蘆》，悼念老舍。瑞典於1950年就和中國建交了，在北京設有駐華使館。
我不相信，遲至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才得悉老舍的死訊。當艾笛女士向蕭乾透露“決定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作家老舍”那番話時，我認為她所說的“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
我平生與老舍見過兩次麵。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跟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共事的詩人方殷與師大女附中的一位資深女教師結婚，婚禮在該校的大禮堂舉行。我到得早，瞧見老舍從駛入操場的一輛小臥車中走下來。他大概前不久才從美國迴來，西服革履，舉止瀟灑。作為主婚人，他就著一對新人是“大男大女”這個問題講了一通，幽默風趣，台下的女生從頭笑到尾，氣氛極為熱烈。
第二次是1965年5月，我國作家訪日代表團迴國後，在文聯禮堂做報告。劉白羽先發言，講得麵麵俱到。輪到老舍時，他不緊不慢地說：“該講的，白羽同誌全講了。我來點兒大會花絮吧。”
會場的氣氛頓時活躍起來了。1950年9月參加工作以來，我還沒聽過如此生動的報告。我記了詳細的筆記，可惜在文革“打砸搶”中，隨著家中的一切，蕩然無存了的。我想，像老舍這樣一位才華橫溢、富於特色的作家，是不甘心跟在旁人後麵照本宣科的，所以有此即興發揮。而我們當時的做法是扼殺個性，扼殺特色。
中國不是沒有像老舍這樣的世界級的作家，可惜被“四人幫”及其爪牙逼得走上了絕路。這個悲劇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
2003年5月初稿，
2006年9月修訂，11月16日再訂於北京。
舍的長子舒乙說，老舍後來是被通知來接他的胡絮青弄迴家的，擠在一輛三輪車內，淩晨才到。胡絮青為他清理傷口，血塊把背心都粘住了，棉紗進了肉裏，掀不開，需用棉花沾上熱水，一點一點浸軟了，再輕輕揭撕。胡絮青不敢哭，盡力說著話，渾身在顫動。他們談了許多，是生與死的長談，但他未對親人直言。在他臨行前，派出所有通知，早上須拿“現行反革命”的牌子，前去市文聯報到。這，或許就是他走向死亡之路、決不再去受辱的直接由頭。
第二天，8月24日，他按時去“上班”，出門前，把3歲的小孫女喚到身前，俯下去，拉著她手，慢慢說：和爺爺說再——見——！
他走了，但不是去文聯，而是失蹤了。
家人焦急萬分，舒乙立即起草了一封信，直奔國務院接待站。一位負責的人聽完他陳述後，接了信，說會立即報告。幾小時後來了電話，說上麵正派人在設法尋找。
8月25日，市文聯電話通知舒乙去一趟，拿出一張紙來，寫著：我舒舍予自絕於人民，特此證明。讓他立即到德勝門西邊豁口外太平湖去處理後事。
老舍的屍體，是晨間來湖邊鍛煉的一個演員發現也有說是幾個小學生發現的，去湖邊玩，看見裏麵漂了個東西，用石頭砍，後來才看清是個人，叫了起來，公園的人報了案。其中一個親眼目睹的小學生後來說，老舍腳上是栓了重物的，可能是從後湖的橋上跳下自殺的。也可能是他殺，但這種可能性很小。（參見《在文學館聽講座》第一輯《文學的使命》，85頁。）在離岸十幾步遠的水麵，有個人的後腦露出來。人們七手八腳，打撈上來（負責打撈的是北太平莊派出所副所長高長森。），見全身已冰涼，岸邊有他的上衣製服、眼鏡、手杖、鋼筆，口袋裏有工作證，寫了他的名字和職務。圍觀者嘩然，給他蓋上席子，以防日曬。整個上午和中午，這裏人山人海。當天消息就傳遍北京城外西北角。
他選這裏作為自己的歸去之地，是找他母親來了。
多年以後，舒乙找到一張老北京地圖，發現在舊城西北角，外麵是太平湖，對應於城裏，就是觀音庵，是老舍做教授後，親自給他母親買的住地。
“當他喪失了一切（本書著者按：這種“喪失”，也包括他所熟悉、留戀的，那些沒被戰火摧毀，卻被人為拆除、毀壞的北京舊城和不少文明古跡，以及隨之蕩然無存的老北束風習、文化、生活樣式等。他的老朋友、著名建築學家、學者柒思成、林徽因等人，就曾上書，希望保留老北京古城牆和一些曆史文化古跡，但基本上都沒有保住。幾十年後，不少人為之惋惜不已。如果當時聽取梁思成等專家們的建議，巧妙地把它們加以改造、利用，那將是多麽功德無量的事啊！），而且他感受到人們把他拋棄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來他的歸屬應該是這兒，這兒有他的媽媽，他的媽媽是把生命和性格傳給他的唯一的人，這可能是一個圓滿的結局了。”（參見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訪實錄》。）
據公園看門人的介紹，24日這位老人就一直在這裏坐，從早到晚，都沒有動。手裏拿了一卷紙。25日清晨，湖麵還飄浮著那些紙，打撈上來看時，卻是**詩詞，很工整，是老舍親手抄寫的。
也有說他是絕望了，創作困惑而絕望，沒有了自由空間，紅衛兵打人、“破四舊”，行為的意義同曆史上的“焚書”一樣，他無路可走。或說是太脆弱了，1949年以後，直到“文革”，沒有經曆任何風浪，沒有吃過任何虧，暴雨一來，就沒扛住。這兩種說法都比較牽強。冰心則說，他自殺很可能因為脾氣硬，受不得委屈，一直聽的全是稱讚的話，誇他的人很多，從來沒有一個說他不好的。平時樂觀，忽然受批鬥，就受不了，覺得沒什麽可留戀的。並認為他一定會選擇跳水，他小說裏自殺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參見《在文學館聽講座》第一輯《文學的使命》69-83頁。）。
一個細節是，老舍的妻子胡絮青沒被允許看他最後一麵，她被通知去認屍，到達時，看見湖邊地上一具屍體，蓋著一張涼席，想揭開看看，不準，隻準在屍體的腳上摸了摸。鞋襪是幹的，沒有水濕（參見梁實秋確知老舍死後所寫的《憶老舍》。）。隨後屍體被送去八寶山，匆匆火化，因為是“自殺”、是“反革命”，骨灰不得保留，和他父親一樣。
據火葬場工作人員說：全國政協常委一級的人，被這樣“處理”掉的，他是第一位。
不過，這些細節又與浩然、林斤瀾的見聞不太一致。因為浩然知道老舍沉湖後，曾給老舍家打電話，胡絮青說：“人都死了，你們處理吧。”
林斤瀾因此認為老舍之死，原因是多方麵的，有表層的，也有深層的。把賬算在革委會負責人浩然身上，是不公平的；不懂事的女紅衛兵、“苦恣惡“的同事固然有責任，但他們都是引子。由整個文化大革命去負責嗎？那也隻能負一部分。林斤瀾認為，浩然所說的他8月23日晚給胡絮青打電話，讓她接他迴去，胡絮青態度很不好，說她沒辦法接老舍。老舍死後，浩然又給胡絮青打電話，胡絮青態度仍很冷淡，林斤瀾傾向於相信浩然的話。
此外，台北《中央日報》副刊舉行過兩岸文學座談會，台灣作家薑穆先生說，他一直認為老舍先生之死很可疑，理由有三：一、他死後腹中無水；二、腳下無泥；三、鞋襪都在岸上，結論是他並非投水自殺。
舒乙先生不同意，舉了五點理由，主要是說老舍作品裏，好人自殺的多，跳河的多。如《四世同堂》裏的祁天佑，受辱後沒有迴家，直接走到西直門外，一頭紮進護城河。錢太太，在丈夫被捕，兒子一個陣亡一個被害後，一頭碰死在兒子棺材上。《茶館》裏的王掌櫃，受盡折磨後，上吊而亡。《貓城記》裏的小蠍和大鷹，後者把自己的頭割下懸在大街上。《火葬》裏的王排長和石隊長，前者重傷後舉槍自盡，後者用盡了子彈，放火**。老舍還在信中說，如果重慶被日本人攻下來，他不跑，他會跳嘉陵江。1987年2月18日，舒乙曾有機會訪問一位迴教領袖，馬鬆亭大阿訇，他和老舍是多年的老朋友，1957年被打成“右派”，思緒低落，“文革”初起，常悶坐在河邊，一坐便是半天。8月初曾和夫人又到什刹海岸邊，悶悶不樂地坐到黃昏。突然抬頭看見老舍獨自一人拄著手杖慢慢地沿著岸走來。馬老人拉他一起坐。老舍非常坦率，說他想不通，很苦悶，要“走”。“馬大哥，咱哥兒倆興許見不著了！”馬老人無言以對，站起來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老舍說：“你們迴家吧，我走啦……”什刹海離老舍家還有一段距離，除非專門去，並不順腳。看來老舍是專門去的。說明老舍已經做好結束自己生命的一切準備。
舒乙說的固然都站得住，但薑穆的意見也並非全部無理，相反薑穆完全依據“科學”和常識進行判斷。而舒乙說了那麽多，哪一個也都不能解釋為何老舍死後腹中無水、腳下無泥、鞋襪都在岸上這些疑點，尤其是第一條——除非老舍死後腹中的確有水，其他人沒看清，或者不讓看，因此記不清真實的情況。
總之，這是一個待解的謎。
一個“人民藝術家”，就這樣最後以“自絕於人民”的罪名，走完他的人生之旅，沒有留一句遺言，成為那場持續10年之久的大災難的第一批遇難者中的一個。到1978年，才得平反，“恢複名譽”。
可是，有些東西是“恢複”不了的。如他不能寫作計劃裏的三部曆史小說……翻譯家文潔若也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老舍與諾貝爾文學獎》，透露：沈從文於1988年去世後，把他的作品譯成瑞典文的倪爾思·奧洛夫·埃裏克鬆在悼念文章中寫道：“1988年秋瑞典出版的兩本選集都引起了人們對沈從文作品的很大興趣，很多瑞典人認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最有力的候選人。”（倪爾思·奧洛夫-埃裏克鬆：《一位真誠、正直、勇敢、熱情的長者》，見《長江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湖南文藝出版社）關於老舍與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的消息，至今未見諸文字，但我認為是可信的。
1978年，挪威漢學家伊麗沙白·艾笛由於研究蕭乾的長篇小說《夢之穀》，開始和他通信。轉年初春，她為了研究“易卜生與中國”，專程訪華。當時我們住在天壇南門東二樓六單元303室。蕭乾於三月間拿到一紙改正書，社會活動多起來了。所以艾笛女士光臨舍下之際，我特地迴家來幫忙照料，招待遠客。
蕭乾事先提醒我，要多聽少說，不要插嘴，免得打斷他們的思路。不知怎麽一來，艾笛女士忽然把話題轉到老舍差點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事上。記得她是用英文這麽說的：“那一年，本來已決定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確實已於八月間去世，而按照規定，諾貝爾文學獎是隻頒發給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給了另外一個人。”
蕭乾曾對我說，在一定的時候，沉默是一種深沉。他聽了艾笛女士這番話，沒做出反應，我在一旁聽了，也沒敢吱聲。倘若我立即驚喜地刨根問底，說不定會讓這位初次見麵的外賓瞧不起，心想：原來中國人眼巴巴地就盼著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連沒到手的，也會使他們如此興奮。
然而我情不自禁地將此事告訴了老舍的大女兒舒濟，當時她的辦公室和我的隻隔一個門，並給她寫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書麵材料。
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不得而知。但毫無疑問，老舍之死是最令中外各界人士震撼之事。早在1966年10月1日香港發行的英文報紙《香港星報》就報道了。1967年，日本作家水上勉寫下了《蟋蟀葫蘆》，悼念老舍。瑞典於1950年就和中國建交了，在北京設有駐華使館。
我不相信，遲至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才得悉老舍的死訊。當艾笛女士向蕭乾透露“決定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作家老舍”那番話時，我認為她所說的“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
我平生與老舍見過兩次麵。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跟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共事的詩人方殷與師大女附中的一位資深女教師結婚，婚禮在該校的大禮堂舉行。我到得早，瞧見老舍從駛入操場的一輛小臥車中走下來。他大概前不久才從美國迴來，西服革履，舉止瀟灑。作為主婚人，他就著一對新人是“大男大女”這個問題講了一通，幽默風趣，台下的女生從頭笑到尾，氣氛極為熱烈。
第二次是1965年5月，我國作家訪日代表團迴國後，在文聯禮堂做報告。劉白羽先發言，講得麵麵俱到。輪到老舍時，他不緊不慢地說：“該講的，白羽同誌全講了。我來點兒大會花絮吧。”
會場的氣氛頓時活躍起來了。1950年9月參加工作以來，我還沒聽過如此生動的報告。我記了詳細的筆記，可惜在文革“打砸搶”中，隨著家中的一切，蕩然無存了的。我想，像老舍這樣一位才華橫溢、富於特色的作家，是不甘心跟在旁人後麵照本宣科的，所以有此即興發揮。而我們當時的做法是扼殺個性，扼殺特色。
中國不是沒有像老舍這樣的世界級的作家，可惜被“四人幫”及其爪牙逼得走上了絕路。這個悲劇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
2003年5月初稿，
2006年9月修訂，11月16日再訂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