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真的是“歌德”派嗎？為什麽在台灣的老友梁實秋認為老舍基本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不相信他真的是“歌德派”？為什麽“大師”老舍要把自己降格為“匠人”？
汪曾祺在《老舍先生》裏寫道：
“花在人養。”老舍先生愛花，真是到了愛花成性的地步，湯顯祖曾說他的詞曲“俊得江山助”。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說是“俊得花枝助”。
葉淺予曾用白描為老舍先生畫像，四麵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叢中的藤椅裏，微仰著頭，意態悠遠。這張畫不是寫實，意思恰好。
這是老舍先生的書房兼臥室。裏麵陳設很簡單，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習慣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禮的。他的握手是輕輕的，但是很親切。茶已經沏出色了，老舍先生執壺為客人倒茶。據我的印象，老舍先生總是自己給客人倒茶的。
老舍先生愛喝茶，喝得很勤，而且很釅。
他曾告訴我，到莫斯科去開會，旅館裏倒是為他特備了一隻暖壺。可是他沏了茶，剛喝了幾口，一轉眼，服務員就給倒了。“他們不知道，中國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老舍先生藏畫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齊白石的畫可謂“絕品”。壁上所掛的畫是時常更換的。掛的時間較久的，是白石老人應老舍點題而畫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裏提到過的“蛙聲十裏出山泉”。“蛙聲”如何畫？白石老人隻畫了一脈活潑的流泉，兩旁是烏黑的石崖，畫的下端畫了幾隻擺尾的蝌蚪。畫剛剛裱起來時，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對白石老的設想讚歎不止。
老舍先生極其愛重齊白石，談起來時總是充滿感情。我所知道的一點白石老人的逸事，大多是從老舍先生那裏聽來的。老舍先生談這四幅裏原來點的題有一句是蘇曼殊的詩（是哪一句我忘記了），要求畫卷心的芭蕉。老人躊躇了很久，終於沒有應命，因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還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畫。老舍先生說：“老人是認真的。老舍先生談起過，有一次要拍齊白石的畫的電影，想要他拿出幾張得意的畫來，老人謊：“沒有！”後來由他的學生再三說服動員，他才從畫案的隙縫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畫案有他自製的“消息”），外麵裹著好幾層報紙，寫著四個大字：“此是廢紙。”打開一看，都是驚人的傑作——就是後來紀錄片老舍先生對他下麵的幹部很了解，也很愛護。當時市文聯的幹部不多，老舍先生對每個人都相當清楚。他不看幹部的檔案，也從不找人“個別談話”，隻是從平常的談吐中就了解一個人的水平和才氣，那是比看檔案要準確得多的。老舍先生愛才，對有才華的青年，常常在各種場合稱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而且所用的語言在有些人聽起來是有點過甚其詞，不留餘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種慣說模棱兩可、含糊其詞、溫吞水一樣的官話的人。我在市文聯幾年，始終感到領導我們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們的關係是前輩與後輩的關係，不是上下級關係。老舍先生這樣“作家領導”的作風在市文聯留下很好的影響，大家都平等相處，開誠布公，說話很少顧慮，都有點書生氣、書卷氣。他的這種領導風格，正是我們今天很多文化單位的領導所缺少的。
舒乙先生則在《老舍的愛好》裏說：老舍的愛好相當廣泛，打拳、養花、喝茶、養貓、繪畫、書法、古玩、相聲、戲曲、起名字、交朋友等，大約有十九種之多。打拳是因出身寒苦，22歲時得了一場大病，闖過這一關後，老舍很注意鍛煉身體，生活極為規律，早睡早起，起來第一件事就是打拳。最早還練過劍術。一位旅英的朋友陳逸飛拜訪他，看到老舍一個人在室外做模仿動物的舞蹈，他對陳先生說這叫“昆侖**拳”，既能健身又能防身。他讓陳先生打他一拳，陳的拳伸出後他胸部一收，順勢把陳先生撂倒了。1933年他在濟南教學時，結交一位著名拳師，還購置了刀槍劍戟、斧鉞鉤釵擺在住處，抗戰時期在重慶也是每天早晨練拳。
舒乙還說：老舍愛養花。老北京的一般住戶，家中都養三種植物，棗樹、夾竹桃、石榴樹。棗樹直接栽在院裏，而夾竹桃、石榴樹要栽在盆裏，這兩種植物開紅花，有一種喜慶氣氛。
老舍的哥哥比他大8歲，不好找工作，後來請來幫助老舍養花。在哥哥指導下，老舍養了三百多盆花，一百多個品種。書桌上也總要放一枝花，哪怕是一個舊瓶裏插上幾片竹葉，這是他不可或缺的點綴。
老舍喜歡欣賞畫、收藏畫。他自己“不會畫，對畫家崇拜得不得了。我母親胡絮青能寫能畫，在老舍眼裏也是不得了。他最早得到的一幅名作是齊白石的《雛雞圖》。畫中十幾隻姿態各異的雛雞，唿之欲出，十分可愛”。
不過，這樣的老舍卻不是全麵的，所以林斤瀾的介紹就很有必要了。同樣一樁事，他的介紹加進了修飾詞，不似汪曾祺永遠那樣平簡。
林斤瀾說，到1955年反胡風前，老舍的心情可說一片蔚藍。每年的確兩次把文聯的人叫到他家聚會。賞菊時，他有一個大哥，幫他抄寫東西，也幫他蒔花。喝酒時，有一次拿出一瓶葡萄酒，炫耀是**送的。
老舍自己好酒量，從來不醉。曹禺有一次大醉，溜到桌下，兩隻手還在空中抓劃，原來是在找酒瓶。1955年之後，這種事少了，到1959年“反右傾”，根本上就沒有了。老舍還很愛才。當眾說“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後有兩個人也許可能寫出一點東西，一個是汪曾祺，一個是林斤瀾。”
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老舍發表了許多文章，認為目前有不少認識性的錯誤，一味歌頌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會漸次擴大，遲早釀成大患。而且，隻要有人類，就會有悲劇。
老舍是那種作家個性的領導。他一般給人的印象是隨和的，善應酬，善言談。他講話有特點，不是官話，有外交辭令可也不是那種含糊其詞的、溫吞吞的話。他的話有時是過甚其詞、不留餘地的，刻薄的、甚至是不給麵子的。
林斤瀾迴憶道：“大躍進”時，西城擺開賽詩擂台，請老舍坐主席台，還請老舍講話。老舍講話時，遵循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精神，他先歌頌“大躍進”，末後落到打擂台的詩上，說：“要說詩，這不是詩。”
三年災難時期，政協食堂對民主人士有“特供”，據說老舍家人也常去買飯吃。林斤瀾以為老舍當是那裏的常客，問了老舍。老舍斷然迴答：“不去。”林斤瀾一愣，老舍正色補充：“不愛去。”林斤瀾還是疑惑，因為那是餓死人的年代。老舍再作補充，字正腔圓：“標新立異。”林斤瀾歎服這位語言大師，“標新立異”用得好，看出他的態度。
1961年在北京新橋飯店，中宣部和中國文聯召開的會議上，茅盾發言，說老舍以幽默見長，但近作幽默漸漸少了，他表示遺憾。老舍毫不客氣，簡直是針鋒相對，說茅盾指出的，恰恰是他的進步，以前的幽默是輕飄，現在才鄭重起來。五百來人鴉默雀靜。接著老舍批評青年作家太拘謹，放不開。說：“北京有個林斤瀾，你要是還放不開，那你青年時候就是個痞的！…‘許多人迴頭看我，那真是當頭棒喝。不料，老舍拿起曲波的《林海雪原》——《林海雪原》是部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當時是暢銷書，行內評價也很高，差不多是有口皆碑。當時還沒有‘樣板戲’，《林海雪原》就算是裏程碑了。老舍說：‘這部書叫我寫，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因為我沒有那樣的生活。如果我有那樣的生活，我寫的話，十萬字就可以了吧。’老天爺，那就是說，要抹掉四分之三！——據說，曲波當時也在場。”
林斤瀾還認為老舍是那種“兩麵人”：“他有滋有味地‘緊跟’，但又暗暗寫他的《正紅旗下》。他不是稱讚我深入生活嗎？我有時從農村迴來，向他這個文聯主席匯報工作，噯，他很不耐煩。他不是經常稱讚我勤奮嗎？一天我把剛出的新書《山裏紅》給他時，他看也不看，把它放在一邊，淡淡地說了一句：‘你又出書啦。’……鄧友梅打成右派，老舍著文批判，發表在《人民日報》。鄧友梅改造期間，突見老舍，想要迴避，老舍主動叫住鄧友梅，說：‘好好幹吧，你還年輕呢不是？來日方長嘛。’後來鄧友梅去了遼寧省鞍山市文聯。鞍山一個劇團演出了老舍的劇本《女店員》，派人送演出稅給老舍。老舍見了介紹信，就問起鄧友梅，對來人說：‘迴去告訴他，我問他好。叫他好好幹。’過了一年，送演出稅的這個人找鄧友梅，說：‘老鄧，你得幫我個忙，不然我就沒法活了。’他說劇團裏有人告他貪汙，他不承認，劇團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家查證。不料，老舍家記的賬與他交給老舍的不符。那人哭著說：‘老舍先生肯定記錯了，他不給我做證，我這輩子就毀了。我到北京去，怕他不見我，求你寫個信請他見我一見……’鄧友梅便寫了信。那人幾天後迴來，向鄧友梅道謝，並出示老舍所寫證明的抄件。上麵寫道：‘該同誌送來的演出稅確是800元，但我隻交家中500，其餘300留下買煙抽了。特此證明。’春節期間，鄧友梅迴京探親，遇上老舍，笑著問：‘怎麽你也留私房錢？師母不至於管得這麽嚴吧？’老舍小聲說：‘說實在的，我也記不得他給了我多少錢。見他處在生死關頭，我想我認了這筆賬比他認了強。萬一我記錯，冤枉了人家，我這一輩子受良心責備；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這次教訓他也會改過的’……吳祖光打成右派，在批判會上，老舍有些話也是叫人很難受的。比如有一句：‘你吳祖光長著一條油光光的舌頭……’吳祖光一直記著這句話，臨死前一年還說老舍的不是。可是老舍有一迴在一個古玩店，發現有吳祖光當出的字畫，他卻買下來，還給了吳祖光。吳祖光流放了，老舍叫新鳳霞不要離棄他，給他寫信。”
林斤瀾還在《兩個作家》裏寫道，建國初，老舍出訪蘇聯歸來，在霞公府小禮堂做報告。那是個星期天，聽眾滿座。有久居國外的學者，還有攜外籍夫人來的，他們不是來聽新鮮的。那時候聽報告是“進步”、“靠攏”。若是現在，不少報告要靠放個參考片來招人。
沈從文常自稱鄉下人，他當時的境遇十分不好：作家當不了，教授做不成。也坦然走來，隻是不和人招唿，在講台正前方五六排地方默然坐下。老舍一開講，沈從文就摸出一本軟麵筆記本，因近視，把本本卷起來托在胸前，右手的水筆豎直，直行記錄。那都是拿慣了毛筆的緣故……目不旁視，手不停頓，全座就他一人。老舍向來妙語連珠，這迴目光一落在沈從文身上，口角不禁遲慢。沈從文這樣托本書寫，必須直腰，低頭，兩肘懸空。老舍的目光戚戚，仿佛說：何苦來！何苦來！
報告完畢，聽眾外湧，老舍好嗓子，低沉又傳遠，叫道：“從文，一塊兒走。”沈從文在人流中迴身，但站不住腳，也不想站住，說了聲什麽，微細聽不清。盡管那笑容不好形容，隻是叫人想起他常自稱的“鄉下人”。
林斤瀾說，老舍這個人絕不可惡，但有時卻非常可怕。從維熙打成右派罪名之一是在《長春》發表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寫農村生活一隅。後來批判時，老舍居然在《北京文藝》上說：“從維熙寫《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動農民造反。”所以老舍對待沈從文，也是類似的態度。
汪曾祺在《老舍先生》裏寫道：
“花在人養。”老舍先生愛花，真是到了愛花成性的地步，湯顯祖曾說他的詞曲“俊得江山助”。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說是“俊得花枝助”。
葉淺予曾用白描為老舍先生畫像，四麵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叢中的藤椅裏，微仰著頭，意態悠遠。這張畫不是寫實，意思恰好。
這是老舍先生的書房兼臥室。裏麵陳設很簡單，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習慣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禮的。他的握手是輕輕的，但是很親切。茶已經沏出色了，老舍先生執壺為客人倒茶。據我的印象，老舍先生總是自己給客人倒茶的。
老舍先生愛喝茶，喝得很勤，而且很釅。
他曾告訴我，到莫斯科去開會，旅館裏倒是為他特備了一隻暖壺。可是他沏了茶，剛喝了幾口，一轉眼，服務員就給倒了。“他們不知道，中國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老舍先生藏畫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齊白石的畫可謂“絕品”。壁上所掛的畫是時常更換的。掛的時間較久的，是白石老人應老舍點題而畫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裏提到過的“蛙聲十裏出山泉”。“蛙聲”如何畫？白石老人隻畫了一脈活潑的流泉，兩旁是烏黑的石崖，畫的下端畫了幾隻擺尾的蝌蚪。畫剛剛裱起來時，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對白石老的設想讚歎不止。
老舍先生極其愛重齊白石，談起來時總是充滿感情。我所知道的一點白石老人的逸事，大多是從老舍先生那裏聽來的。老舍先生談這四幅裏原來點的題有一句是蘇曼殊的詩（是哪一句我忘記了），要求畫卷心的芭蕉。老人躊躇了很久，終於沒有應命，因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還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畫。老舍先生說：“老人是認真的。老舍先生談起過，有一次要拍齊白石的畫的電影，想要他拿出幾張得意的畫來，老人謊：“沒有！”後來由他的學生再三說服動員，他才從畫案的隙縫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畫案有他自製的“消息”），外麵裹著好幾層報紙，寫著四個大字：“此是廢紙。”打開一看，都是驚人的傑作——就是後來紀錄片老舍先生對他下麵的幹部很了解，也很愛護。當時市文聯的幹部不多，老舍先生對每個人都相當清楚。他不看幹部的檔案，也從不找人“個別談話”，隻是從平常的談吐中就了解一個人的水平和才氣，那是比看檔案要準確得多的。老舍先生愛才，對有才華的青年，常常在各種場合稱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而且所用的語言在有些人聽起來是有點過甚其詞，不留餘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種慣說模棱兩可、含糊其詞、溫吞水一樣的官話的人。我在市文聯幾年，始終感到領導我們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們的關係是前輩與後輩的關係，不是上下級關係。老舍先生這樣“作家領導”的作風在市文聯留下很好的影響，大家都平等相處，開誠布公，說話很少顧慮，都有點書生氣、書卷氣。他的這種領導風格，正是我們今天很多文化單位的領導所缺少的。
舒乙先生則在《老舍的愛好》裏說：老舍的愛好相當廣泛，打拳、養花、喝茶、養貓、繪畫、書法、古玩、相聲、戲曲、起名字、交朋友等，大約有十九種之多。打拳是因出身寒苦，22歲時得了一場大病，闖過這一關後，老舍很注意鍛煉身體，生活極為規律，早睡早起，起來第一件事就是打拳。最早還練過劍術。一位旅英的朋友陳逸飛拜訪他，看到老舍一個人在室外做模仿動物的舞蹈，他對陳先生說這叫“昆侖**拳”，既能健身又能防身。他讓陳先生打他一拳，陳的拳伸出後他胸部一收，順勢把陳先生撂倒了。1933年他在濟南教學時，結交一位著名拳師，還購置了刀槍劍戟、斧鉞鉤釵擺在住處，抗戰時期在重慶也是每天早晨練拳。
舒乙還說：老舍愛養花。老北京的一般住戶，家中都養三種植物，棗樹、夾竹桃、石榴樹。棗樹直接栽在院裏，而夾竹桃、石榴樹要栽在盆裏，這兩種植物開紅花，有一種喜慶氣氛。
老舍的哥哥比他大8歲，不好找工作，後來請來幫助老舍養花。在哥哥指導下，老舍養了三百多盆花，一百多個品種。書桌上也總要放一枝花，哪怕是一個舊瓶裏插上幾片竹葉，這是他不可或缺的點綴。
老舍喜歡欣賞畫、收藏畫。他自己“不會畫，對畫家崇拜得不得了。我母親胡絮青能寫能畫，在老舍眼裏也是不得了。他最早得到的一幅名作是齊白石的《雛雞圖》。畫中十幾隻姿態各異的雛雞，唿之欲出，十分可愛”。
不過，這樣的老舍卻不是全麵的，所以林斤瀾的介紹就很有必要了。同樣一樁事，他的介紹加進了修飾詞，不似汪曾祺永遠那樣平簡。
林斤瀾說，到1955年反胡風前，老舍的心情可說一片蔚藍。每年的確兩次把文聯的人叫到他家聚會。賞菊時，他有一個大哥，幫他抄寫東西，也幫他蒔花。喝酒時，有一次拿出一瓶葡萄酒，炫耀是**送的。
老舍自己好酒量，從來不醉。曹禺有一次大醉，溜到桌下，兩隻手還在空中抓劃，原來是在找酒瓶。1955年之後，這種事少了，到1959年“反右傾”，根本上就沒有了。老舍還很愛才。當眾說“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後有兩個人也許可能寫出一點東西，一個是汪曾祺，一個是林斤瀾。”
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老舍發表了許多文章，認為目前有不少認識性的錯誤，一味歌頌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會漸次擴大，遲早釀成大患。而且，隻要有人類，就會有悲劇。
老舍是那種作家個性的領導。他一般給人的印象是隨和的，善應酬，善言談。他講話有特點，不是官話，有外交辭令可也不是那種含糊其詞的、溫吞吞的話。他的話有時是過甚其詞、不留餘地的，刻薄的、甚至是不給麵子的。
林斤瀾迴憶道：“大躍進”時，西城擺開賽詩擂台，請老舍坐主席台，還請老舍講話。老舍講話時，遵循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精神，他先歌頌“大躍進”，末後落到打擂台的詩上，說：“要說詩，這不是詩。”
三年災難時期，政協食堂對民主人士有“特供”，據說老舍家人也常去買飯吃。林斤瀾以為老舍當是那裏的常客，問了老舍。老舍斷然迴答：“不去。”林斤瀾一愣，老舍正色補充：“不愛去。”林斤瀾還是疑惑，因為那是餓死人的年代。老舍再作補充，字正腔圓：“標新立異。”林斤瀾歎服這位語言大師，“標新立異”用得好，看出他的態度。
1961年在北京新橋飯店，中宣部和中國文聯召開的會議上，茅盾發言，說老舍以幽默見長，但近作幽默漸漸少了，他表示遺憾。老舍毫不客氣，簡直是針鋒相對，說茅盾指出的，恰恰是他的進步，以前的幽默是輕飄，現在才鄭重起來。五百來人鴉默雀靜。接著老舍批評青年作家太拘謹，放不開。說：“北京有個林斤瀾，你要是還放不開，那你青年時候就是個痞的！…‘許多人迴頭看我，那真是當頭棒喝。不料，老舍拿起曲波的《林海雪原》——《林海雪原》是部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當時是暢銷書，行內評價也很高，差不多是有口皆碑。當時還沒有‘樣板戲’，《林海雪原》就算是裏程碑了。老舍說：‘這部書叫我寫，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因為我沒有那樣的生活。如果我有那樣的生活，我寫的話，十萬字就可以了吧。’老天爺，那就是說，要抹掉四分之三！——據說，曲波當時也在場。”
林斤瀾還認為老舍是那種“兩麵人”：“他有滋有味地‘緊跟’，但又暗暗寫他的《正紅旗下》。他不是稱讚我深入生活嗎？我有時從農村迴來，向他這個文聯主席匯報工作，噯，他很不耐煩。他不是經常稱讚我勤奮嗎？一天我把剛出的新書《山裏紅》給他時，他看也不看，把它放在一邊，淡淡地說了一句：‘你又出書啦。’……鄧友梅打成右派，老舍著文批判，發表在《人民日報》。鄧友梅改造期間，突見老舍，想要迴避，老舍主動叫住鄧友梅，說：‘好好幹吧，你還年輕呢不是？來日方長嘛。’後來鄧友梅去了遼寧省鞍山市文聯。鞍山一個劇團演出了老舍的劇本《女店員》，派人送演出稅給老舍。老舍見了介紹信，就問起鄧友梅，對來人說：‘迴去告訴他，我問他好。叫他好好幹。’過了一年，送演出稅的這個人找鄧友梅，說：‘老鄧，你得幫我個忙，不然我就沒法活了。’他說劇團裏有人告他貪汙，他不承認，劇團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家查證。不料，老舍家記的賬與他交給老舍的不符。那人哭著說：‘老舍先生肯定記錯了，他不給我做證，我這輩子就毀了。我到北京去，怕他不見我，求你寫個信請他見我一見……’鄧友梅便寫了信。那人幾天後迴來，向鄧友梅道謝，並出示老舍所寫證明的抄件。上麵寫道：‘該同誌送來的演出稅確是800元，但我隻交家中500，其餘300留下買煙抽了。特此證明。’春節期間，鄧友梅迴京探親，遇上老舍，笑著問：‘怎麽你也留私房錢？師母不至於管得這麽嚴吧？’老舍小聲說：‘說實在的，我也記不得他給了我多少錢。見他處在生死關頭，我想我認了這筆賬比他認了強。萬一我記錯，冤枉了人家，我這一輩子受良心責備；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這次教訓他也會改過的’……吳祖光打成右派，在批判會上，老舍有些話也是叫人很難受的。比如有一句：‘你吳祖光長著一條油光光的舌頭……’吳祖光一直記著這句話，臨死前一年還說老舍的不是。可是老舍有一迴在一個古玩店，發現有吳祖光當出的字畫，他卻買下來，還給了吳祖光。吳祖光流放了，老舍叫新鳳霞不要離棄他，給他寫信。”
林斤瀾還在《兩個作家》裏寫道，建國初，老舍出訪蘇聯歸來，在霞公府小禮堂做報告。那是個星期天，聽眾滿座。有久居國外的學者，還有攜外籍夫人來的，他們不是來聽新鮮的。那時候聽報告是“進步”、“靠攏”。若是現在，不少報告要靠放個參考片來招人。
沈從文常自稱鄉下人，他當時的境遇十分不好：作家當不了，教授做不成。也坦然走來，隻是不和人招唿，在講台正前方五六排地方默然坐下。老舍一開講，沈從文就摸出一本軟麵筆記本，因近視，把本本卷起來托在胸前，右手的水筆豎直，直行記錄。那都是拿慣了毛筆的緣故……目不旁視，手不停頓，全座就他一人。老舍向來妙語連珠，這迴目光一落在沈從文身上，口角不禁遲慢。沈從文這樣托本書寫，必須直腰，低頭，兩肘懸空。老舍的目光戚戚，仿佛說：何苦來！何苦來！
報告完畢，聽眾外湧，老舍好嗓子，低沉又傳遠，叫道：“從文，一塊兒走。”沈從文在人流中迴身，但站不住腳，也不想站住，說了聲什麽，微細聽不清。盡管那笑容不好形容，隻是叫人想起他常自稱的“鄉下人”。
林斤瀾說，老舍這個人絕不可惡，但有時卻非常可怕。從維熙打成右派罪名之一是在《長春》發表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寫農村生活一隅。後來批判時，老舍居然在《北京文藝》上說：“從維熙寫《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動農民造反。”所以老舍對待沈從文，也是類似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