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為什麽最終要迴國，他在美國的生活怎麽樣？
1947年10月9日，老舍在紐約與馮玉祥將軍會麵。馮玉祥是以考察水利為名出國的，實際上是為了擺脫蔣介石的控製。抗戰初期他就認識老舍，曾給老舍很大的生活援助，解除他的後顧之憂。馮玉祥愛吟詩作賦，直爽，與老舍很相投。9日傍晚，聽說了馮玉祥來到紐約，老舍立刻到旅館看望。不料竟成訣別，馮玉祥在迴國路上，因乘坐的輪船失火而亡。
1948年底，老舍坐骨神經病開始發作，開始忍著，沒當迴事，到1949年4月，疼痛難忍，才住進醫院，做了手術。6月病體好轉，準備出院時，國內形勢大變。4月解放軍渡過長江，占領南京、上海，國民黨全線崩潰。老舍心情舒暢起來，打電話邀日本朋友到公寓吃飯，說，“中國不久將獲得新生了。……中國已經有希望了，我要盡快迴中國去”。覺得不和中國民眾一起生活，耳畔消失鄉音，寫不出真正的文學作品。
1949年6月，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在即，郭沫若、茅盾、曹禺、田漢、馮雪峰等三十多人，簽名寫了一封邀請信，經秘密渠道送到老舍手中。於是，老舍一邊處理手頭未完的工作，一邊做迴國準備。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老舍又收到趙清閣、曹禺邀請信，即整裝迴返。
10月初，老舍來到舊金山，擬坐威爾遜總統號輪船赴香港，然後北上。由於船延期啟航，在三藩市又等了約一周，13日才乘船離美。同船有22名迴國的留學生。船經夏威夷檀香山、日本橫濱、菲律賓馬尼拉，老舍均下船作參觀。11月4日抵香港。去北方的船票吃緊，28日他才買到，經朝鮮仁川，12月9日到了天津。1949年12月12日，老舍迴北京，暫住北京飯店。此時已是闊別北京14年了。次日，周恩來在陽翰笙陪同下，前來看望。見老舍有腿疾，行動不便，就給他配了專車。
自1938年他們在武漢認識後，1946年赴美講學前，周恩來又前來歡送。現在久別重逢，老舍受到感動。
1950年1月4日，全國文聯在北京飯店舉行茶話會，歡迎老舍歸來，茅盾主持，老舍也講了話，當場演唱了剛寫好的《過新年》。
老舍在北京飯店住了3個月，大西南解放，妻子帶著4個孩子迴到北。老舍在東城燈市口買了一所帶院子的房子，種上花草，自此才有了一個家，這時已經52歲。
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開幕，老舍被推舉為大會執行主席。6月5日，市文聯召開第一次理事會，他當選為主席。
副主席為梅蘭芳、李伯釗和趙樹理。秘書長由文化處處長王亞平兼任。
理事會理事共45人，候補理事5人，常務理事25人。理事會包括了首都文藝界各方麵的代表。
繼而，他改變態度、風格，取抗戰時期所選過的路，也是與昔日倡導過的“為人生而藝術”相一致，他又走到了極端，決定放棄一切，盡快適應新社會的形勢、要求，像小學生一樣從頭學起，先寫通俗文藝鼓詞、快板、歌詞、相聲，再試著經營長篇。
1949年以後，審查舊作也比較嚴。陳徒手說：“凡舊作與新社會不合拍的，都得仔細過濾、刪掉。……連瞿秋白早年寫的訪俄遊記《俄鄉紀程》裏的海參威華僑吸鴉片、販毒等內容，也屬‘給中國人臉上抹黑’，1953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時悉數被刪。……老作家要出版舊作，就更得仔細斟酌、刪節了。譬如葉聖陶忍痛將他的主要作品《倪煥之》刪去了好幾章。曹禺則被迫改寫《雷雨》、《日出》的劇本，……老舍也不例外。……一時拿不出新作，就先對其主要著作《駱駝祥子》開刀。該書末尾有近萬字，描寫祥子如何墮落為行屍走肉，個人主義的末路鬼。他對祥子的結局實際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屬勞動人民，是無產階級份子，那樣描寫祥子有‘醜化勞動人民’的嫌疑，再版時隻好統統刪去。”
另一方麵，友人也在促使他寫這些作品。當時不僅曲藝缺乏好作品，戲劇上也在鬧荒。朋友們就鼓動他來寫，他是個有求必應的人，便寫了五幕話劇《方珍珠》，不是很成功。此後，到1965年，他發表劇作23部，水平高低互見，大部分作品，證明了他的政治熱忱，也顯示了他不顧成敗的“冒險”，生活準備不夠，“隻好東拚西湊”（參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166-16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
促使他放棄小說創作，而潛心寫戲劇作品的原因之一是認為，“以一部分勞動人民現有的文化水平來講，閱讀小說也許多少還有困難”，“而看戲就不那麽麻煩”（《老舍劇作選自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1950年上半年，林斤瀾到了北京人藝創作組（1951年底調北京市文聯）。7月15日老舍受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委托，寫《龍須溝》劇本。因他寒腿，走路不很方便，右手總執手杖，不能常下去，人藝領導就派林斤瀾下去采訪，找素材給老舍。老舍再借閱一些文件，大體了解附近市民的生活狀況，根據它們寫出劇本。這就叫“三結合”：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老舍說：“我就抓住臭溝不放，要達到對人民政府修溝的歌頌。哪怕自己還不成熟，我也要反映它。”構思卻很艱苦。靈機一動，才以一個小院子裏的人物為主，通過他們和這條水溝關係的變化，對比出兩個社會的不同性質，來歌頌新社會，命名《龍須溝》。寫作時一氣嗬成。
《龍須溝》寫出後，北京人藝找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的焦菊隱當導演，焦極有藝術天分，他覺得《龍須溝》太單薄，不宜演出。人藝一再努力，焦菊隱最後同意了，說就讓導演和演員共同豐富這部戲吧。195 1年2月2日《龍須溝》在北京劇場首次上演，獲得巨大“成功”。此後一直演到年底，盛況不衰。
但老舍則感到，寫這樣的劇本是一次冒險，不熟悉的東西是很難寫好的，《龍須溝》的成功在於揚長避短，寫了熟悉的人和事，但在感性層麵上，他認為得力於高漲的政治熱情。政治上的熱情彌補了生活經驗上的不足，寫出了符合時代政治需要的作品。當時周揚想給老舍“人民藝術家”稱號，但一些解放區過來的作家、理論家不服氣，認為老舍剛從美國迴來，沒有參加革命鬥爭。彭真表態，那就由北京市發吧，《龍須溝》是寫北京的。12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因此授予老舍“人民藝術家”稱號。
不久，老舍寫起了“三反”、“五反”內容的話劇，雖然他知道在運動過程中寫運動不好，但他舍不得放棄趁熱打鐵的機會。1952年2月，他開始了艱難而漫長的寫作。運動一個接一個，任務也一個接一個，他又生了病，費時十個月，改寫十次，交出第一稿。
人藝的朋友們提了意見，他反複來去，重寫了九次，直到演出前，才取名叫《春華秋實》，付出很多，結果卻不很“成功”。他不計較藝術上的得失，把對當前實際的社會教育作用擺在第一位。
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誌願軍出兵朝鮮，全國文聯成立宣傳委員會，老舍、儈悲鴻等13人被選為宣傳委員。他組織編寫各種文章，並帶頭捐款，支持、聲援朝鮮戰爭。
1953年秋，中國人民第三屆慰問團組成，賀龍為團長，老舍、梅蘭芳、康克清、吳晗等為副團長。10月20日到達朝鮮，進行為期五十餘天的慰問活動。工作結束後，他要求留下來體驗生活，和前線戰士共同生活5個月。1954年4月迴國，寫出了中篇小說《無名高地有了名》。立即又著手準備材料，寫反映工人生活的劇本《青年突擊隊》。這邊剛脫稿，他又聽從公安部長的意見，寫起了諷刺劇《西望長安》。
1958年“大躍進”，老舍也頻頻出席各種座談會、誓師會，許多作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躍進計劃，老舍沒有計劃，但也不甘落後。想寫的東西實在太多了，需要他做的事也實在太多了，他不僅有著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國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等數不清的頭銜，還是《北京文藝》、《說說唱唱》的主編，數不清的會議、活動與學習在等著他，文藝界的、非文藝界的，國內的、外事的，都要他去陪同訪問、吃飯、座談、出訪，真是應接不暇。現在加上個“躍進”，他病倒了，勉強住了一個月院，略微好轉，稍可活動，他就走出家門，短短幾個月，寫出了三個劇本，《紅大院》、《女店員》、《全家福》，反映大躍進時代，都是他不熟悉的體裁，質量可想而知。
他心中有一種欲罷不能的熱情，情不自禁就想寫一點什麽。
當然，他也有不少苦衷，有時候，他想說想寫想幹的，都辦不成，不能說不能寫不能幹。而他不想做的，尤其是不想參加的活動，他也得參加，在顯赫位置，需要發言、表態。
反胡風運動中，老舍雖和他關係很好，抗敵協會時，一為總務部主任，一為研究部主任，老舍還曾找人，推薦一度失業的胡風到複旦大學任教，可謂知情、知己，但也積極參與其事，連續寫了《看穿了胡風的心》、《掃除人民胎氣的垃圾》、《都來參加戰鬥吧》等“檄文”，予以“聲討”，多數是迫於形勢和壓力的表態。但從標題等方麵就可以看出，它和“文革”時期，“大批判”運動中所用的語言、腔調是一路的。老舍這個積極表態的人，在“文革”剛開始就不堪其辱，自盡而死，胡風則是1965年判刑後，須到四川落戶，行前大悲，寫了四封信，文藝界唯一受到他的信的隻有老舍，也幸虧胡風及早就遠離運動和是非的中心，否則他的劫難比老舍來，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反右時，吳祖光被劃為右派，陳徒手說：“老舍與吳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開發言批判他。而對吳祖光來說，大概多挨幾場口誅筆伐也傷不到哪裏去罷。老舍的作家良心並沒有泯滅。不久將吳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勞改農場，吳妻新鳳霞迫於生計，將吳收藏的齊白石的話拿去變賣，恰被老舍買到。見是吳祖光的收藏品，便說等吳從北大荒迴來時‘物歸原主’，可見他在會上、報上發表的斥罵吳的話並非由衷之言。吳祖光到北大荒勞改時，正直**發動大躍進運動，新鳳霞去河北農村勞動，親眼見到公社幹部如何指揮社員連夜把幾畝地的麥子移到一塊田裏，迴到城裏，她是把老舍當做好朋友，將此事告訴老舍，老舍忙叮囑她：‘你可千萬別跟人說呀！’”。
六十年代初，老舍的話劇有意迴避了現實題材，寫了一些兒童、曆史、民族等題材的作品。但上麵的關注、更改指令始終沒有斷過。1962年老舍發牢騷：“寫童話劇《寶船》，我就生怕把皇帝寫胖了寫瘦了，寫的不合適就會引來批評。”1965年，老舍的創作明顯跌入穀底，他無法適應環境嚴峻的尺度。他看了不少現代戲，但很少表態，想努力跟上形勢，但又力不從心。北京人藝一個老編劇藍蔭海與老舍同在北京郊區密雲縣體驗過生活，他歎息道：老舍寫的真苦，苦極了。
林斤讕就認為：老舍是文藝界配合政治的快手和高手。建國之後為這個運動那個運動寫了三十多個劇本，其中發表的二十幾部，包括話劇15部，歌劇3部，曲劇1部翻譯局1部。為出籠的半成品、反複修改的草稿更是無從計算，不為外人所知。建國後受到領導的器重，剛寫了《龍須溝》，便得了“人民藝術家”的高帽，他就不能不起勁的歌頌。但他骨子裏畢竟是個作家，他知道什麽是藝術品，什麽不是。他在30年代初就寫過一本《文學概論講義》，他認為中國的藝術理論至少是不發達的。不發達的原因是我們的先賢古哲多半把文學當成“載道”、“明理”的奴婢，當成一種改頭換麵的哲學、政治、倫理、道德等等說教的工具，它固有的規律反倒成了不足道的微末之技。就是在50年代“歌頌”的間隙，老舍也寫過理性文章，用以嚴肅爭鳴，如《論悲劇》、《勤學苦練，提高作品質量》、《創作的繁榮和提高》等等。他在《自譴》中說道：“文藝不是我的浮橋，而是我的生命。”
因此說，作為作家的老舍是切實存在的，對國家如骨如血的眷戀也是存在的（如抗戰時）。老舍是個比較複雜的人。趙樹理有一次剛從蘇聯迴來作報告，說不願多住，理由是“屋裏屋外沒地方吐痰”。說著說著，右手提上左袖口，給大家看一隻手表，歎道三頭毛驢的價。他還把音樂說成牛叫馬叫，一時成了名言。老舍不是這樣簡單的人。魯迅在世時說他“油滑”，主要說的是先前的作品。林斤瀾認為老舍是一個有心機的，智慧過人、知人知世的人。他八麵玲瓏，以“外場”和“交遊”聞名，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兩麵人！
並且，對於一係列的社會活動以及隨頭銜而來的種種事務的增多，難以應接，他心裏不能說沒有矛盾。有了社會地位，得到社會肯定，生活、創作上也受到照顧、支持，這都是有利的一麵。但一個人冷靜後想想，會感到不安、空虛和痛苦的。迴國以 糞後，他寫的文章絕大多數是命題性的，規定了內容、主題，限製了題材、篇幅。他檢討10年來我不算不辛苦，天天都要動動.可是我沒黜一漱出的作品來。
他又感歎道：年輕人，總急著出名，他們不知道，名人不是那麽好當的。成了名，那名字就不隻屬於你自己……當名人是要’事 付出代價的，甚至犧牲個人的自由……其實，這也不盡然。相反的例子也是浪費，對社會而言，未嚐就不是。
有的。如果自己堅守寂寞，也不是不可能。早在1957年，西方有客人來，就問過他，為什麽要參加那麽多活動，你是個作家，就該專心寫作。
老舍感謝他的好意提醒，卻又心安理得，認為就應該這樣，而不能隻是埋頭寫作，專顧個人名利，他要為社會貢獻才智，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顯然，他除了有所顧慮，不得不如此說話以外，思想裏也還是留有不少誤區的。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和定位應該準確，能幹什麽、不能幹什麽，急功近利，勉力幹了不能幹的，絕對幹不好，對自己來說是個巨大作品是造福千秋的事，更該離功利熱鬧的世界遠一些。作家寫出優秀作品來，傳之永久，就是對社會、對人類最大的貢獻，也是他的定位所在。“最需要的地方”不一定是最合適的地方，也常常是最不合適的地方，在那樣的地方也能幹事情，卻放錯了位置，會把“作家”的功能縮小了，把“大師”降到“匠人”的水準上去，一個時代不缺少“匠人”，卻十分缺少“大師”。“大師”是屬於全人類的，“匠人”卻隻屬於他的時代。
老舍的誤區就在於，他把一個“大師”降格為“匠人”了，多少也以為寫東西隻是他個人的行為，寫好一個東西隻是為他個人得名利，而不把它當作是自己對社會所能做出的最好“貢獻”，是社會真正“最需要”他來做的。
其實他明白自己在幹什麽。
林斤瀾說，他早期看見老舍時，通常頭上戴一頂英國呢子禮帽，穿一身剪裁合體、麵料考究的絳色西裝，戴金絲眼鏡，手執文明棍，活脫脫一個洋紳士。他進會場，右手拄棍，左手托帽，有點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處瞧瞧，說：“找不到釘子，帽子還是掛在我的頭上吧。”大家都笑，他自己不笑。當時新中國成立，他的確很激動，對政治也就積極配合。
1954年12月，老舍寫出《茶館》，1957年《茶館》在《收獲》創刊號發表。可惜受“大躍進”影響，《茶館》隻演了3個月，被迫停演。5年後，人藝對劇本老舍與馮乃超作了修改，加入了“革命”與“反抗”等主題，老舍未置可否。即使這樣，它很快也受到擠兌，演出幾十場後，悄悄停演。直到1979年，人藝為紀念老舍誕辰80周年，第三次把它搬上舞台，獲得巨大成功。巡迴到德國、法國、美國等地演出，都受到熱烈歡迎。
到了夏天，他又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思想了，不然會被上綱上線，躲不過“反右”這一關。可是，看到許多青年人無端被打成“右派”，自己真正認可的意見不僅不能堅持，反要“文過飾非”，他內心也很痛苦。
但老舍的大師品性和人格良知，會時時來召喚他，向著藝術的本真性迴歸。他在緊跟政治熱情和時代需要寫作的同時，也寫了兩個他所熟悉的過去那段社會生活的著作，這就是永遠放射著光芒的藝術珍品《茶館》和《正紅旗下》。這樣，他才繼《駱駝祥子》、《我這一輩子》和《四世同堂》之後，贏得了藝術人生的第三次輝煌！
1947年10月9日，老舍在紐約與馮玉祥將軍會麵。馮玉祥是以考察水利為名出國的，實際上是為了擺脫蔣介石的控製。抗戰初期他就認識老舍，曾給老舍很大的生活援助，解除他的後顧之憂。馮玉祥愛吟詩作賦，直爽，與老舍很相投。9日傍晚，聽說了馮玉祥來到紐約，老舍立刻到旅館看望。不料竟成訣別，馮玉祥在迴國路上，因乘坐的輪船失火而亡。
1948年底，老舍坐骨神經病開始發作，開始忍著，沒當迴事，到1949年4月，疼痛難忍，才住進醫院，做了手術。6月病體好轉，準備出院時，國內形勢大變。4月解放軍渡過長江，占領南京、上海，國民黨全線崩潰。老舍心情舒暢起來，打電話邀日本朋友到公寓吃飯，說，“中國不久將獲得新生了。……中國已經有希望了，我要盡快迴中國去”。覺得不和中國民眾一起生活，耳畔消失鄉音，寫不出真正的文學作品。
1949年6月，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在即，郭沫若、茅盾、曹禺、田漢、馮雪峰等三十多人，簽名寫了一封邀請信，經秘密渠道送到老舍手中。於是，老舍一邊處理手頭未完的工作，一邊做迴國準備。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老舍又收到趙清閣、曹禺邀請信，即整裝迴返。
10月初，老舍來到舊金山，擬坐威爾遜總統號輪船赴香港，然後北上。由於船延期啟航，在三藩市又等了約一周，13日才乘船離美。同船有22名迴國的留學生。船經夏威夷檀香山、日本橫濱、菲律賓馬尼拉，老舍均下船作參觀。11月4日抵香港。去北方的船票吃緊，28日他才買到，經朝鮮仁川，12月9日到了天津。1949年12月12日，老舍迴北京，暫住北京飯店。此時已是闊別北京14年了。次日，周恩來在陽翰笙陪同下，前來看望。見老舍有腿疾，行動不便，就給他配了專車。
自1938年他們在武漢認識後，1946年赴美講學前，周恩來又前來歡送。現在久別重逢，老舍受到感動。
1950年1月4日，全國文聯在北京飯店舉行茶話會，歡迎老舍歸來，茅盾主持，老舍也講了話，當場演唱了剛寫好的《過新年》。
老舍在北京飯店住了3個月，大西南解放，妻子帶著4個孩子迴到北。老舍在東城燈市口買了一所帶院子的房子，種上花草，自此才有了一個家，這時已經52歲。
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開幕，老舍被推舉為大會執行主席。6月5日，市文聯召開第一次理事會，他當選為主席。
副主席為梅蘭芳、李伯釗和趙樹理。秘書長由文化處處長王亞平兼任。
理事會理事共45人，候補理事5人，常務理事25人。理事會包括了首都文藝界各方麵的代表。
繼而，他改變態度、風格，取抗戰時期所選過的路，也是與昔日倡導過的“為人生而藝術”相一致，他又走到了極端，決定放棄一切，盡快適應新社會的形勢、要求，像小學生一樣從頭學起，先寫通俗文藝鼓詞、快板、歌詞、相聲，再試著經營長篇。
1949年以後，審查舊作也比較嚴。陳徒手說：“凡舊作與新社會不合拍的，都得仔細過濾、刪掉。……連瞿秋白早年寫的訪俄遊記《俄鄉紀程》裏的海參威華僑吸鴉片、販毒等內容，也屬‘給中國人臉上抹黑’，1953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時悉數被刪。……老作家要出版舊作，就更得仔細斟酌、刪節了。譬如葉聖陶忍痛將他的主要作品《倪煥之》刪去了好幾章。曹禺則被迫改寫《雷雨》、《日出》的劇本，……老舍也不例外。……一時拿不出新作，就先對其主要著作《駱駝祥子》開刀。該書末尾有近萬字，描寫祥子如何墮落為行屍走肉，個人主義的末路鬼。他對祥子的結局實際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屬勞動人民，是無產階級份子，那樣描寫祥子有‘醜化勞動人民’的嫌疑，再版時隻好統統刪去。”
另一方麵，友人也在促使他寫這些作品。當時不僅曲藝缺乏好作品，戲劇上也在鬧荒。朋友們就鼓動他來寫，他是個有求必應的人，便寫了五幕話劇《方珍珠》，不是很成功。此後，到1965年，他發表劇作23部，水平高低互見，大部分作品，證明了他的政治熱忱，也顯示了他不顧成敗的“冒險”，生活準備不夠，“隻好東拚西湊”（參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166-16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
促使他放棄小說創作，而潛心寫戲劇作品的原因之一是認為，“以一部分勞動人民現有的文化水平來講，閱讀小說也許多少還有困難”，“而看戲就不那麽麻煩”（《老舍劇作選自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1950年上半年，林斤瀾到了北京人藝創作組（1951年底調北京市文聯）。7月15日老舍受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委托，寫《龍須溝》劇本。因他寒腿，走路不很方便，右手總執手杖，不能常下去，人藝領導就派林斤瀾下去采訪，找素材給老舍。老舍再借閱一些文件，大體了解附近市民的生活狀況，根據它們寫出劇本。這就叫“三結合”：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老舍說：“我就抓住臭溝不放，要達到對人民政府修溝的歌頌。哪怕自己還不成熟，我也要反映它。”構思卻很艱苦。靈機一動，才以一個小院子裏的人物為主，通過他們和這條水溝關係的變化，對比出兩個社會的不同性質，來歌頌新社會，命名《龍須溝》。寫作時一氣嗬成。
《龍須溝》寫出後，北京人藝找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的焦菊隱當導演，焦極有藝術天分，他覺得《龍須溝》太單薄，不宜演出。人藝一再努力，焦菊隱最後同意了，說就讓導演和演員共同豐富這部戲吧。195 1年2月2日《龍須溝》在北京劇場首次上演，獲得巨大“成功”。此後一直演到年底，盛況不衰。
但老舍則感到，寫這樣的劇本是一次冒險，不熟悉的東西是很難寫好的，《龍須溝》的成功在於揚長避短，寫了熟悉的人和事，但在感性層麵上，他認為得力於高漲的政治熱情。政治上的熱情彌補了生活經驗上的不足，寫出了符合時代政治需要的作品。當時周揚想給老舍“人民藝術家”稱號，但一些解放區過來的作家、理論家不服氣，認為老舍剛從美國迴來，沒有參加革命鬥爭。彭真表態，那就由北京市發吧，《龍須溝》是寫北京的。12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因此授予老舍“人民藝術家”稱號。
不久，老舍寫起了“三反”、“五反”內容的話劇，雖然他知道在運動過程中寫運動不好，但他舍不得放棄趁熱打鐵的機會。1952年2月，他開始了艱難而漫長的寫作。運動一個接一個，任務也一個接一個，他又生了病，費時十個月，改寫十次，交出第一稿。
人藝的朋友們提了意見，他反複來去，重寫了九次，直到演出前，才取名叫《春華秋實》，付出很多，結果卻不很“成功”。他不計較藝術上的得失，把對當前實際的社會教育作用擺在第一位。
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誌願軍出兵朝鮮，全國文聯成立宣傳委員會，老舍、儈悲鴻等13人被選為宣傳委員。他組織編寫各種文章，並帶頭捐款，支持、聲援朝鮮戰爭。
1953年秋，中國人民第三屆慰問團組成，賀龍為團長，老舍、梅蘭芳、康克清、吳晗等為副團長。10月20日到達朝鮮，進行為期五十餘天的慰問活動。工作結束後，他要求留下來體驗生活，和前線戰士共同生活5個月。1954年4月迴國，寫出了中篇小說《無名高地有了名》。立即又著手準備材料，寫反映工人生活的劇本《青年突擊隊》。這邊剛脫稿，他又聽從公安部長的意見，寫起了諷刺劇《西望長安》。
1958年“大躍進”，老舍也頻頻出席各種座談會、誓師會，許多作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躍進計劃，老舍沒有計劃，但也不甘落後。想寫的東西實在太多了，需要他做的事也實在太多了，他不僅有著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國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等數不清的頭銜，還是《北京文藝》、《說說唱唱》的主編，數不清的會議、活動與學習在等著他，文藝界的、非文藝界的，國內的、外事的，都要他去陪同訪問、吃飯、座談、出訪，真是應接不暇。現在加上個“躍進”，他病倒了，勉強住了一個月院，略微好轉，稍可活動，他就走出家門，短短幾個月，寫出了三個劇本，《紅大院》、《女店員》、《全家福》，反映大躍進時代，都是他不熟悉的體裁，質量可想而知。
他心中有一種欲罷不能的熱情，情不自禁就想寫一點什麽。
當然，他也有不少苦衷，有時候，他想說想寫想幹的，都辦不成，不能說不能寫不能幹。而他不想做的，尤其是不想參加的活動，他也得參加，在顯赫位置，需要發言、表態。
反胡風運動中，老舍雖和他關係很好，抗敵協會時，一為總務部主任，一為研究部主任，老舍還曾找人，推薦一度失業的胡風到複旦大學任教，可謂知情、知己，但也積極參與其事，連續寫了《看穿了胡風的心》、《掃除人民胎氣的垃圾》、《都來參加戰鬥吧》等“檄文”，予以“聲討”，多數是迫於形勢和壓力的表態。但從標題等方麵就可以看出，它和“文革”時期，“大批判”運動中所用的語言、腔調是一路的。老舍這個積極表態的人，在“文革”剛開始就不堪其辱，自盡而死，胡風則是1965年判刑後，須到四川落戶，行前大悲，寫了四封信，文藝界唯一受到他的信的隻有老舍，也幸虧胡風及早就遠離運動和是非的中心，否則他的劫難比老舍來，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反右時，吳祖光被劃為右派，陳徒手說：“老舍與吳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開發言批判他。而對吳祖光來說，大概多挨幾場口誅筆伐也傷不到哪裏去罷。老舍的作家良心並沒有泯滅。不久將吳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勞改農場，吳妻新鳳霞迫於生計，將吳收藏的齊白石的話拿去變賣，恰被老舍買到。見是吳祖光的收藏品，便說等吳從北大荒迴來時‘物歸原主’，可見他在會上、報上發表的斥罵吳的話並非由衷之言。吳祖光到北大荒勞改時，正直**發動大躍進運動，新鳳霞去河北農村勞動，親眼見到公社幹部如何指揮社員連夜把幾畝地的麥子移到一塊田裏，迴到城裏，她是把老舍當做好朋友，將此事告訴老舍，老舍忙叮囑她：‘你可千萬別跟人說呀！’”。
六十年代初，老舍的話劇有意迴避了現實題材，寫了一些兒童、曆史、民族等題材的作品。但上麵的關注、更改指令始終沒有斷過。1962年老舍發牢騷：“寫童話劇《寶船》，我就生怕把皇帝寫胖了寫瘦了，寫的不合適就會引來批評。”1965年，老舍的創作明顯跌入穀底，他無法適應環境嚴峻的尺度。他看了不少現代戲，但很少表態，想努力跟上形勢，但又力不從心。北京人藝一個老編劇藍蔭海與老舍同在北京郊區密雲縣體驗過生活，他歎息道：老舍寫的真苦，苦極了。
林斤讕就認為：老舍是文藝界配合政治的快手和高手。建國之後為這個運動那個運動寫了三十多個劇本，其中發表的二十幾部，包括話劇15部，歌劇3部，曲劇1部翻譯局1部。為出籠的半成品、反複修改的草稿更是無從計算，不為外人所知。建國後受到領導的器重，剛寫了《龍須溝》，便得了“人民藝術家”的高帽，他就不能不起勁的歌頌。但他骨子裏畢竟是個作家，他知道什麽是藝術品，什麽不是。他在30年代初就寫過一本《文學概論講義》，他認為中國的藝術理論至少是不發達的。不發達的原因是我們的先賢古哲多半把文學當成“載道”、“明理”的奴婢，當成一種改頭換麵的哲學、政治、倫理、道德等等說教的工具，它固有的規律反倒成了不足道的微末之技。就是在50年代“歌頌”的間隙，老舍也寫過理性文章，用以嚴肅爭鳴，如《論悲劇》、《勤學苦練，提高作品質量》、《創作的繁榮和提高》等等。他在《自譴》中說道：“文藝不是我的浮橋，而是我的生命。”
因此說，作為作家的老舍是切實存在的，對國家如骨如血的眷戀也是存在的（如抗戰時）。老舍是個比較複雜的人。趙樹理有一次剛從蘇聯迴來作報告，說不願多住，理由是“屋裏屋外沒地方吐痰”。說著說著，右手提上左袖口，給大家看一隻手表，歎道三頭毛驢的價。他還把音樂說成牛叫馬叫，一時成了名言。老舍不是這樣簡單的人。魯迅在世時說他“油滑”，主要說的是先前的作品。林斤瀾認為老舍是一個有心機的，智慧過人、知人知世的人。他八麵玲瓏，以“外場”和“交遊”聞名，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兩麵人！
並且，對於一係列的社會活動以及隨頭銜而來的種種事務的增多，難以應接，他心裏不能說沒有矛盾。有了社會地位，得到社會肯定，生活、創作上也受到照顧、支持，這都是有利的一麵。但一個人冷靜後想想，會感到不安、空虛和痛苦的。迴國以 糞後，他寫的文章絕大多數是命題性的，規定了內容、主題，限製了題材、篇幅。他檢討10年來我不算不辛苦，天天都要動動.可是我沒黜一漱出的作品來。
他又感歎道：年輕人，總急著出名，他們不知道，名人不是那麽好當的。成了名，那名字就不隻屬於你自己……當名人是要’事 付出代價的，甚至犧牲個人的自由……其實，這也不盡然。相反的例子也是浪費，對社會而言，未嚐就不是。
有的。如果自己堅守寂寞，也不是不可能。早在1957年，西方有客人來，就問過他，為什麽要參加那麽多活動，你是個作家，就該專心寫作。
老舍感謝他的好意提醒，卻又心安理得，認為就應該這樣，而不能隻是埋頭寫作，專顧個人名利，他要為社會貢獻才智，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顯然，他除了有所顧慮，不得不如此說話以外，思想裏也還是留有不少誤區的。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和定位應該準確，能幹什麽、不能幹什麽，急功近利，勉力幹了不能幹的，絕對幹不好，對自己來說是個巨大作品是造福千秋的事，更該離功利熱鬧的世界遠一些。作家寫出優秀作品來，傳之永久，就是對社會、對人類最大的貢獻，也是他的定位所在。“最需要的地方”不一定是最合適的地方，也常常是最不合適的地方，在那樣的地方也能幹事情，卻放錯了位置，會把“作家”的功能縮小了，把“大師”降到“匠人”的水準上去，一個時代不缺少“匠人”，卻十分缺少“大師”。“大師”是屬於全人類的，“匠人”卻隻屬於他的時代。
老舍的誤區就在於，他把一個“大師”降格為“匠人”了，多少也以為寫東西隻是他個人的行為，寫好一個東西隻是為他個人得名利，而不把它當作是自己對社會所能做出的最好“貢獻”，是社會真正“最需要”他來做的。
其實他明白自己在幹什麽。
林斤瀾說，他早期看見老舍時，通常頭上戴一頂英國呢子禮帽，穿一身剪裁合體、麵料考究的絳色西裝，戴金絲眼鏡，手執文明棍，活脫脫一個洋紳士。他進會場，右手拄棍，左手托帽，有點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處瞧瞧，說：“找不到釘子，帽子還是掛在我的頭上吧。”大家都笑，他自己不笑。當時新中國成立，他的確很激動，對政治也就積極配合。
1954年12月，老舍寫出《茶館》，1957年《茶館》在《收獲》創刊號發表。可惜受“大躍進”影響，《茶館》隻演了3個月，被迫停演。5年後，人藝對劇本老舍與馮乃超作了修改，加入了“革命”與“反抗”等主題，老舍未置可否。即使這樣，它很快也受到擠兌，演出幾十場後，悄悄停演。直到1979年，人藝為紀念老舍誕辰80周年，第三次把它搬上舞台，獲得巨大成功。巡迴到德國、法國、美國等地演出，都受到熱烈歡迎。
到了夏天，他又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思想了，不然會被上綱上線，躲不過“反右”這一關。可是，看到許多青年人無端被打成“右派”，自己真正認可的意見不僅不能堅持，反要“文過飾非”，他內心也很痛苦。
但老舍的大師品性和人格良知，會時時來召喚他，向著藝術的本真性迴歸。他在緊跟政治熱情和時代需要寫作的同時，也寫了兩個他所熟悉的過去那段社會生活的著作，這就是永遠放射著光芒的藝術珍品《茶館》和《正紅旗下》。這樣，他才繼《駱駝祥子》、《我這一輩子》和《四世同堂》之後，贏得了藝術人生的第三次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