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以後，老舍已很少寫小說，更很少以北平為背景寫長篇小說，那需要投入全部的力氣，也要有好的主題。
而抗戰以來，豐富的生活與經曆，在城市、農村，在前線、後方，以及在大西北勞軍途中所見、所感、所聞、所思，自己身上發生的深刻變化，都在準確理解和把握人物的基礎上，賦予了那個時代環境下具體的一個個逼真形象。
老舍這麽一個最厭惡戰爭的人，現在也得高喊一聲“殺殺殺”，經曆一段精神裂變與洗禮。但作者遠比其他作家偉大的是，他並不到此為止：將來，假若我能再見太平，我必會懺悔！
人與人是根本不應當互相殘殺的！現在，我可決不後悔。現在，我們必須放棄了那小小的人道主義，去消滅敵人，以便爭取那比婦人之仁更大的人道主義。不僅要殺日本侵略者，連同漢奸、偽軍，“該殺的人很多”，以及我們的習慣、思想、態度、精神等等：這次的抗戰應當是中華民族的大掃除，一方麵須趕走敵人，一方麵也該掃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們的傳統的升官發財的觀念……家庭製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習慣，都是民族的遺傳病。
另一方麵，瑞宣在日本人死亡時也會哭，因為“敵人也是人”。
而一旦日本人投了降，無辜的日本老太婆，也在戰爭中丟了年輕一輩親人的孤獨者，屬於一個民族、但思想已經超越了國家民族界限的老鄰居，瑞宣他們卻並沒有發泄、報複——普通百姓都是戰爭的受害者，他們不該承擔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罪過。這也是人道主義的一個方麵。相反，曾經信誓旦旦，說日本一戰敗，就好好收拾收拾北平的丁約翰之流，倒是另一種形式、容易忘記曆史的“洋奴”，他得知日本投降後，不是對戰爭進行總結、反思，而是首先 想到“我上英國府去”。
一次長達八年的戰爭，即使我們勝利了，也一定會勝利，死了多少人，對僥幸活過來的人來說，有多少親人一個個離開了，那勝利又怎 樣呢？
“勝利和失敗有什麽區別？勝利又能帶來什麽好處？勝利的日子應 該詛咒，應該哭。”更應該總結、反思，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找差距。
《四世同堂》裏那些負麵形象，冠曉荷、李空山、大赤包之類，身上的缺陷，有些是人性中本有的，絕大多數卻是後天養成的。從這裏，能找到我們民族在太平日子裏難以發現、挖掘的弊端，即我們精神、思想、習慣、欲念……裏的“垃圾”。
這樣，通過寫作不朽的家族小說和描述曆史狀況，就展示了一種普遍的人道主義。
具體的承載人有瑞宣、瑞全和錢默吟，他們身上都活著作者自己的影子。特別是瑞全，逃出北平，經戰爭和生活的磨練後，對土地和民眾有了新的認識。老舍也有過這樣的經曆和體驗，裏麵的人物才有了活的依據，寫出了戰爭對中國人精神麵貌的消極影響。
但刻畫得最成功的第一人物還是瑞宣，他不僅含了作者的影子，更多的是胡絮青的影子，這一點很少有人注意到。
因為其中的許多心理與思想衝突，就是胡絮青的。
本來，以這樣一個男人，盡鼓動別人走出去，抗日，自己卻就是不能離開，甚至連弟弟瑞豐，都鼓動他離開，留下的理由，卻無非是比他單多出兩個孩子，這理由就不很充分。可是，若將此心理當成是胡絮青的，一個知識女性的，就合情合理多了。胡絮青一定向作者講述了她當時許多的心理活動細節，這是老舍形成瑞宣這個人物最堅實的基礎。
此後，戰時北京日常生活的生動縮影，侵略者的殘暴，亡國奴悲慘處境，苦難和鬥爭，短短幾年內，一個小胡同的人，砍頭的砍頭，活埋的活埋，自盡的自盡，坐牢的坐牢，餓死的餓死，多少家破人亡的事，所有 ：嘉乏？世同季節性節日和地方習俗，也就有丁落實，有一個“眼睛”始終在幫作者觀察、注意、補充。應該說，《駱駝祥子》是一個高度，《四世同堂》是又一個高度。無論思想，還是藝術，都堪稱傑作。
它的生活的廣度與深度，人物的多樣性和豐富性，結構的開闊而宏大，透視生活的敏銳眼光與批判力量，氣概之非凡，都是以前作品所沒有的。“它是我從事寫作以來最長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書。”故事通過一個典型的胡同，裏麵住著三教九流的人士，繪出戰時日常生活全景，他們為生存所作的種種努力與冒險。卻並不直接表現戰爭與日本人，隻是提到或論及，讓他們起催化劑作用，引發出病態社會的種種問題，比如：麵對蠻橫自大的技術強權，幾千年傳統和文化有什麽用？如何達到一個人道的社會？
著重寫一個象征著傳統理想的中國，未被破壞的“四世同堂”的祁家，有個守舊的老人，和三個道德取向各個不同的孫子。
老大是中心裏的中心，為表孝道，不能盡忠報國，始終在兩難中猶豫、彷徨、羞怯，以其不能行動產生的負疚感，貫穿全故事。後來覺悟了，開始搞地下工作，卻晚了，戰爭拖了八年。也正因為中國多是這樣的人，後來是在世界各國幫助下，才迫使日本人投的降，而沒有像蘇聯人那樣勇敢，全民抗戰，僅用五年，就一直打到德國本土上，給侵略者狠狠的教訓。
老二少受注意，刻畫得不夠生動，是一個受妻子影響，沒有道德脊梁，投機而趨炎附勢的人。本可以與一家人呆一起，但由於他的懦弱和巴結當權者的**，導致最後的死亡。
老三是新一代的代表.殺死了一度愛過、淪為漢奸的招弟。
由此輻射到鄰居錢家、冠家等胡同裏其他人家的諸多表現。通過反諷和有感**彩的細節，描寫了每個人的私生活如何被日本人的壓迫所損害的過程。
這種故事結構，要求作者像寫戲劇時一樣，以明晰筆觸，將人物的優點、缺點個性化。以氣節劃分愛憎，對漢奸進行鞭撻，對守士進行讚美，對普通人，盡管都有這樣那樣的弱點，無不憐惜同情。
夏誌清曾對此批評道：以尖銳的善與惡的兩極分化刻畫主要人物，把人物和故事定型化，“對所有的漢奸、通敵者都受到懲罰和可恥地死去這一原則的機械運用”，使得小說的故事結構有機械呆板之嫌。“睢一可信的人物（當漢奸們被誇大地諷刺的部分，英雄錢默吟則變得浪漫化了）是祁家的成員，他們在極端屈辱的處境下仍努力保持愛國熱忱。”王德威則提出了針鋒相對的理由，認為：盡管惡人不能幸存，但許多其他重要角色也死於疾病、饑餓，甚或意外。每當麵臨非理性的處境和生活的荒謬時，老舍以反諷來處理它們。所以，雖然“幾乎未能避免說教的章節和情緒化的插入語”，“但是，這個事實不應該妨礙人們去注意老舍在給定的模式上力圖營造的變化；也不應該忽視他想做的事與作品的實際效果之間常有的張力”，“推出了一個龐大的人物陣容，並概括了幾乎所有他此前作品的主題”。
確實是的。可以說，老舍在創作時，盡量避免了說教的意味，並不有意教人應該怎麽做，而是給我們機會，參與到人物命運中去，給人啟示：每個人都有獨一無二的權力，決定如何在社會中生存，以及如何對任何給定的社會秩序做出反應。
其意義還在於，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寫淪陷區城市生活的作品本少，有著如此深廣社會內容的巨製，展示了無疑服務於教化目的的如此多樣性的人物，更無第二部，填補了空白，豐富了文學史的內容。
《四世同堂》的語言，爐火純青，新奇、生動、親切。隨便打開書，翻到哪裏都可以讀下去，看到一種真實的畫麵與景象。就這點說，能與之一比的很少。
在巴金的《家》中，表達了一個主題，青年人是出走的，也就從整體上否定、背棄了“四世同堂”式的家。
老舍筆下則不同，家是可維護、可改良，不可否定的。這比巴金就深刻、成熟了許多。
結尾處，死了多少人以後，“垃圾”也都去了另一個世界，祁家約齊街坊，慶祝戰爭結束。而那個祁老人也還活著，臉上漸漸有了笑容。
“起風了”，暗示了一個段落結束，另一個段落的即將開始。
《四世同堂》前兩部六十七章，出過單行本，第三部完成於美國，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曾在上海《小說》連載，至八十七章突然“終了”。直到1979、1980年-別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時，也隻有以上八十七章。最後十三章的原稿沒有。1981年，胡絮青意外得到老舍在美國期間翻譯的英文縮寫本，由馬小彌譯為中文，才以近似的原貌與讀者見麵。
而抗戰以來，豐富的生活與經曆，在城市、農村，在前線、後方，以及在大西北勞軍途中所見、所感、所聞、所思，自己身上發生的深刻變化，都在準確理解和把握人物的基礎上，賦予了那個時代環境下具體的一個個逼真形象。
老舍這麽一個最厭惡戰爭的人，現在也得高喊一聲“殺殺殺”，經曆一段精神裂變與洗禮。但作者遠比其他作家偉大的是，他並不到此為止：將來，假若我能再見太平，我必會懺悔！
人與人是根本不應當互相殘殺的！現在，我可決不後悔。現在，我們必須放棄了那小小的人道主義，去消滅敵人，以便爭取那比婦人之仁更大的人道主義。不僅要殺日本侵略者，連同漢奸、偽軍，“該殺的人很多”，以及我們的習慣、思想、態度、精神等等：這次的抗戰應當是中華民族的大掃除，一方麵須趕走敵人，一方麵也該掃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們的傳統的升官發財的觀念……家庭製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習慣，都是民族的遺傳病。
另一方麵，瑞宣在日本人死亡時也會哭，因為“敵人也是人”。
而一旦日本人投了降，無辜的日本老太婆，也在戰爭中丟了年輕一輩親人的孤獨者，屬於一個民族、但思想已經超越了國家民族界限的老鄰居，瑞宣他們卻並沒有發泄、報複——普通百姓都是戰爭的受害者，他們不該承擔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罪過。這也是人道主義的一個方麵。相反，曾經信誓旦旦，說日本一戰敗，就好好收拾收拾北平的丁約翰之流，倒是另一種形式、容易忘記曆史的“洋奴”，他得知日本投降後，不是對戰爭進行總結、反思，而是首先 想到“我上英國府去”。
一次長達八年的戰爭，即使我們勝利了，也一定會勝利，死了多少人，對僥幸活過來的人來說，有多少親人一個個離開了，那勝利又怎 樣呢？
“勝利和失敗有什麽區別？勝利又能帶來什麽好處？勝利的日子應 該詛咒，應該哭。”更應該總結、反思，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找差距。
《四世同堂》裏那些負麵形象，冠曉荷、李空山、大赤包之類，身上的缺陷，有些是人性中本有的，絕大多數卻是後天養成的。從這裏，能找到我們民族在太平日子裏難以發現、挖掘的弊端，即我們精神、思想、習慣、欲念……裏的“垃圾”。
這樣，通過寫作不朽的家族小說和描述曆史狀況，就展示了一種普遍的人道主義。
具體的承載人有瑞宣、瑞全和錢默吟，他們身上都活著作者自己的影子。特別是瑞全，逃出北平，經戰爭和生活的磨練後，對土地和民眾有了新的認識。老舍也有過這樣的經曆和體驗，裏麵的人物才有了活的依據，寫出了戰爭對中國人精神麵貌的消極影響。
但刻畫得最成功的第一人物還是瑞宣，他不僅含了作者的影子，更多的是胡絮青的影子，這一點很少有人注意到。
因為其中的許多心理與思想衝突，就是胡絮青的。
本來，以這樣一個男人，盡鼓動別人走出去，抗日，自己卻就是不能離開，甚至連弟弟瑞豐，都鼓動他離開，留下的理由，卻無非是比他單多出兩個孩子，這理由就不很充分。可是，若將此心理當成是胡絮青的，一個知識女性的，就合情合理多了。胡絮青一定向作者講述了她當時許多的心理活動細節，這是老舍形成瑞宣這個人物最堅實的基礎。
此後，戰時北京日常生活的生動縮影，侵略者的殘暴，亡國奴悲慘處境，苦難和鬥爭，短短幾年內，一個小胡同的人，砍頭的砍頭，活埋的活埋，自盡的自盡，坐牢的坐牢，餓死的餓死，多少家破人亡的事，所有 ：嘉乏？世同季節性節日和地方習俗，也就有丁落實，有一個“眼睛”始終在幫作者觀察、注意、補充。應該說，《駱駝祥子》是一個高度，《四世同堂》是又一個高度。無論思想，還是藝術，都堪稱傑作。
它的生活的廣度與深度，人物的多樣性和豐富性，結構的開闊而宏大，透視生活的敏銳眼光與批判力量，氣概之非凡，都是以前作品所沒有的。“它是我從事寫作以來最長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書。”故事通過一個典型的胡同，裏麵住著三教九流的人士，繪出戰時日常生活全景，他們為生存所作的種種努力與冒險。卻並不直接表現戰爭與日本人，隻是提到或論及，讓他們起催化劑作用，引發出病態社會的種種問題，比如：麵對蠻橫自大的技術強權，幾千年傳統和文化有什麽用？如何達到一個人道的社會？
著重寫一個象征著傳統理想的中國，未被破壞的“四世同堂”的祁家，有個守舊的老人，和三個道德取向各個不同的孫子。
老大是中心裏的中心，為表孝道，不能盡忠報國，始終在兩難中猶豫、彷徨、羞怯，以其不能行動產生的負疚感，貫穿全故事。後來覺悟了，開始搞地下工作，卻晚了，戰爭拖了八年。也正因為中國多是這樣的人，後來是在世界各國幫助下，才迫使日本人投的降，而沒有像蘇聯人那樣勇敢，全民抗戰，僅用五年，就一直打到德國本土上，給侵略者狠狠的教訓。
老二少受注意，刻畫得不夠生動，是一個受妻子影響，沒有道德脊梁，投機而趨炎附勢的人。本可以與一家人呆一起，但由於他的懦弱和巴結當權者的**，導致最後的死亡。
老三是新一代的代表.殺死了一度愛過、淪為漢奸的招弟。
由此輻射到鄰居錢家、冠家等胡同裏其他人家的諸多表現。通過反諷和有感**彩的細節，描寫了每個人的私生活如何被日本人的壓迫所損害的過程。
這種故事結構，要求作者像寫戲劇時一樣，以明晰筆觸，將人物的優點、缺點個性化。以氣節劃分愛憎，對漢奸進行鞭撻，對守士進行讚美，對普通人，盡管都有這樣那樣的弱點，無不憐惜同情。
夏誌清曾對此批評道：以尖銳的善與惡的兩極分化刻畫主要人物，把人物和故事定型化，“對所有的漢奸、通敵者都受到懲罰和可恥地死去這一原則的機械運用”，使得小說的故事結構有機械呆板之嫌。“睢一可信的人物（當漢奸們被誇大地諷刺的部分，英雄錢默吟則變得浪漫化了）是祁家的成員，他們在極端屈辱的處境下仍努力保持愛國熱忱。”王德威則提出了針鋒相對的理由，認為：盡管惡人不能幸存，但許多其他重要角色也死於疾病、饑餓，甚或意外。每當麵臨非理性的處境和生活的荒謬時，老舍以反諷來處理它們。所以，雖然“幾乎未能避免說教的章節和情緒化的插入語”，“但是，這個事實不應該妨礙人們去注意老舍在給定的模式上力圖營造的變化；也不應該忽視他想做的事與作品的實際效果之間常有的張力”，“推出了一個龐大的人物陣容，並概括了幾乎所有他此前作品的主題”。
確實是的。可以說，老舍在創作時，盡量避免了說教的意味，並不有意教人應該怎麽做，而是給我們機會，參與到人物命運中去，給人啟示：每個人都有獨一無二的權力，決定如何在社會中生存，以及如何對任何給定的社會秩序做出反應。
其意義還在於，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寫淪陷區城市生活的作品本少，有著如此深廣社會內容的巨製，展示了無疑服務於教化目的的如此多樣性的人物，更無第二部，填補了空白，豐富了文學史的內容。
《四世同堂》的語言，爐火純青，新奇、生動、親切。隨便打開書，翻到哪裏都可以讀下去，看到一種真實的畫麵與景象。就這點說，能與之一比的很少。
在巴金的《家》中，表達了一個主題，青年人是出走的，也就從整體上否定、背棄了“四世同堂”式的家。
老舍筆下則不同，家是可維護、可改良，不可否定的。這比巴金就深刻、成熟了許多。
結尾處，死了多少人以後，“垃圾”也都去了另一個世界，祁家約齊街坊，慶祝戰爭結束。而那個祁老人也還活著，臉上漸漸有了笑容。
“起風了”，暗示了一個段落結束，另一個段落的即將開始。
《四世同堂》前兩部六十七章，出過單行本，第三部完成於美國，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曾在上海《小說》連載，至八十七章突然“終了”。直到1979、1980年-別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時，也隻有以上八十七章。最後十三章的原稿沒有。1981年，胡絮青意外得到老舍在美國期間翻譯的英文縮寫本，由馬小彌譯為中文，才以近似的原貌與讀者見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