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不僅改變人性，而且改變每個人的生命軌跡。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老舍的人生和創作有什麽改變？
戰爭如何改變了作家的人生軌跡？
“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老舍的母親就處身敵區了，恰逢妻子又臨產，青島危急，老舍內憂外患，卻動彈不得。
直到8月份，他的處境才稍稍好轉，齊魯大學來聘，妻子生下一女，出了院，老舍能先去濟南，再接家小。8月14日，日本敵人從青島登陸，他焦急萬分，托朋友將妻兒送到濟南來。
下麵的日子，局勢並未好轉，隻是進一步惡化了，再不走，山東會全丟，自己要當亡國奴。他隻好再轉移，一個人擠上火車，先在武漢，著手組織、創辦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因他無黨無派，在第一代作家群中有一定聲望，就被推舉為常務理事、總務部主任，是實際的理事長，主持日常工作（當時情況下，國共兩黨黨員作家出任領導，都不合適。參見胡紹軒：《現代文壇風雲錄》，重慶出版社1991年12月。）這一千就是8年，辦了刊物，召開會議，處理文件，發展分會，接待各地作家等等。
為響應“文協”提出的“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倡議，他不寫過去那樣的作品了，致力於通俗文藝的學習、寫作，為宣傳抗戰服務，張揚功利藝術。同時，他結交了許多朋友，從每個人身上去學東西，學習他們的經驗、特長。朋友們甚至作了原型在小說裏出現。
1938年7月，武漢告急，老舍等一行再度流亡，8月14日到達重慶，一住8年，寫了大量的抗戰劇，如《國家至上》、《大地龍蛇》、《殘霧》等。
又參加了作家戰地慰問團，途經7個省二十多個地區，曆時近半年，從1939年6至12月，把沿途見聞寫成一個長詩《劍北篇》，最後隻寫到三千多行，就寫不下去了。
這些作品，從藝術上看，理性化了，承載了過多“政治”因素，都不能說是成功的。他自己告白道：“抗戰以來的文藝，無論在哪一方麵，都有點抗戰八股味道。
可是細心一想呢，抗戰八股總比功名八股有些用處。”（《藝術家也要殺上前去》）但是，1949年以後，老舍倒是真寫了些“功名八股”，把自己該寫的丟之一旁，那就很難原諒了。可以看出，他的“功利”傾向是有一定淵源性的，是帶了不少主動意識的，並不全是真就無奈的，說明他在某些方麵，有著難以突破的性格缺陷、思想誤區。
而他除了心靈的痛苦，**的疲累以外，還有貧困導致的貧血和營養不良，這些都嚴重地傷害了老舍的健康。梁實秋迴憶說，那時候，“他又黑又瘦，甚為憔悴，平常總是佝僂著腰，邁著四方步，說話的聲音低沉徐緩，但是有風趣……對待誰都是一樣的和藹親切，存心厚道，所以他的人緣好”（參見粱實秋在未知老舍已死時所寫的《憶老舍》。得知老舍去世的準確消息後，他又寫過一篇《憶老舍》。）
1940年冬，老舍病倒了。不少人勸他改行，他卻不願離開文協和手中的筆。因為他所能做的編輯、教師、官員都有誤於寫東西，單要有氣，就決不放棄文藝。1941年8月，在老朋友們的盛情邀請下，老舍飛到昆明作了短期的遊學，到西南聯大等高校作講演，寫出了《大地龍蛇》。該劇不太盡人意，可它引出了《四世同堂》等巨著，開始了從文化的角度來反觀現實、進行批判的新路數。11月初，他告別友人，迴到重慶，又迴到貧病忙的境況中。1943年6月，老舍移居北碚，距重慶五十多公裏，想寫長篇《火葬》，結果勉為其難，累出病來，進了醫院，做了手術。
沒幾天，分別6年的妻子胡絮青萬裏迢迢，從北平淪陷區，領著幾個孩子來到大後方重慶。他生活上雖還是老樣子，但多少得到了一些照顧。
胡絮青就對他詳細描述了當時的生活，種種人物的心情、嘴臉等，都是充滿感情的細節，不想觸發和激活了老舍非凡的想象力，將對北平人事風情的驚人了解，自如化進了構思：我生活在北平，那裏的人、事、風景、味道，和酸梅湯、杏兒茶的吆喝的聲音，我全熟悉。一閉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張彩色鮮明的圖畫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膽的描畫它。它是條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條活潑潑的魚兒來。（《三年寫作自述》，《老舍文集》15卷，430頁。）隨著胡絮青的講述，上百個人物活了，老舍活在了裏麵，與他們的命運、心態、精神息息相通。
他產生了創作《四世同堂》的衝動。
很少有作家能從本能、從生命崇高的求生**和被侮辱損害的意義上，認識貧困，在**摧殘、精神戕害中，展現貧窮的威嚴酷烈。老舍做到了，前有《我這一輩子》裏民眾乘兵亂搶劫，後有《四世同堂》，把侵略戰爭的殘暴，最終定格在饑荒上。如前麵所說，在魯迅的作品裏，焦點是直接對準下層人精神創傷的；老舍在這同時，首先顧及的是他們遭遇到的**戕害。魯迅於死亡中，表現人的覺醒；老舍人物的精神幻滅，則是後至的。
《四世同堂》正是這樣，從題材到體裁，都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迴歸”。他本該早日覺悟，迴頭去寫自己熟悉的北平生活，卻一直少契機。淪陷區的生活又是從無人涉獵的，他拖著病弱的身體，寫幾天養幾天，一邊與沉重的生活負擔拚熬。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舉國歡騰，他除參加必要的文藝活動外，就是關在家裏，默默寫作，年底寫完《四世同堂》第二部。
從這些作品的出生日程看，且不說兩度長期在國外滯留時的情形，就是在抗戰時期，條件如此艱苦，老舍在寫作上也是最賣力氣的。一家刊物曾這樣記載道：他獨個兒住在……偏僻的院落裏，埋頭寫，寫，寫。
一天到晚低著頭，腦子都有些昏了。他常向朋友們說，多寫一篇是一篇，炸彈落到頭上，死也瞑目了。
戰爭如何改變了作家的人生軌跡？
“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老舍的母親就處身敵區了，恰逢妻子又臨產，青島危急，老舍內憂外患，卻動彈不得。
直到8月份，他的處境才稍稍好轉，齊魯大學來聘，妻子生下一女，出了院，老舍能先去濟南，再接家小。8月14日，日本敵人從青島登陸，他焦急萬分，托朋友將妻兒送到濟南來。
下麵的日子，局勢並未好轉，隻是進一步惡化了，再不走，山東會全丟，自己要當亡國奴。他隻好再轉移，一個人擠上火車，先在武漢，著手組織、創辦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因他無黨無派，在第一代作家群中有一定聲望，就被推舉為常務理事、總務部主任，是實際的理事長，主持日常工作（當時情況下，國共兩黨黨員作家出任領導，都不合適。參見胡紹軒：《現代文壇風雲錄》，重慶出版社1991年12月。）這一千就是8年，辦了刊物，召開會議，處理文件，發展分會，接待各地作家等等。
為響應“文協”提出的“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倡議，他不寫過去那樣的作品了，致力於通俗文藝的學習、寫作，為宣傳抗戰服務，張揚功利藝術。同時，他結交了許多朋友，從每個人身上去學東西，學習他們的經驗、特長。朋友們甚至作了原型在小說裏出現。
1938年7月，武漢告急，老舍等一行再度流亡，8月14日到達重慶，一住8年，寫了大量的抗戰劇，如《國家至上》、《大地龍蛇》、《殘霧》等。
又參加了作家戰地慰問團，途經7個省二十多個地區，曆時近半年，從1939年6至12月，把沿途見聞寫成一個長詩《劍北篇》，最後隻寫到三千多行，就寫不下去了。
這些作品，從藝術上看，理性化了，承載了過多“政治”因素，都不能說是成功的。他自己告白道：“抗戰以來的文藝，無論在哪一方麵，都有點抗戰八股味道。
可是細心一想呢，抗戰八股總比功名八股有些用處。”（《藝術家也要殺上前去》）但是，1949年以後，老舍倒是真寫了些“功名八股”，把自己該寫的丟之一旁，那就很難原諒了。可以看出，他的“功利”傾向是有一定淵源性的，是帶了不少主動意識的，並不全是真就無奈的，說明他在某些方麵，有著難以突破的性格缺陷、思想誤區。
而他除了心靈的痛苦，**的疲累以外，還有貧困導致的貧血和營養不良，這些都嚴重地傷害了老舍的健康。梁實秋迴憶說，那時候，“他又黑又瘦，甚為憔悴，平常總是佝僂著腰，邁著四方步，說話的聲音低沉徐緩，但是有風趣……對待誰都是一樣的和藹親切，存心厚道，所以他的人緣好”（參見粱實秋在未知老舍已死時所寫的《憶老舍》。得知老舍去世的準確消息後，他又寫過一篇《憶老舍》。）
1940年冬，老舍病倒了。不少人勸他改行，他卻不願離開文協和手中的筆。因為他所能做的編輯、教師、官員都有誤於寫東西，單要有氣，就決不放棄文藝。1941年8月，在老朋友們的盛情邀請下，老舍飛到昆明作了短期的遊學，到西南聯大等高校作講演，寫出了《大地龍蛇》。該劇不太盡人意，可它引出了《四世同堂》等巨著，開始了從文化的角度來反觀現實、進行批判的新路數。11月初，他告別友人，迴到重慶，又迴到貧病忙的境況中。1943年6月，老舍移居北碚，距重慶五十多公裏，想寫長篇《火葬》，結果勉為其難，累出病來，進了醫院，做了手術。
沒幾天，分別6年的妻子胡絮青萬裏迢迢，從北平淪陷區，領著幾個孩子來到大後方重慶。他生活上雖還是老樣子，但多少得到了一些照顧。
胡絮青就對他詳細描述了當時的生活，種種人物的心情、嘴臉等，都是充滿感情的細節，不想觸發和激活了老舍非凡的想象力，將對北平人事風情的驚人了解，自如化進了構思：我生活在北平，那裏的人、事、風景、味道，和酸梅湯、杏兒茶的吆喝的聲音，我全熟悉。一閉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張彩色鮮明的圖畫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膽的描畫它。它是條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條活潑潑的魚兒來。（《三年寫作自述》，《老舍文集》15卷，430頁。）隨著胡絮青的講述，上百個人物活了，老舍活在了裏麵，與他們的命運、心態、精神息息相通。
他產生了創作《四世同堂》的衝動。
很少有作家能從本能、從生命崇高的求生**和被侮辱損害的意義上，認識貧困，在**摧殘、精神戕害中，展現貧窮的威嚴酷烈。老舍做到了，前有《我這一輩子》裏民眾乘兵亂搶劫，後有《四世同堂》，把侵略戰爭的殘暴，最終定格在饑荒上。如前麵所說，在魯迅的作品裏，焦點是直接對準下層人精神創傷的；老舍在這同時，首先顧及的是他們遭遇到的**戕害。魯迅於死亡中，表現人的覺醒；老舍人物的精神幻滅，則是後至的。
《四世同堂》正是這樣，從題材到體裁，都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迴歸”。他本該早日覺悟，迴頭去寫自己熟悉的北平生活，卻一直少契機。淪陷區的生活又是從無人涉獵的，他拖著病弱的身體，寫幾天養幾天，一邊與沉重的生活負擔拚熬。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舉國歡騰，他除參加必要的文藝活動外，就是關在家裏，默默寫作，年底寫完《四世同堂》第二部。
從這些作品的出生日程看，且不說兩度長期在國外滯留時的情形，就是在抗戰時期，條件如此艱苦，老舍在寫作上也是最賣力氣的。一家刊物曾這樣記載道：他獨個兒住在……偏僻的院落裏，埋頭寫，寫，寫。
一天到晚低著頭，腦子都有些昏了。他常向朋友們說，多寫一篇是一篇，炸彈落到頭上，死也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