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婚姻經曆了什麽樣的曲折？
1930年，老舍初迴國，因為發表了三部長篇小說，已是名人，迴北平後，日程安排很滿，會見親友，接受來訪，找工作。
7月7日，又應邀到北京師範大學作了題為《論創作》的報告，表達了他正視現實與民間疾苦的文學主張，受到熱烈歡迎。
而這次去邀請他來作講演的人，正是胡絮青（參見王行之：《老舍夫人談老舍》。《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0年4月第一版），時為師大學生，差一年畢業，25歲，愛好新文藝，和同學一起，組織了一個文學團體，叫“真社”，有散文、詩歌等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他們是聽說老舍從國外迴來後，以“真社”的名義作的邀請。
那時，老舍怕煩擾母親，就住在北京師範學校教務長、老朋友白滌洲家，胡絮青因課餘在那裏兼課，同學們就公推她出麵。她去了，沒說幾句話，老舍就答應了，定下演講的日期。
到家後，她母親就打聽見到老舍沒有，是怎麽個人。胡絮青很奇怪，平素裏老太太很保守，連大學都不樂意女兒去上，常叮囑女兒別和男生來往，這次反常了，就說他又瘦又弱，人倒很老實。後來才知道，她被蒙在鼓裏了，老太太見她靦腆老實、不認識人，害怕把姑娘“擱老了”，早就托了她哥哥的朋友羅常培給留意物色個女婿。羅常培一口答應，想到了頂要好的知己老舍，看出二人為人和性情、愛好很接近，合得來，就對胡家老太太講了，老太太同意，隻瞞著女兒一個，老舍講演時也不知情，她去約老舍，也就是順理成章的天作之合。
但老舍卻未想過結婚上的事，朋友們都急了，說：你要是再不結婚，會變成個脾氣古怪的人，我們再不理你了！
老舍覺得經濟情況已好轉，不至於因他結婚使母親的生活受到影響，這才丟掉獨身思想，同意他們幫自己去找（參見胡絮青、舒乙：《老舍和朋友們》，《十月》1985年3期），恰好胡家也來托親，羅常培沒費什麽事，撮合成功。
這真是打不斷的姻緣！
沒幾天，老舍去了濟南齊魯大學教書，任國學研究所文學主任兼文學院教授（《齊大月刊》1930年10月10日創刊號。 ）。
寒假時，二人受請，一起吃過幾頓飯，老舍就給胡絮青去信，讓彼此以信交流，說出心裏的話。迴濟南後，就每天起碼要去一封信。
1931年暑假，胡絮青大學畢業，老舍從濟南迴到北平，和她成親。當時，親朋到了一百多位，用了土洋結合的儀式來辦，迎了親，磕了頭，才去飯莊裏吃喜宴。
按老舍本意，他想旅行結婚，在香山或頤和園租間房，免去一切俗禮，省得結婚時像猴兒似的被人捉弄，可胡家老太太不依，老舍不想讓老人太傷心難過，聽了話。
半個月後，夫妻去了濟南，胡絮青1937年9月底，日本人人侵山東，局勢危急，學生、友人紛紛辭別逃難，老舍也想走，濟南一旦失陷，他就有被逼為漢奸的危險。可是三個孩子，一個4歲，一個2歲，一個才3個月，還有老人，怎麽走呢？
胡絮青理解丈夫，一肩擔過來。
老舍自述道：“平日，她的膽子並不大。可是，當我要走的那天，鋪子關上了門，飛機整天在飛鳴，人心恐慌到極度，她卻把淚落在肚中，沉靜的給我打點行李。她曉得必須放我走……”（《自述》，《老舍文集》14卷，180頁）至於要走的理由，《四世同堂》裏有所表述，是小說裏的老大瑞宣，鼓勵三弟出去時說的：在國旗下吃糞，也比在太陽旗下吃肉強。五分鍾的熱氣能使任何人登時成為英雄，真正的英雄卻是無論受多麽久，多麽大的困苦，都仍舊毫無悔意或灰心的人老舍這一走，注定要飽受戰亂離別之苦，而在精神上做了“真正的英雄”！同時，也把巨大的苦難留給了胡絮青。
走的那天是11月15日，能聽到驚天動地的爆炸聲了，老舍覺得不能再遲疑，把一點積蓄都留在家裏，隻身帶了五十塊錢，才提了皮箱出家門，開始了流亡。
在那些流亡的日子裏，他始終擔心留在敵區的家眷，想接他們出來，卻沒有路費，不少人為生計所迫，已放棄寫作。
直到老舍母親在北平去世，胡絮青為老人辦完喪事，才拖兒帶女，拉扯三個孩子，跋涉幾千裏，曆時五十餘天，穿過重重封鎖，逃出來，於1943年11月17日，輾轉到重慶。並在朋友幫助下安了家。這時，夫妻分別已整整六年。
6年裏，老舍沒有一天不在牽掛，覺得對不起妻子，“可是在無可奈何之中，我感謝她，我必須拚命的去作事，好對得起她。由懸念而自勵，一個有欠摩登的夫人，是怎樣的能幫助像我這樣的人哪！”“國難時期……男兒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須把最崇高的情緒生活獻給這血雨刀山的大時代。”（《一封信》，《老舍文集》14卷，121頁。）胡絮青留在北平淪陷區5年，當了四年多的中學教員，嚐夠了國亡家破的苦楚，孩子也改姓胡，即使這樣仍常受日本孩子欺負。當時的北京，成了活人遭殃，狐鬼橫行的活地獄。
其迴報就是，胡絮青細心介紹了北平的生活，方方麵麵，說了兩三個月時間，才把幾年間的見聞、感觸對一批批朋友嘮叨完，促成老舍的排除一切幹擾，在離重慶五十多公裏的北碚小鎮，開始了近一百萬字的《四世同堂》的創作。
對此，胡絮青是這樣進行描述的：“慢慢地，朋友們之間這方麵的話題談得不多了，老舍卻開始忙碌起來。他仔細地詢問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為，市民的反應如何，挨著個兒地和我漫談北京親友和一切熟人的詳細情況。我說某家死了人，大家怎麽樣熱心地去幫忙，他就把那家辦喪事的一些細節繪聲繪色地補充上去；我說某人當了漢奸，他就把那個人吃什麽，穿什麽，見了什麽人說什麽的神情，一一表演給我看，好像他也在淪陷區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我佩服他對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麽深，那麽細，那麽真。這種漫無邊際的漫談，又談了很久。終於，有一天他對我說：謝謝你，你這次九死一生地從北京來，給我帶來了一部長篇小說，我從來未寫過的大部頭。’……他這個人從不亂吹‘想寫這個“想寫那個’，而是有了十成把握再對別人宣布，對我也是如此。
他一說，我準知道這部‘空前大部頭’的長篇小說算是有了。”（王行之：《老舍夫人談老舍》）有這樣一個妻子從旁告知細節，這部小說就踩住了“實景”，而不是懸空的了。它也是老舍一生所寫最長的，還可能是“最好的”（這是老舍的自我評價。參見舒乙《老舍在美國》，《文藝報》1999年5月1日）一部“完整的”（《正紅旗下》應該比《四世同堂》更偉大，可惜隻有個開頭，沒寫完））作品。第一、二部寫了兩年，第三部則是在美國講學期間完成的。
1945年3月，老舍應邀去美國，為期一年，誰也料不到此去會長達四年多，他決意留下，將《四世同堂》的最後一部做完，還組織人翻譯出來，並著手寫長篇小說《鼓書藝人》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做完了想做的事，才坐上船，1949年l0月13日從舊金山出發，12月12日迴到闊別14年之久的北京。
不久，胡絮青母子自重慶到北京，一家人方結束聚少離多、動蕩不定的生活。
正因為家人、尤其是妻子做出了巨大犧牲，老舍才能有如此斐然卓的成就，其多數作品，都寫成於離群索居的環境下。
做一個作家的妻子，看來是很不容易的。
做老舍這樣的以寫作為生命，寫起來不要命的作家的妻子則尤難。
僅以此說，當初要是選人不適，老舍要不是娶了胡絮青這樣外柔內剛、富有節氣和犧牲精神的知識女性，他的事跡怕是要遜色很多的。
1930年，老舍初迴國，因為發表了三部長篇小說，已是名人，迴北平後，日程安排很滿，會見親友，接受來訪，找工作。
7月7日，又應邀到北京師範大學作了題為《論創作》的報告，表達了他正視現實與民間疾苦的文學主張，受到熱烈歡迎。
而這次去邀請他來作講演的人，正是胡絮青（參見王行之：《老舍夫人談老舍》。《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0年4月第一版），時為師大學生，差一年畢業，25歲，愛好新文藝，和同學一起，組織了一個文學團體，叫“真社”，有散文、詩歌等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他們是聽說老舍從國外迴來後，以“真社”的名義作的邀請。
那時，老舍怕煩擾母親，就住在北京師範學校教務長、老朋友白滌洲家，胡絮青因課餘在那裏兼課，同學們就公推她出麵。她去了，沒說幾句話，老舍就答應了，定下演講的日期。
到家後，她母親就打聽見到老舍沒有，是怎麽個人。胡絮青很奇怪，平素裏老太太很保守，連大學都不樂意女兒去上，常叮囑女兒別和男生來往，這次反常了，就說他又瘦又弱，人倒很老實。後來才知道，她被蒙在鼓裏了，老太太見她靦腆老實、不認識人，害怕把姑娘“擱老了”，早就托了她哥哥的朋友羅常培給留意物色個女婿。羅常培一口答應，想到了頂要好的知己老舍，看出二人為人和性情、愛好很接近，合得來，就對胡家老太太講了，老太太同意，隻瞞著女兒一個，老舍講演時也不知情，她去約老舍，也就是順理成章的天作之合。
但老舍卻未想過結婚上的事，朋友們都急了，說：你要是再不結婚，會變成個脾氣古怪的人，我們再不理你了！
老舍覺得經濟情況已好轉，不至於因他結婚使母親的生活受到影響，這才丟掉獨身思想，同意他們幫自己去找（參見胡絮青、舒乙：《老舍和朋友們》，《十月》1985年3期），恰好胡家也來托親，羅常培沒費什麽事，撮合成功。
這真是打不斷的姻緣！
沒幾天，老舍去了濟南齊魯大學教書，任國學研究所文學主任兼文學院教授（《齊大月刊》1930年10月10日創刊號。 ）。
寒假時，二人受請，一起吃過幾頓飯，老舍就給胡絮青去信，讓彼此以信交流，說出心裏的話。迴濟南後，就每天起碼要去一封信。
1931年暑假，胡絮青大學畢業，老舍從濟南迴到北平，和她成親。當時，親朋到了一百多位，用了土洋結合的儀式來辦，迎了親，磕了頭，才去飯莊裏吃喜宴。
按老舍本意，他想旅行結婚，在香山或頤和園租間房，免去一切俗禮，省得結婚時像猴兒似的被人捉弄，可胡家老太太不依，老舍不想讓老人太傷心難過，聽了話。
半個月後，夫妻去了濟南，胡絮青1937年9月底，日本人人侵山東，局勢危急，學生、友人紛紛辭別逃難，老舍也想走，濟南一旦失陷，他就有被逼為漢奸的危險。可是三個孩子，一個4歲，一個2歲，一個才3個月，還有老人，怎麽走呢？
胡絮青理解丈夫，一肩擔過來。
老舍自述道：“平日，她的膽子並不大。可是，當我要走的那天，鋪子關上了門，飛機整天在飛鳴，人心恐慌到極度，她卻把淚落在肚中，沉靜的給我打點行李。她曉得必須放我走……”（《自述》，《老舍文集》14卷，180頁）至於要走的理由，《四世同堂》裏有所表述，是小說裏的老大瑞宣，鼓勵三弟出去時說的：在國旗下吃糞，也比在太陽旗下吃肉強。五分鍾的熱氣能使任何人登時成為英雄，真正的英雄卻是無論受多麽久，多麽大的困苦，都仍舊毫無悔意或灰心的人老舍這一走，注定要飽受戰亂離別之苦，而在精神上做了“真正的英雄”！同時，也把巨大的苦難留給了胡絮青。
走的那天是11月15日，能聽到驚天動地的爆炸聲了，老舍覺得不能再遲疑，把一點積蓄都留在家裏，隻身帶了五十塊錢，才提了皮箱出家門，開始了流亡。
在那些流亡的日子裏，他始終擔心留在敵區的家眷，想接他們出來，卻沒有路費，不少人為生計所迫，已放棄寫作。
直到老舍母親在北平去世，胡絮青為老人辦完喪事，才拖兒帶女，拉扯三個孩子，跋涉幾千裏，曆時五十餘天，穿過重重封鎖，逃出來，於1943年11月17日，輾轉到重慶。並在朋友幫助下安了家。這時，夫妻分別已整整六年。
6年裏，老舍沒有一天不在牽掛，覺得對不起妻子，“可是在無可奈何之中，我感謝她，我必須拚命的去作事，好對得起她。由懸念而自勵，一個有欠摩登的夫人，是怎樣的能幫助像我這樣的人哪！”“國難時期……男兒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須把最崇高的情緒生活獻給這血雨刀山的大時代。”（《一封信》，《老舍文集》14卷，121頁。）胡絮青留在北平淪陷區5年，當了四年多的中學教員，嚐夠了國亡家破的苦楚，孩子也改姓胡，即使這樣仍常受日本孩子欺負。當時的北京，成了活人遭殃，狐鬼橫行的活地獄。
其迴報就是，胡絮青細心介紹了北平的生活，方方麵麵，說了兩三個月時間，才把幾年間的見聞、感觸對一批批朋友嘮叨完，促成老舍的排除一切幹擾，在離重慶五十多公裏的北碚小鎮，開始了近一百萬字的《四世同堂》的創作。
對此，胡絮青是這樣進行描述的：“慢慢地，朋友們之間這方麵的話題談得不多了，老舍卻開始忙碌起來。他仔細地詢問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為，市民的反應如何，挨著個兒地和我漫談北京親友和一切熟人的詳細情況。我說某家死了人，大家怎麽樣熱心地去幫忙，他就把那家辦喪事的一些細節繪聲繪色地補充上去；我說某人當了漢奸，他就把那個人吃什麽，穿什麽，見了什麽人說什麽的神情，一一表演給我看，好像他也在淪陷區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我佩服他對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麽深，那麽細，那麽真。這種漫無邊際的漫談，又談了很久。終於，有一天他對我說：謝謝你，你這次九死一生地從北京來，給我帶來了一部長篇小說，我從來未寫過的大部頭。’……他這個人從不亂吹‘想寫這個“想寫那個’，而是有了十成把握再對別人宣布，對我也是如此。
他一說，我準知道這部‘空前大部頭’的長篇小說算是有了。”（王行之：《老舍夫人談老舍》）有這樣一個妻子從旁告知細節，這部小說就踩住了“實景”，而不是懸空的了。它也是老舍一生所寫最長的，還可能是“最好的”（這是老舍的自我評價。參見舒乙《老舍在美國》，《文藝報》1999年5月1日）一部“完整的”（《正紅旗下》應該比《四世同堂》更偉大，可惜隻有個開頭，沒寫完））作品。第一、二部寫了兩年，第三部則是在美國講學期間完成的。
1945年3月，老舍應邀去美國，為期一年，誰也料不到此去會長達四年多，他決意留下，將《四世同堂》的最後一部做完，還組織人翻譯出來，並著手寫長篇小說《鼓書藝人》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做完了想做的事，才坐上船，1949年l0月13日從舊金山出發，12月12日迴到闊別14年之久的北京。
不久，胡絮青母子自重慶到北京，一家人方結束聚少離多、動蕩不定的生活。
正因為家人、尤其是妻子做出了巨大犧牲，老舍才能有如此斐然卓的成就，其多數作品，都寫成於離群索居的環境下。
做一個作家的妻子，看來是很不容易的。
做老舍這樣的以寫作為生命，寫起來不要命的作家的妻子則尤難。
僅以此說，當初要是選人不適，老舍要不是娶了胡絮青這樣外柔內剛、富有節氣和犧牲精神的知識女性，他的事跡怕是要遜色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