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怎樣吸收經典裏的精華，化而為自己血液的？
老舍是所有大作家中，使用漢字時最少用到難字的。他追求的是俗而有力。他認為大作家的作品都是“俗而有力的”。
這裏的大作家包括本土作家，也包括其他世界各地的作家。老舍是能直接閱讀原典的人，他是現代文學史上受外國文學影響最深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創作生涯的四分之一時間是在國外，有三分之一的長篇，成於異域，早期受荷馬、狄更斯、康拉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影響，因此，他的話是真切的體會，而不是二手轉述。
英國之行對老舍來說，其最大意義在於，它是他真正閱讀經典的地方，也是他開始真正創作的地方。但早在天津南開中學任教時，他就發表了處女作，短篇小說《小鈴兒》，應校刊編者之約而寫，署名舍予。對這個作品，他認為隻是充數兒的，不算真的創作。
繼而，在南開他又翻譯了老朋友寶廣林的論文《基督教的大同之義》。
到英國教書後，老舍受東方學院之邀，參加過一次公開的學術講演，題為《唐代愛情小說》，十分成功，後來就發表在燕京書院學刊上，是老舍的第一篇談文學的論文。
1925年，他和艾支頓合租時，又曾不遺餘力地幫助艾支頓完成《金瓶梅》的翻譯，但老舍從來不提這事。
上述作品都是額外收獲，起碼不是他有意進行獨立寫作的成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取材於自己當勸學員時的一段生活，寫一個地痞、高利貸者老張，小學校長，隻信仰金錢，以錢為本位，以及他做的一些傷天害理的事。內容從學界深入社會，筆調詼諧，刻畫出老北京市民的生活與世相。
寫作第一部長篇時，許地山已去牛津上學，老舍孑然一身，也沒有多餘的錢出外消遣，新鮮感已失，便拿了筆寫起來，自己和自己講笑話，借以排解苦悶與寂寞。寫出來有好幾本文字後，許地山又來玩，沒什麽題目好談，他便拿出本子來念了幾段，許地山敦促他寫下去。
許地山是文學研究會會員，遵守“為人生而藝術”的“會規”，作品早已蜚聲文壇，代表作有小說《命命鳥》等。他的話對老舍自然是個激勵。
此外，老舍一向熱愛、喜歡文學，早在師範學校時，就開始有所偏向地進行研習，“偷偷的”寫，“用白話寫：而且字句之間要放上新的標點符號，那是多麽痛快有趣的事啊！”（《老舍選集》自序，《老舍文集》16卷，221頁。）這使他得到訓練。
此後有閑時老舍就寫。大約1926年春，他把它寫出來了，立即寄給國內的羅常培和白滌洲看。羅把它轉呈魯迅，魯迅批評說地方色彩濃了，但技巧上尚有商量的地方。當時，北新書局很想出版，結果《小說月報》的主編鄭振鐸搶了先，是由於許地山看過後，沒提意見，就讓老舍寄給了他。
老舍自己沒抱太大期望，隨便那麽一卷，扔進郵局，都沒掛號。沒想到兩三個月後，居然在《小說月報》上連載，令人耳目一新，很快印成書，暢了銷。
看到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誕生，老舍快活得連話都說不出，心裏笑，而淚就在眼圈中，就去一家中國餐館犒勞自己一頓。
可以說，這小說順利出世，意義非凡。它是老舍創作的真正起點，和那時候的長篇比一比，也是比較勝出的。其獨到的北京方言，俏皮尖刻，已初露語言大師端倪。其中有關北京生活、自然風光和青年人愛情心理的描寫，尤為精彩。
所缺的和寫《貓》、《圍城》之前的錢鍾書一樣，隻在小說的布局與構思；有時“幽默”太過，流於油腔滑調。這在初學者，往往是難免的，也是必須經曆的磨練過程。
這以後，他覺得自己是要真正當個作家了，對未來有了希望和追求，在許地山介紹下，加入文學研究會。一邊拚命讀外國名著，一邊寫第二部探索國民性的長篇《趙子曰》，隻不過，這次的主角是年輕人，學生。
閱讀名著的經曆使老舍感到，並非是個名著，就能給好處，對有的作品，他根本讀不進，也有的讀得很痛苦，即使歌德與莎士比亞，他都不能忍受。
他慢慢發現到自己所愛的作家和作品。但丁的《神曲》讓他受益最大，明白了何謂偉大的文藝，和文藝能夠達到的真正深度。
1926年夏，寫了一年多時間，《趙子曰》脫稿。老舍先把稿子給朋友看，提提意見，朋友看得直笑。他更有了信心，依舊給鄭振鐸。1927年春在《小說月報》上連載。
最初的創作，在老舍是比較功利的，為了拿一點稿費，解決吃飯問題。
許多作家起步時也都很功利，他們不清楚自己將到達什麽地方，會取得怎樣的成就，能不能成功。他們的自信和追求，是隨著外界的肯定、獎許而不斷提升的。
但在那樣的年代，國內正爆發北伐戰爭，任誰都不能忘記國家大事，原先的底層體驗中注進了愛國內容，成為他寫作時的思想傾向。
9月底，鄭振鐸到了倫敦，過去二人隻有書信往來，一直未謀麵，這次老舍就請他出去吃飯，鄭振鐸作了迴請，互道傾慕，非常親密。
1928年，老舍開始閱讀康拉德、威爾斯、狄更斯、福樓拜等作家的作品，這都是他喜愛的作家。他們讓他明白了文藝的真正深度，懂得了那些能夠傳之久遠的作品，不管什麽派別，都是健康、崇高、真實的。
狄更斯是他的第一位“老師”，二人在秉性、才情、經曆上很相似，使他起步就找到了自己。在《老張的哲學》裏，留有對這位老師的“摹仿”痕跡。魯迅、沈從文、鬱達夫等人，也都有過類似的食而不化，但這並不妨礙他們都成了大師。事實上，到《趙子曰》時，老舍就已有了突破。
在國外作家中，康拉德是老舍最崇敬的人。他那寫實的風格，尖刻的筆調，很得老舍心意。又使他懂得了怎樣去豐富自己的經驗，寫作不是遊戲等。
經典作家注重社會生活的觀察與體驗，也使老舍注意並發現了許多旅居國外的知識分子的屈辱、苦難，並直接促成他著手寫作了第三部長篇小說，開始形成自己風格特色的《二馬》。
寫它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時間。當時，老舍已搬到了托林頓廣場附近的一座公寓裏了。
朋友給他講過許多窮苦的中國人，到處被人瞧不起的故事。他感觸很深，寫了父子倆在倫敦的遭遇，比較了中英兩國的國民性，探索了中國人的出路問題。
他一邊寫，一邊念給朋友聽，請他們提意見。
和前兩部不一樣的是，它引入了康拉德的倒敘法，起首就見了最後一幕，對故事先有了通盤設計，寫來節奏緊湊嚴密，人物心理描寫精致入微，把背景倫敦的環境、氛圍，寫得那樣細膩真切，在狄更斯式俏皮的外殼下，有了真理的苦味，又用了清淺簡練的白話，第一次保持完全意義上的老北京人的活的、出味的語言，在質上，是一個大的飛躍。當然，它隻是一部在藝術上初步成熟的作品，某些人物尚嫌單薄。計劃6月要離開英國，這小說他是狠心“硬行結束”的，以便離開前就寄給《小說月報》，不留心病，所以時間過於倉促，來不及作深入開掘。
1929年5月，《二馬》開始連載。
同時，他還寫了一個短篇《旅遊》，在《留英學報》上發表了。
到了新加坡後，老舍再也看不到中國人的愚弱了，相反，他看到的是希望，是中國人無窮的創造力和抗爭精神。他不再看好寫愛情小說，以為世界比愛情大得多，愛情的分量很輕，或許是他一直沒有愛情生活的緣故，這樣，他開始以明快的筆調寫《小坡的生日》。
寫到五萬多字時，學校放假，合約到期，他雖然想留下來，人家卻排擠，他不得不迴了上海，住在鄭振鐸那裏，用半個月時間完成了它的最後部分，交《小說月報》發表。
老舍認為，這是他的得意之作，並說直到寫了這部作品，他才真正明白了白話的力量，可以用最簡單的話，來描寫一切。
可以說，有了這幾部大作品，老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就得到了初步的確定。
但如果沒有許地山這個關鍵性人物的出現，再往前說，如果不是老舍參加了基督教教堂的英文夜校，又認識主持人寶廣林，並在那時候就結識許地山，後來通過寶廣林認識艾溫士，受艾溫士推薦出國，在英國有如此有利、優越的文化環境、條件，那麽，很難說老舍就能出去，出去了就能選擇走寫作這條路，寫了作品就能這樣順利出生。
如此，一個天才的成長與出來，確是需要許多方麵的因素來成就的。有時候，哪怕是極其偶然的東西悄然而來，不期然而至，任何人都意識不到將意味什麽。
事後去想想，也會發現它出現得多麽不可思議，多麽神奇神異，仿佛是造物者上帝的靈感！也隻能是一個“靈感”！
同時，主觀的努力和外界的提攜、激勵，我們很難說誰更重要，對不同的人，二者的意義不一樣。
譬如出身世家的人，後一個不很缺乏，所缺的是前者，對來自後一方麵的幫助，就沒有太大價值。可是，對像老舍這樣出身的人來說，在那樣一種環境條件下，身邊要沒有了許地山、寶廣林，那麽他起碼還要摸索多年，去等待其他機會。也可能在摸索、等待過程中，一次次飽受煎熬，一次次灰心絕望，太久了，掙紮的力都會喪失掉，到可以起飛騰躍時，那翅膀卻可能再難舉動了。
老舍是所有大作家中，使用漢字時最少用到難字的。他追求的是俗而有力。他認為大作家的作品都是“俗而有力的”。
這裏的大作家包括本土作家，也包括其他世界各地的作家。老舍是能直接閱讀原典的人，他是現代文學史上受外國文學影響最深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創作生涯的四分之一時間是在國外，有三分之一的長篇，成於異域，早期受荷馬、狄更斯、康拉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影響，因此，他的話是真切的體會，而不是二手轉述。
英國之行對老舍來說，其最大意義在於，它是他真正閱讀經典的地方，也是他開始真正創作的地方。但早在天津南開中學任教時，他就發表了處女作，短篇小說《小鈴兒》，應校刊編者之約而寫，署名舍予。對這個作品，他認為隻是充數兒的，不算真的創作。
繼而，在南開他又翻譯了老朋友寶廣林的論文《基督教的大同之義》。
到英國教書後，老舍受東方學院之邀，參加過一次公開的學術講演，題為《唐代愛情小說》，十分成功，後來就發表在燕京書院學刊上，是老舍的第一篇談文學的論文。
1925年，他和艾支頓合租時，又曾不遺餘力地幫助艾支頓完成《金瓶梅》的翻譯，但老舍從來不提這事。
上述作品都是額外收獲，起碼不是他有意進行獨立寫作的成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取材於自己當勸學員時的一段生活，寫一個地痞、高利貸者老張，小學校長，隻信仰金錢，以錢為本位，以及他做的一些傷天害理的事。內容從學界深入社會，筆調詼諧，刻畫出老北京市民的生活與世相。
寫作第一部長篇時，許地山已去牛津上學，老舍孑然一身，也沒有多餘的錢出外消遣，新鮮感已失，便拿了筆寫起來，自己和自己講笑話，借以排解苦悶與寂寞。寫出來有好幾本文字後，許地山又來玩，沒什麽題目好談，他便拿出本子來念了幾段，許地山敦促他寫下去。
許地山是文學研究會會員，遵守“為人生而藝術”的“會規”，作品早已蜚聲文壇，代表作有小說《命命鳥》等。他的話對老舍自然是個激勵。
此外，老舍一向熱愛、喜歡文學，早在師範學校時，就開始有所偏向地進行研習，“偷偷的”寫，“用白話寫：而且字句之間要放上新的標點符號，那是多麽痛快有趣的事啊！”（《老舍選集》自序，《老舍文集》16卷，221頁。）這使他得到訓練。
此後有閑時老舍就寫。大約1926年春，他把它寫出來了，立即寄給國內的羅常培和白滌洲看。羅把它轉呈魯迅，魯迅批評說地方色彩濃了，但技巧上尚有商量的地方。當時，北新書局很想出版，結果《小說月報》的主編鄭振鐸搶了先，是由於許地山看過後，沒提意見，就讓老舍寄給了他。
老舍自己沒抱太大期望，隨便那麽一卷，扔進郵局，都沒掛號。沒想到兩三個月後，居然在《小說月報》上連載，令人耳目一新，很快印成書，暢了銷。
看到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誕生，老舍快活得連話都說不出，心裏笑，而淚就在眼圈中，就去一家中國餐館犒勞自己一頓。
可以說，這小說順利出世，意義非凡。它是老舍創作的真正起點，和那時候的長篇比一比，也是比較勝出的。其獨到的北京方言，俏皮尖刻，已初露語言大師端倪。其中有關北京生活、自然風光和青年人愛情心理的描寫，尤為精彩。
所缺的和寫《貓》、《圍城》之前的錢鍾書一樣，隻在小說的布局與構思；有時“幽默”太過，流於油腔滑調。這在初學者，往往是難免的，也是必須經曆的磨練過程。
這以後，他覺得自己是要真正當個作家了，對未來有了希望和追求，在許地山介紹下，加入文學研究會。一邊拚命讀外國名著，一邊寫第二部探索國民性的長篇《趙子曰》，隻不過，這次的主角是年輕人，學生。
閱讀名著的經曆使老舍感到，並非是個名著，就能給好處，對有的作品，他根本讀不進，也有的讀得很痛苦，即使歌德與莎士比亞，他都不能忍受。
他慢慢發現到自己所愛的作家和作品。但丁的《神曲》讓他受益最大，明白了何謂偉大的文藝，和文藝能夠達到的真正深度。
1926年夏，寫了一年多時間，《趙子曰》脫稿。老舍先把稿子給朋友看，提提意見，朋友看得直笑。他更有了信心，依舊給鄭振鐸。1927年春在《小說月報》上連載。
最初的創作，在老舍是比較功利的，為了拿一點稿費，解決吃飯問題。
許多作家起步時也都很功利，他們不清楚自己將到達什麽地方，會取得怎樣的成就，能不能成功。他們的自信和追求，是隨著外界的肯定、獎許而不斷提升的。
但在那樣的年代，國內正爆發北伐戰爭，任誰都不能忘記國家大事，原先的底層體驗中注進了愛國內容，成為他寫作時的思想傾向。
9月底，鄭振鐸到了倫敦，過去二人隻有書信往來，一直未謀麵，這次老舍就請他出去吃飯，鄭振鐸作了迴請，互道傾慕，非常親密。
1928年，老舍開始閱讀康拉德、威爾斯、狄更斯、福樓拜等作家的作品，這都是他喜愛的作家。他們讓他明白了文藝的真正深度，懂得了那些能夠傳之久遠的作品，不管什麽派別，都是健康、崇高、真實的。
狄更斯是他的第一位“老師”，二人在秉性、才情、經曆上很相似，使他起步就找到了自己。在《老張的哲學》裏，留有對這位老師的“摹仿”痕跡。魯迅、沈從文、鬱達夫等人，也都有過類似的食而不化，但這並不妨礙他們都成了大師。事實上，到《趙子曰》時，老舍就已有了突破。
在國外作家中，康拉德是老舍最崇敬的人。他那寫實的風格，尖刻的筆調，很得老舍心意。又使他懂得了怎樣去豐富自己的經驗，寫作不是遊戲等。
經典作家注重社會生活的觀察與體驗，也使老舍注意並發現了許多旅居國外的知識分子的屈辱、苦難，並直接促成他著手寫作了第三部長篇小說，開始形成自己風格特色的《二馬》。
寫它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時間。當時，老舍已搬到了托林頓廣場附近的一座公寓裏了。
朋友給他講過許多窮苦的中國人，到處被人瞧不起的故事。他感觸很深，寫了父子倆在倫敦的遭遇，比較了中英兩國的國民性，探索了中國人的出路問題。
他一邊寫，一邊念給朋友聽，請他們提意見。
和前兩部不一樣的是，它引入了康拉德的倒敘法，起首就見了最後一幕，對故事先有了通盤設計，寫來節奏緊湊嚴密，人物心理描寫精致入微，把背景倫敦的環境、氛圍，寫得那樣細膩真切，在狄更斯式俏皮的外殼下，有了真理的苦味，又用了清淺簡練的白話，第一次保持完全意義上的老北京人的活的、出味的語言，在質上，是一個大的飛躍。當然，它隻是一部在藝術上初步成熟的作品，某些人物尚嫌單薄。計劃6月要離開英國，這小說他是狠心“硬行結束”的，以便離開前就寄給《小說月報》，不留心病，所以時間過於倉促，來不及作深入開掘。
1929年5月，《二馬》開始連載。
同時，他還寫了一個短篇《旅遊》，在《留英學報》上發表了。
到了新加坡後，老舍再也看不到中國人的愚弱了，相反，他看到的是希望，是中國人無窮的創造力和抗爭精神。他不再看好寫愛情小說，以為世界比愛情大得多，愛情的分量很輕，或許是他一直沒有愛情生活的緣故，這樣，他開始以明快的筆調寫《小坡的生日》。
寫到五萬多字時，學校放假，合約到期，他雖然想留下來，人家卻排擠，他不得不迴了上海，住在鄭振鐸那裏，用半個月時間完成了它的最後部分，交《小說月報》發表。
老舍認為，這是他的得意之作，並說直到寫了這部作品，他才真正明白了白話的力量，可以用最簡單的話，來描寫一切。
可以說，有了這幾部大作品，老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就得到了初步的確定。
但如果沒有許地山這個關鍵性人物的出現，再往前說，如果不是老舍參加了基督教教堂的英文夜校，又認識主持人寶廣林，並在那時候就結識許地山，後來通過寶廣林認識艾溫士，受艾溫士推薦出國，在英國有如此有利、優越的文化環境、條件，那麽，很難說老舍就能出去，出去了就能選擇走寫作這條路，寫了作品就能這樣順利出生。
如此，一個天才的成長與出來，確是需要許多方麵的因素來成就的。有時候，哪怕是極其偶然的東西悄然而來，不期然而至，任何人都意識不到將意味什麽。
事後去想想，也會發現它出現得多麽不可思議，多麽神奇神異，仿佛是造物者上帝的靈感！也隻能是一個“靈感”！
同時，主觀的努力和外界的提攜、激勵，我們很難說誰更重要，對不同的人，二者的意義不一樣。
譬如出身世家的人，後一個不很缺乏，所缺的是前者，對來自後一方麵的幫助，就沒有太大價值。可是，對像老舍這樣出身的人來說，在那樣一種環境條件下，身邊要沒有了許地山、寶廣林，那麽他起碼還要摸索多年，去等待其他機會。也可能在摸索、等待過程中，一次次飽受煎熬，一次次灰心絕望，太久了，掙紮的力都會喪失掉，到可以起飛騰躍時，那翅膀卻可能再難舉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