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為什麽要出國？又為什麽能出國？
1923年2月，老舍應邀迴北京，到民間團體教育會做了文書，並在羅常培所在京師第一中學兼任教員，但薪水加起來尚不足學員時的三分之一，不得不賣掉皮袍，給母親添置寒衣米麵。
這時他開始發奮讀書了，曾到燕大旁聽。
經寶廣林推薦，他認識了缸瓦市倫敦會成員、燕京大學英籍教授艾溫士（又譯“易文思”），他的勤奮好學給教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自己也漸漸改變了對洋鬼子的成見，兩人成為好朋友。
1924年夏，26歲時，機會再次降臨到老舍身上。艾溫士告訴他，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想在中國聘請中文講師，他有意推薦老舍去。
老舍猶豫再三，放心不下母親，最後還是答應了，他考慮到，出國除了收入穩定外，還能考察各國情形，尋求救國道路。
最主要的，連他自己也未意料到的是，他在那裏“有閑”了，繼續了自己的“學業”時代，讀了大量的書，找到了創作上的“情人”，愛上它、結交它、模仿它，走進世界最前沿的現代作家的世界，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創作，形成自己的風格特色。
這也是創作所必須要經曆的道路。
環節似乎又是緊緊相扣的，在他寫作時，一個重要人物始終在場，為他的小說找到了能在國內發表的地方。
老舍是1924年9月14日坐客輪到達英國的，檢查官查完了自己人，才查“外國人”，因此，老舍是最後一個。
先是審，他說的是“華英官話”，藝術地把幾個英國字勻在中國字裏，人家很難聽懂，折騰半天才放行，隨大家去火車站。
大概30分鍾後，火車進入倫敦市區，在車站停住，艾溫士教授已先在那裏等候，告訴他，房子找好了，而且是和許地山住在一起。
那是在巴威特卡那路18號，二層小樓的第二層上。房東是兩位老姑娘。妹妹四十上下，做過教師，尊敬艾溫士教授，感謝他介紹客人。姐姐則需要人照顧，妹妹不能出去做事，給大家洗衣、收拾房子、買東西、做飯，其勤苦和獨立精神，深為老舍敬佩，了解到英國社會下層貧民的生活，但她做牛肉半生不熟，使老舍見到就暈。
老友許地山畢業於燕京大學，是位比較有影響的作家，曾留校任教，在老舍之先出國留學，拿到美國的碩士後，又到牛津研究宗教，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就迴了國。
現在因為沒開學，就在倫敦住了幾天，寫寫小說，是個性格隨和，愛說笑話，知道什麽說什麽，毫無保留的人。
他有時很厭惡外國人，連英國人喝湯時不準出聲，都當作愚蠢可笑。這影響了老舍看待外麵世界的態度。畢竟，他不是出來讀大學，無需要由學生向成人期過渡，而是做教師的，在社會上已有過6年的工作經曆，是一種成年期的再社會化過程，在其中融合兩大文化與生活方式。
初到國外的老舍，隻覺得一切很新鮮，還來不及進行判斷，有許地山帶他遊覽城內城外，老舍既可看到“古跡”，也能留意到它陰暗的方麵。
倫敦大學的東方學院，位於菲斯波裏廣場北側，是一座三層高的大樓，教授東方世界的一切語言文字，學生沒有任何入學限製，從十幾到六七十歲，老舍能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班級、課程的劃分也是按學生的選擇決定，他們程度不同，需要學習的功課不同，課時不同，所要的老師也就不同。有的一人一班，讓幾位老師忙得團團轉，也讓老舍接觸到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英國人。這些中等人家子弟，與八旗子弟差不多，學習隻為混資格。他在倫敦時的最後一部小說《二馬》裏，有不少這一類的人，可供比較。
在這裏，老舍講授的課程包括口語、翻譯、曆史、道教、佛教和唐代愛情小說等。
學生也有整班上課的，大多是軍人，會一種語言每年能加金一百英鎊，或繼續在國內任職，或派往外國占領地。大英帝國野心勃勃，如此處心積慮地訓練人才！這形成老舍救國救民，必先改革教育的思想，寫進了後來的《二馬》、《貓城記》中。
1925年春，老舍搬到荷蘭公園聖詹姆斯廣場31號，與漢學家克萊門特·艾支頓合租一層小樓。此人曾是牛津大學補習學校教員，頗有才華。老舍遇見時，逢他鬧離婚被解職，很落魄，他提議“交換知識”，讓老舍教他中文，他教老舍英文，住在一起。二人便合租了，建立了深厚友誼，是老舍在英國最親密的朋友。
老舍在倫敦共呆過5年，在這裏就3年。他幫助艾支頓翻譯了《金瓶梅》，寫出了兩部長篇《老張的哲學》、《趙子曰》和半部《二馬》。
2003年1 1月，這裏遂被英國遺產委員會正式鑲上圓形藍牌，列為“名人故居”。老舍成為了第一位在英住所被定為“名人故居”的中國作家。其創意則源於舒乙。
在英國，故居被鑲掛藍牌的名人需要具備的條件比較苛刻：需是業內多數成員公認的傑出人物；為人類福祉做出過重要和積極的貢獻；具有一定知名度，可為“才識廣博”的過路人認出；誕辰超過100年並且已經逝世；如是非英國公民，則還應具有國際聲望或在本國聲名卓著；且在此居住的時期是其生平事業中的一個重要階段。無疑，老舍符合以上條件。
1997年12月5日，老舍的兒子舒乙，便委托旅英華人陳小瀅女士處理相關法律事宜，又經中國駐英大使館從中斡旋，大英圖書館中文部主任弗蘭斯·伍德（france wood）女士等英國的中國通推介，經6年努力，才如願以償。
在這裏，通過艾支頓，老舍認識了許多英國朋友，善良、務實、獨立、勤苦，都富有才華，懂幾國語言，卻就是找不到工作。那些遠不及他們的人，找個事情做，就更難了！
老舍自己的薪水一年也才250英鎊，不夠一個普通學生的生活費，還得寄錢養活老母。
有一次多寄了一點，就不夠了，隻好請朋友代付兩周的房錢。
1928年秋，老舍搬到托林頓廣場14號公寓，這裏條件很差，租著的都是窮人、苦學生，使他切身體會到中國人在異國的生活狀況。
1929年春，為省房租，老舍再搬至蒙特利爾路，度過最後半年異國生活。那是個交通不便的地方，到學校需轉幾次車。按合同，7月31日期滿。他忙申請至到80磅迴國旅費，看望了朋友，6月底就離開倫敦，花一個多月時間，遊覽了荷蘭、比利時、瑞士、德國、意大利等國家，最後在巴黎住下，想找個工作，適逢經濟恐慌，大小企業破產，失業者巨多，一個多月後離開了。
幸虧這裏的朋友還拿著老舍幾個錢，僅夠買三等票到英屬殖民地新加坡。他就開路走了。
行二十餘天，到達後，他身無分文，決定先去商務印書館。語言不通，他不認路，由著車夫往前拉，巧的是商務印書館恰在這條路上，他高興地下來，找到經理，介紹了自己，說是《小說月報》的作者，說明來意。
經理很客氣，把他輾轉介紹到一家華僑中學做教員。
他的學生十五六歲，膚淺，思想上卻很激進，讓人覺得新思想不在西方，而在東方。
他在那裏呆了近半年，合約到期了，有人從中破壞，他幹不下去，加上母親不斷來信，2月底，他隻得離開那個給了他“魔力”的地方.在1930年3月到達上海。
後在母親催促下，搭船北上，於4月19日，迴到闊別已久的北平。
1923年2月，老舍應邀迴北京，到民間團體教育會做了文書，並在羅常培所在京師第一中學兼任教員，但薪水加起來尚不足學員時的三分之一，不得不賣掉皮袍，給母親添置寒衣米麵。
這時他開始發奮讀書了，曾到燕大旁聽。
經寶廣林推薦，他認識了缸瓦市倫敦會成員、燕京大學英籍教授艾溫士（又譯“易文思”），他的勤奮好學給教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自己也漸漸改變了對洋鬼子的成見，兩人成為好朋友。
1924年夏，26歲時，機會再次降臨到老舍身上。艾溫士告訴他，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想在中國聘請中文講師，他有意推薦老舍去。
老舍猶豫再三，放心不下母親，最後還是答應了，他考慮到，出國除了收入穩定外，還能考察各國情形，尋求救國道路。
最主要的，連他自己也未意料到的是，他在那裏“有閑”了，繼續了自己的“學業”時代，讀了大量的書，找到了創作上的“情人”，愛上它、結交它、模仿它，走進世界最前沿的現代作家的世界，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創作，形成自己的風格特色。
這也是創作所必須要經曆的道路。
環節似乎又是緊緊相扣的，在他寫作時，一個重要人物始終在場，為他的小說找到了能在國內發表的地方。
老舍是1924年9月14日坐客輪到達英國的，檢查官查完了自己人，才查“外國人”，因此，老舍是最後一個。
先是審，他說的是“華英官話”，藝術地把幾個英國字勻在中國字裏，人家很難聽懂，折騰半天才放行，隨大家去火車站。
大概30分鍾後，火車進入倫敦市區，在車站停住，艾溫士教授已先在那裏等候，告訴他，房子找好了，而且是和許地山住在一起。
那是在巴威特卡那路18號，二層小樓的第二層上。房東是兩位老姑娘。妹妹四十上下，做過教師，尊敬艾溫士教授，感謝他介紹客人。姐姐則需要人照顧，妹妹不能出去做事，給大家洗衣、收拾房子、買東西、做飯，其勤苦和獨立精神，深為老舍敬佩，了解到英國社會下層貧民的生活，但她做牛肉半生不熟，使老舍見到就暈。
老友許地山畢業於燕京大學，是位比較有影響的作家，曾留校任教，在老舍之先出國留學，拿到美國的碩士後，又到牛津研究宗教，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就迴了國。
現在因為沒開學，就在倫敦住了幾天，寫寫小說，是個性格隨和，愛說笑話，知道什麽說什麽，毫無保留的人。
他有時很厭惡外國人，連英國人喝湯時不準出聲，都當作愚蠢可笑。這影響了老舍看待外麵世界的態度。畢竟，他不是出來讀大學，無需要由學生向成人期過渡，而是做教師的，在社會上已有過6年的工作經曆，是一種成年期的再社會化過程，在其中融合兩大文化與生活方式。
初到國外的老舍，隻覺得一切很新鮮，還來不及進行判斷，有許地山帶他遊覽城內城外，老舍既可看到“古跡”，也能留意到它陰暗的方麵。
倫敦大學的東方學院，位於菲斯波裏廣場北側，是一座三層高的大樓，教授東方世界的一切語言文字，學生沒有任何入學限製，從十幾到六七十歲，老舍能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班級、課程的劃分也是按學生的選擇決定，他們程度不同，需要學習的功課不同，課時不同，所要的老師也就不同。有的一人一班，讓幾位老師忙得團團轉，也讓老舍接觸到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英國人。這些中等人家子弟，與八旗子弟差不多，學習隻為混資格。他在倫敦時的最後一部小說《二馬》裏，有不少這一類的人，可供比較。
在這裏，老舍講授的課程包括口語、翻譯、曆史、道教、佛教和唐代愛情小說等。
學生也有整班上課的，大多是軍人，會一種語言每年能加金一百英鎊，或繼續在國內任職，或派往外國占領地。大英帝國野心勃勃，如此處心積慮地訓練人才！這形成老舍救國救民，必先改革教育的思想，寫進了後來的《二馬》、《貓城記》中。
1925年春，老舍搬到荷蘭公園聖詹姆斯廣場31號，與漢學家克萊門特·艾支頓合租一層小樓。此人曾是牛津大學補習學校教員，頗有才華。老舍遇見時，逢他鬧離婚被解職，很落魄，他提議“交換知識”，讓老舍教他中文，他教老舍英文，住在一起。二人便合租了，建立了深厚友誼，是老舍在英國最親密的朋友。
老舍在倫敦共呆過5年，在這裏就3年。他幫助艾支頓翻譯了《金瓶梅》，寫出了兩部長篇《老張的哲學》、《趙子曰》和半部《二馬》。
2003年1 1月，這裏遂被英國遺產委員會正式鑲上圓形藍牌，列為“名人故居”。老舍成為了第一位在英住所被定為“名人故居”的中國作家。其創意則源於舒乙。
在英國，故居被鑲掛藍牌的名人需要具備的條件比較苛刻：需是業內多數成員公認的傑出人物；為人類福祉做出過重要和積極的貢獻；具有一定知名度，可為“才識廣博”的過路人認出；誕辰超過100年並且已經逝世；如是非英國公民，則還應具有國際聲望或在本國聲名卓著；且在此居住的時期是其生平事業中的一個重要階段。無疑，老舍符合以上條件。
1997年12月5日，老舍的兒子舒乙，便委托旅英華人陳小瀅女士處理相關法律事宜，又經中國駐英大使館從中斡旋，大英圖書館中文部主任弗蘭斯·伍德（france wood）女士等英國的中國通推介，經6年努力，才如願以償。
在這裏，通過艾支頓，老舍認識了許多英國朋友，善良、務實、獨立、勤苦，都富有才華，懂幾國語言，卻就是找不到工作。那些遠不及他們的人，找個事情做，就更難了！
老舍自己的薪水一年也才250英鎊，不夠一個普通學生的生活費，還得寄錢養活老母。
有一次多寄了一點，就不夠了，隻好請朋友代付兩周的房錢。
1928年秋，老舍搬到托林頓廣場14號公寓，這裏條件很差，租著的都是窮人、苦學生，使他切身體會到中國人在異國的生活狀況。
1929年春，為省房租，老舍再搬至蒙特利爾路，度過最後半年異國生活。那是個交通不便的地方，到學校需轉幾次車。按合同，7月31日期滿。他忙申請至到80磅迴國旅費，看望了朋友，6月底就離開倫敦，花一個多月時間，遊覽了荷蘭、比利時、瑞士、德國、意大利等國家，最後在巴黎住下，想找個工作，適逢經濟恐慌，大小企業破產，失業者巨多，一個多月後離開了。
幸虧這裏的朋友還拿著老舍幾個錢，僅夠買三等票到英屬殖民地新加坡。他就開路走了。
行二十餘天，到達後，他身無分文，決定先去商務印書館。語言不通，他不認路，由著車夫往前拉，巧的是商務印書館恰在這條路上，他高興地下來，找到經理，介紹了自己，說是《小說月報》的作者，說明來意。
經理很客氣，把他輾轉介紹到一家華僑中學做教員。
他的學生十五六歲，膚淺，思想上卻很激進，讓人覺得新思想不在西方，而在東方。
他在那裏呆了近半年，合約到期了，有人從中破壞，他幹不下去，加上母親不斷來信，2月底，他隻得離開那個給了他“魔力”的地方.在1930年3月到達上海。
後在母親催促下，搭船北上，於4月19日，迴到闊別已久的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