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及其文化對旗人作家老舍影響究竟有多大？為什麽說曹雪芹和老舍是滿族人貢獻給世界的最優秀的作家？
舍的出身及其有意無意的學習、渲染之環境，是得天獨厚的，在他身上濃縮、凝聚了民族的變遷史。
曾有人考察過他的滿族身份和老北京底層市民生活與外界大環境、藝術生活的關係。
舒乙先生說：
如果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區劃地圖，我們又會多少有點兒意外：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經遊離於正紅旗的居住區域之外，它屬於正黃旗的範圍。可見，老舍的父親永壽，或者是他的前輩，也有過短距離搬遷的經曆。好在他家並沒走遠，小羊圈胡同南麵的護國寺街以南，以及出了這條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紅旗的地盤。也就是說，從他家向南、向西，都隻差著幾十米，便能進入正紅旗原先的駐地。我們在了解到這一點之後，想到的另一點，就是：正黃旗，正是永壽的妻子、老舍的母親——舒馬氏娘家所隸屬的那個旗。
我想，對這個坐標點的捕捉，也許能給我們兩點啟示：第一點，是象征性的：日後的老舍，從父親那裏繼承來的，主要是姓氏與血脈，還有他那為國盡忠的高尚精神這很重要，而從老舍母親那裏繼承的，卻不僅有血脈，更包括一生受用的性情和品質，以及絕不輕易改變的做人方式，這想必更重要；第二點，則應當說是在老舍人生道路中分明得到印證的，他的唿吸、他的經曆、他的氣質、他的感情……都是從這裏開始生成與升華的，這裏深紮下了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
舒乙又說：
從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於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對老城來說是指阜成門——西四——西安門大街—一景山——後門——鼓樓——北城根—一德勝門——西直門——阜成門這麽個範圍。約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則應包括阜成門以北，德勝門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發生在這裏。
由這個發現所支持著的，我想，應當是這樣的判斷：這片作家一生寫也寫不夠的老城西北角……這片浸潤著父精母血的旗族“熱土”中，萌發出來的文化心理意識，對老舍的一生，產生了多麽深刻的影響（《談老舍著作與北京城》，載《散記老舍》87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學者關紀新在《旗人作家老舍》裏則作了遠景式概括：清代後期，京城滿族已經將自己由早年間單純尚武的民族，逐步改造成了一個相當藝術化的社會群體。
貧寒難捱，是長久以來落入“八旗生計”陷阱的下層旗人最大的感受。他們何嚐不希望有朝一日，能擺脫這種困境，但是做不到，一代又一代，旗人的兒女還得是旗人，誰也掙不掉八旗製度的鉗製。……即使是旗族中間的“天皇貴胄”、王爺貝勒們，也活得不是那麽痛快，他們雖無凍餒之憂，卻同樣沒有隨意離開府邸出遊外埠的權利，任憑有多少財富，卻沒有起碼的人身自由，他們隻好變著法子找尋心靈間哪怕是暫時的安慰和平衡，於是，文化藝術，也就成了他們調節自我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式。……老舍後來在小說《四世同堂》中，對當年的旗族藝術生活場景做過清晰的描繪：“整天整年地都消磨在生活藝術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們都會唱二黃，單弦，大鼓，與時調。他們會養魚，養鳥，養狗，種花，和鬥蟋蟀。他們之中，甚至也有的寫一筆頂好的字，畫點山水，或作些詩詞——至不濟還會謅幾套相當幽默的悅耳的鼓子詞。他們的消遣變成了生活的藝術……他們會使雞鳥魚蟲都與文化發生了最密切的關係……他們的生活藝術是值得寫出多少部有價值有趣味的書來的。就是從我們現在還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藝兒中，像鴿鈴，風箏，鼻煙壺兒，蟋蟀罐子，鳥兒籠子，兔兒爺，我們若是細心的去看，就還能看出一點點旗人怎樣在最細小的地方花費了最多的心血。”
老舍，落生在這麽一個被裏裏外外“藝術化”了的民族。……近年來，國內的語言學者已經發表了一批論文，證實了八旗子弟（尤其是滿洲人）從清初定居燕京起，近300年間，先是基本上放棄了自己的母語——滿語，隨即就對京城流行的漢語言，進行了極大程度和極具耐性的改造，京腔京韻，恰恰是經過了一代代視語言為藝術的滿人不懈的錘煉、把玩，才變成了今天這般地清爽悅耳、富有表現力。老舍晚年在長篇小說《正紅旗下》中間，也就此不無自豪地寫過：“至於北京話呀，他（指作品中人物t我，的表哥、滿族青年福海——引者注）說的是那麽漂亮，以至使人認為他是這種高貴語言的創造者。即使這與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應該分享京腔，創作者的一份兒榮譽。是的，他的前輩們不但把一些滿文詞兒收納在漢語之中，而且創造了輕脆快當的腔調；到了他這一輩，這腔調有時候過於輕脆快當，以至有時候使外鄉人聽不大清楚。”看來，早年間的老舍，就對“京腔京韻”跟旗人社區的特殊關係，有了切身感受。他的早期習作，已經顯示出對京語大白話出色的駕馭能力。“五四”以後，白話文寫作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種突出追求，但是，許多白話文寫作的倡導者本人卻受到種種局限而寫不出典範的白話作品。也就在這個時候，北京方言的運氣來了，被確定為中國現代“國語”標準音，舊日旗人們用一生精力把玩語音錘煉語言的生活情趣，沒想到在這裏恰恰和時代的文化需求迎麵撞了個滿懷！老舍正是極大限度地得益於本民族的語言文化優勢，……將北京話的內在美感通盤地準確地把握住……成了中國現代作家中運用北京大白話寫作當之無愧的“第一人”！……他從上小學起就偏愛文學，旗人們代代相傳的文學愛好吸引著他，旗人們的傳統讀物也自然地進入他的瀏覽視線。由於清朝定都中原以後幾代君主的垂範作用，清代的八旗子弟中間，產生過大批的文人墨客，僅流傳下來作品集的，就有上千位（例如在民國年間由巴嚕特恩華個人所輯《八旗藝文編目》中，即收錄了清代旗族作家1035位的1779部作品集目錄，其中滿洲旗人及其作品約占六成）。滿洲正黃旗納蘭性德及其詞作《飲水詞》、滿洲內務府正白旗包衣曹雪芹及其長篇小說《紅樓夢》、滿洲鑲藍旗顧太清（西林春）及其詞作《東海漁歌》、滿洲鑲紅旗費莫文康及其長篇小說《兒女英雄傳》等等，都在中華文學史上，享有或突出或重要的地位。富有民族情感而且傾心於文學的慶春，當然會以本民族出現過這樣的文學偉績而感到驕傲，更會從這些民族文學的厚重積澱中汲取營養。這種在文學道路上的文化認同，在相當的程度上，左右了他後來的創作取向。
清代的滿人，既然早就已經把本民族的中心立足點遷移到了北京，並且還親切地把北京當成了自己的故鄉，那麽，京城的各樣風俗，也就難免地要受到滿人文化傳統這把“篩子”的過濾。滿洲人在當皇帝，一當就當了二三百年，市井間的種種風氣，轉向滿洲人喜好和易於接受的樣式，不足為奇，這與人們常講的“楚王好細腰，國人多餓死”，大概是一個道理。從這個角度來想問題，清代的滿人們，的確是把京俗改造成了新型的“滿漢全席”式的滿俗，也把滿俗跟京俗在心裏劃上了一個等號。老舍早年生活在京城的時候，這個等號還存在，京城世風還遠不像20世紀晚近階段那樣，被攪入了太多的南北文化和歐美異質文化。老舍腦海中記掛了一輩子的故都民俗一年節的、婚嫁的、育兒的、喪葬的、起居的、飲食的、商貿的、娛樂的、風物的、心理的……可以說，都與老年間的滿習息息相通。……滿族，是個一向沒有被人們真正說清楚的民族，在短短300年間，創造了那麽多的奇跡，又在自身發展中孕育了何等樣兒的悲劇！一代又一代的滿族作家在思考，在探討，在自省……曹雪芹在他的《紅樓夢》中，最先發出了“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的感歎，敲響了“須要退步抽身早”的長鳴鍾，可以說是這種運用文學進行民族自審的先聲了。從清代到當代，以老舍為代表的滿族文學家，又在同一方向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這說明，滿族這個在中國現有的56個民族中較早“碰壁”的成員，願意成為最先衝出曆史“迷宮”的民族，其實，中國的境內所有民族，哪一個沒有曆史教訓和文化教訓需要歸結呢？民族的自我超越意識和深層次的文化省視意識，對每個力圖走出曆史“怪圈”從而迎頭趕上現代文明的民族，都是必需的。……老舍……的文學雖然較少魯迅那樣金剛怒目式的呐喊，卻以自己既充滿規箴又不失真誠的筆觸，堅持不懈地去捕捉、解剖與針砭東方“老民族”的文化舊習和心理症結。
他以畢生上千萬字的創作，為我們留下了一部極其深刻又極具價值的民族文化啟示錄。
舍的出身及其有意無意的學習、渲染之環境，是得天獨厚的，在他身上濃縮、凝聚了民族的變遷史。
曾有人考察過他的滿族身份和老北京底層市民生活與外界大環境、藝術生活的關係。
舒乙先生說：
如果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區劃地圖，我們又會多少有點兒意外：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經遊離於正紅旗的居住區域之外，它屬於正黃旗的範圍。可見，老舍的父親永壽，或者是他的前輩，也有過短距離搬遷的經曆。好在他家並沒走遠，小羊圈胡同南麵的護國寺街以南，以及出了這條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紅旗的地盤。也就是說，從他家向南、向西，都隻差著幾十米，便能進入正紅旗原先的駐地。我們在了解到這一點之後，想到的另一點，就是：正黃旗，正是永壽的妻子、老舍的母親——舒馬氏娘家所隸屬的那個旗。
我想，對這個坐標點的捕捉，也許能給我們兩點啟示：第一點，是象征性的：日後的老舍，從父親那裏繼承來的，主要是姓氏與血脈，還有他那為國盡忠的高尚精神這很重要，而從老舍母親那裏繼承的，卻不僅有血脈，更包括一生受用的性情和品質，以及絕不輕易改變的做人方式，這想必更重要；第二點，則應當說是在老舍人生道路中分明得到印證的，他的唿吸、他的經曆、他的氣質、他的感情……都是從這裏開始生成與升華的，這裏深紮下了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
舒乙又說：
從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於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對老城來說是指阜成門——西四——西安門大街—一景山——後門——鼓樓——北城根—一德勝門——西直門——阜成門這麽個範圍。約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則應包括阜成門以北，德勝門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發生在這裏。
由這個發現所支持著的，我想，應當是這樣的判斷：這片作家一生寫也寫不夠的老城西北角……這片浸潤著父精母血的旗族“熱土”中，萌發出來的文化心理意識，對老舍的一生，產生了多麽深刻的影響（《談老舍著作與北京城》，載《散記老舍》87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學者關紀新在《旗人作家老舍》裏則作了遠景式概括：清代後期，京城滿族已經將自己由早年間單純尚武的民族，逐步改造成了一個相當藝術化的社會群體。
貧寒難捱，是長久以來落入“八旗生計”陷阱的下層旗人最大的感受。他們何嚐不希望有朝一日，能擺脫這種困境，但是做不到，一代又一代，旗人的兒女還得是旗人，誰也掙不掉八旗製度的鉗製。……即使是旗族中間的“天皇貴胄”、王爺貝勒們，也活得不是那麽痛快，他們雖無凍餒之憂，卻同樣沒有隨意離開府邸出遊外埠的權利，任憑有多少財富，卻沒有起碼的人身自由，他們隻好變著法子找尋心靈間哪怕是暫時的安慰和平衡，於是，文化藝術，也就成了他們調節自我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式。……老舍後來在小說《四世同堂》中，對當年的旗族藝術生活場景做過清晰的描繪：“整天整年地都消磨在生活藝術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們都會唱二黃，單弦，大鼓，與時調。他們會養魚，養鳥，養狗，種花，和鬥蟋蟀。他們之中，甚至也有的寫一筆頂好的字，畫點山水，或作些詩詞——至不濟還會謅幾套相當幽默的悅耳的鼓子詞。他們的消遣變成了生活的藝術……他們會使雞鳥魚蟲都與文化發生了最密切的關係……他們的生活藝術是值得寫出多少部有價值有趣味的書來的。就是從我們現在還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藝兒中，像鴿鈴，風箏，鼻煙壺兒，蟋蟀罐子，鳥兒籠子，兔兒爺，我們若是細心的去看，就還能看出一點點旗人怎樣在最細小的地方花費了最多的心血。”
老舍，落生在這麽一個被裏裏外外“藝術化”了的民族。……近年來，國內的語言學者已經發表了一批論文，證實了八旗子弟（尤其是滿洲人）從清初定居燕京起，近300年間，先是基本上放棄了自己的母語——滿語，隨即就對京城流行的漢語言，進行了極大程度和極具耐性的改造，京腔京韻，恰恰是經過了一代代視語言為藝術的滿人不懈的錘煉、把玩，才變成了今天這般地清爽悅耳、富有表現力。老舍晚年在長篇小說《正紅旗下》中間，也就此不無自豪地寫過：“至於北京話呀，他（指作品中人物t我，的表哥、滿族青年福海——引者注）說的是那麽漂亮，以至使人認為他是這種高貴語言的創造者。即使這與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應該分享京腔，創作者的一份兒榮譽。是的，他的前輩們不但把一些滿文詞兒收納在漢語之中，而且創造了輕脆快當的腔調；到了他這一輩，這腔調有時候過於輕脆快當，以至有時候使外鄉人聽不大清楚。”看來，早年間的老舍，就對“京腔京韻”跟旗人社區的特殊關係，有了切身感受。他的早期習作，已經顯示出對京語大白話出色的駕馭能力。“五四”以後，白話文寫作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種突出追求，但是，許多白話文寫作的倡導者本人卻受到種種局限而寫不出典範的白話作品。也就在這個時候，北京方言的運氣來了，被確定為中國現代“國語”標準音，舊日旗人們用一生精力把玩語音錘煉語言的生活情趣，沒想到在這裏恰恰和時代的文化需求迎麵撞了個滿懷！老舍正是極大限度地得益於本民族的語言文化優勢，……將北京話的內在美感通盤地準確地把握住……成了中國現代作家中運用北京大白話寫作當之無愧的“第一人”！……他從上小學起就偏愛文學，旗人們代代相傳的文學愛好吸引著他，旗人們的傳統讀物也自然地進入他的瀏覽視線。由於清朝定都中原以後幾代君主的垂範作用，清代的八旗子弟中間，產生過大批的文人墨客，僅流傳下來作品集的，就有上千位（例如在民國年間由巴嚕特恩華個人所輯《八旗藝文編目》中，即收錄了清代旗族作家1035位的1779部作品集目錄，其中滿洲旗人及其作品約占六成）。滿洲正黃旗納蘭性德及其詞作《飲水詞》、滿洲內務府正白旗包衣曹雪芹及其長篇小說《紅樓夢》、滿洲鑲藍旗顧太清（西林春）及其詞作《東海漁歌》、滿洲鑲紅旗費莫文康及其長篇小說《兒女英雄傳》等等，都在中華文學史上，享有或突出或重要的地位。富有民族情感而且傾心於文學的慶春，當然會以本民族出現過這樣的文學偉績而感到驕傲，更會從這些民族文學的厚重積澱中汲取營養。這種在文學道路上的文化認同，在相當的程度上，左右了他後來的創作取向。
清代的滿人，既然早就已經把本民族的中心立足點遷移到了北京，並且還親切地把北京當成了自己的故鄉，那麽，京城的各樣風俗，也就難免地要受到滿人文化傳統這把“篩子”的過濾。滿洲人在當皇帝，一當就當了二三百年，市井間的種種風氣，轉向滿洲人喜好和易於接受的樣式，不足為奇，這與人們常講的“楚王好細腰，國人多餓死”，大概是一個道理。從這個角度來想問題，清代的滿人們，的確是把京俗改造成了新型的“滿漢全席”式的滿俗，也把滿俗跟京俗在心裏劃上了一個等號。老舍早年生活在京城的時候，這個等號還存在，京城世風還遠不像20世紀晚近階段那樣，被攪入了太多的南北文化和歐美異質文化。老舍腦海中記掛了一輩子的故都民俗一年節的、婚嫁的、育兒的、喪葬的、起居的、飲食的、商貿的、娛樂的、風物的、心理的……可以說，都與老年間的滿習息息相通。……滿族，是個一向沒有被人們真正說清楚的民族，在短短300年間，創造了那麽多的奇跡，又在自身發展中孕育了何等樣兒的悲劇！一代又一代的滿族作家在思考，在探討，在自省……曹雪芹在他的《紅樓夢》中，最先發出了“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的感歎，敲響了“須要退步抽身早”的長鳴鍾，可以說是這種運用文學進行民族自審的先聲了。從清代到當代，以老舍為代表的滿族文學家，又在同一方向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這說明，滿族這個在中國現有的56個民族中較早“碰壁”的成員，願意成為最先衝出曆史“迷宮”的民族，其實，中國的境內所有民族，哪一個沒有曆史教訓和文化教訓需要歸結呢？民族的自我超越意識和深層次的文化省視意識，對每個力圖走出曆史“怪圈”從而迎頭趕上現代文明的民族，都是必需的。……老舍……的文學雖然較少魯迅那樣金剛怒目式的呐喊，卻以自己既充滿規箴又不失真誠的筆觸，堅持不懈地去捕捉、解剖與針砭東方“老民族”的文化舊習和心理症結。
他以畢生上千萬字的創作，為我們留下了一部極其深刻又極具價值的民族文化啟示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