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最終學曆是什麽？為什麽學曆那樣低還能出國？
照現在的學曆教育看，老舍的最終學曆隻算得中等師範學、校畢業，文憑相當於中專，在校學習時間攏總11年，從1907至1918年，中間在1913年初，由於經濟困難，曾退學半年，夏天才考入免費供應膳宿、製服、學費和書籍的北京師範學校（北京工業大學的前身），5年製。
從受教內容看，他上過兩年私塾，背下許多古詩文，1909年後，轉入具有半傳統、半現代意義的學校，為後來讀師範，廣泛涉獵中國古典文學和漢族市民文學，學習用文言文寫詩歌、散文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他有個表舅開茶館，他愛到小學附近的天橋蹭戲，去茶館聽說書，為“小五義”、“楊家將”、“包公案”、“蘇三起解”、“水漫金山”等故事所迷，喜歡滿人、漢人的樂器、拳腳、雜耍等民間文藝；自小作文和演講都好，受到國文老師稱讚，常被老師指定為低年級同學的“代課”老師。
一天，他和同學相約考完作文後去放風箏，恰好作文題目就是《說紙鳶》，老舍很快寫完，看到同學不知如何下筆，就給他起了頭，好早點交卷。幾天後，老師孫煥文把同學的作文拿出來大加誇讚，說破題得體，很稱人心，就念了那段開頭語，老舍和同學偷望竊笑，被孫老師抓住，那同學隻好如實招供了。孫先生聽後，未發火，點頭讚道，我教書多年，慶春文章奇才奇思，時至今日，沒有哪一個，作文能超過他的。
這些吸收與激勵，都使他可貴的文學天賦，得到了陪護、養育，終而修煉成有用之才。
當然，即使是讀書，老舍也不是什麽都喜歡，他小學時的同學、語言學家羅常培曾介紹說，老舍不愛讀《三字經》、《百家姓》，這和現在有些天才兒童不愛學英語單詞一樣，它們都枯燥、幹巴，如果把它們做成趣味性的“遊戲”，那麽，接受就相對容易多了，也不會為人所不愛了。
錢鍾書考清華時數學隻有十幾分，英語和語文卻是滿分，最初他學英語就不是一上來先背生詞，而是通過閱讀林琴南翻譯的外國小說，發現那裏麵故事情節更吸引人，學好它就不必翻譯了，從而愛上英語學習的。老舍同樣愛有趣、好玩的東西，不愛學起來就頭疼，又毫無情趣的“知識”，像算術、繪畫，為此，他不惜逃學、挨板子。
被老師打過後，即使他“疼得眼淚在眼睛裏亂轉，也不肯流下一滴淚珠或討半句饒”，“天生灑脫，豪放，有勁，把力量蘊蓄在裏麵而不輕易表現出來”。
此外，家庭也發生了一些變故，為哥哥娶親典出舒家祖墳地，三姐出嫁，姑母去世，他們生活更困難了。母親為養家，供兒子上學，出去當過女仆，做過女工，燒飯、打掃衛生。
常常，老舍中午放學迴來，母親會內疚地說，今兒中午沒飯了，他總是扭頭就走，餓肚子上學，不願看到母親痛苦的眼神，也不想讓同學知道自己沒飯吃，強打精神聽課。
考北京師範學校，也是他偷偷考進去的，旗人子弟很少考這樣的學校。
但他沒想到，學校要預交保證金10元，他猶豫再三，把這事告訴了母親，母親起早貪黑忙了半個月，嫂子把自己結婚陪嫁的木箱子賣了才湊夠。
因為窮，更因為旗人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末世人”境遇，和本質上的善良，性格上他特別孤高、溫厚、寬容，“軟而硬”，形容舉止嚴肅、老成，愛獨自沉思，每每很悲觀、抑鬱。
尤其到年關時，別人家都能歡度，他的心頭卻滿是辛酸、淒楚，給人留下了比較謹慎膽小、有點古怪和神經質的印象。
他自身的一些“病”，後來也給了筆下的人物。其所創造的最成功的三個長篇小說人物——老李、祥子、祁瑞宣，基本性格特征也都是沉鬱壓抑的，內心豐富而矛盾，作者以偏愛的感情寫其樸拙，把自己的生活片段給了他們，讓他們都具有了天然生成的超越生活環境的孤獨孤高。
但老舍的光芒直到此時還是內斂的，到轉入北京師範學校後才漸漸放射出來。人們常看到他演說，參加辯論會，各科都好，成為校長方唯一的得意門生。
而且，學校本就偏重古文教育，老師中有幾位出色的“才子”，引導老舍對《十八家詩抄》、《陸放翁詩集》等愛不釋手。在其他課上別人演題或背單詞時，他總是在那裏讀古文，學著做詩，記住了不少典故。
五四運動前……我的散文是學桐城派，我的詩歌是學陸放翁與吳 梅村”（《我的創作經驗》。《刁鬥》1卷4期，1934年12月15日出版。）。
這裏也開設了外語、心理學、地理、植物學等新式課程。課餘，他還去幫劉壽錦大叔辦貧兒學校，施放糧米。
1918年6月，老舍以優秀成績、優良品質，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本科第一部第四班，永遠結束了他的學生生活。但他的自學遠沒有結束，近五十歲到美國後，也還在不斷學習，認真研究著福克納等作家的經典作品。
反映為小說裏的世界，他的多數優秀作品都固執地把背景選在“北平”。幽深的胡同、嘈雜的茶館、破敗的大雜院，市民風俗，世態人情，都是她的象征。
1918年7月，經老師推舉，被委派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學兼國民學校校長，這時他19歲。赴任前，他和母親一夜沒合眼，他對母親說：此後，您可以歇一歇了。
就任後，老舍力主改革，對學生采用新教材，開設新課程，實行新的管理辦法，用新思想啟發、教育學生。
他吃住在校，參加各種活動，澆花種草，深得學生家長稱讚。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那天是星期日，他像往常一樣在學校，不知道，第二天上課時，才聽說了，受到極大震動，思想、感情發生很大變化，從此“裝備”了一雙新的眼睛和一顆新的心靈，打破了原先相對局限而閉塞的世界，來開放性地觀察、體認這個社會了。
他後來是這樣說的：假如沒有五四運動，我可能終生隻是兢兢業業辦小學，恭恭順順奉老母，規規矩矩結婚生子，決不會想到去搞文藝，做作家，敢於懷疑聖人，知道應該反抗誰、反抗什麽，並懂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選取不同於才子佳人類型的題材，去批判黑暗了。
1920年9月，老舍被任命為京師郊外北區勸學員，除了處理公務外，還要進行調查，把發現的問題寫成報告，提出解決方法。但是學務局一片死氣，人們都不喜歡這個年輕人，對他冷嘲熱諷，他們關心的是做交易、撈油水、搶肥缺，維持現狀。他的處女作《老張的哲學》大部分就取材於這時候的見聞。
到1922年時，老舍收斂起鋒芒，變得苦悶消沉、心灰意懶了，常去看戲、打牌、逛公園、喝酒，隻是不嫖。那樣，“當深夜捫心自問的時候，才不至於把自己整個地放到荒唐鬼之群裏麵去”。
這是許多年輕人渡不過去的“關”——人生中有一段“危險時刻”，是用來曆練心誌、情性的，過不去的人就會栽下來。
母親很為他擔心，覺得治療兒子弊病的辦法就是給他說個媳婦，便開始了張羅。找到—個佐領家的不識字的小姐，長得好看，辦妥後才告訴兒子，更讓老舍苦不堪言，頭一次和母親大吵一頓。
當時，老舍正與劉壽錦大叔的女兒產生了甜美的戀情，又怕母親傷心，為退婚陷於苦惱。在姐姐的幫助下，才解除婚約。老舍本人則大病一場，脫光了頭發，害得半年不敢脫帽。
養病期間，他終於有了悔悟，決心戒除不良嗜好，覺得像現在這樣，清閑而報酬優厚，隻能毀了自己，該找些正經事做，便義務擔任了劉壽錦貧兒學校的教員，學會了打拳、練劍。
1912年，老舍領洗人教，做了一名基督徒，隸屬北京缸瓦市中華基督教會，當過缸瓦市中華基督教主日學主任，還寫過一篇《北京缸瓦市倫敦會改建中華教會經過紀略》，宣傳“華人自辦教會”，主張自培自立。這是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可惜沒能存留下來。
他又參加英文夜校的學習，義務為它做些服務，在這裏認識了後來對他有巨大人生影響的許地山、白滌洲和夜校主持人剛由英國迴國的缸瓦市監督教會主持、北京監督教聯合會會長寶廣林，一起討論教育、文學、宗教和改造社會、為社會服務等問題。
即使這樣，他依然受到冷遇和申斥，齷齪而烏煙瘴氣的官場，容不下老舍不亢不卑、不吹不拍的“窮酸味”。他憤然辭職，去了天津南開中學做國文教員。原先他一月賺一百多元，現在隻能到50元，可是他很快活，接觸的是可愛的學生，在學校活動，做的事多，有規律。
南開中學思想活躍，自由氣息甚濃，老舍在這裏恢複了自信，遇到了頗有魅力的基督教紳士張佰苓教授。張也曾激勵過學生時期的周恩來，後來老舍和周的交情，可能始於對張共同的感激和結識。
照現在的學曆教育看，老舍的最終學曆隻算得中等師範學、校畢業，文憑相當於中專，在校學習時間攏總11年，從1907至1918年，中間在1913年初，由於經濟困難，曾退學半年，夏天才考入免費供應膳宿、製服、學費和書籍的北京師範學校（北京工業大學的前身），5年製。
從受教內容看，他上過兩年私塾，背下許多古詩文，1909年後，轉入具有半傳統、半現代意義的學校，為後來讀師範，廣泛涉獵中國古典文學和漢族市民文學，學習用文言文寫詩歌、散文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他有個表舅開茶館，他愛到小學附近的天橋蹭戲，去茶館聽說書，為“小五義”、“楊家將”、“包公案”、“蘇三起解”、“水漫金山”等故事所迷，喜歡滿人、漢人的樂器、拳腳、雜耍等民間文藝；自小作文和演講都好，受到國文老師稱讚，常被老師指定為低年級同學的“代課”老師。
一天，他和同學相約考完作文後去放風箏，恰好作文題目就是《說紙鳶》，老舍很快寫完，看到同學不知如何下筆，就給他起了頭，好早點交卷。幾天後，老師孫煥文把同學的作文拿出來大加誇讚，說破題得體，很稱人心，就念了那段開頭語，老舍和同學偷望竊笑，被孫老師抓住，那同學隻好如實招供了。孫先生聽後，未發火，點頭讚道，我教書多年，慶春文章奇才奇思，時至今日，沒有哪一個，作文能超過他的。
這些吸收與激勵，都使他可貴的文學天賦，得到了陪護、養育，終而修煉成有用之才。
當然，即使是讀書，老舍也不是什麽都喜歡，他小學時的同學、語言學家羅常培曾介紹說，老舍不愛讀《三字經》、《百家姓》，這和現在有些天才兒童不愛學英語單詞一樣，它們都枯燥、幹巴，如果把它們做成趣味性的“遊戲”，那麽，接受就相對容易多了，也不會為人所不愛了。
錢鍾書考清華時數學隻有十幾分，英語和語文卻是滿分，最初他學英語就不是一上來先背生詞，而是通過閱讀林琴南翻譯的外國小說，發現那裏麵故事情節更吸引人，學好它就不必翻譯了，從而愛上英語學習的。老舍同樣愛有趣、好玩的東西，不愛學起來就頭疼，又毫無情趣的“知識”，像算術、繪畫，為此，他不惜逃學、挨板子。
被老師打過後，即使他“疼得眼淚在眼睛裏亂轉，也不肯流下一滴淚珠或討半句饒”，“天生灑脫，豪放，有勁，把力量蘊蓄在裏麵而不輕易表現出來”。
此外，家庭也發生了一些變故，為哥哥娶親典出舒家祖墳地，三姐出嫁，姑母去世，他們生活更困難了。母親為養家，供兒子上學，出去當過女仆，做過女工，燒飯、打掃衛生。
常常，老舍中午放學迴來，母親會內疚地說，今兒中午沒飯了，他總是扭頭就走，餓肚子上學，不願看到母親痛苦的眼神，也不想讓同學知道自己沒飯吃，強打精神聽課。
考北京師範學校，也是他偷偷考進去的，旗人子弟很少考這樣的學校。
但他沒想到，學校要預交保證金10元，他猶豫再三，把這事告訴了母親，母親起早貪黑忙了半個月，嫂子把自己結婚陪嫁的木箱子賣了才湊夠。
因為窮，更因為旗人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末世人”境遇，和本質上的善良，性格上他特別孤高、溫厚、寬容，“軟而硬”，形容舉止嚴肅、老成，愛獨自沉思，每每很悲觀、抑鬱。
尤其到年關時，別人家都能歡度，他的心頭卻滿是辛酸、淒楚，給人留下了比較謹慎膽小、有點古怪和神經質的印象。
他自身的一些“病”，後來也給了筆下的人物。其所創造的最成功的三個長篇小說人物——老李、祥子、祁瑞宣，基本性格特征也都是沉鬱壓抑的，內心豐富而矛盾，作者以偏愛的感情寫其樸拙，把自己的生活片段給了他們，讓他們都具有了天然生成的超越生活環境的孤獨孤高。
但老舍的光芒直到此時還是內斂的，到轉入北京師範學校後才漸漸放射出來。人們常看到他演說，參加辯論會，各科都好，成為校長方唯一的得意門生。
而且，學校本就偏重古文教育，老師中有幾位出色的“才子”，引導老舍對《十八家詩抄》、《陸放翁詩集》等愛不釋手。在其他課上別人演題或背單詞時，他總是在那裏讀古文，學著做詩，記住了不少典故。
五四運動前……我的散文是學桐城派，我的詩歌是學陸放翁與吳 梅村”（《我的創作經驗》。《刁鬥》1卷4期，1934年12月15日出版。）。
這裏也開設了外語、心理學、地理、植物學等新式課程。課餘，他還去幫劉壽錦大叔辦貧兒學校，施放糧米。
1918年6月，老舍以優秀成績、優良品質，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本科第一部第四班，永遠結束了他的學生生活。但他的自學遠沒有結束，近五十歲到美國後，也還在不斷學習，認真研究著福克納等作家的經典作品。
反映為小說裏的世界，他的多數優秀作品都固執地把背景選在“北平”。幽深的胡同、嘈雜的茶館、破敗的大雜院，市民風俗，世態人情，都是她的象征。
1918年7月，經老師推舉，被委派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學兼國民學校校長，這時他19歲。赴任前，他和母親一夜沒合眼，他對母親說：此後，您可以歇一歇了。
就任後，老舍力主改革，對學生采用新教材，開設新課程，實行新的管理辦法，用新思想啟發、教育學生。
他吃住在校，參加各種活動，澆花種草，深得學生家長稱讚。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那天是星期日，他像往常一樣在學校，不知道，第二天上課時，才聽說了，受到極大震動，思想、感情發生很大變化，從此“裝備”了一雙新的眼睛和一顆新的心靈，打破了原先相對局限而閉塞的世界，來開放性地觀察、體認這個社會了。
他後來是這樣說的：假如沒有五四運動，我可能終生隻是兢兢業業辦小學，恭恭順順奉老母，規規矩矩結婚生子，決不會想到去搞文藝，做作家，敢於懷疑聖人，知道應該反抗誰、反抗什麽，並懂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選取不同於才子佳人類型的題材，去批判黑暗了。
1920年9月，老舍被任命為京師郊外北區勸學員，除了處理公務外，還要進行調查，把發現的問題寫成報告，提出解決方法。但是學務局一片死氣，人們都不喜歡這個年輕人，對他冷嘲熱諷，他們關心的是做交易、撈油水、搶肥缺，維持現狀。他的處女作《老張的哲學》大部分就取材於這時候的見聞。
到1922年時，老舍收斂起鋒芒，變得苦悶消沉、心灰意懶了，常去看戲、打牌、逛公園、喝酒，隻是不嫖。那樣，“當深夜捫心自問的時候，才不至於把自己整個地放到荒唐鬼之群裏麵去”。
這是許多年輕人渡不過去的“關”——人生中有一段“危險時刻”，是用來曆練心誌、情性的，過不去的人就會栽下來。
母親很為他擔心，覺得治療兒子弊病的辦法就是給他說個媳婦，便開始了張羅。找到—個佐領家的不識字的小姐，長得好看，辦妥後才告訴兒子，更讓老舍苦不堪言，頭一次和母親大吵一頓。
當時，老舍正與劉壽錦大叔的女兒產生了甜美的戀情，又怕母親傷心，為退婚陷於苦惱。在姐姐的幫助下，才解除婚約。老舍本人則大病一場，脫光了頭發，害得半年不敢脫帽。
養病期間，他終於有了悔悟，決心戒除不良嗜好，覺得像現在這樣，清閑而報酬優厚，隻能毀了自己，該找些正經事做，便義務擔任了劉壽錦貧兒學校的教員，學會了打拳、練劍。
1912年，老舍領洗人教，做了一名基督徒，隸屬北京缸瓦市中華基督教會，當過缸瓦市中華基督教主日學主任，還寫過一篇《北京缸瓦市倫敦會改建中華教會經過紀略》，宣傳“華人自辦教會”，主張自培自立。這是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可惜沒能存留下來。
他又參加英文夜校的學習，義務為它做些服務，在這裏認識了後來對他有巨大人生影響的許地山、白滌洲和夜校主持人剛由英國迴國的缸瓦市監督教會主持、北京監督教聯合會會長寶廣林，一起討論教育、文學、宗教和改造社會、為社會服務等問題。
即使這樣，他依然受到冷遇和申斥，齷齪而烏煙瘴氣的官場，容不下老舍不亢不卑、不吹不拍的“窮酸味”。他憤然辭職，去了天津南開中學做國文教員。原先他一月賺一百多元，現在隻能到50元，可是他很快活，接觸的是可愛的學生，在學校活動，做的事多，有規律。
南開中學思想活躍，自由氣息甚濃，老舍在這裏恢複了自信，遇到了頗有魅力的基督教紳士張佰苓教授。張也曾激勵過學生時期的周恩來，後來老舍和周的交情，可能始於對張共同的感激和結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