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地，徐樹錚以段祺瑞的名義，召集了一次督軍團的“天津會議”，但出麵邀請的，卻是直隸督軍曹錕與山東督軍張懷芝。除了西南及“長江三督”以外，都親自或派代表參加了這個會議。
會議的主題有二：一是如何化除馮、段之間的隔閡；二是對西南的態度。馮、段之間的糾紛，能任調停之責的，隻有兩個人，一個是徐世昌，一個是梁士詒。前者不成問題，早有表示，希望馮、段和衷共濟。比較麻煩的是梁士詒。
梁士詒的問題是，他還無法公然出現在北京，因為“洪憲禍首”的罪名猶在。所以要他來襄助徐世昌調停化解，先決條件是要撤銷通緝令。這一層當然也不難辦到。問題是，梁士詒有沒有興趣來做調人？或者說得再明白些，他願不願以負責調停馮、段爭端，來交換他的撤銷通緝？倘或通緝令是撤銷了，他卻不願管此閑事，那時又奈之何？
於是徐樹錚即時要了個北京的電話，要求葉譽虎到天津來一趟。當晚見了麵，說明經過，徐樹錚建議：“你不妨馬上發一個電報，問問燕孫的意思。”
“不必！”葉譽虎答說，“我可以負責答複，撤銷通緝，一見明令，保證他三天之內，就從日本動身迴國。”
“那好，咱們馬上就進行！”徐樹錚說，“請你一迴京就去見馮大總統，當麵提出要求，看他如何說法，咱們再商量對策。”
葉譽虎點點頭，心裏在想，這不應該是求情，要找個光明正大的理由。理由越光明、越正大，通緝令撤銷得越快。
徐樹錚已看出他的意思，便即問道：“你在找題目是不是？”
“是啊！有什麽好題目？”
徐樹錚不假思索地答說：“俄國過激黨鬧事，不是極好的題目？哈爾濱都已波及，這件事要借助日本的力量，而燕孫這一迴遊日，頗受朝野重視，一定會談到共同防俄的問題。如果政府撤銷了燕孫的通緝令，豈不是他就更受日本的重視了？必要的時候，亦可代表政府談判。”
原來俄國此時發生了“十月革命”，但連徐樹錚這種對世界局勢有了解的人，都還不知道有“共產主義”這麽一個名詞，所以管“共產黨”叫過激黨或者過激派。哈爾濱俄國過激黨鬧事，是政府重視的一件大事，如果梁士詒能對此事有所幫助，撤銷通緝，必能獲得輿論諒解，馮國璋應該不會不同意的。
“這個題目好，這個題目好。”葉譽虎欣然表示，“我明天一迴京，就去見馮大總統。”
天津會議的另一議題，是討論對西南的態度，一致決定，仍以武力對付。出席的督軍，連張作霖在內，都答應出兵。當然，軍費必須政府負擔。
談到這個問題，便隻有徐樹錚跟段祺瑞關起門來商量了。段祺瑞隻陶醉於武力統一全國，如何進行，全靠徐樹錚出一個主意：借參戰為名，向日本借錢作戰費，這就是武力統一中國的資本。由於正好有個曹汝霖，又正好寺內內閣改變對華政策，因而借款相當順利。不過，武力統一全國，不是一年半載的事，眼前雖可應付，日子長了如何支持，猶須從長計議。
“歐戰看樣子快要結束了。歐戰一結束，自然無須參戰了。不過，現在有個機會可以利用。”徐樹錚說，“俄國過激派革命黨起事，聲勢浩大，日本大起戒心。如果能用中日共同防俄這個題目，倒很有一篇文章好作。”
這一說段祺瑞立刻就明白了，要防俄就要整軍，要整軍就要錢。所以你要我共同防俄，就得先借我錢。這個道理跟參戰是一樣的。
“你說得也有道理。不過，日本人的意思到底怎麽樣？先得探明了才好。”
“是！”徐樹錚說，“田中義一現在很管事，不妨托梁燕孫就近探一探口氣。”
段祺瑞毫不遲疑地答道：“好！就這麽辦。”
於是徐樹錚親自擬了個極長的電報稿，交葉譽虎用密碼發給梁士詒，請他去訪田中義一，看看日本是否有此共同防俄的計劃。同時試探著問一問，日本政府對於段祺瑞的武力統一中國政策是否支持。
田中義一是寺內內閣的陸軍參謀總長，屬於長州閥的後起之秀。日本軍人有兩大係統：長州陸軍，薩摩海軍。作為明治維新基礎的尊王倒幕運動，山口的長州藩與鹿兒島的薩摩藩，功勞最大，勢力最強，特別受朝廷優遇，因此，這兩個藩閥的軍人，逐漸發展為陸海軍的主流。
長州陸軍的總帥是山縣有朋。大正元年——也是民國元年，陸軍不願支持海軍造艦計劃，反強硬要求在朝鮮增加兩個師團，與內閣總理西園寺公望相持不下。山縣有朋便指使陸相上原勇作，利用“帷幄上奏”的特權，徑向剛接位的大正天皇請辭，同時拒絕推薦陸相繼任人選，逼垮了內閣。
山縣的這一套手法，使得日本社會大為反感，認為軍閥的橫暴作風，非加以抑止不可。於是立憲國民黨的犬養毅與政友會的尾崎行雄，發起護憲運動，提出“打倒閥族，擁護憲政”的口號，結果演變成一場暴動。
為山縣所支持，從西園寺組閣的桂太郎，因此辭職。但長州閥的勢力雖遭挫折，受益的卻是一向與長州對立的薩摩閥，元老們推薦海軍大將山本權兵衛組閣。不久爆發了海軍貪汙事件，山本垮台，由大隈重信接任首相，總算有了一個名義上的政黨內閣。
大隈內閣，聲名狼藉。繼袁世凱魂歸洹上以後，大隈亦於十月九日在元老、貴族院、在野黨的一致攻擊之下而垮台。繼任者為寺內正毅元帥。長州閥的勢力，終於又抬頭了。
寺內內閣的陸相大島健一，不甚管事。軍事方麵由致力於“在鄉軍人會”、在陸海軍皆具人望的參謀總長田中義一負主要責任。梁士詒跟他是舊識，他亦知道梁士詒在中國交通界是實際上的首腦，在日本當前對華政策中，為必須拉攏的人物，所以在“料亭”中，偎依著藝妓，與梁士詒款款深談，顯得相當誠懇。
原來由大隈到寺內，對華政策的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一方麵固然是接受了“二十一條”的教訓，看中國民氣不可侮；另一方麵，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是，俄國內部發生劇烈變化，沙皇既被推翻，日俄四次密約，便都落空了。
日俄戰爭的結果，俄國雖敗而“不割一寸地，不賠一盧布”，日本實在是“慘勝”。因而改弦易轍，與俄國“化敵為友”，在一九○七年——光緒三十三年，訂立《日俄密約》，劃定南北滿界線，派分中國東北的權利，合力排斥第三者侵入。以後在一九一○年、一九一二年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密約，雙方伸展勢力範圍至內外蒙邊界，劃分內蒙古為東西兩部分，各不侵犯。到得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複有第四次密約。但不久爆發俄國革命，不但這一次密約成為廢紙，以前的三次密約，亦將失其法律上的效力。
如果是改朝換代，新政府當然繼續承認國際條約上的義務，但日本軍部接到駐俄武官荒木貞夫、小畑敏四郎等人的報告，懍然於“布爾什維克”與日本的國體，絕不能相容，必須加緊防備。因此，對俄政策作了日俄戰爭以來的第二次大轉變：軍部希望能利用中國的軍隊，聯合防俄。
這樣，就必須在中國軍閥中找一個對象，加以扶植。田中在複辟之前，曾作了一次中國大陸南北的旅行，初步目標看中張勳。及至到了徐州一談，大失所望，張勳根本不能辦大事，而且也難以控製。於是目標轉向段祺瑞，“馬廠起義”，段祺瑞的聲望益隆，更堅定了日本軍部的信心。
田中很坦率地表示，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統一中國的政策，因為段祺瑞越強，對日本越有用。當然段祺瑞必須跟日本“充分合作”，是他取得經濟、軍事上“援助”的一個先決條件。
此外，田中對馮、段不和也表示了嚴重的關切。這些情形，都由梁士詒用密電告知葉譽虎，再經過徐樹錚，轉達段祺瑞，促成了對西南用兵的實際行動。
第一個目標是湖南，分兩路進兵，第一路推曹錕為主帥，率軍由京漢路南下，經湖北進攻湘北。第二路推張懷芝為主帥，率軍由津浦路南下，經江西進攻湘東。兩路兵力，總計六萬人，奉軍獨出兩萬，直隸、山東、安徽各一萬，山西、陝西都是五千。開拔以前，由曹錕領銜電請北京政府明令討伐西南。
這時北洋在無形中已經“分家”，以地域而分為直、皖兩係，直係馮國璋，皖係段祺瑞。論勢力當然是皖係占上風，所以徐樹錚密謀打倒馮國璋，創造一個中外古今所未聞的新名詞，叫作“整理政府”。
整理之道，內則倒王，外則去李。因為大總統是無法公然驅逐的，否則便成了造反，不是“革命”二字所能掩飾的。所以唯有“架空”之一法，外而除去江蘇督軍李純，內而推倒總理王士珍，馮國璋便隻剩“大總統”一個虛名了。
去李必從倒王入手。倒王不難，問題是哪裏去找一個能教馮國璋動彈不得的內閣總理？數來數去，除去徐世昌再無別人。
於是“小徐”打算說服“老徐”，暫且委屈，將來捧他繼馮而為大總統，作為報答。這個想法，多少是一廂情願，徐世昌豈是除了袁世凱，肯屈居人下的人？但馮國璋卻有些著慌了，趕緊對段祺瑞作了讓步。
因此十二月十六日，明令發表曹錕、張懷芝為第一、二路司令，隔了兩天，又特派段祺瑞為“督辦參戰事務”。曹錕派第三師師長吳佩孚，張懷芝派山東暫編第一師師長施從濱，分別領兵循京漢、津浦兩路，南下攻湘。
其時馮國璋的密使，正與西南實力派在談和，所以戰況一度沉寂。但終因馮國璋的遊移寡斷，失去了妥協的時機，戰火複起。皖係亦就大唱武力統一的高調，表示決不妥協。馮國璋和戰兩難，進退失據，大感狼狽，迫不得已親自去看徐世昌，並且事先約了段祺瑞、王士珍一起會談，表示要到各省去視察，當麵跟直係各督軍懇談，以便消除隔閡。
王士珍自然不會表示意見，徐世昌與段祺瑞都知道，他的目的是要跟“長江三督”，尤其是李純去商量如何自保，所以亦都默不作聲。於是聊了些不相幹的閑話，無結果而散。
在段祺瑞這方麵，由於徐樹錚的策略，另外有了新的行動，就是加緊聯絡奉軍，由段係要角曾雲霈出麵，與張作霖的智囊楊宇霆密談，決定扣留由日本運來的一批軍械，主要是步槍，總數達兩萬七千餘支之多。
原來除了曹汝霖經手的西原借款以外，段祺瑞在徐樹錚策劃之下，另外指派陸軍總長段芝貴，與駐日公使章宗祥，在進行軍火借款，同時談判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協定》。
對於這個協定，雙方的目的各不相同。日本是為了對付“十月革命”以後的俄國——協約國既不滿俄國與德國單獨講和，亦討厭列寧所倡導的“世界革命政策”，因此借口援救為德奧聯軍所包圍的捷克軍隊，預備出兵西伯利亞，替日本軍部帶來了一個極好的借口。
日本的打算是，出兵攻俄有兩大利益，一是取代俄國在北滿的地位；二是占領西伯利亞大片土地。但此一戰略利益的獲得，必須取得中國的支持。更實際的說法是，必先能夠控製中國的軍事力量。如果能夠簽訂一項軍事條約，將與蘇俄接壤的地區劃作“行軍區域”，就地征集資源，供應日軍，同時指揮中國軍隊配合作戰，那就比明治年間的日俄戰爭，更有製勝的把握了。
當然，要釣魚必須用餌。西原借款的主要作用是經濟侵略，談軍事“合作”應該另辟蹊徑。因此，從西原借款中，另外劃出一部分，稱為“參戰債款”，用這筆借款來購買軍火，供段祺瑞“武力統一全國”之用。田中義一向梁士詒表示支持段祺瑞的政策，即為這筆借款必可成功的宣告；相對地，段祺瑞隻要借了這筆款子，即等於收了“定洋”，保證“軍事協定”必可成立。因此，日本方麵很大方地在“協定”未簽以前，先撥出第一筆“參戰借款”，由段芝貴經手，直接跟大倉喜八郎做了一次交易。
大倉喜八郎是日本的八大財閥之一。他以開“鐵炮店”起家，成為軍火商，慶應四年“戊辰之戰”幕府軍與倒幕聯軍雙方的軍火都由大倉供給。結果倒幕派大勝，日本全國就此統一。西鄉隆盛因此成名，而大倉亦因此大發其財，所以有“一戰功成，一商暴富”的說法。
以後日本侵台之役、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軍火都由大倉供應。對於日本之侵略中國，他是極重要的一個幕後人物，但表麵上表現得非常“親善”，投資於本溪湖的煤鐵，與盛宣懷合作，貸款與漢陽鐵廠。他喜歡在中國遊曆，收藏中國的文物，尤其是古錢。在北平西山造了一座很豪華的別墅，經常以盛宴款待北洋軍閥，所以跟段芝貴極熟。這筆軍火買賣，自有極優厚的迴扣，除卻段祺瑞，無不分潤。
不過，照道理說，大倉所供給的兩萬多支步槍，應該平均分配給北京政府所屬的各省軍隊。直、皖既已分家，徐樹錚認為“長江三督”不應分享這批軍火，卻又說不出口，於是別生一計。
當直、皖分家時，徐樹錚對段係的實力做了一番檢討，以地盤來分，浙江督軍楊善德、淞滬護軍使盧永祥、安徽督軍倪嗣衝、福建督軍李厚基、陝西督軍陳樹藩、山西督軍閻錫山、直隸督軍曹錕、山東督軍張懷芝、四川督軍劉存厚、廣東督軍龍濟光，都是“自己人”，看起來比馮國璋的“長江三督”要強得多。但細細檢點，卻是問題多多。
首先是劉存厚、龍濟光岌岌可危；其次，閻錫山不是隨便肯聽人擺布的；曹錕自然是要角，但直係的色彩很濃；而張懷芝一向以“曹三爺”的馬首是瞻。凡此非嫡係的部隊，在運用上並不能指揮如意。
另一方麵，西南勢力浩大，卻與馮國璋素有淵源，加以湖南托庇於西南；而不可輕視的馮玉祥，翻覆詭詐，亦為隱憂。兩相比較，直係的實力未見得充足。欲求自保，當然不成問題，但既有“武力統一全國”的雄心，自非具壓倒的優勢不可。
因此，徐樹錚遠走關外，進行“聯奉製直”的計劃。奉天督軍張作霖，此時重用一個日本士官生楊宇霆。此人字鄰葛，遼北法庫縣人，在士官八期步科，與田中義一同學。徐樹錚亦是士官出身，與楊宇霆前後同學，彼此早都知名。而且楊宇霆的性情、作風，與徐樹錚相似，都是好大喜功的霸才。還有一項相同的是，兩個人都獲得長官的絕對信任，言聽計從，幾乎可以獨斷獨行。
這一下就不但談得投機，而且說做就做，照商量好的步驟，首先派奉軍第二十七師張景惠一旅，入關進駐灤州。等日本輪船運到第一批軍械——步槍二萬七千支，停泊秦皇島時，由張景惠加以截留，除山西的一部分放行，以及少數一部分撥給曹錕及李厚基以外，其餘悉數轉運出關，裝備奉軍。
不多幾天，段祺瑞的“督辦參戰事務處”正式成立，下設五處，由靳雲鵬以“參謀處長”的名義當家，各部總長指聘為參讚，次長為參議，儼然另一個“內閣”。
於是，奉軍五個旅，以“助戰”為名，陸續開拔入關。一部分駐紮京津附近，扼守要路；一部分沿津浦路南下，威脅在南京的李純。同時在軍糧城設立奉軍司令部，總司令是張作霖，卻是由徐樹錚以副司令的名義，代行總司令職權。
這步棋大出馮國璋意外，立刻派了財政總長王克敏及與段祺瑞關係極深的長蘆鹽商王郅隆到安徽蚌埠去看倪嗣衝，探詢奉軍入關的真正目的。因為徐樹錚與他經常有密電往來，一定深知真相。
可是，倪嗣衝不便明說，隻照馮國璋的意思，打了個措詞婉轉的電報給張作霖，問他入關的本意。
張作霖的複電是：“隻求得一完全鞏固之責任政府，共謀國是，他非所知。”這一來，王士珍完全明白了，原來奉軍入關，是為倒閣而來的。當下“退避賢路”，專車出京到天津暫住。
這一來，政治的重心突然移到了關外，北寧鐵路上冠蓋絡繹，自以為在時局及組閣問題上有發言資格的人，都派了代表到奉天去看張作霖，表達對大局的意見。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北京造幣廠監督吳鼎昌，他是徐世昌的代表。
當然，出現了這樣的情勢，是徐樹錚一手所造成。張作霖此時還沒有問鼎中原之心，目的隻希望統一東三省，以將來得段祺瑞之助，驅逐吉林督軍孟恩遠、黑龍江督軍鮑貴卿，作為與徐樹錚合作的條件。而徐樹錚的兩大目的是捧段出山及聯奉製直，此時看到時機成熟，便與吳鼎昌談好了步驟，征得張作霖的同意，用他的名義，開始發動。
首先是由張作霖分電各省督軍，主張共推段祺瑞組閣，提議請曹錕、張懷芝領銜發表通電，且不必說推段的話，隻說大局不安，必須有一個堅強有力、擔當得起的內閣總理，其人選“請東海與元首商定”。等通電一發表，請曹汝霖與吳炳湘二人負責聯係，催促徐世昌發言，安排段祺瑞組閣的手續。預計三天至五天的工夫，大功即可告成。
哪知事出意外，曹錕願意擁護段祺瑞，隻是領銜發通電，卻不免躊躇。這個問題不大，曹錕不願，可以找別人，讓徐樹錚跳腳的是，內部有人在搗鬼。
原來段祺瑞的作風很特別，隻要他相信的人，誰都可以放手辦事，出了麻煩，他來負責。因此他左右的紅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大家各行其是。段祺瑞隻是“擇善而從”，很少去問問別人的意見。事實上他亦並不十分了解每個人在做些什麽，像徐樹錚在關外跟張作霖、楊宇霆所談的一切，他就不大清楚，所以在秦皇島軍火被扣以後，居然致電張作霖嚴詞質問，要求發還。
就為了不了解徐樹錚的步驟，所以聽說張作霖希望他出山時，他還在遲疑。靳雲鵬、段芝貴都勸段祺瑞慎重，出山容易，下台很難，反正“參戰督辦”權力很大，居其實而不居其名，做好了更好，倘或力不從心，責任亦比較容易推卸。段祺瑞覺得他們的話很有道理，所以遲疑著不願出山。
他不知道靳雲鵬、段芝貴勸他的話，都出於私心。靳雲鵬經手大批軍餉，差使甚肥，生怕段祺瑞一組閣，不必再有這個因人設事的“督辦參戰事務處”，明令撤銷，業務歸並陸軍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的差使亦就完蛋了。
段芝貴更是異想天開，有意代理王士珍的職務，過一過內閣總理的癮——這是出於王克敏的慫恿。他本來是梁啟超約來的，與段祺瑞的關係並不深。心想梁士詒已經與朱啟鈐、周自齊同時被撤銷了通緝令，而且已經由日本到達天津，如果內閣改組，極可能由梁士詒接掌交通，而曹汝霖經手西原借款，接任財長是順理成章的事。唯有內閣不改組，自己才得蟬聯，因而教了段芝貴一套話，叫他去看張作霖。
怦然心動的段芝貴，決定照王克敏的話去試一試。不過他是袁世凱稱帝時，為張作霖從關外攆出來的，還不好意思親自出關，派了個親信去見張作霖，希望支持他代理內閣總理，交換條件是發表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
張作霖最恨人忘恩負義。老段待小段甚厚，而小段居然挖老段的牆腳，在張作霖看，是件絕對無法容忍的事。加以有徐樹錚在旁邊曆數段芝貴的種種劣跡，張作霖越發光火，當著來使將段芝貴臭罵了一頓，連信都不迴。
在曹錕這方麵，徐樹錚親自出保定，與曹錕的胞弟、直隸省長曹銳去接頭，才知道曹錕怕段祺瑞複出，李純的江蘇督軍不能安於位。徐樹錚當即表示，可以勸請段祺瑞讓步。恰好攻湘的第一路軍打了個勝仗，攻陷了入桂要衝的嶽州，主義派聲勢一振，加以剛剛由東京迴任的日本公使林權助，出麵請徐世昌斡旋僵局，於是局勢急轉直下，等十九省軍民首長，包括“長江三督”在內，勸段祺瑞出山的通電一到，馮國璋便不能不明令發表，以段繼王，改組內閣。
這件大事，徐樹錚自然要插手，他認為財、陸兩部，也就是王克敏、段芝貴非去不可。在天津麵邀梁士詒接掌財政，而梁士詒轉保吳鼎昌，此人才具是夠了，資望卻還不足。因此徐樹錚建議，由段祺瑞自兼財政，而以吳鼎昌為副手，過相當時期，再提升他為總長。如果段祺瑞不肯自兼，則不妨由曹汝霖兼署。至於陸軍總長，徐樹錚保薦煙台鎮守使聶憲藩，認為他可以勝任愉快。
對於段芝貴，由於“一方麵臉厚而欲奢，一方麵手軟而情重”，畢竟一仍其舊。至於財政總長，段祺瑞亦不願自兼，聽從徐樹錚的意見，請曹汝霖兼攝。
段祺瑞開門見山地說，對西南用兵，以籌措軍費為第一大事。財長一席，大家不敢擔任，他相信曹汝霖肯負這個責任，而且也有勇氣。希望能跟他同任艱巨，兼攝財政總長，主持西原借款，同時推薦吳鼎昌做他的次長。
這些情形，曹汝霖事先已有所聞，也在心理上做了準備，當下很痛快地一口答應，借款也很順利。段祺瑞還特為南下犒師，在漢口慰勞了第一路司令曹錕、第二路司令張懷芝，又接受隨行人員曾雲霈、吳鼎昌的建議，乘兵艦東下，去安撫贛、蘇兩督，在九江接見了陳光遠，到南京與李純及淞滬護軍使盧永祥歡聚，方始改乘專車由津浦路北上。
其時用兵的策略是，一、二兩路及段祺瑞所派的湖南督軍兼第七師師長張敬堯，共分三路攻湘。另外由浙江派兵一師援閩，會同福建督軍李厚基，出廈門攻湘、梅，聲援被困於廣東南路的龍濟光。在湖南的北軍，以湘鄉、寶慶為右路，衡山、衡陽為中路，攸縣、茶陵為左路，分別由張敬堯、吳佩孚、張懷芝負責。
這三路當然是中路打得好，吳佩孚的第六師，連克衡山、衡陽。左路由山東暫編第一師及倪嗣衝的安武軍所組成，戰鬥力最弱。施從濱的第一師，士兵跟要飯的沒有什麽兩樣。先是憑一股銳氣，打下了攸縣。沒有幾天工夫，湘軍師長趙恆惕及零陵鎮守使卷土重來，攸縣失而複得。第二路三萬五千餘眾大敗，醴陵、株洲，先後為湘軍收複，北軍施從濱、張敬堯、張宗昌所部，分向長沙、萍鄉撤退，潰不成軍。
其時徐樹錚跟段祺瑞到了漢口，因為要安排奉軍援湘，逗留兩湖。在嶽州得到前線敗報，徐樹錚除了急調奉軍第一支隊進援以外，星夜趕到漢口，為奉軍打前站。一路所見，傷心慘目，打個電報給段祺瑞，預備“進京請訓”，同時也作了戰地視察報告。
電報中說：“此次第二路之挫失，自有取敗之道，實非意外。以樹錚此行所見言之，長沙城外，施師退兵，並列官長，成列率行；僅僅十餘、或廿、或卅成群，陸續麇集。頭無帽、足多赤，間雖有履，而緞布草麻不等。身無軍衣，所著汗褂，藍白黑各異其色。槍雖未失，而槍子琅琅墜地，亦不顧惜，惟背後各背一包裹，大小不等，皆護之若命。樹錚曾麵詢一二人：‘背後包裏何物？’則囁嚅不對。”
想來包裹中總是值錢的“戰利品”，卻又不然。徐樹錚又說：“至途中又遇零星竊逃者，準其附車北還，發現其包，則紅裙翠袖、婦孺小衣，燦然盈目。”
徐樹錚既駭且怒，下令隨行馬弁，奪過來便往車廂外麵丟。哪知可駭可怒之事，還在後麵。徐樹錚在電報中接下來說：“為之隨車散擲，則皆拚命跳下，重複拾集而去，絕不顧及墜車生死。似此奮勇之兵，真可為國家痛哭矣！”
根據所見，加以推測，徐樹錚的論斷是：“攸縣挫失，或尚出於驚潰；醴陵挫失，必係擄掠而逃。此種軍隊，為之官長者，尚敢飾報敵狀，希自遮掩，一死寧足蔽其辜乎？”
這是指施從濱及張懷芝而言。張懷芝兵敗以後，連電北京政府發給“收容費”，居然道是“打勝仗者固需款，打敗仗者尤需款”。陸軍部將這個電報轉到財政部，將曹汝霖氣得說不出話。他剃一個“海軍頭”，寸把長的花白頭發，根根上豎，像一把鋼刷，此時看來更有“怒發衝冠”之概。
第二天正好是國務會議，一張“大餐桌”，國務總理坐了主位，左麵內務，右麵財政，接下來是外交、陸軍、海軍、司法、教育，交通、農商兩總長忝居末座。曹汝霖本職是交通總長，為示謙虛，不坐兼攝的位子，所以與主席相隔甚遠。因為如此，段祺瑞就沒有注意到他這一天的臉色鐵青。
“這一次湖南的戰事——”
段祺瑞剛說得一句，突然發現遠處冒出一個人，定睛一看才知道是曹汝霖。既然他站了起來，自然就有話要說，段祺瑞便停了下來，請他發言。
“總理，提到湖南的戰事，財政部實在不勝負荷。發了開拔費，不久又要收容費，我真不知道收容了這種軍隊，有什麽用處。出師不到半年，軍費已經用了不少，這樣下去，我實在無能為力，請總理另簡賢能。”說完，曹汝霖氣唿唿往下一坐，將臉扭了過去。
段祺瑞坐在那裏，臉上一陣青、一陣紅，好一會兒才站起身來，親自走到曹汝霖麵前，彎腰開口。
見此光景，曹汝霖不免歉然，趕緊也站起身來說：“請總理迴座。”說著，伸手相扶。
“難怪你生氣。”段祺瑞說，“懷芝也太難了，自己不上前線不說，派一個暫編的師去打，宜其一戰即潰。初次出兵不利，大有影響；但兵敗不收容，貽害地方，亦不是辦法。”段祺瑞拱拱手說，“這件事不能隻怪懷芝。總之，請勉為其難。如何？”
曹汝霖聽他話中有因，隻好這樣答說：“容我迴部裏去商量，再來奉覆。”
等他一迴財政部，立刻便有人將他所發的牢騷，轉告了正到北京來坐索收容費的張懷芝。他外號“三毛”，最容易動火，一聽便罵：“他奶奶的，曹汝霖敢不發收容費，俺請他吃衛生丸！”說完，掏出手槍，“啪”的一聲摔在桌上，不道“保險”不曾拴住，手槍走火，將來打“小報告”的人，嚇得魂不附體。
消息傳入曹汝霖耳中，自不免氣憤，但軍閥不可理喻，隻好忍氣吞聲，照發收容費。等他迴到前線，局勢已生變化，張敬堯色厲內荏，頗為怯戰，密電“段總理夫子大人”主和。曹錕則因段芝貴係屬皖係，有公然與直係為敵之意，頗為不快，暗中屯兵不進。段祺瑞得報，派徐樹錚到漢口去疏通。曹錕和張懷芝一致要求撤換段芝貴，可是曹錕對於進兵，卻顯得意興闌珊。於是徐樹錚決定聯絡吳佩孚，因為曹錕就靠第三師，隻要吳佩孚同意再打，不怕曹錕不從。
吳佩孚其時駐紮衡陽，此地便是“彭郎奪得小姑迴”的彭玉麟的家鄉。吳佩孚既以儒將自命，對這位前輩自然十分向往，在地方上與紳士橫槊賦詩，常有酬唱。徐樹錚投其所好，作了一首題名《衡州謠》的古風送吳佩孚，恭維他治軍愛民以外，“雍容雅度尤無匹”。當然，虛名以外還有實惠，徐樹錚麵許吳佩孚，撥發補助款二十萬元，另外給他一個“將軍”的名號。有此名號，吳佩孚的身份便與各省督軍相等了。
哪知徐樹錚籠絡吳佩孚的手段，過火了些，以致曹錕大起疑心，隻當徐樹錚在煽動吳佩孚以下犯上，一怒之下，專車北上，到了天津。
這一來自又非安撫不可。其時研究係所主張的臨時參院，即將召集，主要任務即在選出大總統接替任期將滿的馮國璋。由王揖唐出麵，徐樹錚操縱的“安福俱樂部”，最初選舉段祺瑞為大總統。如果他當選了，國務總理自非徐樹錚莫屬。至於副總統，徐樹錚已許給了張作霖。不過，這把如意算盤沒有打通，馮國璋的打算是，如果自己不能連任，就擁護徐世昌。加上梁士詒跟徐樹錚也鬧翻了，從中策劃，製造一股空氣，非徐世昌出山，不能改變時局。
因此，段祺瑞知難而退，安福係亦姑且敷衍，先承諾選舉徐世昌為大總統，到時候看情形再推段祺瑞。至於副總統一席，改許了曹錕，作為交換他對西南繼續用武的條件。對於張作霖，則以撥給現款一百萬元，解決奉天的銀行擠兌風潮，作為補報。
因此而有第二次天津會議，曹錕、張懷芝、倪嗣衝、龍濟光之外，還有各省代表楊宇霆、盧小嘉等人。
開會的地點是奉軍設於天津的司令部，會中倪嗣衝極力勸曹錕、張懷芝力竟全功。徐樹錚報告了不久之前簽訂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內容，表示有日本的支持，前途大有可為。曹錕因為臨時參議員選舉，安福係有操縱的把握，許了他的副總統一定能夠兌現，所以也就點頭答應了。張懷芝亦步亦趨跟著“曹三哥”走，不在話下。
及至會完各散，徐樹錚與楊宇霆還有事商量，留在那裏未走。忽然衛士來報，說“炳威將軍”陸建章來了。
“他來幹什麽？”
“他來幹什麽？”楊宇霆也這樣問。
若說中國之大，有最討厭陸建章的兩個人，那就是徐樹錚與楊宇霆了。徐樹錚是為了段祺瑞，楊宇霆是為了張作霖。
段、陸是安徽同鄉，一個合肥，一個蒙城，而且在袁世凱手下，曾經是很親近的同事。光緒卅一年，袁世凱的武術右軍改組為新軍製的第六鎮，由段祺瑞接任統製，下轄三協，第十一的協統就是陸建章。
及至袁世凱當了大總統，陸建章被任命為“軍營執法處長”，甘為鷹犬，民黨死在他手裏的不知凡幾。以後袁世凱稱帝，陸建章當然很起勁，而段祺瑞處處表示消極，“忠心耿耿”的陸建章，便常批評段祺瑞忘恩負義，成了對頭。到得陸建章在陝西被逐，輜重盡失，妻孥被辱，連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兒亦未能幸免，與段祺瑞便成了不解之仇。因為袁世凱“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中的一陳——陝北鎮守使陳樹藩獨立以後，陸建章求和，自然讓出地盤，陳樹藩亦保證他身家財產的安全，結果一出灞橋，便遭陝軍荼毒。而保定第一期出身的陳樹藩，一直以段祺瑞的得意門生自居，所以陸建章會遷怒於段祺瑞。
這是陸建章對段祺瑞的一段舊怨。段祺瑞對陸建章，卻為了馮玉祥，而有一段新仇。馮玉祥的原配姓劉，直隸鹽山人。她有個族中的姑母，是陸建章的太太。馮玉祥如果跟著發妻叫陸建章，應該稱為“姑夫”，卻不知怎麽叫成“娘舅”。這個娘舅很照應外甥，馮玉祥所帶的十六混成旅，就是陸建章的“老第七師”改編的兩個混成旅之一。因此，馮玉祥誰的話都不聽，隻有對陸建章唯命是從。
段祺瑞當然知道他們的關係，屢次告誡馮玉祥，不要聽陸建章的話，但馮玉祥又何能不聽？就因為這樣，馮玉祥武穴主和，段祺瑞與徐樹錚就不能不疑心是陸建章的指使了。
原來十六混成旅本是奉命援閩，助李厚基對抗來自廣東的護法軍，為此特準十六旅擴充一個團。馮玉祥對擴充實力，深愜所懷，援閩則萬分不願。因此屯兵浦口，在李純的掩護之下，兩三個月不開拔。馮玉祥與他的參謀長邱斌，是拜把兄弟，但趨向不同。邱斌主張奉命行事，馮玉祥不肯，以致邱斌拂袖而去，還發了通電大罵馮玉祥。
到得民國七年一月底，馮國璋迫不得已對南方下了討伐令，曹錕、張懷芝兩路進兵西南。馮玉祥亦疊奉嚴令，迅速入閩。二月初全旅官兵上船，本來應該東駛出江，取海道入閩。誰知竟是鼓棹西行，溯江而上，這時才有改變任務的命令，不必援閩，而是攻湘。因為段祺瑞左右，怕他入閩之後，會投到護法軍那裏去，掉轉槍口打李厚基，所以改派至兩湖。那裏有曹錕、張懷芝、張敬堯三方麵的人馬，約計十五個師左右，馮玉祥如果不受節製，立刻就可以把他解決。
但馮玉祥成竹在胸，到得湖北蘄州以南的武穴，舍舟登岸以後，連發兩個通電主和。本來一個旅長的政治主張，無足輕重，但通電中有“對德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恰好道破機關，所以段祺瑞勃然震怒，下令撤除馮玉祥的旅長，而且準備明令討伐。
於是馮玉祥派出兩個人去見曹錕和張懷芝。這兩個人都是“清幫”，一個是繼邱斌而為參謀長的張樹聲，一個是騎兵營營長張之江。前者是清幫中的“大”字輩。
到漢口去見曹錕的是張之江，他用曹錕與馮國璋同為直係，而馮玉祥主和，不悖馮國璋的主張作為辯護的理由，又說吳佩孚剛剛拿下嶽州，如果迴師來打馮玉祥，勝不為功，敗則前功盡棄。何況吳佩孚的第三師雖為精兵，但大戰之後，正待休息整理。而十六混成旅卻是新硎初發，以逸待勞，勝負之數，實在難言。
曹錕一想這話不錯，當時表示，各不相犯。至於派到九江去見張懷芝的張樹聲，話就不如張之江那麽婉轉了。因為張懷芝的實力，他很清楚，老實警告，十六混成旅會拚到底，兩敗俱傷犯不著。因此，張懷芝亦隻好許諾，袖手不問。
這些情況反映到段祺瑞那裏，改了主意，硬的不行來軟的，托人請陸建章到武穴去疏通，許下恢複馮玉祥的原職，但必須盡快渡江攻湖南。
在段祺瑞總以為陸建章除非不願出麵調停，倘或答應去了，一定能使馮玉祥聽話。哪知不然。
也不知是馮玉祥敷衍陸建章，還是陸建章跟馮玉祥說好，串了一出雙簧——馮玉祥答應陸建章，盡快渡江，下令三個團及騎兵、機槍兩直屬營準備開拔。馮玉祥天天騎了馬到各營區去視察，這天從馬上摔了下來，說是腿摔壞了，傷勢甚重，非兩三個月不能行動。這一來，部隊自然也跟著留下來了。
段祺瑞與徐樹錚都有受騙的感覺，而且怕馮玉祥在武穴搗亂，張懷芝管不住他，便將十六旅調到湘西，派馮玉祥為常德鎮守使。此地是水陸要衝，南北兩軍進出頻繁，不時會有騷擾，加以漢口的日本海軍，常派炮艇經洞庭湖來巡邏，糾紛亦很多。所以派十六旅駐守湘西，目的是要使馮玉祥受困，逐漸削弱他的力量。縱然如此，徐樹錚仍不能放心，怕他受了陸建章的教唆，遲早有一天會倒戈。
至於楊宇霆之討厭陸建章，實在是討厭他的兒子陸承武。原來陸建章與吉林督軍孟恩遠是兒女親家，陸家父子自陝西铩羽而歸後，孟恩遠便將他的女婿陸承武找了去，頗加重用。
孟恩遠的心腹，都是他的親人，除了陸承武，還重用一個外甥，名叫高其儐。一婿一甥，分主內外，言聽計從。
其時張作霖羽毛漸豐，在楊宇霆策劃之下，積極展開統一東三省的雄圖。第一個目標是黑龍江督軍兼省長、滿洲旗人畢桂芳，為軍務幫辦許蘭洲所逐，而由張作霖保薦鮑貴卿接任督軍兼省長。
第二個目標便是孟恩遠。不過，張作霖此時還僅以逐孟為目的，並不期望能由他保薦繼任人選。所以一番活動以後，由馮國璋下令，將孟恩遠調京任誠威將軍，而以察哈爾都統田中玉為吉林督軍。於是陸承武與署理扶農鎮守使兼吉林陸軍第四旅旅長高其儐設計，致電北京挽留，因而引起風潮。最後是由王占元出麵調停，孟恩遠終於暫準留任。有此滿意的結果，是陸建章在馮國璋那裏很發生了作用之故。楊宇霆所謀不遂，自覺在張作霖麵前大失麵子，因而恨透了陸建章父子。
徐樹錚與楊宇霆，在當時都有“就是做錯了事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心理，一時衝動之下，楊宇霆表示：“這種人留在那裏幹什麽？”徐樹錚亦就毫不遲疑地同意，隨即下令，處決陸建章。
會議的主題有二：一是如何化除馮、段之間的隔閡；二是對西南的態度。馮、段之間的糾紛，能任調停之責的，隻有兩個人，一個是徐世昌，一個是梁士詒。前者不成問題，早有表示，希望馮、段和衷共濟。比較麻煩的是梁士詒。
梁士詒的問題是，他還無法公然出現在北京，因為“洪憲禍首”的罪名猶在。所以要他來襄助徐世昌調停化解，先決條件是要撤銷通緝令。這一層當然也不難辦到。問題是，梁士詒有沒有興趣來做調人？或者說得再明白些，他願不願以負責調停馮、段爭端，來交換他的撤銷通緝？倘或通緝令是撤銷了，他卻不願管此閑事，那時又奈之何？
於是徐樹錚即時要了個北京的電話，要求葉譽虎到天津來一趟。當晚見了麵，說明經過，徐樹錚建議：“你不妨馬上發一個電報，問問燕孫的意思。”
“不必！”葉譽虎答說，“我可以負責答複，撤銷通緝，一見明令，保證他三天之內，就從日本動身迴國。”
“那好，咱們馬上就進行！”徐樹錚說，“請你一迴京就去見馮大總統，當麵提出要求，看他如何說法，咱們再商量對策。”
葉譽虎點點頭，心裏在想，這不應該是求情，要找個光明正大的理由。理由越光明、越正大，通緝令撤銷得越快。
徐樹錚已看出他的意思，便即問道：“你在找題目是不是？”
“是啊！有什麽好題目？”
徐樹錚不假思索地答說：“俄國過激黨鬧事，不是極好的題目？哈爾濱都已波及，這件事要借助日本的力量，而燕孫這一迴遊日，頗受朝野重視，一定會談到共同防俄的問題。如果政府撤銷了燕孫的通緝令，豈不是他就更受日本的重視了？必要的時候，亦可代表政府談判。”
原來俄國此時發生了“十月革命”，但連徐樹錚這種對世界局勢有了解的人，都還不知道有“共產主義”這麽一個名詞，所以管“共產黨”叫過激黨或者過激派。哈爾濱俄國過激黨鬧事，是政府重視的一件大事，如果梁士詒能對此事有所幫助，撤銷通緝，必能獲得輿論諒解，馮國璋應該不會不同意的。
“這個題目好，這個題目好。”葉譽虎欣然表示，“我明天一迴京，就去見馮大總統。”
天津會議的另一議題，是討論對西南的態度，一致決定，仍以武力對付。出席的督軍，連張作霖在內，都答應出兵。當然，軍費必須政府負擔。
談到這個問題，便隻有徐樹錚跟段祺瑞關起門來商量了。段祺瑞隻陶醉於武力統一全國，如何進行，全靠徐樹錚出一個主意：借參戰為名，向日本借錢作戰費，這就是武力統一中國的資本。由於正好有個曹汝霖，又正好寺內內閣改變對華政策，因而借款相當順利。不過，武力統一全國，不是一年半載的事，眼前雖可應付，日子長了如何支持，猶須從長計議。
“歐戰看樣子快要結束了。歐戰一結束，自然無須參戰了。不過，現在有個機會可以利用。”徐樹錚說，“俄國過激派革命黨起事，聲勢浩大，日本大起戒心。如果能用中日共同防俄這個題目，倒很有一篇文章好作。”
這一說段祺瑞立刻就明白了，要防俄就要整軍，要整軍就要錢。所以你要我共同防俄，就得先借我錢。這個道理跟參戰是一樣的。
“你說得也有道理。不過，日本人的意思到底怎麽樣？先得探明了才好。”
“是！”徐樹錚說，“田中義一現在很管事，不妨托梁燕孫就近探一探口氣。”
段祺瑞毫不遲疑地答道：“好！就這麽辦。”
於是徐樹錚親自擬了個極長的電報稿，交葉譽虎用密碼發給梁士詒，請他去訪田中義一，看看日本是否有此共同防俄的計劃。同時試探著問一問，日本政府對於段祺瑞的武力統一中國政策是否支持。
田中義一是寺內內閣的陸軍參謀總長，屬於長州閥的後起之秀。日本軍人有兩大係統：長州陸軍，薩摩海軍。作為明治維新基礎的尊王倒幕運動，山口的長州藩與鹿兒島的薩摩藩，功勞最大，勢力最強，特別受朝廷優遇，因此，這兩個藩閥的軍人，逐漸發展為陸海軍的主流。
長州陸軍的總帥是山縣有朋。大正元年——也是民國元年，陸軍不願支持海軍造艦計劃，反強硬要求在朝鮮增加兩個師團，與內閣總理西園寺公望相持不下。山縣有朋便指使陸相上原勇作，利用“帷幄上奏”的特權，徑向剛接位的大正天皇請辭，同時拒絕推薦陸相繼任人選，逼垮了內閣。
山縣的這一套手法，使得日本社會大為反感，認為軍閥的橫暴作風，非加以抑止不可。於是立憲國民黨的犬養毅與政友會的尾崎行雄，發起護憲運動，提出“打倒閥族，擁護憲政”的口號，結果演變成一場暴動。
為山縣所支持，從西園寺組閣的桂太郎，因此辭職。但長州閥的勢力雖遭挫折，受益的卻是一向與長州對立的薩摩閥，元老們推薦海軍大將山本權兵衛組閣。不久爆發了海軍貪汙事件，山本垮台，由大隈重信接任首相，總算有了一個名義上的政黨內閣。
大隈內閣，聲名狼藉。繼袁世凱魂歸洹上以後，大隈亦於十月九日在元老、貴族院、在野黨的一致攻擊之下而垮台。繼任者為寺內正毅元帥。長州閥的勢力，終於又抬頭了。
寺內內閣的陸相大島健一，不甚管事。軍事方麵由致力於“在鄉軍人會”、在陸海軍皆具人望的參謀總長田中義一負主要責任。梁士詒跟他是舊識，他亦知道梁士詒在中國交通界是實際上的首腦，在日本當前對華政策中，為必須拉攏的人物，所以在“料亭”中，偎依著藝妓，與梁士詒款款深談，顯得相當誠懇。
原來由大隈到寺內，對華政策的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一方麵固然是接受了“二十一條”的教訓，看中國民氣不可侮；另一方麵，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是，俄國內部發生劇烈變化，沙皇既被推翻，日俄四次密約，便都落空了。
日俄戰爭的結果，俄國雖敗而“不割一寸地，不賠一盧布”，日本實在是“慘勝”。因而改弦易轍，與俄國“化敵為友”，在一九○七年——光緒三十三年，訂立《日俄密約》，劃定南北滿界線，派分中國東北的權利，合力排斥第三者侵入。以後在一九一○年、一九一二年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密約，雙方伸展勢力範圍至內外蒙邊界，劃分內蒙古為東西兩部分，各不侵犯。到得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複有第四次密約。但不久爆發俄國革命，不但這一次密約成為廢紙，以前的三次密約，亦將失其法律上的效力。
如果是改朝換代，新政府當然繼續承認國際條約上的義務，但日本軍部接到駐俄武官荒木貞夫、小畑敏四郎等人的報告，懍然於“布爾什維克”與日本的國體，絕不能相容，必須加緊防備。因此，對俄政策作了日俄戰爭以來的第二次大轉變：軍部希望能利用中國的軍隊，聯合防俄。
這樣，就必須在中國軍閥中找一個對象，加以扶植。田中在複辟之前，曾作了一次中國大陸南北的旅行，初步目標看中張勳。及至到了徐州一談，大失所望，張勳根本不能辦大事，而且也難以控製。於是目標轉向段祺瑞，“馬廠起義”，段祺瑞的聲望益隆，更堅定了日本軍部的信心。
田中很坦率地表示，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統一中國的政策，因為段祺瑞越強，對日本越有用。當然段祺瑞必須跟日本“充分合作”，是他取得經濟、軍事上“援助”的一個先決條件。
此外，田中對馮、段不和也表示了嚴重的關切。這些情形，都由梁士詒用密電告知葉譽虎，再經過徐樹錚，轉達段祺瑞，促成了對西南用兵的實際行動。
第一個目標是湖南，分兩路進兵，第一路推曹錕為主帥，率軍由京漢路南下，經湖北進攻湘北。第二路推張懷芝為主帥，率軍由津浦路南下，經江西進攻湘東。兩路兵力，總計六萬人，奉軍獨出兩萬，直隸、山東、安徽各一萬，山西、陝西都是五千。開拔以前，由曹錕領銜電請北京政府明令討伐西南。
這時北洋在無形中已經“分家”，以地域而分為直、皖兩係，直係馮國璋，皖係段祺瑞。論勢力當然是皖係占上風，所以徐樹錚密謀打倒馮國璋，創造一個中外古今所未聞的新名詞，叫作“整理政府”。
整理之道，內則倒王，外則去李。因為大總統是無法公然驅逐的，否則便成了造反，不是“革命”二字所能掩飾的。所以唯有“架空”之一法，外而除去江蘇督軍李純，內而推倒總理王士珍，馮國璋便隻剩“大總統”一個虛名了。
去李必從倒王入手。倒王不難，問題是哪裏去找一個能教馮國璋動彈不得的內閣總理？數來數去，除去徐世昌再無別人。
於是“小徐”打算說服“老徐”，暫且委屈，將來捧他繼馮而為大總統，作為報答。這個想法，多少是一廂情願，徐世昌豈是除了袁世凱，肯屈居人下的人？但馮國璋卻有些著慌了，趕緊對段祺瑞作了讓步。
因此十二月十六日，明令發表曹錕、張懷芝為第一、二路司令，隔了兩天，又特派段祺瑞為“督辦參戰事務”。曹錕派第三師師長吳佩孚，張懷芝派山東暫編第一師師長施從濱，分別領兵循京漢、津浦兩路，南下攻湘。
其時馮國璋的密使，正與西南實力派在談和，所以戰況一度沉寂。但終因馮國璋的遊移寡斷，失去了妥協的時機，戰火複起。皖係亦就大唱武力統一的高調，表示決不妥協。馮國璋和戰兩難，進退失據，大感狼狽，迫不得已親自去看徐世昌，並且事先約了段祺瑞、王士珍一起會談，表示要到各省去視察，當麵跟直係各督軍懇談，以便消除隔閡。
王士珍自然不會表示意見，徐世昌與段祺瑞都知道，他的目的是要跟“長江三督”，尤其是李純去商量如何自保，所以亦都默不作聲。於是聊了些不相幹的閑話，無結果而散。
在段祺瑞這方麵，由於徐樹錚的策略，另外有了新的行動，就是加緊聯絡奉軍，由段係要角曾雲霈出麵，與張作霖的智囊楊宇霆密談，決定扣留由日本運來的一批軍械，主要是步槍，總數達兩萬七千餘支之多。
原來除了曹汝霖經手的西原借款以外，段祺瑞在徐樹錚策劃之下，另外指派陸軍總長段芝貴，與駐日公使章宗祥，在進行軍火借款，同時談判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協定》。
對於這個協定，雙方的目的各不相同。日本是為了對付“十月革命”以後的俄國——協約國既不滿俄國與德國單獨講和，亦討厭列寧所倡導的“世界革命政策”，因此借口援救為德奧聯軍所包圍的捷克軍隊，預備出兵西伯利亞，替日本軍部帶來了一個極好的借口。
日本的打算是，出兵攻俄有兩大利益，一是取代俄國在北滿的地位；二是占領西伯利亞大片土地。但此一戰略利益的獲得，必須取得中國的支持。更實際的說法是，必先能夠控製中國的軍事力量。如果能夠簽訂一項軍事條約，將與蘇俄接壤的地區劃作“行軍區域”，就地征集資源，供應日軍，同時指揮中國軍隊配合作戰，那就比明治年間的日俄戰爭，更有製勝的把握了。
當然，要釣魚必須用餌。西原借款的主要作用是經濟侵略，談軍事“合作”應該另辟蹊徑。因此，從西原借款中，另外劃出一部分，稱為“參戰債款”，用這筆借款來購買軍火，供段祺瑞“武力統一全國”之用。田中義一向梁士詒表示支持段祺瑞的政策，即為這筆借款必可成功的宣告；相對地，段祺瑞隻要借了這筆款子，即等於收了“定洋”，保證“軍事協定”必可成立。因此，日本方麵很大方地在“協定”未簽以前，先撥出第一筆“參戰借款”，由段芝貴經手，直接跟大倉喜八郎做了一次交易。
大倉喜八郎是日本的八大財閥之一。他以開“鐵炮店”起家，成為軍火商，慶應四年“戊辰之戰”幕府軍與倒幕聯軍雙方的軍火都由大倉供給。結果倒幕派大勝，日本全國就此統一。西鄉隆盛因此成名，而大倉亦因此大發其財，所以有“一戰功成，一商暴富”的說法。
以後日本侵台之役、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軍火都由大倉供應。對於日本之侵略中國，他是極重要的一個幕後人物，但表麵上表現得非常“親善”，投資於本溪湖的煤鐵，與盛宣懷合作，貸款與漢陽鐵廠。他喜歡在中國遊曆，收藏中國的文物，尤其是古錢。在北平西山造了一座很豪華的別墅，經常以盛宴款待北洋軍閥，所以跟段芝貴極熟。這筆軍火買賣，自有極優厚的迴扣，除卻段祺瑞，無不分潤。
不過，照道理說，大倉所供給的兩萬多支步槍，應該平均分配給北京政府所屬的各省軍隊。直、皖既已分家，徐樹錚認為“長江三督”不應分享這批軍火，卻又說不出口，於是別生一計。
當直、皖分家時，徐樹錚對段係的實力做了一番檢討，以地盤來分，浙江督軍楊善德、淞滬護軍使盧永祥、安徽督軍倪嗣衝、福建督軍李厚基、陝西督軍陳樹藩、山西督軍閻錫山、直隸督軍曹錕、山東督軍張懷芝、四川督軍劉存厚、廣東督軍龍濟光，都是“自己人”，看起來比馮國璋的“長江三督”要強得多。但細細檢點，卻是問題多多。
首先是劉存厚、龍濟光岌岌可危；其次，閻錫山不是隨便肯聽人擺布的；曹錕自然是要角，但直係的色彩很濃；而張懷芝一向以“曹三爺”的馬首是瞻。凡此非嫡係的部隊，在運用上並不能指揮如意。
另一方麵，西南勢力浩大，卻與馮國璋素有淵源，加以湖南托庇於西南；而不可輕視的馮玉祥，翻覆詭詐，亦為隱憂。兩相比較，直係的實力未見得充足。欲求自保，當然不成問題，但既有“武力統一全國”的雄心，自非具壓倒的優勢不可。
因此，徐樹錚遠走關外，進行“聯奉製直”的計劃。奉天督軍張作霖，此時重用一個日本士官生楊宇霆。此人字鄰葛，遼北法庫縣人，在士官八期步科，與田中義一同學。徐樹錚亦是士官出身，與楊宇霆前後同學，彼此早都知名。而且楊宇霆的性情、作風，與徐樹錚相似，都是好大喜功的霸才。還有一項相同的是，兩個人都獲得長官的絕對信任，言聽計從，幾乎可以獨斷獨行。
這一下就不但談得投機，而且說做就做，照商量好的步驟，首先派奉軍第二十七師張景惠一旅，入關進駐灤州。等日本輪船運到第一批軍械——步槍二萬七千支，停泊秦皇島時，由張景惠加以截留，除山西的一部分放行，以及少數一部分撥給曹錕及李厚基以外，其餘悉數轉運出關，裝備奉軍。
不多幾天，段祺瑞的“督辦參戰事務處”正式成立，下設五處，由靳雲鵬以“參謀處長”的名義當家，各部總長指聘為參讚，次長為參議，儼然另一個“內閣”。
於是，奉軍五個旅，以“助戰”為名，陸續開拔入關。一部分駐紮京津附近，扼守要路；一部分沿津浦路南下，威脅在南京的李純。同時在軍糧城設立奉軍司令部，總司令是張作霖，卻是由徐樹錚以副司令的名義，代行總司令職權。
這步棋大出馮國璋意外，立刻派了財政總長王克敏及與段祺瑞關係極深的長蘆鹽商王郅隆到安徽蚌埠去看倪嗣衝，探詢奉軍入關的真正目的。因為徐樹錚與他經常有密電往來，一定深知真相。
可是，倪嗣衝不便明說，隻照馮國璋的意思，打了個措詞婉轉的電報給張作霖，問他入關的本意。
張作霖的複電是：“隻求得一完全鞏固之責任政府，共謀國是，他非所知。”這一來，王士珍完全明白了，原來奉軍入關，是為倒閣而來的。當下“退避賢路”，專車出京到天津暫住。
這一來，政治的重心突然移到了關外，北寧鐵路上冠蓋絡繹，自以為在時局及組閣問題上有發言資格的人，都派了代表到奉天去看張作霖，表達對大局的意見。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北京造幣廠監督吳鼎昌，他是徐世昌的代表。
當然，出現了這樣的情勢，是徐樹錚一手所造成。張作霖此時還沒有問鼎中原之心，目的隻希望統一東三省，以將來得段祺瑞之助，驅逐吉林督軍孟恩遠、黑龍江督軍鮑貴卿，作為與徐樹錚合作的條件。而徐樹錚的兩大目的是捧段出山及聯奉製直，此時看到時機成熟，便與吳鼎昌談好了步驟，征得張作霖的同意，用他的名義，開始發動。
首先是由張作霖分電各省督軍，主張共推段祺瑞組閣，提議請曹錕、張懷芝領銜發表通電，且不必說推段的話，隻說大局不安，必須有一個堅強有力、擔當得起的內閣總理，其人選“請東海與元首商定”。等通電一發表，請曹汝霖與吳炳湘二人負責聯係，催促徐世昌發言，安排段祺瑞組閣的手續。預計三天至五天的工夫，大功即可告成。
哪知事出意外，曹錕願意擁護段祺瑞，隻是領銜發通電，卻不免躊躇。這個問題不大，曹錕不願，可以找別人，讓徐樹錚跳腳的是，內部有人在搗鬼。
原來段祺瑞的作風很特別，隻要他相信的人，誰都可以放手辦事，出了麻煩，他來負責。因此他左右的紅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大家各行其是。段祺瑞隻是“擇善而從”，很少去問問別人的意見。事實上他亦並不十分了解每個人在做些什麽，像徐樹錚在關外跟張作霖、楊宇霆所談的一切，他就不大清楚，所以在秦皇島軍火被扣以後，居然致電張作霖嚴詞質問，要求發還。
就為了不了解徐樹錚的步驟，所以聽說張作霖希望他出山時，他還在遲疑。靳雲鵬、段芝貴都勸段祺瑞慎重，出山容易，下台很難，反正“參戰督辦”權力很大，居其實而不居其名，做好了更好，倘或力不從心，責任亦比較容易推卸。段祺瑞覺得他們的話很有道理，所以遲疑著不願出山。
他不知道靳雲鵬、段芝貴勸他的話，都出於私心。靳雲鵬經手大批軍餉，差使甚肥，生怕段祺瑞一組閣，不必再有這個因人設事的“督辦參戰事務處”，明令撤銷，業務歸並陸軍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的差使亦就完蛋了。
段芝貴更是異想天開，有意代理王士珍的職務，過一過內閣總理的癮——這是出於王克敏的慫恿。他本來是梁啟超約來的，與段祺瑞的關係並不深。心想梁士詒已經與朱啟鈐、周自齊同時被撤銷了通緝令，而且已經由日本到達天津，如果內閣改組，極可能由梁士詒接掌交通，而曹汝霖經手西原借款，接任財長是順理成章的事。唯有內閣不改組，自己才得蟬聯，因而教了段芝貴一套話，叫他去看張作霖。
怦然心動的段芝貴，決定照王克敏的話去試一試。不過他是袁世凱稱帝時，為張作霖從關外攆出來的，還不好意思親自出關，派了個親信去見張作霖，希望支持他代理內閣總理，交換條件是發表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
張作霖最恨人忘恩負義。老段待小段甚厚，而小段居然挖老段的牆腳，在張作霖看，是件絕對無法容忍的事。加以有徐樹錚在旁邊曆數段芝貴的種種劣跡，張作霖越發光火，當著來使將段芝貴臭罵了一頓，連信都不迴。
在曹錕這方麵，徐樹錚親自出保定，與曹錕的胞弟、直隸省長曹銳去接頭，才知道曹錕怕段祺瑞複出，李純的江蘇督軍不能安於位。徐樹錚當即表示，可以勸請段祺瑞讓步。恰好攻湘的第一路軍打了個勝仗，攻陷了入桂要衝的嶽州，主義派聲勢一振，加以剛剛由東京迴任的日本公使林權助，出麵請徐世昌斡旋僵局，於是局勢急轉直下，等十九省軍民首長，包括“長江三督”在內，勸段祺瑞出山的通電一到，馮國璋便不能不明令發表，以段繼王，改組內閣。
這件大事，徐樹錚自然要插手，他認為財、陸兩部，也就是王克敏、段芝貴非去不可。在天津麵邀梁士詒接掌財政，而梁士詒轉保吳鼎昌，此人才具是夠了，資望卻還不足。因此徐樹錚建議，由段祺瑞自兼財政，而以吳鼎昌為副手，過相當時期，再提升他為總長。如果段祺瑞不肯自兼，則不妨由曹汝霖兼署。至於陸軍總長，徐樹錚保薦煙台鎮守使聶憲藩，認為他可以勝任愉快。
對於段芝貴，由於“一方麵臉厚而欲奢，一方麵手軟而情重”，畢竟一仍其舊。至於財政總長，段祺瑞亦不願自兼，聽從徐樹錚的意見，請曹汝霖兼攝。
段祺瑞開門見山地說，對西南用兵，以籌措軍費為第一大事。財長一席，大家不敢擔任，他相信曹汝霖肯負這個責任，而且也有勇氣。希望能跟他同任艱巨，兼攝財政總長，主持西原借款，同時推薦吳鼎昌做他的次長。
這些情形，曹汝霖事先已有所聞，也在心理上做了準備，當下很痛快地一口答應，借款也很順利。段祺瑞還特為南下犒師，在漢口慰勞了第一路司令曹錕、第二路司令張懷芝，又接受隨行人員曾雲霈、吳鼎昌的建議，乘兵艦東下，去安撫贛、蘇兩督，在九江接見了陳光遠，到南京與李純及淞滬護軍使盧永祥歡聚，方始改乘專車由津浦路北上。
其時用兵的策略是，一、二兩路及段祺瑞所派的湖南督軍兼第七師師長張敬堯，共分三路攻湘。另外由浙江派兵一師援閩，會同福建督軍李厚基，出廈門攻湘、梅，聲援被困於廣東南路的龍濟光。在湖南的北軍，以湘鄉、寶慶為右路，衡山、衡陽為中路，攸縣、茶陵為左路，分別由張敬堯、吳佩孚、張懷芝負責。
這三路當然是中路打得好，吳佩孚的第六師，連克衡山、衡陽。左路由山東暫編第一師及倪嗣衝的安武軍所組成，戰鬥力最弱。施從濱的第一師，士兵跟要飯的沒有什麽兩樣。先是憑一股銳氣，打下了攸縣。沒有幾天工夫，湘軍師長趙恆惕及零陵鎮守使卷土重來，攸縣失而複得。第二路三萬五千餘眾大敗，醴陵、株洲，先後為湘軍收複，北軍施從濱、張敬堯、張宗昌所部，分向長沙、萍鄉撤退，潰不成軍。
其時徐樹錚跟段祺瑞到了漢口，因為要安排奉軍援湘，逗留兩湖。在嶽州得到前線敗報，徐樹錚除了急調奉軍第一支隊進援以外，星夜趕到漢口，為奉軍打前站。一路所見，傷心慘目，打個電報給段祺瑞，預備“進京請訓”，同時也作了戰地視察報告。
電報中說：“此次第二路之挫失，自有取敗之道，實非意外。以樹錚此行所見言之，長沙城外，施師退兵，並列官長，成列率行；僅僅十餘、或廿、或卅成群，陸續麇集。頭無帽、足多赤，間雖有履，而緞布草麻不等。身無軍衣，所著汗褂，藍白黑各異其色。槍雖未失，而槍子琅琅墜地，亦不顧惜，惟背後各背一包裹，大小不等，皆護之若命。樹錚曾麵詢一二人：‘背後包裏何物？’則囁嚅不對。”
想來包裹中總是值錢的“戰利品”，卻又不然。徐樹錚又說：“至途中又遇零星竊逃者，準其附車北還，發現其包，則紅裙翠袖、婦孺小衣，燦然盈目。”
徐樹錚既駭且怒，下令隨行馬弁，奪過來便往車廂外麵丟。哪知可駭可怒之事，還在後麵。徐樹錚在電報中接下來說：“為之隨車散擲，則皆拚命跳下，重複拾集而去，絕不顧及墜車生死。似此奮勇之兵，真可為國家痛哭矣！”
根據所見，加以推測，徐樹錚的論斷是：“攸縣挫失，或尚出於驚潰；醴陵挫失，必係擄掠而逃。此種軍隊，為之官長者，尚敢飾報敵狀，希自遮掩，一死寧足蔽其辜乎？”
這是指施從濱及張懷芝而言。張懷芝兵敗以後，連電北京政府發給“收容費”，居然道是“打勝仗者固需款，打敗仗者尤需款”。陸軍部將這個電報轉到財政部，將曹汝霖氣得說不出話。他剃一個“海軍頭”，寸把長的花白頭發，根根上豎，像一把鋼刷，此時看來更有“怒發衝冠”之概。
第二天正好是國務會議，一張“大餐桌”，國務總理坐了主位，左麵內務，右麵財政，接下來是外交、陸軍、海軍、司法、教育，交通、農商兩總長忝居末座。曹汝霖本職是交通總長，為示謙虛，不坐兼攝的位子，所以與主席相隔甚遠。因為如此，段祺瑞就沒有注意到他這一天的臉色鐵青。
“這一次湖南的戰事——”
段祺瑞剛說得一句，突然發現遠處冒出一個人，定睛一看才知道是曹汝霖。既然他站了起來，自然就有話要說，段祺瑞便停了下來，請他發言。
“總理，提到湖南的戰事，財政部實在不勝負荷。發了開拔費，不久又要收容費，我真不知道收容了這種軍隊，有什麽用處。出師不到半年，軍費已經用了不少，這樣下去，我實在無能為力，請總理另簡賢能。”說完，曹汝霖氣唿唿往下一坐，將臉扭了過去。
段祺瑞坐在那裏，臉上一陣青、一陣紅，好一會兒才站起身來，親自走到曹汝霖麵前，彎腰開口。
見此光景，曹汝霖不免歉然，趕緊也站起身來說：“請總理迴座。”說著，伸手相扶。
“難怪你生氣。”段祺瑞說，“懷芝也太難了，自己不上前線不說，派一個暫編的師去打，宜其一戰即潰。初次出兵不利，大有影響；但兵敗不收容，貽害地方，亦不是辦法。”段祺瑞拱拱手說，“這件事不能隻怪懷芝。總之，請勉為其難。如何？”
曹汝霖聽他話中有因，隻好這樣答說：“容我迴部裏去商量，再來奉覆。”
等他一迴財政部，立刻便有人將他所發的牢騷，轉告了正到北京來坐索收容費的張懷芝。他外號“三毛”，最容易動火，一聽便罵：“他奶奶的，曹汝霖敢不發收容費，俺請他吃衛生丸！”說完，掏出手槍，“啪”的一聲摔在桌上，不道“保險”不曾拴住，手槍走火，將來打“小報告”的人，嚇得魂不附體。
消息傳入曹汝霖耳中，自不免氣憤，但軍閥不可理喻，隻好忍氣吞聲，照發收容費。等他迴到前線，局勢已生變化，張敬堯色厲內荏，頗為怯戰，密電“段總理夫子大人”主和。曹錕則因段芝貴係屬皖係，有公然與直係為敵之意，頗為不快，暗中屯兵不進。段祺瑞得報，派徐樹錚到漢口去疏通。曹錕和張懷芝一致要求撤換段芝貴，可是曹錕對於進兵，卻顯得意興闌珊。於是徐樹錚決定聯絡吳佩孚，因為曹錕就靠第三師，隻要吳佩孚同意再打，不怕曹錕不從。
吳佩孚其時駐紮衡陽，此地便是“彭郎奪得小姑迴”的彭玉麟的家鄉。吳佩孚既以儒將自命，對這位前輩自然十分向往，在地方上與紳士橫槊賦詩，常有酬唱。徐樹錚投其所好，作了一首題名《衡州謠》的古風送吳佩孚，恭維他治軍愛民以外，“雍容雅度尤無匹”。當然，虛名以外還有實惠，徐樹錚麵許吳佩孚，撥發補助款二十萬元，另外給他一個“將軍”的名號。有此名號，吳佩孚的身份便與各省督軍相等了。
哪知徐樹錚籠絡吳佩孚的手段，過火了些，以致曹錕大起疑心，隻當徐樹錚在煽動吳佩孚以下犯上，一怒之下，專車北上，到了天津。
這一來自又非安撫不可。其時研究係所主張的臨時參院，即將召集，主要任務即在選出大總統接替任期將滿的馮國璋。由王揖唐出麵，徐樹錚操縱的“安福俱樂部”，最初選舉段祺瑞為大總統。如果他當選了，國務總理自非徐樹錚莫屬。至於副總統，徐樹錚已許給了張作霖。不過，這把如意算盤沒有打通，馮國璋的打算是，如果自己不能連任，就擁護徐世昌。加上梁士詒跟徐樹錚也鬧翻了，從中策劃，製造一股空氣，非徐世昌出山，不能改變時局。
因此，段祺瑞知難而退，安福係亦姑且敷衍，先承諾選舉徐世昌為大總統，到時候看情形再推段祺瑞。至於副總統一席，改許了曹錕，作為交換他對西南繼續用武的條件。對於張作霖，則以撥給現款一百萬元，解決奉天的銀行擠兌風潮，作為補報。
因此而有第二次天津會議，曹錕、張懷芝、倪嗣衝、龍濟光之外，還有各省代表楊宇霆、盧小嘉等人。
開會的地點是奉軍設於天津的司令部，會中倪嗣衝極力勸曹錕、張懷芝力竟全功。徐樹錚報告了不久之前簽訂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內容，表示有日本的支持，前途大有可為。曹錕因為臨時參議員選舉，安福係有操縱的把握，許了他的副總統一定能夠兌現，所以也就點頭答應了。張懷芝亦步亦趨跟著“曹三哥”走，不在話下。
及至會完各散，徐樹錚與楊宇霆還有事商量，留在那裏未走。忽然衛士來報，說“炳威將軍”陸建章來了。
“他來幹什麽？”
“他來幹什麽？”楊宇霆也這樣問。
若說中國之大，有最討厭陸建章的兩個人，那就是徐樹錚與楊宇霆了。徐樹錚是為了段祺瑞，楊宇霆是為了張作霖。
段、陸是安徽同鄉，一個合肥，一個蒙城，而且在袁世凱手下，曾經是很親近的同事。光緒卅一年，袁世凱的武術右軍改組為新軍製的第六鎮，由段祺瑞接任統製，下轄三協，第十一的協統就是陸建章。
及至袁世凱當了大總統，陸建章被任命為“軍營執法處長”，甘為鷹犬，民黨死在他手裏的不知凡幾。以後袁世凱稱帝，陸建章當然很起勁，而段祺瑞處處表示消極，“忠心耿耿”的陸建章，便常批評段祺瑞忘恩負義，成了對頭。到得陸建章在陝西被逐，輜重盡失，妻孥被辱，連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兒亦未能幸免，與段祺瑞便成了不解之仇。因為袁世凱“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中的一陳——陝北鎮守使陳樹藩獨立以後，陸建章求和，自然讓出地盤，陳樹藩亦保證他身家財產的安全，結果一出灞橋，便遭陝軍荼毒。而保定第一期出身的陳樹藩，一直以段祺瑞的得意門生自居，所以陸建章會遷怒於段祺瑞。
這是陸建章對段祺瑞的一段舊怨。段祺瑞對陸建章，卻為了馮玉祥，而有一段新仇。馮玉祥的原配姓劉，直隸鹽山人。她有個族中的姑母，是陸建章的太太。馮玉祥如果跟著發妻叫陸建章，應該稱為“姑夫”，卻不知怎麽叫成“娘舅”。這個娘舅很照應外甥，馮玉祥所帶的十六混成旅，就是陸建章的“老第七師”改編的兩個混成旅之一。因此，馮玉祥誰的話都不聽，隻有對陸建章唯命是從。
段祺瑞當然知道他們的關係，屢次告誡馮玉祥，不要聽陸建章的話，但馮玉祥又何能不聽？就因為這樣，馮玉祥武穴主和，段祺瑞與徐樹錚就不能不疑心是陸建章的指使了。
原來十六混成旅本是奉命援閩，助李厚基對抗來自廣東的護法軍，為此特準十六旅擴充一個團。馮玉祥對擴充實力，深愜所懷，援閩則萬分不願。因此屯兵浦口，在李純的掩護之下，兩三個月不開拔。馮玉祥與他的參謀長邱斌，是拜把兄弟，但趨向不同。邱斌主張奉命行事，馮玉祥不肯，以致邱斌拂袖而去，還發了通電大罵馮玉祥。
到得民國七年一月底，馮國璋迫不得已對南方下了討伐令，曹錕、張懷芝兩路進兵西南。馮玉祥亦疊奉嚴令，迅速入閩。二月初全旅官兵上船，本來應該東駛出江，取海道入閩。誰知竟是鼓棹西行，溯江而上，這時才有改變任務的命令，不必援閩，而是攻湘。因為段祺瑞左右，怕他入閩之後，會投到護法軍那裏去，掉轉槍口打李厚基，所以改派至兩湖。那裏有曹錕、張懷芝、張敬堯三方麵的人馬，約計十五個師左右，馮玉祥如果不受節製，立刻就可以把他解決。
但馮玉祥成竹在胸，到得湖北蘄州以南的武穴，舍舟登岸以後，連發兩個通電主和。本來一個旅長的政治主張，無足輕重，但通電中有“對德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恰好道破機關，所以段祺瑞勃然震怒，下令撤除馮玉祥的旅長，而且準備明令討伐。
於是馮玉祥派出兩個人去見曹錕和張懷芝。這兩個人都是“清幫”，一個是繼邱斌而為參謀長的張樹聲，一個是騎兵營營長張之江。前者是清幫中的“大”字輩。
到漢口去見曹錕的是張之江，他用曹錕與馮國璋同為直係，而馮玉祥主和，不悖馮國璋的主張作為辯護的理由，又說吳佩孚剛剛拿下嶽州，如果迴師來打馮玉祥，勝不為功，敗則前功盡棄。何況吳佩孚的第三師雖為精兵，但大戰之後，正待休息整理。而十六混成旅卻是新硎初發，以逸待勞，勝負之數，實在難言。
曹錕一想這話不錯，當時表示，各不相犯。至於派到九江去見張懷芝的張樹聲，話就不如張之江那麽婉轉了。因為張懷芝的實力，他很清楚，老實警告，十六混成旅會拚到底，兩敗俱傷犯不著。因此，張懷芝亦隻好許諾，袖手不問。
這些情況反映到段祺瑞那裏，改了主意，硬的不行來軟的，托人請陸建章到武穴去疏通，許下恢複馮玉祥的原職，但必須盡快渡江攻湖南。
在段祺瑞總以為陸建章除非不願出麵調停，倘或答應去了，一定能使馮玉祥聽話。哪知不然。
也不知是馮玉祥敷衍陸建章，還是陸建章跟馮玉祥說好，串了一出雙簧——馮玉祥答應陸建章，盡快渡江，下令三個團及騎兵、機槍兩直屬營準備開拔。馮玉祥天天騎了馬到各營區去視察，這天從馬上摔了下來，說是腿摔壞了，傷勢甚重，非兩三個月不能行動。這一來，部隊自然也跟著留下來了。
段祺瑞與徐樹錚都有受騙的感覺，而且怕馮玉祥在武穴搗亂，張懷芝管不住他，便將十六旅調到湘西，派馮玉祥為常德鎮守使。此地是水陸要衝，南北兩軍進出頻繁，不時會有騷擾，加以漢口的日本海軍，常派炮艇經洞庭湖來巡邏，糾紛亦很多。所以派十六旅駐守湘西，目的是要使馮玉祥受困，逐漸削弱他的力量。縱然如此，徐樹錚仍不能放心，怕他受了陸建章的教唆，遲早有一天會倒戈。
至於楊宇霆之討厭陸建章，實在是討厭他的兒子陸承武。原來陸建章與吉林督軍孟恩遠是兒女親家，陸家父子自陝西铩羽而歸後，孟恩遠便將他的女婿陸承武找了去，頗加重用。
孟恩遠的心腹，都是他的親人，除了陸承武，還重用一個外甥，名叫高其儐。一婿一甥，分主內外，言聽計從。
其時張作霖羽毛漸豐，在楊宇霆策劃之下，積極展開統一東三省的雄圖。第一個目標是黑龍江督軍兼省長、滿洲旗人畢桂芳，為軍務幫辦許蘭洲所逐，而由張作霖保薦鮑貴卿接任督軍兼省長。
第二個目標便是孟恩遠。不過，張作霖此時還僅以逐孟為目的，並不期望能由他保薦繼任人選。所以一番活動以後，由馮國璋下令，將孟恩遠調京任誠威將軍，而以察哈爾都統田中玉為吉林督軍。於是陸承武與署理扶農鎮守使兼吉林陸軍第四旅旅長高其儐設計，致電北京挽留，因而引起風潮。最後是由王占元出麵調停，孟恩遠終於暫準留任。有此滿意的結果，是陸建章在馮國璋那裏很發生了作用之故。楊宇霆所謀不遂，自覺在張作霖麵前大失麵子，因而恨透了陸建章父子。
徐樹錚與楊宇霆，在當時都有“就是做錯了事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心理，一時衝動之下，楊宇霆表示：“這種人留在那裏幹什麽？”徐樹錚亦就毫不遲疑地同意，隨即下令，處決陸建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