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誠實與浮囂
我念大學本科時，我哥哥在讀研究生。我是學理科的，我哥哥是學邏輯學的。有一迴我問他：依你之見，在中國人寫的科學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讀？他毫不猶豫地答道：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現在假如有個年輕人問我這個問題，不管他是學什麽的，我的迴答還是《江村經濟》——但我覺得這本書的名字還是叫做《中國農民的生活》為好。它的長處在於十分誠實地描述了江南農村的生活景象，像這樣的誠實在中國人寫的書裏還未曾有過。同是社會學界的前輩，李景漢先生做過《定縣調查》，把一個縣的情況搞得清清楚楚。學社會學的人總該讀讀《定縣調查》——但若不學社會學，我覺得可以不讀《定縣調查》，但不讀《江村經濟》可不成。中國的讀書人有種毛病，總要對某些事實視而不見，這些事實裏就包括了中國農民的生活。讀書人喜歡做的事情是埋首於故紙堆裏，好像故紙之中什麽都有了。中國的典籍倒是浩若煙海，但假若沒人把事實往紙上寫，紙上還是什麽都沒有。《江村經濟》的價值就在於它把事實寫到了紙上，在中國這個地方，很少有人做這樣的事。馬林諾夫斯基給《江村經濟》作序，也稱讚了費先生的誠實。所以費先生這項研究中的誠實程度，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這篇章的主旨不是談《江村經濟》，而是談誠實。以我之見，誠實就像金子一樣，有成色的區別。就以費先生的書為例，在海外發表時，叫做《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是十足赤金式的誠實。在國內發表時叫做《江村經濟》，成色就差了一些，雖然它還是誠實的，而且更對中國人的口味。我們這裏有種傳統，對十足的誠實甚為不利。有人說，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學問，什麽叫做“是”（be），什麽叫做“應該是”（shouldbe），從來就沒搞清楚過。我們知道，前者是指事實，後者是指意願，兩者是有區別的。人不可能一輩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總把意願和事實混為一談，那他怎麽生活呢。所以，當朱夫子開始學術思維時，他把意願和事實當成了一迴事——學術思維確有這樣一種特點，不做學問時，意願和現實又能分開了。不獨朱夫子，中國人做學問時都是如此。自打孔子到如今，寫章時都要拿一股勁，討論國計民生乃至人類的前途這樣的大題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結論，在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誠實倒顯得可羞。在所有重大題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結論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願和現實混為一談，這卻是很難做到的。
人忠於已知事實叫做誠實，不忠於事實就叫做虛偽。還有些人隻忠於經過選擇的事實，這既不叫誠實，也不叫虛偽，我把它叫做浮囂。這是個含蓄的說法，乍看起來不夠貼切，實際上還是合乎道理的：人選擇事實，總是出於浮囂的心境。有一迴，我讀一位海外新儒家學者的集（我對海外的新儒學並無偏見，隻是舉個例子），作者一會兒引東，一會兒引西，從馬克斯·韋伯到現代美國黑人的“尋根學”引了一個遍，所舉例子都不甚貼切，真正該引用的事例他又沒有引到。我越看越不懂，就發了狠，非看明白不可。最終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答記者問，把自己所治之學和台灣當局的“化建設”掛上了鉤——看到這裏，我算是看明白了。我還知道台灣當局拉攏海外學人是不計工本的，這就是浮囂的起因——當然，更遠的起因還能追溯到科舉、八股，人若把學問當作進身之本來做，心就要往上浮。誠實不是學術界的長處，因為太誠實了，就顯得不學術。像費先生在《江村經濟》裏表現出的那種誠實，的確是鳳毛顧角。有位外國記者問費先生：你覺得中國再過幾時才能再出一個費孝通？他答：五十年。這話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終還是不得不信。
第四十九章不新的《萬曆十五年》
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很早就在中國出版了，因為選了家好的出版社，所以能夠不斷重印。我手裏這一本是九五年底第四次印刷的，以後還有可能再印。這是本老書，但以新書的麵目麵市。這兩年市麵上好書不多，還出了些“說不”的破爛。相比之下我寧悪說說不新的《萬曆十五年》：舊的好書總比新的爛書好。
黃先生以明朝的萬曆十五年為橫斷麵，剖開了中國的傳統社會，這個社會雖然表麵上尊卑有序，實際上是亂糟糟的。書裏有這麽個例子，有一天北京城裏哄傳說皇上要午朝了，所有的官員（這可是一大群人）趕緊都趕到城市的中心，擠在一起像個騾馬大集，把皇宮的正門堵了個嚴嚴實實，但這件事皇上自己都不知道，把他氣得要撒癔症。假如哪天早上你推門出去，看到外麵樓道上擠滿了人，都說是你找來的，但你自己不知道有這麽迴事，你也要冒火，何況是皇上。他老人家一怒之下罰了大家的俸銀——這也沒有什麽，反正大家都有外快。再比方說，中國當時軍隊很多，機構重疊，當官的很威武，當兵的也不少，手裏也都有家夥，但都是些廢物，極少數的倭寇登了陸，就能席卷半個中國。黃先生從政治、經濟、軍事、化各個方麵來考察，到處都是亂糟糟；偏偏明朝理學盛行，很會擺排場，高調也唱得很好。用儒學的標準來看，萬曆年間不能說是初級階段，得說是高級階段，但國家的事辦得卻是最不好，要不然也不會被區區幾個八旗兵亡掉。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說，僅靠儒家的思想管理一個國家是不夠的，還得有點別的；中國必須從一個靠尊卑有序來管理的國家，過渡到靠數目字來管理的國家。
我不是要和黃先生扳杠，若說中國用數字來管理就會有前途，這個想法未免太過天真——數數誰不會呢？“大躍進”時畝產三十萬斤糧，這不是數目字嗎？用這種數字來管理，比沒有數字更糟，這是因為數字可以是假的，尤其是阿拉伯數字，在後麵添起0來太方便，讓人看了打怵。萬曆年間的人不識數嗎？既知用原則去管理社會不行，為什麽不用數字來管？
黃先生又說，中國儒家的原則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做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國家時，宗旨的善良不能彌補製度的粗疏。這話我相信後半句，不信前半句。我有個例子可以證明它行不通。這例子的主要人物是我的嶽母，一個極慈愛的老太太；次要人物是我，我是我丈母娘的女婿，用老話來說，我是她老人家的“半子”——當然不是下圍棋時說的半個子，是指半個兒子——她對我有權威，我對她有感情，這是不言而喻的。我家的衛生間沒有掛鏡子，因為是水泥牆，釘不進釘子。有一天老太太到我們家來，拿來了一麵鏡子和一根釘子，說道：拿錘子來，你把釘子釘進牆裏，把鏡子掛上。我一看這釘子，又粗又鈍。除非用射釘槍來發射，決釘不進牆裏——實際上這就是這釘子的正確用途。細心考慮了一下，我對嶽母解釋道：媽，你看這水泥，又硬又脆，差不多和玻璃一樣。我呢，您是知道的，不是一支射釘槍，肯定不能把它一下打進牆裏，要打很多下，水泥還能不碎嗎？結果肯定是把牆鑿個坑，釘子也釘不上——我說得夠清楚的了吧？老太太聽了瞪我一眼道：我給你買了釘子，又這麽大老遠給你送來，你連試都不試？我當然無話可說。過了一會兒，地上落滿了水泥碎塊，牆上出現了很多淺坑。老太太滿意了，說道：不釘了，去吃飯。結果是我家浴室的牆就此變成麻子，成了感情和權威的犧牲品。過些時候，遇到我的大舅子，才知道他家衛生間也是水泥牆，上麵也有很多坑，也是用鈍釘子釘出來的；他不願毀壞自己的牆，但更不願傷害老太太的感情。按儒家的標準，我嶽母對待我們符合仁的要求，我們對待我嶽母也符合仁的標準，結果在牆上打了些窟窿。假設她連我的pc機也管起來，這東西肯定是在破爛市上也賣不出去，我連吃飯的家夥都沒有了。善良要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所以讓我去選擇道德的根基，我願選實事求是。
我說《萬曆十五年》是本好書，但又這樣雞蛋裏挑骨頭式地找它的毛病，這是因為此書不會因我的歪批而貶值，它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是一麵鏡子，照見了我們的前輩——古時候的讀書人，或者叫做儒生們——是怎樣做人做事的。古往今來的讀書人，從經典中學到了一些粗淺的原則，覺得自己懂了春秋大義，站出來管理國家，妄斷天下的是非曲直，結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團糟。大明帝國是他們交的學費，大清帝國又是他們交的學費。老百姓說：罐子裏養王八，養也養不大。儒學的罐子裏長不出現代國家來。萬曆十五年是今日之鑒，尤其是人知識分子之鑒，我希望他們讀過此書之後，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氣，在書齋裏發現粗淺原則的熱情會有所降低，把這些原則套在國家頭上的熱情也會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會好過了。
我念大學本科時，我哥哥在讀研究生。我是學理科的，我哥哥是學邏輯學的。有一迴我問他：依你之見，在中國人寫的科學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讀？他毫不猶豫地答道：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現在假如有個年輕人問我這個問題，不管他是學什麽的，我的迴答還是《江村經濟》——但我覺得這本書的名字還是叫做《中國農民的生活》為好。它的長處在於十分誠實地描述了江南農村的生活景象，像這樣的誠實在中國人寫的書裏還未曾有過。同是社會學界的前輩，李景漢先生做過《定縣調查》，把一個縣的情況搞得清清楚楚。學社會學的人總該讀讀《定縣調查》——但若不學社會學，我覺得可以不讀《定縣調查》，但不讀《江村經濟》可不成。中國的讀書人有種毛病，總要對某些事實視而不見，這些事實裏就包括了中國農民的生活。讀書人喜歡做的事情是埋首於故紙堆裏，好像故紙之中什麽都有了。中國的典籍倒是浩若煙海，但假若沒人把事實往紙上寫，紙上還是什麽都沒有。《江村經濟》的價值就在於它把事實寫到了紙上，在中國這個地方，很少有人做這樣的事。馬林諾夫斯基給《江村經濟》作序，也稱讚了費先生的誠實。所以費先生這項研究中的誠實程度，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這篇章的主旨不是談《江村經濟》，而是談誠實。以我之見，誠實就像金子一樣，有成色的區別。就以費先生的書為例，在海外發表時，叫做《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是十足赤金式的誠實。在國內發表時叫做《江村經濟》，成色就差了一些，雖然它還是誠實的，而且更對中國人的口味。我們這裏有種傳統，對十足的誠實甚為不利。有人說，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學問，什麽叫做“是”（be），什麽叫做“應該是”（shouldbe），從來就沒搞清楚過。我們知道，前者是指事實，後者是指意願，兩者是有區別的。人不可能一輩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總把意願和事實混為一談，那他怎麽生活呢。所以，當朱夫子開始學術思維時，他把意願和事實當成了一迴事——學術思維確有這樣一種特點，不做學問時，意願和現實又能分開了。不獨朱夫子，中國人做學問時都是如此。自打孔子到如今，寫章時都要拿一股勁，討論國計民生乃至人類的前途這樣的大題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結論，在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誠實倒顯得可羞。在所有重大題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結論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願和現實混為一談，這卻是很難做到的。
人忠於已知事實叫做誠實，不忠於事實就叫做虛偽。還有些人隻忠於經過選擇的事實，這既不叫誠實，也不叫虛偽，我把它叫做浮囂。這是個含蓄的說法，乍看起來不夠貼切，實際上還是合乎道理的：人選擇事實，總是出於浮囂的心境。有一迴，我讀一位海外新儒家學者的集（我對海外的新儒學並無偏見，隻是舉個例子），作者一會兒引東，一會兒引西，從馬克斯·韋伯到現代美國黑人的“尋根學”引了一個遍，所舉例子都不甚貼切，真正該引用的事例他又沒有引到。我越看越不懂，就發了狠，非看明白不可。最終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答記者問，把自己所治之學和台灣當局的“化建設”掛上了鉤——看到這裏，我算是看明白了。我還知道台灣當局拉攏海外學人是不計工本的，這就是浮囂的起因——當然，更遠的起因還能追溯到科舉、八股，人若把學問當作進身之本來做，心就要往上浮。誠實不是學術界的長處，因為太誠實了，就顯得不學術。像費先生在《江村經濟》裏表現出的那種誠實，的確是鳳毛顧角。有位外國記者問費先生：你覺得中國再過幾時才能再出一個費孝通？他答：五十年。這話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終還是不得不信。
第四十九章不新的《萬曆十五年》
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很早就在中國出版了，因為選了家好的出版社，所以能夠不斷重印。我手裏這一本是九五年底第四次印刷的，以後還有可能再印。這是本老書，但以新書的麵目麵市。這兩年市麵上好書不多，還出了些“說不”的破爛。相比之下我寧悪說說不新的《萬曆十五年》：舊的好書總比新的爛書好。
黃先生以明朝的萬曆十五年為橫斷麵，剖開了中國的傳統社會，這個社會雖然表麵上尊卑有序，實際上是亂糟糟的。書裏有這麽個例子，有一天北京城裏哄傳說皇上要午朝了，所有的官員（這可是一大群人）趕緊都趕到城市的中心，擠在一起像個騾馬大集，把皇宮的正門堵了個嚴嚴實實，但這件事皇上自己都不知道，把他氣得要撒癔症。假如哪天早上你推門出去，看到外麵樓道上擠滿了人，都說是你找來的，但你自己不知道有這麽迴事，你也要冒火，何況是皇上。他老人家一怒之下罰了大家的俸銀——這也沒有什麽，反正大家都有外快。再比方說，中國當時軍隊很多，機構重疊，當官的很威武，當兵的也不少，手裏也都有家夥，但都是些廢物，極少數的倭寇登了陸，就能席卷半個中國。黃先生從政治、經濟、軍事、化各個方麵來考察，到處都是亂糟糟；偏偏明朝理學盛行，很會擺排場，高調也唱得很好。用儒學的標準來看，萬曆年間不能說是初級階段，得說是高級階段，但國家的事辦得卻是最不好，要不然也不會被區區幾個八旗兵亡掉。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說，僅靠儒家的思想管理一個國家是不夠的，還得有點別的；中國必須從一個靠尊卑有序來管理的國家，過渡到靠數目字來管理的國家。
我不是要和黃先生扳杠，若說中國用數字來管理就會有前途，這個想法未免太過天真——數數誰不會呢？“大躍進”時畝產三十萬斤糧，這不是數目字嗎？用這種數字來管理，比沒有數字更糟，這是因為數字可以是假的，尤其是阿拉伯數字，在後麵添起0來太方便，讓人看了打怵。萬曆年間的人不識數嗎？既知用原則去管理社會不行，為什麽不用數字來管？
黃先生又說，中國儒家的原則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做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國家時，宗旨的善良不能彌補製度的粗疏。這話我相信後半句，不信前半句。我有個例子可以證明它行不通。這例子的主要人物是我的嶽母，一個極慈愛的老太太；次要人物是我，我是我丈母娘的女婿，用老話來說，我是她老人家的“半子”——當然不是下圍棋時說的半個子，是指半個兒子——她對我有權威，我對她有感情，這是不言而喻的。我家的衛生間沒有掛鏡子，因為是水泥牆，釘不進釘子。有一天老太太到我們家來，拿來了一麵鏡子和一根釘子，說道：拿錘子來，你把釘子釘進牆裏，把鏡子掛上。我一看這釘子，又粗又鈍。除非用射釘槍來發射，決釘不進牆裏——實際上這就是這釘子的正確用途。細心考慮了一下，我對嶽母解釋道：媽，你看這水泥，又硬又脆，差不多和玻璃一樣。我呢，您是知道的，不是一支射釘槍，肯定不能把它一下打進牆裏，要打很多下，水泥還能不碎嗎？結果肯定是把牆鑿個坑，釘子也釘不上——我說得夠清楚的了吧？老太太聽了瞪我一眼道：我給你買了釘子，又這麽大老遠給你送來，你連試都不試？我當然無話可說。過了一會兒，地上落滿了水泥碎塊，牆上出現了很多淺坑。老太太滿意了，說道：不釘了，去吃飯。結果是我家浴室的牆就此變成麻子，成了感情和權威的犧牲品。過些時候，遇到我的大舅子，才知道他家衛生間也是水泥牆，上麵也有很多坑，也是用鈍釘子釘出來的；他不願毀壞自己的牆，但更不願傷害老太太的感情。按儒家的標準，我嶽母對待我們符合仁的要求，我們對待我嶽母也符合仁的標準，結果在牆上打了些窟窿。假設她連我的pc機也管起來，這東西肯定是在破爛市上也賣不出去，我連吃飯的家夥都沒有了。善良要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所以讓我去選擇道德的根基，我願選實事求是。
我說《萬曆十五年》是本好書，但又這樣雞蛋裏挑骨頭式地找它的毛病，這是因為此書不會因我的歪批而貶值，它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是一麵鏡子，照見了我們的前輩——古時候的讀書人，或者叫做儒生們——是怎樣做人做事的。古往今來的讀書人，從經典中學到了一些粗淺的原則，覺得自己懂了春秋大義，站出來管理國家，妄斷天下的是非曲直，結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團糟。大明帝國是他們交的學費，大清帝國又是他們交的學費。老百姓說：罐子裏養王八，養也養不大。儒學的罐子裏長不出現代國家來。萬曆十五年是今日之鑒，尤其是人知識分子之鑒，我希望他們讀過此書之後，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氣，在書齋裏發現粗淺原則的熱情會有所降低，把這些原則套在國家頭上的熱情也會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會好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