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知識分子在討論社會問題時，常說的一件事就是別人太無知。舉例言之，我在海外求學時，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章，說現在大學生水平太低，連“郭魯茅巴”都不知道，我登時就如吃了一悶棍。我想這是個蒙古人，不知為什麽我該知道他。想到了半夜才想出來，原來他是郭沫若、魯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一般來說，知識的多寡是個客觀的標準，但把自編的黑話也列入知識的範疇，就難說有多客觀了。現在中學生不知道李遠哲也是個罪名——據我所知，學化學的研究生也未必能學到李先生的理論；他們還有個罪名是“追星族”，鬼迷心竅，連楊振寧、李政道、李四光是誰都不知道。據我所知，這三位先生的學問實在高深，中學生根本不該懂，不知道學問，死記些名字，有何必要？更何況記下這些名字之後屈指一算，多一半都入了美國籍，這是給孩子灌輸些什麽？還有一個愛說的話題就是別人“格調低下”，我以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兄弟我格調甚高，不是俗人！”我在一篇匈牙利小說裏看到過這種腔調，小說的題目叫《會說話的豬》。總的來說，這類章的要點是說別人都不夠好，最後唿籲要大大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否則就要國將不國。這種挑別人毛病的章，國外的報刊上也有。隻是挑出的毛病比較靠譜，而且沒有借著貶別人來抬自己。如果把道德倫理的功能概括為批判和建設兩個方麵，以上所說的屬於批判方麵。我不認為這是批判社會——這是批判人。知識分子的批判火力對兩類人最為猛烈：一類是在校學生，尤其是中學生；另一類是踩著地雷斷了腿的同類。這道理很明白——別人咱也惹不起。
現在該說說建設的方麵了。這些年來，大家蜂擁而上讚美過的正麵形象，也就是電視劇《渴望》裏麵的一位婦女。該婦女除了長得漂亮之外，還像是封建時期一個完美的小媳婦。當然，大夥是從後一個方麵，而不是前一個方麵來讚美她；這也是中古的遺風。不過，要旌表一個戲中人，這可太古怪了。我們知識分子的正麵形象則是：謝絕了國外的高薪聘請，迴國服務。想要崇高，首先要搞到一份高薪聘請，以便拒絕掉，這也太難為人了；在知識分子裏也沒有普遍意義。所以，除了樹立形象，還該樹立個森嚴的道德體係，把大家都納入體係。從道德上說事，就人人都能被說著了。
所謂道德體係，是價值觀念裏跟人有關的部分。有人說它森嚴點好，有人說它鬆散點好，我都沒有意見。主要的問題是，價值觀念不是某個人能造出來的（人類學上有些說法，難以一一引述），道德體係也不是說立哪個就能立起哪個。就說儒家的道德體係吧，雖然是孔孟把它造了出來，要不是大一統的中央帝國拿它有用，恐怕早被人忘掉了。現在的知識分子想造道德體係，關上門就可以造。造出來人家用不用，那就是另一迴事了，我們當然可以潛心於倫理學、道德哲學，營造一批道德體係，供社會挑選，或是向社會推薦——但是這件事也沒見有人幹。當年馮定老先生就栽在這上麵，所以現在的知識分子都學乖了，隻管唿籲不管幹，並且善用一種無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種句式來源於《聖經·創世記》：“上帝說，要有光，於是有了光。”真是氣魄宏偉。上帝的句式，首長用用還差不多，咱們用也就是跟著起哄罷了。
現在可以說說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中古遺風是什麽了。他既不像遠古的中國知識分子（如孔孟、楊朱、墨子）那樣建立道德體係，也不像現代歐美知識分子跨價值觀的立論（價值中立）。最愛幹的事是拿著已有的道德體係說別人，如前所述，這正是中古的遺風。倒黴的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已有的道德體係不完備，自己都說不清；於是就哀歎：人心不古，世道澆漓，道德武器船不堅、炮不利，造新船新炮又不敢。其實可以把開船打炮的事交給別人幹一一但咱們又怕失業。當然，知識分子也是社會的一分子，也該有公民熱情，針砭時弊也是知識分子該幹的事；不過出於公民熱情去做事時，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識分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這個地位咱們又接受不了，非要有點知識分子特色不可。照我看這個特色就是中古特色。
三、中國知識分子該不該放棄中古遺風
現在中國知識分子在關注社會時，批判找不著目標，頌揚也找不著目標，隻一件事找得著目標：唿籲速將大任降給我們，這大任乃是我們維護價值體係的責任，沒有它我們就喪失了存在的意義。要論價值體係的形成，從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其功能也是關係到每一個人，維護也好，變革也罷，總不能光知識分子說了算哪。要社會把這份責任全交給你，得有個理由。總不能說我除了這件事之外旁的幹不來吧？憑我妙筆生花，詞兒多？那就是把別人當傻子了。憑我是個好人？這話人人會說，故而不能認真對待。我知道有人很想說，曆史上就是我們負這責任。這不是個道理，曆史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婦女還裹腳哪，咱們可別講出這種糊塗油蒙了心的話來找挨罵。再說，拉著曆史車輪逆轉，咱們這些人是拉不動的。說來說去，隻能說憑我清楚明白。那麽我隻能憑思維能力來負這份責任，說那些說得清的事；把那些說不清的事，交付給公論。現代的歐美知識分子就是這麽討論社會問題：從人類的立場，從科學的立場，從理性的立場，把價值的立場剩給別人。咱們能不能學會？
最後說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當然，他有“士”的傳統。有人說，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悲觀主義者？），有人說，他以天下為己任（國際主義者？），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為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崇高（四民之首），有資格教訓別人（教化於民）。這就是說，我們是這樣看自己的。問題是別人怎樣看我們。我所見到的事，實屬可憐，“脫褲子割尾巴”地混了這麽多年，才混到工人階級隊伍裏，可謂“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咱們把“士”的傳統忘掉為好，因為不肯忘就是做白日夢了。如果我們討論社會問題，就講硬道理：有什麽事，我知道，別人還不知道；或者有什麽複雜的問題，我想通了，別人想不通；也就是說，按現代的標準來表現知識分子的能力。這樣雖然缺少了中國特色，但也未見得不好。
第四章知識分子的不幸
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裏，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國王把他交給王後處置。王後命他迴答一個問題：什麽是女人最大的心願？這位武士當場答不上來，王後給了他一個期限，到期再答不上來，就砍他的腦袋。於是，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尋求答案。最後終於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頭；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為故事。據說這個答案經全體貴婦討論，一致認為正確，就是：“女人最大的心願就是有人愛她。”要是在今天，女權主義者可能會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紀，這答案就可以得滿分啦。
我也有一個問題，是這樣的：什麽是知識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為經得起全球知識分子的質疑，那就是：“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的長處隻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隻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丹麥王子哈姆雷特說：活著呢，還是死去，這是問題。但知識分子趕上這麽個年代，死活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倒黴的年頭兒何時過去。假如能趕上這年頭過去，就活著；趕不上了就犯不著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殺的年代，我已經懂事了，認識不少知識分子。雖然我當時是個孩子，但嘴很嚴，所以也是他們談話的對象。就我所知，他們最關心的正是趕得上趕不上的問題。在那年頭死掉的知識分子，隻要不是被殺，準是覺得趕不上好年頭了。而活下來的準覺得自己還能趕上——當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識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對自己的答案頗有信心，敢拿這事和天下人打賭，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這種不理智。
下一個問題是：我們所說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對此我有個答案，但不願為此打賭，主要是怕對方輸了賴賬：此種不理智，總是起源於價值觀或信仰的領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國小說家還因作品冒犯了某種信仰，被下了決殺令，隻好隱姓埋名躲起來。不管此種宗教的信仰者怎麽看，我總以為，因為某人寫小說就殺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這道命令已被取消，這位小說家又可以出來角逐布克獎了。對於這世界上的各種信仰，我並無偏見，對有堅定信仰的人我還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會導致偏執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詞，很有點說明意義：
跨過大海，屍浮海麵，
跨過高山，屍橫遍野，
為天皇捐軀，視死如歸。
這是一首日本軍歌的歌詞，從中不難看出，對天皇的狂信導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一位知識分子對歌中唱到的風景，除了痛心疾首，不應再有其他評價。還有一支出於狂信的歌曲，歌詞如下：
無產階級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來就是好啊，
就是好！……
這四個“就是好”，無疑根絕了講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為狂信，人就不想講理。我個人以為，無理可講比屍橫遍野更糟，而且，隻要到了無理可講的地步，肯定也要屍橫遍野，“化革命”裏就死人不少，還造成了全民知識水平的大倒退。
當然，信仰並不是總要導致狂信，它也不總是導致不理智。全無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們現在的社會裏，無信仰無價值的人正給社會製造麻煩，誰也不能視而不見。十年前，我在美國，和我的老師討論這個問題，他說：對一般人來說，有信仰比無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讚成，後來還是被他說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國，適逢裏根政府要通過一個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學在課間安排一段時間，讓所有的孩子在教師的帶領下一起禱告。因為想起了“化革命”裏的早請示，我聽了就搖頭，險些把腦袋搖了下來。我老師說：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這樣嗤之以鼻——沒你想的那麽糟。政府沒有強求大家祈禱新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彌陀佛，伊斯蘭教的孩子可以禱告真主，中國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禱，這沒什麽不好。但我還是要搖頭。我老師又說：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幾歲的孩子總不會是知識分子吧。就算他是無神論者，也可以在禱告時間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為。這種道理說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搖頭瘋：不管是信神，還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總得有點信念才成。就我個人而言，雖是無神論者，對於無限廣闊的未知世界，多少還有點猜測；我也有個人的操守，從不逾矩，其依據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種信念。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理應不反對別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隻要信得不過分。在學校裏安排段祈禱的時間，讓小孩子保持虔誠的心境，這的確不是壞主意——當時我是這樣想，現在我又改主意了。
現在該說說建設的方麵了。這些年來，大家蜂擁而上讚美過的正麵形象，也就是電視劇《渴望》裏麵的一位婦女。該婦女除了長得漂亮之外，還像是封建時期一個完美的小媳婦。當然，大夥是從後一個方麵，而不是前一個方麵來讚美她；這也是中古的遺風。不過，要旌表一個戲中人，這可太古怪了。我們知識分子的正麵形象則是：謝絕了國外的高薪聘請，迴國服務。想要崇高，首先要搞到一份高薪聘請，以便拒絕掉，這也太難為人了；在知識分子裏也沒有普遍意義。所以，除了樹立形象，還該樹立個森嚴的道德體係，把大家都納入體係。從道德上說事，就人人都能被說著了。
所謂道德體係，是價值觀念裏跟人有關的部分。有人說它森嚴點好，有人說它鬆散點好，我都沒有意見。主要的問題是，價值觀念不是某個人能造出來的（人類學上有些說法，難以一一引述），道德體係也不是說立哪個就能立起哪個。就說儒家的道德體係吧，雖然是孔孟把它造了出來，要不是大一統的中央帝國拿它有用，恐怕早被人忘掉了。現在的知識分子想造道德體係，關上門就可以造。造出來人家用不用，那就是另一迴事了，我們當然可以潛心於倫理學、道德哲學，營造一批道德體係，供社會挑選，或是向社會推薦——但是這件事也沒見有人幹。當年馮定老先生就栽在這上麵，所以現在的知識分子都學乖了，隻管唿籲不管幹，並且善用一種無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種句式來源於《聖經·創世記》：“上帝說，要有光，於是有了光。”真是氣魄宏偉。上帝的句式，首長用用還差不多，咱們用也就是跟著起哄罷了。
現在可以說說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中古遺風是什麽了。他既不像遠古的中國知識分子（如孔孟、楊朱、墨子）那樣建立道德體係，也不像現代歐美知識分子跨價值觀的立論（價值中立）。最愛幹的事是拿著已有的道德體係說別人，如前所述，這正是中古的遺風。倒黴的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已有的道德體係不完備，自己都說不清；於是就哀歎：人心不古，世道澆漓，道德武器船不堅、炮不利，造新船新炮又不敢。其實可以把開船打炮的事交給別人幹一一但咱們又怕失業。當然，知識分子也是社會的一分子，也該有公民熱情，針砭時弊也是知識分子該幹的事；不過出於公民熱情去做事時，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識分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這個地位咱們又接受不了，非要有點知識分子特色不可。照我看這個特色就是中古特色。
三、中國知識分子該不該放棄中古遺風
現在中國知識分子在關注社會時，批判找不著目標，頌揚也找不著目標，隻一件事找得著目標：唿籲速將大任降給我們，這大任乃是我們維護價值體係的責任，沒有它我們就喪失了存在的意義。要論價值體係的形成，從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其功能也是關係到每一個人，維護也好，變革也罷，總不能光知識分子說了算哪。要社會把這份責任全交給你，得有個理由。總不能說我除了這件事之外旁的幹不來吧？憑我妙筆生花，詞兒多？那就是把別人當傻子了。憑我是個好人？這話人人會說，故而不能認真對待。我知道有人很想說，曆史上就是我們負這責任。這不是個道理，曆史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婦女還裹腳哪，咱們可別講出這種糊塗油蒙了心的話來找挨罵。再說，拉著曆史車輪逆轉，咱們這些人是拉不動的。說來說去，隻能說憑我清楚明白。那麽我隻能憑思維能力來負這份責任，說那些說得清的事；把那些說不清的事，交付給公論。現代的歐美知識分子就是這麽討論社會問題：從人類的立場，從科學的立場，從理性的立場，把價值的立場剩給別人。咱們能不能學會？
最後說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當然，他有“士”的傳統。有人說，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悲觀主義者？），有人說，他以天下為己任（國際主義者？），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為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崇高（四民之首），有資格教訓別人（教化於民）。這就是說，我們是這樣看自己的。問題是別人怎樣看我們。我所見到的事，實屬可憐，“脫褲子割尾巴”地混了這麽多年，才混到工人階級隊伍裏，可謂“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咱們把“士”的傳統忘掉為好，因為不肯忘就是做白日夢了。如果我們討論社會問題，就講硬道理：有什麽事，我知道，別人還不知道；或者有什麽複雜的問題，我想通了，別人想不通；也就是說，按現代的標準來表現知識分子的能力。這樣雖然缺少了中國特色，但也未見得不好。
第四章知識分子的不幸
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裏，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國王把他交給王後處置。王後命他迴答一個問題：什麽是女人最大的心願？這位武士當場答不上來，王後給了他一個期限，到期再答不上來，就砍他的腦袋。於是，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尋求答案。最後終於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頭；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為故事。據說這個答案經全體貴婦討論，一致認為正確，就是：“女人最大的心願就是有人愛她。”要是在今天，女權主義者可能會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紀，這答案就可以得滿分啦。
我也有一個問題，是這樣的：什麽是知識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為經得起全球知識分子的質疑，那就是：“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的長處隻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隻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丹麥王子哈姆雷特說：活著呢，還是死去，這是問題。但知識分子趕上這麽個年代，死活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倒黴的年頭兒何時過去。假如能趕上這年頭過去，就活著；趕不上了就犯不著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殺的年代，我已經懂事了，認識不少知識分子。雖然我當時是個孩子，但嘴很嚴，所以也是他們談話的對象。就我所知，他們最關心的正是趕得上趕不上的問題。在那年頭死掉的知識分子，隻要不是被殺，準是覺得趕不上好年頭了。而活下來的準覺得自己還能趕上——當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識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對自己的答案頗有信心，敢拿這事和天下人打賭，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這種不理智。
下一個問題是：我們所說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對此我有個答案，但不願為此打賭，主要是怕對方輸了賴賬：此種不理智，總是起源於價值觀或信仰的領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國小說家還因作品冒犯了某種信仰，被下了決殺令，隻好隱姓埋名躲起來。不管此種宗教的信仰者怎麽看，我總以為，因為某人寫小說就殺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這道命令已被取消，這位小說家又可以出來角逐布克獎了。對於這世界上的各種信仰，我並無偏見，對有堅定信仰的人我還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會導致偏執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詞，很有點說明意義：
跨過大海，屍浮海麵，
跨過高山，屍橫遍野，
為天皇捐軀，視死如歸。
這是一首日本軍歌的歌詞，從中不難看出，對天皇的狂信導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一位知識分子對歌中唱到的風景，除了痛心疾首，不應再有其他評價。還有一支出於狂信的歌曲，歌詞如下：
無產階級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來就是好啊，
就是好！……
這四個“就是好”，無疑根絕了講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為狂信，人就不想講理。我個人以為，無理可講比屍橫遍野更糟，而且，隻要到了無理可講的地步，肯定也要屍橫遍野，“化革命”裏就死人不少，還造成了全民知識水平的大倒退。
當然，信仰並不是總要導致狂信，它也不總是導致不理智。全無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們現在的社會裏，無信仰無價值的人正給社會製造麻煩，誰也不能視而不見。十年前，我在美國，和我的老師討論這個問題，他說：對一般人來說，有信仰比無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讚成，後來還是被他說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國，適逢裏根政府要通過一個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學在課間安排一段時間，讓所有的孩子在教師的帶領下一起禱告。因為想起了“化革命”裏的早請示，我聽了就搖頭，險些把腦袋搖了下來。我老師說：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這樣嗤之以鼻——沒你想的那麽糟。政府沒有強求大家祈禱新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彌陀佛，伊斯蘭教的孩子可以禱告真主，中國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禱，這沒什麽不好。但我還是要搖頭。我老師又說：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幾歲的孩子總不會是知識分子吧。就算他是無神論者，也可以在禱告時間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為。這種道理說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搖頭瘋：不管是信神，還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總得有點信念才成。就我個人而言，雖是無神論者，對於無限廣闊的未知世界，多少還有點猜測；我也有個人的操守，從不逾矩，其依據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種信念。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理應不反對別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隻要信得不過分。在學校裏安排段祈禱的時間，讓小孩子保持虔誠的心境，這的確不是壞主意——當時我是這樣想，現在我又改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