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假如要我舉出一生最善良的時刻，那我就要舉出剛當知青時，當時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類，絲毫也沒有想到自己。同時我也要承認，當時我愚蠢得很，所以不僅沒幹成什麽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丟盔卸甲地逃迴城裏。現在我認為，愚蠢是一種極大的痛苦；降低人類的智能，乃是一種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決不可對善人放鬆警錫。假設我被大奸大惡之徒所騙，心理還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騙，我就不能原諒自己。
假如讓我舉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時刻，那就是現在了。可能是因為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為已經成年，反正你要讓我去解放什麽人的話，我肯定要先問問，這些人是誰，為什麽需要幫助；其次要問問，幫助他們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後我還要想想，自己直奔雲南去挖坑，是否於事有補。這樣想來想去，我肯定不願去插隊。領導上硬要我去，我還得去，但是這以後挖壞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認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無辜的。假如這種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發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後天的低智算不了無辜——再說，沒有比裝傻更便當的了。當然，這結論絕不是說當年那些軍代表是些裝傻的奸邪之輩——我至今相信他們是好人。我的結論是：假設善惡是可以判斷的，那麽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發展智力，增廣知識。然而，你勸一位自以為已經明辨是非的人發展智力，增廣見識，他總會覺得你讓他舍近求遠，不僅不肯，還會心生怨恨。我不願為這樣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現在當然有自己的善惡標準，而且我現在並不比別人表現得壞。我認為低智、偏執、思想貧乏是最大的邪惡。按這個標準，別人說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惡時；別人說我最邪惡，就是我最善良時。當然我不想把這個標準推薦給別人，但我認為，聰明、達觀、多知的人，比之別樣的人更堪信任。基於這種信念，我認為我們國家在“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就喪失了很多機會。
我們這個民族總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鎖知識、鉗製思想、灌輸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喪失了學習、交流、建樹的機會，沒有得到思想的樂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親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類人士的總和有恆河沙數之多，我就趨向於悲觀。此種悲劇的起因，當然是現實世界裏存在的種種問題。偉大的人物總認為，假設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期望的那樣善良——更確切地說，都像他期望的那樣思想，“思無邪”，或者“狠鬥私字一閃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這些說法的人本身就是無邪或者無私的，他們當然不知邪和私是什麽，故此這些要求就是：我沒有的東西，你也不要有。無數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殺了。考慮到那恆河沙數才智之士的總和是一種難以想象的龐大資源，這種想法就是打算把整個大海裝入一個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實是，這種想法一直在實行中，也就是說，對於現實世界的問題，從愚蠢的方麵找辦法。據此我認為，我們國家自漢代以後，一直在進行思想上的大屠殺；而我能夠這樣想，隻說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對此表示悲傷之外，我想不到別的了。
我雖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還常常為一件事感到疑惑：為什麽有很多人總是這樣的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設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發現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發現了終極真理，根絕了一切發現的可能性，我就情願到該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這是因為，假如這種終極真理已經被發現，人類所能做的事就隻剩下了依據這種真理來做價值判斷。從漢代以後到近代，中國人就是這麽生活的。我對這樣的生活一點都不喜歡。
我認為，在人類的一切智能活動裏，沒有比做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了。假如你是隻公兔子，就有做出價值判斷的能力——大灰狼壞，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種事實說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為什麽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倘若對自己做價值判斷，還要付出一些代價；對別人做價值判斷，那就太簡單、太舒服了。講出這樣粗暴的話來，我的確感到羞愧，但我並不感到抱歉。因為這種人士帶給我們的痛苦實在太多了。
在一切價值判斷之中，最壞的一種是：想得太多、太深奧、超過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種罪惡。我們在體驗思想的快樂時，並沒有傷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總有人覺得自己受了傷害。誠然，這種快樂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體驗到的，但我們不該對此負責任。我看不出有什麽理由要取消這種快樂，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計算在內這世界上有人喜歡豐富，有人喜歡單純；我未見過喜歡豐富的人妒恨、傷害喜歡單純的人，我見到的情形總是相反。假如我對科學和藝術稍有所知的話，它們是源於思想樂趣的浩浩江河，雖然惠及一切人，但這江河絕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樣，為他們而流，正如以思想為樂趣的人不是為他們而生一樣。
對於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人當然有不思索、把自己變得愚笨的自由；對於這一點，我是一點意見都沒有的。問題在於思索和把自己變聰明的自由到底該不該有。喜歡前一種自由的人認為，過於複雜的思想會使人頭腦昏亂，這聽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裏一位質樸的農民請到城市的化工廠裏，他也會因複雜的管道感到頭暈，然而這不能成為取消化學工業的理由。所以，質樸的人們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與己無關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現在我周圍的世界又充滿了“革”時的軍代表和道德教師，隻能使我驚，不能使我懼。因為我已經活到了四十二歲。我在大學裏遇到了把知識當作幸福來傳播的數學教師，他使學習數學變成了一種樂趣。我遇到了啟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讀到了我想看的書——這個書單很是龐雜，從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一直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這最後一批書實在是很不堪的，但我總算是把不堪的東西也看到了。當然，我最感謝的是那些寫了好書的人，比方說，蕭伯納、馬克·吐溫、卡爾維諾、杜拉斯等等，但對那些寫了壞書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寫了幾本書，雖然還沒來得及與大陸讀者見麵，但總算獲得了一點創作的快樂。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親幸福，比那些將在思想真空裏煎熬一世的年輕人幸福。作為一個有過幸福和痛苦兩種經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麵有些空間來感到幸福，而且這種空間比給我的大得多。而這些唿籲當然是對那些立誌要當軍代表和道德教師的人而發的。
第三章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古遺風
一、誰是知識分子？
我到現在還不確切知道什麽人算是知識分子，什麽人不算。插隊的時候，軍代表就說過我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一年我隻有十七歲，上過六年小學，粗識些字，所以覺得“知識分子”這四個字受之有愧。順便說一句，“小資產”這三個字也受之有愧，我們家裏吃的是公家飯，連家具都是公家的，又沒有在家門口擺攤賣香煙，何來“小資產”？至於說到我作為一個人，理應屬於某一個階級，我倒是不致反對，但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知識青年”算什麽階級。假如硬要比靠，我以為應當算是流氓無產者之類。這些已經扯得太遠了。我們國家總以受過某種程度的教育為尺度來界定知識分子，外國人卻不是這樣想的。我在美國留學時，和老美交流過，他們認為工程師、牙醫之類的人，隻能算是專業人員，不算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該是在大學或者研究部門供職，不坐班也不掙大錢的那些人。照這個標準，中國還算有些知識分子。《紐約時報》有一次對知識分子下了個定義，我不敢引述，因為那個標準說到了要“批判社會”，照此中國就沒有或是幾乎沒有知識分子。還有一個定義是在消閑刊物上看來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個標準，知識分子全都住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憤世嫉俗，行為古怪，並且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後一個知識分子。所以我們還是該以有一份閑差或教職為尺度來界定現在的知識分子，以便比較。
如果到曆史上去找知識分子，先秦諸子和古希臘的哲學家當然是知識分子，但是距離太遙遠。到了中古，我們找到的知識分子的對應物就該是這樣的：在中國，是一些進了縣學或者州學的讀書人，在等著參加科舉的時候，能領到些米或者柴火；學官不時來考較一下，實在不通的要打一頓；等到中了科舉當了官，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識分子；所研究的學問，屬於倫理學或者道德哲學之類。而在歐洲，是些教士或修道士，通曉拉丁，打一輩子光棍，萬一打熬不住，搞了同性戀，要被火燒死，研究的學問是神學，一個針尖上能立幾個天使之類。雖然生活清苦，兩邊的知識分子都有遠大的理想。這邊以天下為己任，不亦重乎？那邊立誌獻身於上帝，不亦高尚乎？當然，兩邊都出了些好人物。咱們有關漢卿、曹雪芹，人家有哥白尼、布魯諾，不說是平分秋色，起碼是各有千秋。所以在中古時中外知識分子很是相像，到了近代就不像了。
二、中國的知識分子的中古遺風
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相比之下中古的遺風多些，首先表現在受約束上。試舉一例，有一位柯老說過，知識分子兩大特點，一是懶，二是賤……三天不打，尾巴就翹到天上去了。他老人家顯出了學官的嘴臉。前幾天我在電視劇《針眼兒胡同》裏聽見一位派出所所長也說了類似的話，此後我一直等待正式道歉，還沒等到。順便說說，當年軍代表硬要拿我算個知識分子，也是要收拾我。此種事實說明，中國知識分子的屁股離學官的板子還不太遠。而外國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福柯，頗有古希臘的遺風，是公開的同性戀者，未聽說法國人要拿他點天燈。
不管怎麽說，中外知識分子還是做著一樣的事，隻是做法不同——否則也不能都被叫做知識分子——這就是做自己的學問和關注社會。做學問的方麵，大家心裏有數，我就不加評論了。至於關注社會，簡直是一目了然——關心的方式大不相同。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社會的倫理道德，經常赤膊上陣，論說是非；而外國的知識分子則是以科學為基點，關注人類的未來；就是討論道德問題，也是以理性為基礎來討論。弗羅姆、馬爾庫塞的書，國內都有譯本，大家看看就明白了。人家那裏熱衷於倫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士，還有一些是家庭婦女（我聽說美國一些抵製色情協會都是家庭婦女在牽頭——可能有以偏概全之處）。我敢說大學教授站在講壇上，斷斷不會這樣說：你們這些罪人，快懺悔吧……這與身份不符。因為口沫飛濺，對別人大做價值評判，層次很低。教皇本人都不這樣，我在電視上看到過他，笑眯眯的，說話很和氣，遇到難以教化的人，就說：我為你禱告，求上帝啟示於你——比之我國某位作家動不動就“警告xxx”，真有天壤之別。據我所知，教皇博學多識，我真想把他也算個知識分子，就怕他不樂意當。
假如要我舉出一生最善良的時刻，那我就要舉出剛當知青時，當時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類，絲毫也沒有想到自己。同時我也要承認，當時我愚蠢得很，所以不僅沒幹成什麽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丟盔卸甲地逃迴城裏。現在我認為，愚蠢是一種極大的痛苦；降低人類的智能，乃是一種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決不可對善人放鬆警錫。假設我被大奸大惡之徒所騙，心理還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騙，我就不能原諒自己。
假如讓我舉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時刻，那就是現在了。可能是因為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為已經成年，反正你要讓我去解放什麽人的話，我肯定要先問問，這些人是誰，為什麽需要幫助；其次要問問，幫助他們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後我還要想想，自己直奔雲南去挖坑，是否於事有補。這樣想來想去，我肯定不願去插隊。領導上硬要我去，我還得去，但是這以後挖壞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認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無辜的。假如這種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發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後天的低智算不了無辜——再說，沒有比裝傻更便當的了。當然，這結論絕不是說當年那些軍代表是些裝傻的奸邪之輩——我至今相信他們是好人。我的結論是：假設善惡是可以判斷的，那麽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發展智力，增廣知識。然而，你勸一位自以為已經明辨是非的人發展智力，增廣見識，他總會覺得你讓他舍近求遠，不僅不肯，還會心生怨恨。我不願為這樣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現在當然有自己的善惡標準，而且我現在並不比別人表現得壞。我認為低智、偏執、思想貧乏是最大的邪惡。按這個標準，別人說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惡時；別人說我最邪惡，就是我最善良時。當然我不想把這個標準推薦給別人，但我認為，聰明、達觀、多知的人，比之別樣的人更堪信任。基於這種信念，我認為我們國家在“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就喪失了很多機會。
我們這個民族總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鎖知識、鉗製思想、灌輸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喪失了學習、交流、建樹的機會，沒有得到思想的樂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親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類人士的總和有恆河沙數之多，我就趨向於悲觀。此種悲劇的起因，當然是現實世界裏存在的種種問題。偉大的人物總認為，假設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期望的那樣善良——更確切地說，都像他期望的那樣思想，“思無邪”，或者“狠鬥私字一閃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這些說法的人本身就是無邪或者無私的，他們當然不知邪和私是什麽，故此這些要求就是：我沒有的東西，你也不要有。無數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殺了。考慮到那恆河沙數才智之士的總和是一種難以想象的龐大資源，這種想法就是打算把整個大海裝入一個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實是，這種想法一直在實行中，也就是說，對於現實世界的問題，從愚蠢的方麵找辦法。據此我認為，我們國家自漢代以後，一直在進行思想上的大屠殺；而我能夠這樣想，隻說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對此表示悲傷之外，我想不到別的了。
我雖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還常常為一件事感到疑惑：為什麽有很多人總是這樣的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設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發現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發現了終極真理，根絕了一切發現的可能性，我就情願到該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這是因為，假如這種終極真理已經被發現，人類所能做的事就隻剩下了依據這種真理來做價值判斷。從漢代以後到近代，中國人就是這麽生活的。我對這樣的生活一點都不喜歡。
我認為，在人類的一切智能活動裏，沒有比做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了。假如你是隻公兔子，就有做出價值判斷的能力——大灰狼壞，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種事實說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為什麽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倘若對自己做價值判斷，還要付出一些代價；對別人做價值判斷，那就太簡單、太舒服了。講出這樣粗暴的話來，我的確感到羞愧，但我並不感到抱歉。因為這種人士帶給我們的痛苦實在太多了。
在一切價值判斷之中，最壞的一種是：想得太多、太深奧、超過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種罪惡。我們在體驗思想的快樂時，並沒有傷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總有人覺得自己受了傷害。誠然，這種快樂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體驗到的，但我們不該對此負責任。我看不出有什麽理由要取消這種快樂，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計算在內這世界上有人喜歡豐富，有人喜歡單純；我未見過喜歡豐富的人妒恨、傷害喜歡單純的人，我見到的情形總是相反。假如我對科學和藝術稍有所知的話，它們是源於思想樂趣的浩浩江河，雖然惠及一切人，但這江河絕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樣，為他們而流，正如以思想為樂趣的人不是為他們而生一樣。
對於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人當然有不思索、把自己變得愚笨的自由；對於這一點，我是一點意見都沒有的。問題在於思索和把自己變聰明的自由到底該不該有。喜歡前一種自由的人認為，過於複雜的思想會使人頭腦昏亂，這聽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裏一位質樸的農民請到城市的化工廠裏，他也會因複雜的管道感到頭暈，然而這不能成為取消化學工業的理由。所以，質樸的人們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與己無關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現在我周圍的世界又充滿了“革”時的軍代表和道德教師，隻能使我驚，不能使我懼。因為我已經活到了四十二歲。我在大學裏遇到了把知識當作幸福來傳播的數學教師，他使學習數學變成了一種樂趣。我遇到了啟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讀到了我想看的書——這個書單很是龐雜，從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一直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這最後一批書實在是很不堪的，但我總算是把不堪的東西也看到了。當然，我最感謝的是那些寫了好書的人，比方說，蕭伯納、馬克·吐溫、卡爾維諾、杜拉斯等等，但對那些寫了壞書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寫了幾本書，雖然還沒來得及與大陸讀者見麵，但總算獲得了一點創作的快樂。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親幸福，比那些將在思想真空裏煎熬一世的年輕人幸福。作為一個有過幸福和痛苦兩種經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麵有些空間來感到幸福，而且這種空間比給我的大得多。而這些唿籲當然是對那些立誌要當軍代表和道德教師的人而發的。
第三章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古遺風
一、誰是知識分子？
我到現在還不確切知道什麽人算是知識分子，什麽人不算。插隊的時候，軍代表就說過我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一年我隻有十七歲，上過六年小學，粗識些字，所以覺得“知識分子”這四個字受之有愧。順便說一句，“小資產”這三個字也受之有愧，我們家裏吃的是公家飯，連家具都是公家的，又沒有在家門口擺攤賣香煙，何來“小資產”？至於說到我作為一個人，理應屬於某一個階級，我倒是不致反對，但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知識青年”算什麽階級。假如硬要比靠，我以為應當算是流氓無產者之類。這些已經扯得太遠了。我們國家總以受過某種程度的教育為尺度來界定知識分子，外國人卻不是這樣想的。我在美國留學時，和老美交流過，他們認為工程師、牙醫之類的人，隻能算是專業人員，不算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該是在大學或者研究部門供職，不坐班也不掙大錢的那些人。照這個標準，中國還算有些知識分子。《紐約時報》有一次對知識分子下了個定義，我不敢引述，因為那個標準說到了要“批判社會”，照此中國就沒有或是幾乎沒有知識分子。還有一個定義是在消閑刊物上看來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個標準，知識分子全都住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憤世嫉俗，行為古怪，並且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後一個知識分子。所以我們還是該以有一份閑差或教職為尺度來界定現在的知識分子，以便比較。
如果到曆史上去找知識分子，先秦諸子和古希臘的哲學家當然是知識分子，但是距離太遙遠。到了中古，我們找到的知識分子的對應物就該是這樣的：在中國，是一些進了縣學或者州學的讀書人，在等著參加科舉的時候，能領到些米或者柴火；學官不時來考較一下，實在不通的要打一頓；等到中了科舉當了官，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識分子；所研究的學問，屬於倫理學或者道德哲學之類。而在歐洲，是些教士或修道士，通曉拉丁，打一輩子光棍，萬一打熬不住，搞了同性戀，要被火燒死，研究的學問是神學，一個針尖上能立幾個天使之類。雖然生活清苦，兩邊的知識分子都有遠大的理想。這邊以天下為己任，不亦重乎？那邊立誌獻身於上帝，不亦高尚乎？當然，兩邊都出了些好人物。咱們有關漢卿、曹雪芹，人家有哥白尼、布魯諾，不說是平分秋色，起碼是各有千秋。所以在中古時中外知識分子很是相像，到了近代就不像了。
二、中國的知識分子的中古遺風
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相比之下中古的遺風多些，首先表現在受約束上。試舉一例，有一位柯老說過，知識分子兩大特點，一是懶，二是賤……三天不打，尾巴就翹到天上去了。他老人家顯出了學官的嘴臉。前幾天我在電視劇《針眼兒胡同》裏聽見一位派出所所長也說了類似的話，此後我一直等待正式道歉，還沒等到。順便說說，當年軍代表硬要拿我算個知識分子，也是要收拾我。此種事實說明，中國知識分子的屁股離學官的板子還不太遠。而外國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福柯，頗有古希臘的遺風，是公開的同性戀者，未聽說法國人要拿他點天燈。
不管怎麽說，中外知識分子還是做著一樣的事，隻是做法不同——否則也不能都被叫做知識分子——這就是做自己的學問和關注社會。做學問的方麵，大家心裏有數，我就不加評論了。至於關注社會，簡直是一目了然——關心的方式大不相同。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社會的倫理道德，經常赤膊上陣，論說是非；而外國的知識分子則是以科學為基點，關注人類的未來；就是討論道德問題，也是以理性為基礎來討論。弗羅姆、馬爾庫塞的書，國內都有譯本，大家看看就明白了。人家那裏熱衷於倫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士，還有一些是家庭婦女（我聽說美國一些抵製色情協會都是家庭婦女在牽頭——可能有以偏概全之處）。我敢說大學教授站在講壇上，斷斷不會這樣說：你們這些罪人，快懺悔吧……這與身份不符。因為口沫飛濺，對別人大做價值評判，層次很低。教皇本人都不這樣，我在電視上看到過他，笑眯眯的，說話很和氣，遇到難以教化的人，就說：我為你禱告，求上帝啟示於你——比之我國某位作家動不動就“警告xxx”，真有天壤之別。據我所知，教皇博學多識，我真想把他也算個知識分子，就怕他不樂意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