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十年，再來考慮信仰問題，我忽然發現，任何一種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內，如果被濫用，都可以成為打人的棍子、迫害別人的工具。瀆神是罪名，反民族反傳統、目無祖宗都是罪名。隻要你能舉出一種可以狂信而無喪失理智危險的信仰，無須再說它有其他的好處，我馬上就皈依它——這種好處比其他所有好處加起來，都要大得多啊。
現在，有這樣一種信仰擺在了我們麵前。請相信，對於它的全部說明，我都考慮過了。它有很多好處：它是民族的、傳統的、中庸的、自然的、先進的、唯一可行的；論說都很充分。但我不以為它可以保證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簡單，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頸骨折斷：反民族、反傳統、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頭兩頂帽子，分量簡直是一目了然的。就連當初提倡它的餘英時先生，看到我們這裏附和者日眾，也犯起嘀咕來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紀》雜誌上著，提出了反對煽動民族狂熱的問題。在我看來，就是因為看到了第一頂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說裏曾言：“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民族狂熱就是把屠龍刀啊。餘先生不肯鑄出寶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一一這證明了我對海外華人學者一貫的看法：人家不但學術上有長處，對於切身利害也很驚警，借用打麻將的術語，叫做“門兒清”！
至於國內的學者，門兒清就不是他們的長處。有學者說，我們搞的是學術研究，不是搞意識形態——嘿，這由得了你嗎？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識形態，你的話就是罪狀：膽敢把我們民族偉大的精神遺產扣押在書齋裏，不讓它和廣大群眾見麵！我敢打賭，甚至敢賭十塊錢：到了這有朝一日，整他準比整我還厲害。
說到信仰，我和我老師有種本質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對儒學擊節讚賞；他告訴我說，隻要身體條件許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對猶太教也有興趣；至於割沒割包皮，因為沒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機會，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個信仰的愛好者。我相信他對我的看法是：可恨的無神論者，馬基弗利分子。我並不以此為恥。說到馬基弗利，一般人都急於和他劃清界線，因為他膽敢把道義、信仰全拋開，**裸地談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對他的評價不低，**裸地談利害，就接近於理智。但我還是不當馬基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門徒，這樣把自己劃在本民族的圈子裏麵，主要是想防個萬一。順便說一句，我老師學問很大，但很天真；我學問很小，但老奸巨猾。對於這一點，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話來說，是這樣的：你們大陸來的同學，經曆這一條，別人沒法比啊。
我對墨子的崇拜有兩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縝密，有人說他發現了小孔成像一假如是真的，那就是發現了光的直線傳播，比朱子隻知陰陽二氣強了一百多倍一隻可惜沒有完備的實驗記錄來證明。另外，他用微積分裏較老的一種方法來論證無窮（實際是論兼愛是可能的。這種方法叫德爾塔——依伏賽語言），高明無比；在這方麵，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個兒。其二，他敢**裸地談利害。我最佩服他這後一點。但我不崇拜他兼愛無等差的思想，以為有濫情之嫌。不管怎麽說，墨子很能壯我的膽。有了他，我也敢說自己是中華民族的赤誠分子，不怕國學家說我是全盤西化了。
作為墨子門徒，我認為理智是倫理的第一準則，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識分子的生命線。出於利害，它隻能放到第一。當然，我對理智的定義是：它是對知識分子有益，而絕不是有害的性質。——當然還可以有別的定義，但那些定義裏一定要把我的定義包括在內。在古希臘，人最大的罪惡是在戰爭中砍倒橄欖樹。在現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是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砍倒橄欖樹是滅絕大地的豐饒，營造意識形態則是滅絕思想的豐饒；我覺得後一種罪過更大——沒了橄欖油，頂多不吃色拉；沒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從屬於理性——如果這是不許可的，起碼也該是鼎立之勢。要是再不許可，還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識形態，我不說話總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種偏激之見主宰了理性，聰明人想法子自己來害自己。我們所說的不幸，就從這裏開始了。
中國的人知識分子，有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總覺得自己該搞出些給老百姓當信仰的東西。這種想法的古怪之處在於，他們不僅是想當牧師、想當神學家，還想當上帝（中國話不叫上帝，叫“聖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該信什麽，信到哪種程度，你說了並不算哪，這是令人遺憾的。還有一條不令人遺憾，但卻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會自己屙屎自己吃。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一節上從來就不明白，所以常常會害到自己。在這方麵我有個例子，隻是想形象說明一下什麽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沒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革”前是工讀學校的校長，總拿“二十四孝”為教本，教學生說，百善孝為先，從老萊娛親、郭解埋兒，一路講到臥冰求魚。學生聽得毛骨悚然，他還自以為得計。忽一日，來了“化革命”，學生把他驅到冰上，說道：我們打聽清楚了，你爸今兒病了，要吃魚——脫了衣服，趴下吧，給我們表演一下臥冰求魚——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毀了。當然，學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當初講得太肉麻。假如不講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學生怎麽也想不出這麽絕的方法來作踐他。他倒願意在頭上挨皮帶，但豈可得乎……我總是說笑話來安慰他：你沒給他們講“割股療親''就該說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學生片了你，豈不更壞？但他聽了不覺得可笑。時至今日，一聽到“二十四孝”，他就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對國學的看法是：這種東西實在厲害。最可怕之處就在那個“國”字。頂著這個字，誰還敢有不同意見？這種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來是枉然的；否則也不至於套了好幾千年。它的誘人之處也在這個“國”字，搶到這個製高點，就可以壓製一切不同意見；所以它對一切想在思想領域裏巧取豪奪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力。你說它是史學也好，哲學也罷，我都不反對——倘若此對正經史學家哲學家有了得罪之處，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該否認它有成為棍子的潛力。想當年，像姚元之類的思想流氓拿階級鬥爭當棍子，打死打傷了無數人。現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棍子。它實在太漂亮了，簡直是完美無缺。我懷疑除了落進思想流氓手中變成一種兇器之外，它還能有什麽用場。鑒於有這種危險，我建議大家都不要做上帝夢，也別做聖人夢，以免頭上鮮血淋漓。
對於什麽叫美好道德、什麽叫善良，我有個最本分的考慮：認真地思索，真誠地明辨是非，有這種態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說具體些，如羅素所說，不計成敗利鈍地追求客觀真理，這該是種美德吧？知識本身該算一種善吧？科學知識分子說這就夠了，人知識分子卻來扳杠。他們說，這種樸素的善惡觀，造成了多少罪孽！現代的科技明使人類迷失了方向，科學又造出了毀滅世界的武器。好吧，這些說法也對。可是翻過來看看，人知識分子又給思想流氓們造了多少兇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煙幕彈！翻過來倒過去，沒有一種知識分子是清白無辜的。所以我建議把看不清楚的事撇開，就從知識分子本身的利害來考慮問題——從這種利害出發，考慮我們該有何種道德、何種信念。至於該給老百姓（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灌輸些什麽，最好讓領導上去考慮。我覺得領導上辦這些事能行，用不著別人幫忙。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對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會形成信念。對我本人來說，學習自然科學、閱讀學作品、看人科學的書籍，乃至旅行、戀愛，無不有助於形成我的信念，構造我的價值觀。一種學問、一本書，假如不對我的價值觀發生作用（姑不論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學，不值得一看。有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隻要他有了成就，就會形成自己的哲學、自己的信念。托爾斯泰是這樣，維納也是這樣。到目前為止，我還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跡象，所以不想最終皈依什麽——這塊地方我給自己留著，它將是我一生事業的終結之處，我的精神墓地。不斷地學習和追求，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這件趣事從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給閹了……你有種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給我，我就不那麽樂意：打個粗俗的比方，你的把把不能代替我的把把，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把把啊。這種看法會遭到反對，你會說：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這麽渾渾噩噩地活著，簡直是種災難！所以，必須有種普遍適用的信念，我們給它加點壓力，灌到他們腦子裏！你倒說說看，這再不叫意識形態，什麽叫意識形態？假如你像我老師那麽門兒清，我也不至於把腦袋搖掉，但還是要說：不是所有的人都那麽笨，總要留點餘地呀。再說，到底要灌誰？用多大壓力？隻灌別人，還是連你在內？灌來灌去，可別都灌傻了呀。在科技發達的二十一世紀，你給咱們鬧出一窩十幾億傻人，怎麽個過法嘛……
現在，有這樣一種信仰擺在了我們麵前。請相信，對於它的全部說明，我都考慮過了。它有很多好處：它是民族的、傳統的、中庸的、自然的、先進的、唯一可行的；論說都很充分。但我不以為它可以保證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簡單，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頸骨折斷：反民族、反傳統、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頭兩頂帽子，分量簡直是一目了然的。就連當初提倡它的餘英時先生，看到我們這裏附和者日眾，也犯起嘀咕來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紀》雜誌上著，提出了反對煽動民族狂熱的問題。在我看來，就是因為看到了第一頂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說裏曾言：“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民族狂熱就是把屠龍刀啊。餘先生不肯鑄出寶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一一這證明了我對海外華人學者一貫的看法：人家不但學術上有長處，對於切身利害也很驚警，借用打麻將的術語，叫做“門兒清”！
至於國內的學者，門兒清就不是他們的長處。有學者說，我們搞的是學術研究，不是搞意識形態——嘿，這由得了你嗎？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識形態，你的話就是罪狀：膽敢把我們民族偉大的精神遺產扣押在書齋裏，不讓它和廣大群眾見麵！我敢打賭，甚至敢賭十塊錢：到了這有朝一日，整他準比整我還厲害。
說到信仰，我和我老師有種本質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對儒學擊節讚賞；他告訴我說，隻要身體條件許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對猶太教也有興趣；至於割沒割包皮，因為沒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機會，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個信仰的愛好者。我相信他對我的看法是：可恨的無神論者，馬基弗利分子。我並不以此為恥。說到馬基弗利，一般人都急於和他劃清界線，因為他膽敢把道義、信仰全拋開，**裸地談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對他的評價不低，**裸地談利害，就接近於理智。但我還是不當馬基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門徒，這樣把自己劃在本民族的圈子裏麵，主要是想防個萬一。順便說一句，我老師學問很大，但很天真；我學問很小，但老奸巨猾。對於這一點，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話來說，是這樣的：你們大陸來的同學，經曆這一條，別人沒法比啊。
我對墨子的崇拜有兩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縝密，有人說他發現了小孔成像一假如是真的，那就是發現了光的直線傳播，比朱子隻知陰陽二氣強了一百多倍一隻可惜沒有完備的實驗記錄來證明。另外，他用微積分裏較老的一種方法來論證無窮（實際是論兼愛是可能的。這種方法叫德爾塔——依伏賽語言），高明無比；在這方麵，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個兒。其二，他敢**裸地談利害。我最佩服他這後一點。但我不崇拜他兼愛無等差的思想，以為有濫情之嫌。不管怎麽說，墨子很能壯我的膽。有了他，我也敢說自己是中華民族的赤誠分子，不怕國學家說我是全盤西化了。
作為墨子門徒，我認為理智是倫理的第一準則，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識分子的生命線。出於利害，它隻能放到第一。當然，我對理智的定義是：它是對知識分子有益，而絕不是有害的性質。——當然還可以有別的定義，但那些定義裏一定要把我的定義包括在內。在古希臘，人最大的罪惡是在戰爭中砍倒橄欖樹。在現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是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砍倒橄欖樹是滅絕大地的豐饒，營造意識形態則是滅絕思想的豐饒；我覺得後一種罪過更大——沒了橄欖油，頂多不吃色拉；沒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從屬於理性——如果這是不許可的，起碼也該是鼎立之勢。要是再不許可，還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識形態，我不說話總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種偏激之見主宰了理性，聰明人想法子自己來害自己。我們所說的不幸，就從這裏開始了。
中國的人知識分子，有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總覺得自己該搞出些給老百姓當信仰的東西。這種想法的古怪之處在於，他們不僅是想當牧師、想當神學家，還想當上帝（中國話不叫上帝，叫“聖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該信什麽，信到哪種程度，你說了並不算哪，這是令人遺憾的。還有一條不令人遺憾，但卻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會自己屙屎自己吃。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一節上從來就不明白，所以常常會害到自己。在這方麵我有個例子，隻是想形象說明一下什麽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沒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革”前是工讀學校的校長，總拿“二十四孝”為教本，教學生說，百善孝為先，從老萊娛親、郭解埋兒，一路講到臥冰求魚。學生聽得毛骨悚然，他還自以為得計。忽一日，來了“化革命”，學生把他驅到冰上，說道：我們打聽清楚了，你爸今兒病了，要吃魚——脫了衣服，趴下吧，給我們表演一下臥冰求魚——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毀了。當然，學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當初講得太肉麻。假如不講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學生怎麽也想不出這麽絕的方法來作踐他。他倒願意在頭上挨皮帶，但豈可得乎……我總是說笑話來安慰他：你沒給他們講“割股療親''就該說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學生片了你，豈不更壞？但他聽了不覺得可笑。時至今日，一聽到“二十四孝”，他就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對國學的看法是：這種東西實在厲害。最可怕之處就在那個“國”字。頂著這個字，誰還敢有不同意見？這種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來是枉然的；否則也不至於套了好幾千年。它的誘人之處也在這個“國”字，搶到這個製高點，就可以壓製一切不同意見；所以它對一切想在思想領域裏巧取豪奪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力。你說它是史學也好，哲學也罷，我都不反對——倘若此對正經史學家哲學家有了得罪之處，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該否認它有成為棍子的潛力。想當年，像姚元之類的思想流氓拿階級鬥爭當棍子，打死打傷了無數人。現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棍子。它實在太漂亮了，簡直是完美無缺。我懷疑除了落進思想流氓手中變成一種兇器之外，它還能有什麽用場。鑒於有這種危險，我建議大家都不要做上帝夢，也別做聖人夢，以免頭上鮮血淋漓。
對於什麽叫美好道德、什麽叫善良，我有個最本分的考慮：認真地思索，真誠地明辨是非，有這種態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說具體些，如羅素所說，不計成敗利鈍地追求客觀真理，這該是種美德吧？知識本身該算一種善吧？科學知識分子說這就夠了，人知識分子卻來扳杠。他們說，這種樸素的善惡觀，造成了多少罪孽！現代的科技明使人類迷失了方向，科學又造出了毀滅世界的武器。好吧，這些說法也對。可是翻過來看看，人知識分子又給思想流氓們造了多少兇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煙幕彈！翻過來倒過去，沒有一種知識分子是清白無辜的。所以我建議把看不清楚的事撇開，就從知識分子本身的利害來考慮問題——從這種利害出發，考慮我們該有何種道德、何種信念。至於該給老百姓（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灌輸些什麽，最好讓領導上去考慮。我覺得領導上辦這些事能行，用不著別人幫忙。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對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會形成信念。對我本人來說，學習自然科學、閱讀學作品、看人科學的書籍，乃至旅行、戀愛，無不有助於形成我的信念，構造我的價值觀。一種學問、一本書，假如不對我的價值觀發生作用（姑不論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學，不值得一看。有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隻要他有了成就，就會形成自己的哲學、自己的信念。托爾斯泰是這樣，維納也是這樣。到目前為止，我還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跡象，所以不想最終皈依什麽——這塊地方我給自己留著，它將是我一生事業的終結之處，我的精神墓地。不斷地學習和追求，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這件趣事從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給閹了……你有種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給我，我就不那麽樂意：打個粗俗的比方，你的把把不能代替我的把把，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把把啊。這種看法會遭到反對，你會說：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這麽渾渾噩噩地活著，簡直是種災難！所以，必須有種普遍適用的信念，我們給它加點壓力，灌到他們腦子裏！你倒說說看，這再不叫意識形態，什麽叫意識形態？假如你像我老師那麽門兒清，我也不至於把腦袋搖掉，但還是要說：不是所有的人都那麽笨，總要留點餘地呀。再說，到底要灌誰？用多大壓力？隻灌別人，還是連你在內？灌來灌去，可別都灌傻了呀。在科技發達的二十一世紀，你給咱們鬧出一窩十幾億傻人，怎麽個過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