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兩天，黃帝要給大臣們講經濟。這次來聽講的，除了大臣，黃宮內的工作人員外，得到消息的黎民百姓也來了，把個議事廳擠得滿滿的。
黃帝的經濟思想，是以他的哲學思想“道”為基礎，“以民為本”這一治國理論為出發點而提出的。因為受時代的影響，受當時生產、生活發展的局限，他的經濟思想，主要是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的發展理論，這對當時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家強盛，起了重要作用。
黃帝講：“執道循理，必從本始”。
黃帝的意思是說，執法治國，探討一切治理國家的道理，必須以國家的最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最終歸屬，這個“本”，就是“民為國本”。
“民為國本”，就是使國民富強、安定、幸福，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出發點。所以，黃帝認為，國之本在民，而民之生存之本在於土地。由此，執道治國，就必須注意對土地的保護、開發、利用，隻有重視了土地和農業生產的發展，才是抓住了治理國家的最根本問題。不重視農業、不愛護土地，就是失去了根本。失去了根本的國家必衰，必弱，必亡。隻有重視了土地資源的保護、開發、利用，順時而樹，不誤農時，節省民眾的勞力和財力，讓民眾為國家，為自己做更多的事；同時，實行輕徭減賦的政策，使黎民百姓富裕，才能達到國家強盛、外寇不敢犯、內亂不能起、上下一心、政通人和、文明發達的目的。
黃帝講：“人主者，重地則得其根”，“不重地，則失其根”。“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時，時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節。知地宜，順時而樹，節民力以使，則財生”。“夫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今，餘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
黃帝的意思，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一定要重視土地的開懇、利用和保護；黎民百姓有了土地耕種，他們就有了根，黎民百姓有了根，國家才有根；國家有了根，國家政權才鞏固；不重視土地，黎民百姓無根，如何安居樂業？黎民百姓失了根，囯家政權猶如建在沙灘上的高樓，是要垮台的。
黃帝對於如何重視和利用土地，作了具體分析和安排。他說人民的根本是土地，土地的根本是在於適宜，適宜的根本是掌握時間季節，不誤農時；時間和季節的掌握，在於人的經驗和素質；農民對土地要花力氣，要精耕細作，同時要節省勞力。農民知道何時給土地下種，知道什麽樣的土地，適宜種什麽，這樣既可以節省勞動力，又提高了農業產量，民眾的財富就產生了。
黃帝說黎民百姓靠天生存，靠土地吃飯；天是黎民百姓的父親，地是黎民百姓的母親，現在，我想把土地、牲畜按人口平均分配給每個人，讓人人有土地，個個有飯吃，這樣就國泰民安了。
黃帝又講：“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有地焉，三者參用之，王者而有天下矣”。
黃帝的意思是，一個國家的最高當權者，要掌握治囯的道理和方法，就是要了解和掌握天、地、人三者之間的矛盾和發展規律；因為，天、地和人類社會，都存在著自己的變化發展規律，且三者之間，又存在著互相影響、互相製約、互相依存的關係，這種關係，對人類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和作用。所以，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的每個方麵，無不受著這種天地變化的影響和製約。
黃帝講：“蚑行喙息，扇飛蠕動，無不與天地總，無不庭順矣。不失其常者，天之一也。天執一以明三：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天明三以定二，則一晦一明。地正四極以立七法，天定二以建八正，則四時有度，動靜有位，而外內有處。天建八正以行七法：明以正者，天之道也。適者，天之度也。信者，天之期也。極而反者，天之性也。必者，天之命也。此之明、正、適、信、極、反、必者，天之所以為物命也，此之謂七法。七法各當其名，謂之物。物各有其本性，謂之理。理之所在，謂之道；失理之所在，謂之逆。逆順各有命也，則存亡興壞可知”。所以，“動靜不時，種樹失地之宜，則天地之道逆矣”。故言“靜作得時，天地予之；靜作失時，天地奪之。”
黃帝講的意思是，世界上的萬事萬物，包括人，包括小蟲爬行、小鳥飛行，都離不開天地這個範圍，都要按天地之道、按客觀自然規律生存和辦事。不按客觀自然規律辦事而成功者，是少之又少。掌握了一個客觀自然規律，就明白了三個規律：太陽按時從東方升起，又按時從西方落下，地球的南北有極點，稱之南極、北極，這個南極和北極，都有一定的經緯度，不會多，也不會少；天上的太陽和月亮，總是一個升起，另一個落下，總是一個明，一個暗，決不會同時升，同時落；也不會同時明或同時暗。宇宙中的天和地，都在按客觀自然規律運行，一年有四季，山靜水動有規律，雖同處一個地球，但環境、時間不同而不同。上天立了七法：正確掌握了客觀自然規律的，就是掌握了治國的規律和生產規律。適應、順應客觀自然規律的，就能好好的生產和生活。相信客觀自然規律，這是上天的希望。那種極力反對客觀自然規律的，這是他的本性決定的。自覺按客觀自然規律辦事的人，就能掌握命運，就能成功。這就是明者、正者、適者、信者、極者、反者、必者七條法規，這就是世上萬事萬物運行的規律，不得違背。這七法中，毎個法都有其名，名正言順。每個物名，都有自已的特點和規律；失去了這個規律，就會走到相反的路上去。相信規律和不相信規律，都是由自己的命運決定的。所以，你得到了一個安靜的環境，那是上天給於的，你若失去了這個安靜環境，那是上天安排奪走的。
黃帝講的，就是要順應客觀自然之道，因地製宜，真正做到“順時而樹”，發展農業，保護土地，繁榮經濟，富民強國。
黃帝又講：“毋苛事，節斂賦，勿奪民時，治之安。無父之行，不得子之用。無母之德，不能盡民之力。父母之行備，則天地之德也”。又說，“賦斂有度，則民富。民富則有恥，有恥則號令成俗而刑罰不犯。”
這是黃帝賦斂有度的觀點，更是直接源於“以民為本”的指導思想。意思是說，帝王以道治國，以民為本，愛地親民，賦斂有度，人民安居樂業，勤勞致富，民富國強，則太平盛世現。可見，賦斂有度，絕不僅僅是減輕一點黎民百姓負擔的小事，而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一個社會團結和睦，一個民族興旺繁榮，黎民百姓安居樂業的長遠的大事。
在富民強國問題上，黃帝認為，要做到富民富國是比較容易的，隻要愛護人民，愛護土地，以民為本，以地為根，順時而樹，賦斂有度，百姓就會富足。民富自然國家富。但是國富卻並不等於國強。若以為國富就是國強了，那就是一種愚蠢，弄不好還會因為頭腦發熱鬧出禍患來。黃帝認為，要真正做到民富國強，就得“知王術”，依“術”而治，才能達到民富而國強。不知王術者，就可能會因國富而為所欲為，驕奢淫逸，或耗費國家資財，濫建宮室，廣充美女；或聽不進逆耳忠言，不用輔佐之助，拒納聖慧之諫，窮兵而黷武，廣為征伐，殺服民，戮降人，刑無罪等等。如此，則其國非但不會因富而強，反倒會因富而弱，因富而亂，因富而亡。為什麽呢？就是因為治國者不學道，不知道督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敗，或以成，禍福同道，物極必反之理，即不知王術。
什麽是“王術”呢？黃帝認為，就是做帝王的，一定要以法治國，嚴於律己，特別是要學哲學，掌握客觀自然規律，結合實際，實事求是地提出一整套治國方略，用以不斷研究和解決各種新問題。也就是說，好的治國者，必須精通哲學，成為一位懂哲學的政治
家，能夠純熟地運用哲學理論分析、研究問題，製定出解決各種複雜問題的辦法。正因為如此，黃帝將治國者稱之為“執道者”，所以在《黃帝經》一書的開篇中，劈頭就講“道生法。”
按黃帝的“道生法”，就是知王術者，就要以民為本，去私立公，尚賢重士，選賢任能，將各方麵學有專長的人才都選拔出來，任用適當，信任他們，將他們的聰明才智充分發揮出來，轉化為社會進步的動力與財富。這就是“輕懸國而重士，故國重而身安”的辨證道理；知王術者，就要賤財而貴有智，尊重知識，重視教育，不搞拜金主義。更要特別注重社會文化建設，就是要“賤財而貴有智，故功得而財生”的辨證方法；知王術，就要賤身而貴有道，不僅治國者要學道、用道，以道洗心，以道治國，更要播道於天下，以道教化人民，使忠臣良將、黎民百姓，都尊道而貴德。如此，則主惠而臣忠，父慈而子孝，上下交融，其誌和同，各安其位而有度，長幼有序而相親。如此，“賤身而貴有道，故身貴而令行。令行天下，而天下則之”；賤身而貴有道，便可民富而不淫，官富而不驕，國富而不暴，強兵而不伐，富而有誌，富而思進，富而“與時偕行”而求變革，變而有序。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富民強國。
……
黃帝講完後，眾聽者不願離開，倉頡說：“今天黃帝太累了，大家迴去，下次再來聽吧！”
第二天，風後召集大臣開會，就黃帝講的經濟問題，對照橋國經濟的現狀，該增加的，如保護土地，增加了該項；該減少的，如減少賦稅，減賦兩成；等等，作了修改，黃帝批準後，立即在全國推行，黎民百姓齊聲叫好。
黃帝的經濟思想，是以他的哲學思想“道”為基礎，“以民為本”這一治國理論為出發點而提出的。因為受時代的影響，受當時生產、生活發展的局限，他的經濟思想，主要是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的發展理論，這對當時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家強盛，起了重要作用。
黃帝講：“執道循理，必從本始”。
黃帝的意思是說，執法治國，探討一切治理國家的道理，必須以國家的最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最終歸屬，這個“本”，就是“民為國本”。
“民為國本”，就是使國民富強、安定、幸福，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出發點。所以，黃帝認為，國之本在民，而民之生存之本在於土地。由此，執道治國，就必須注意對土地的保護、開發、利用，隻有重視了土地和農業生產的發展，才是抓住了治理國家的最根本問題。不重視農業、不愛護土地，就是失去了根本。失去了根本的國家必衰，必弱，必亡。隻有重視了土地資源的保護、開發、利用，順時而樹，不誤農時，節省民眾的勞力和財力，讓民眾為國家，為自己做更多的事；同時，實行輕徭減賦的政策，使黎民百姓富裕，才能達到國家強盛、外寇不敢犯、內亂不能起、上下一心、政通人和、文明發達的目的。
黃帝講：“人主者，重地則得其根”，“不重地，則失其根”。“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時，時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節。知地宜，順時而樹，節民力以使，則財生”。“夫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今，餘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
黃帝的意思，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一定要重視土地的開懇、利用和保護；黎民百姓有了土地耕種，他們就有了根，黎民百姓有了根，國家才有根；國家有了根，國家政權才鞏固；不重視土地，黎民百姓無根，如何安居樂業？黎民百姓失了根，囯家政權猶如建在沙灘上的高樓，是要垮台的。
黃帝對於如何重視和利用土地，作了具體分析和安排。他說人民的根本是土地，土地的根本是在於適宜，適宜的根本是掌握時間季節，不誤農時；時間和季節的掌握，在於人的經驗和素質；農民對土地要花力氣，要精耕細作，同時要節省勞力。農民知道何時給土地下種，知道什麽樣的土地，適宜種什麽，這樣既可以節省勞動力，又提高了農業產量，民眾的財富就產生了。
黃帝說黎民百姓靠天生存，靠土地吃飯；天是黎民百姓的父親，地是黎民百姓的母親，現在，我想把土地、牲畜按人口平均分配給每個人，讓人人有土地，個個有飯吃，這樣就國泰民安了。
黃帝又講：“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有地焉，三者參用之，王者而有天下矣”。
黃帝的意思是，一個國家的最高當權者，要掌握治囯的道理和方法，就是要了解和掌握天、地、人三者之間的矛盾和發展規律；因為，天、地和人類社會，都存在著自己的變化發展規律，且三者之間，又存在著互相影響、互相製約、互相依存的關係，這種關係，對人類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和作用。所以，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的每個方麵，無不受著這種天地變化的影響和製約。
黃帝講：“蚑行喙息，扇飛蠕動，無不與天地總，無不庭順矣。不失其常者，天之一也。天執一以明三：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天明三以定二，則一晦一明。地正四極以立七法，天定二以建八正，則四時有度，動靜有位，而外內有處。天建八正以行七法：明以正者，天之道也。適者，天之度也。信者，天之期也。極而反者，天之性也。必者，天之命也。此之明、正、適、信、極、反、必者，天之所以為物命也，此之謂七法。七法各當其名，謂之物。物各有其本性，謂之理。理之所在，謂之道；失理之所在，謂之逆。逆順各有命也，則存亡興壞可知”。所以，“動靜不時，種樹失地之宜，則天地之道逆矣”。故言“靜作得時，天地予之；靜作失時，天地奪之。”
黃帝講的意思是，世界上的萬事萬物，包括人，包括小蟲爬行、小鳥飛行，都離不開天地這個範圍，都要按天地之道、按客觀自然規律生存和辦事。不按客觀自然規律辦事而成功者，是少之又少。掌握了一個客觀自然規律，就明白了三個規律：太陽按時從東方升起，又按時從西方落下，地球的南北有極點，稱之南極、北極，這個南極和北極，都有一定的經緯度，不會多，也不會少；天上的太陽和月亮，總是一個升起，另一個落下，總是一個明，一個暗，決不會同時升，同時落；也不會同時明或同時暗。宇宙中的天和地，都在按客觀自然規律運行，一年有四季，山靜水動有規律，雖同處一個地球，但環境、時間不同而不同。上天立了七法：正確掌握了客觀自然規律的，就是掌握了治國的規律和生產規律。適應、順應客觀自然規律的，就能好好的生產和生活。相信客觀自然規律，這是上天的希望。那種極力反對客觀自然規律的，這是他的本性決定的。自覺按客觀自然規律辦事的人，就能掌握命運，就能成功。這就是明者、正者、適者、信者、極者、反者、必者七條法規，這就是世上萬事萬物運行的規律，不得違背。這七法中，毎個法都有其名，名正言順。每個物名，都有自已的特點和規律；失去了這個規律，就會走到相反的路上去。相信規律和不相信規律，都是由自己的命運決定的。所以，你得到了一個安靜的環境，那是上天給於的，你若失去了這個安靜環境，那是上天安排奪走的。
黃帝講的，就是要順應客觀自然之道，因地製宜，真正做到“順時而樹”，發展農業，保護土地，繁榮經濟，富民強國。
黃帝又講：“毋苛事，節斂賦，勿奪民時，治之安。無父之行，不得子之用。無母之德，不能盡民之力。父母之行備，則天地之德也”。又說，“賦斂有度，則民富。民富則有恥，有恥則號令成俗而刑罰不犯。”
這是黃帝賦斂有度的觀點，更是直接源於“以民為本”的指導思想。意思是說，帝王以道治國，以民為本，愛地親民，賦斂有度，人民安居樂業，勤勞致富，民富國強，則太平盛世現。可見，賦斂有度，絕不僅僅是減輕一點黎民百姓負擔的小事，而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一個社會團結和睦，一個民族興旺繁榮，黎民百姓安居樂業的長遠的大事。
在富民強國問題上，黃帝認為，要做到富民富國是比較容易的，隻要愛護人民，愛護土地，以民為本，以地為根，順時而樹，賦斂有度，百姓就會富足。民富自然國家富。但是國富卻並不等於國強。若以為國富就是國強了，那就是一種愚蠢，弄不好還會因為頭腦發熱鬧出禍患來。黃帝認為，要真正做到民富國強，就得“知王術”，依“術”而治，才能達到民富而國強。不知王術者，就可能會因國富而為所欲為，驕奢淫逸，或耗費國家資財，濫建宮室，廣充美女；或聽不進逆耳忠言，不用輔佐之助，拒納聖慧之諫，窮兵而黷武，廣為征伐，殺服民，戮降人，刑無罪等等。如此，則其國非但不會因富而強，反倒會因富而弱，因富而亂，因富而亡。為什麽呢？就是因為治國者不學道，不知道督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敗，或以成，禍福同道，物極必反之理，即不知王術。
什麽是“王術”呢？黃帝認為，就是做帝王的，一定要以法治國，嚴於律己，特別是要學哲學，掌握客觀自然規律，結合實際，實事求是地提出一整套治國方略，用以不斷研究和解決各種新問題。也就是說，好的治國者，必須精通哲學，成為一位懂哲學的政治
家，能夠純熟地運用哲學理論分析、研究問題，製定出解決各種複雜問題的辦法。正因為如此，黃帝將治國者稱之為“執道者”，所以在《黃帝經》一書的開篇中，劈頭就講“道生法。”
按黃帝的“道生法”，就是知王術者，就要以民為本，去私立公，尚賢重士，選賢任能，將各方麵學有專長的人才都選拔出來，任用適當，信任他們，將他們的聰明才智充分發揮出來，轉化為社會進步的動力與財富。這就是“輕懸國而重士，故國重而身安”的辨證道理；知王術者，就要賤財而貴有智，尊重知識，重視教育，不搞拜金主義。更要特別注重社會文化建設，就是要“賤財而貴有智，故功得而財生”的辨證方法；知王術，就要賤身而貴有道，不僅治國者要學道、用道，以道洗心，以道治國，更要播道於天下，以道教化人民，使忠臣良將、黎民百姓，都尊道而貴德。如此，則主惠而臣忠，父慈而子孝，上下交融，其誌和同，各安其位而有度，長幼有序而相親。如此，“賤身而貴有道，故身貴而令行。令行天下，而天下則之”；賤身而貴有道，便可民富而不淫，官富而不驕，國富而不暴，強兵而不伐，富而有誌，富而思進，富而“與時偕行”而求變革，變而有序。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富民強國。
……
黃帝講完後，眾聽者不願離開，倉頡說：“今天黃帝太累了，大家迴去，下次再來聽吧！”
第二天，風後召集大臣開會，就黃帝講的經濟問題，對照橋國經濟的現狀，該增加的，如保護土地，增加了該項；該減少的，如減少賦稅，減賦兩成；等等，作了修改，黃帝批準後，立即在全國推行，黎民百姓齊聲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