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國的發展史上，不乏外籍人士入秦，這其中有很多很多讓我們難忘的名字，其中有兩個衛國人，對秦國曆史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影響。這第一位便是商君衛鞅，第二位便是大商人呂不韋。呂不韋的故事容後再說，且看看這位衛鞅先生。
衛鞅是何許人也？
中國人喜歡問出身。英雄莫問出身，這是沒有出身的人，給自己找的一個借口。想劉邦一朝，布衣天子，布衣朝臣，滿朝皆是老百姓。為了彌補這個缺憾，劉邦不是還給自己搞了個赤帝子的名頭。而那常常自謂“淮右布衣”的朱元璋若不是與朱熹年代太近，不容易巴結上這門親戚，估計就變成朱熹的什麽什麽孫子了。
衛鞅的出身我們也是要看看的，他是衛國宗族的旁支，姓公孫，名鞅，有貴族血統，據《史記》說，他的祖上原來是姓姬的，夠牛了吧，和周天子一個姓。他最擅長的事情就是研究法學，是當時著名的法學家。他原來在魏國打工。他的老板就是那個逼走吳起的公叔座，也就是被秦獻公俘虜的魏國國相。
讀到這裏，讀者心裏麵不禁會犯嘀咕，怎麽又是這位老兄，他那麽嫉賢妒能，會不會整死衛鞅？
中國人的思維邏輯常常是這樣的，一個人如果做了一件我們所認為的壞事，那麽這個人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壞人。事實上，人就是人，人是有人性的，而人性的本身摻雜了善惡，很難說誰是絕對的好人或是壞人。公叔座同樣如此。他其實是一個懂得看人才的人，吳起所以被他記恨，根本在於吳起不僅僅有才，而且正在施展他的才幹，並且咄咄逼人，讓他這個國相無處容身。人為了自保，難免會做出些小人的行為。
衛鞅一直在公叔座的手下打工，《資治通鑒》上說公叔深知商鞅是一個有才幹的人，隻是還沒來得及向魏王推薦，就重病不起。這個說法，我覺得有待商榷。從吳起事件上，我們對可以對公叔的品性察知一二，這個人應該不會允許一個有可能威脅到自己地位的人爬到自己的頭上。而從後來衛鞅在秦國幹得那些事，足以證明，衛鞅是有潛力爬到公叔座的頭上去的，並且隻要給了衛鞅機會，他一定會這麽做，在權力的道路上，衛鞅同樣不是善類。
因此公叔座不可能在自己還沒有死的時候，就向當時的魏惠王推薦商鞅。
第一，這會給自己樹立了一個敵人。曆史告訴我們，人的本性中更多的是忘恩負義，一旦與權力沾上邊，父母兄弟尚且可以不管，更不必說一個外人。如果讓衛鞅得到重用，他很有可能取代公叔座的地位，這不是公叔座希望看到的。
第二，讓自己少了個得力幹將。對於衛鞅的才幹，我想沒有什麽人會懷疑吧。這樣的人才放在自己的智囊團中，有事的時候可以給自己出謀劃策，沒事的時候，可以給自己說個笑話解解悶，多有意思啊——聰明人拍馬屁總是拍得不顯山不露水，既讓你舒坦了，又讓你覺得是那麽迴事。
公叔座在魏武侯和魏惠王兩朝任國相，是一個政治老油條，當然深知這些，因此他隻有在臨死前，才可能給衛鞅出頭的機會。當公叔座病重之時，他和魏惠王有過一番關於商鞅的交談。
在敘述這段交流之前，我想插敘一段內容。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細節，就是公叔座所任的兩屆政府，其最高元首的稱唿是有差別的。前者稱作侯，後者稱作王。在那個講究血統身份的時代，這種稱唿的變化是有其特別的意義的。
周天子取得天下後，分封天下諸侯，各諸侯國的元首有公侯伯子男五種爵位，每個諸侯國內部又有卿、大夫、士三個級別。《孟子•；萬章篇》中就有這方麵的論述：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製，地方千裏。公侯皆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凡四等。不能五十裏，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各諸侯國的首腦是不可以稱王的，他們一般隻能以公或侯稱唿，比如春秋五霸裏的齊桓公、秦穆公，上文提到過的魏文侯等。從權力和地位上來說，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禮節上則有差別。當然了，我們知道，通常一般矛盾和特殊矛盾是並存的，總有那麽一些人比較的有個性。比如說，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他的稱唿就是王，而不是公。難怪至秦國統一六國，唯有楚人不服，尚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出楚人的叛逆精神。
那麽魏武侯到魏惠王的變化是怎麽產生得呢？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魏、韓、趙三國正式接管了晉國的江山，這家股份製公司被徹底瓦解，晉靜公被廢，晉國從此成為一個曆史名詞。
周烈王五年（前371），魏武侯病逝，因為沒有立太子，他的兒子魏和公中緩爭位，國家陷入大亂。韓趙兩國趁機落井下石，攻打魏國。然而在最後的決戰中，趙成侯和韓懿侯的意見相左。趙成侯認為應該殺死魏，立公中緩為國君，這樣就可以割地賠款，大大的撈一筆。而韓懿侯則想得更為長遠，他認為應該讓魏和公中緩各領魏國半壁江山，從而相互製衡，再不能對兩國產生威脅，用心極為歹毒。最終兩人搭不成協議，各自領兵迴國，無功而返。
魏乘這個機會殺死了公中緩，即位為君，是為魏惠王。
在這個事件裏，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些啟示：
第一，儲君的重要性。不論是世襲製還是選舉製，不論是國家還是公司，未來領導人的培養和確立是至關重要的。否則將會導致很嚴重的後果。權力，這個東西就像某種神秘的藥品，明明知道一旦沾染就無法擺脫，但是還是有無數人心向往之，恨不能得。儲君之位未定，這就給了大股東們一個機會，你可以稱王，我也可以稱王，大家都是兩個眼睛一張嘴，憑什麽讓你做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因此爭奪就不可避免。如果確立了儲君，相對就好了許多。盡管這仍舊難以避免權力的爭奪，像康熙的十幾個兒子，鬧得還是很兇，但是所謂名不正，言不順。名正言順總還是有些作用的，畢竟既敢當婊子，又敢樹牌坊的人不多。
第二，學會妥協，學會溝通。韓、趙兩國本來可以就這個機會將魏國的實力瓦解，從而消除這個埋伏在身邊的龐然大物。但是，他們最終選擇了分道揚鑣。如果韓趙兩國可以取得一個妥協性的約定，就不會有以後“圍魏救趙”一類的事件了。其實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必定是存在衝突的，學會妥協才可能取得利益的平衡。在國際政治學中有一個模型，被稱作“囚徒困境”，即被關押的一對囚徒本來可以死扛到底，打死不認罪，從而取得最輕的懲罰。然而由於被分開關押，信息交流不暢，擔心對方出賣自己，從而交代了對方的犯罪事實，以取得相對較輕的懲罰。這個模型被用來解釋國家之間的關係，兩個國家之間本來可以通過交流妥協，取得最佳的利益分配，但是由於彼此的不信任，從而導致不信任的安全危機。
第三，即當時周天子的威信已經喪失殆盡。在廢除晉靜公後，韓、趙兩家還有些顧忌。魏國卻已經不在乎了，因為魏國足夠的強大。魏取得國君之位後，正式稱王。有了魏國榜樣在前，韓、趙兩家最終也選擇了稱王。
衛鞅是何許人也？
中國人喜歡問出身。英雄莫問出身，這是沒有出身的人，給自己找的一個借口。想劉邦一朝，布衣天子，布衣朝臣，滿朝皆是老百姓。為了彌補這個缺憾，劉邦不是還給自己搞了個赤帝子的名頭。而那常常自謂“淮右布衣”的朱元璋若不是與朱熹年代太近，不容易巴結上這門親戚，估計就變成朱熹的什麽什麽孫子了。
衛鞅的出身我們也是要看看的，他是衛國宗族的旁支，姓公孫，名鞅，有貴族血統，據《史記》說，他的祖上原來是姓姬的，夠牛了吧，和周天子一個姓。他最擅長的事情就是研究法學，是當時著名的法學家。他原來在魏國打工。他的老板就是那個逼走吳起的公叔座，也就是被秦獻公俘虜的魏國國相。
讀到這裏，讀者心裏麵不禁會犯嘀咕，怎麽又是這位老兄，他那麽嫉賢妒能，會不會整死衛鞅？
中國人的思維邏輯常常是這樣的，一個人如果做了一件我們所認為的壞事，那麽這個人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壞人。事實上，人就是人，人是有人性的，而人性的本身摻雜了善惡，很難說誰是絕對的好人或是壞人。公叔座同樣如此。他其實是一個懂得看人才的人，吳起所以被他記恨，根本在於吳起不僅僅有才，而且正在施展他的才幹，並且咄咄逼人，讓他這個國相無處容身。人為了自保，難免會做出些小人的行為。
衛鞅一直在公叔座的手下打工，《資治通鑒》上說公叔深知商鞅是一個有才幹的人，隻是還沒來得及向魏王推薦，就重病不起。這個說法，我覺得有待商榷。從吳起事件上，我們對可以對公叔的品性察知一二，這個人應該不會允許一個有可能威脅到自己地位的人爬到自己的頭上。而從後來衛鞅在秦國幹得那些事，足以證明，衛鞅是有潛力爬到公叔座的頭上去的，並且隻要給了衛鞅機會，他一定會這麽做，在權力的道路上，衛鞅同樣不是善類。
因此公叔座不可能在自己還沒有死的時候，就向當時的魏惠王推薦商鞅。
第一，這會給自己樹立了一個敵人。曆史告訴我們，人的本性中更多的是忘恩負義，一旦與權力沾上邊，父母兄弟尚且可以不管，更不必說一個外人。如果讓衛鞅得到重用，他很有可能取代公叔座的地位，這不是公叔座希望看到的。
第二，讓自己少了個得力幹將。對於衛鞅的才幹，我想沒有什麽人會懷疑吧。這樣的人才放在自己的智囊團中，有事的時候可以給自己出謀劃策，沒事的時候，可以給自己說個笑話解解悶，多有意思啊——聰明人拍馬屁總是拍得不顯山不露水，既讓你舒坦了，又讓你覺得是那麽迴事。
公叔座在魏武侯和魏惠王兩朝任國相，是一個政治老油條，當然深知這些，因此他隻有在臨死前，才可能給衛鞅出頭的機會。當公叔座病重之時，他和魏惠王有過一番關於商鞅的交談。
在敘述這段交流之前，我想插敘一段內容。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細節，就是公叔座所任的兩屆政府，其最高元首的稱唿是有差別的。前者稱作侯，後者稱作王。在那個講究血統身份的時代，這種稱唿的變化是有其特別的意義的。
周天子取得天下後，分封天下諸侯，各諸侯國的元首有公侯伯子男五種爵位，每個諸侯國內部又有卿、大夫、士三個級別。《孟子•；萬章篇》中就有這方麵的論述：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製，地方千裏。公侯皆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凡四等。不能五十裏，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各諸侯國的首腦是不可以稱王的，他們一般隻能以公或侯稱唿，比如春秋五霸裏的齊桓公、秦穆公，上文提到過的魏文侯等。從權力和地位上來說，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禮節上則有差別。當然了，我們知道，通常一般矛盾和特殊矛盾是並存的，總有那麽一些人比較的有個性。比如說，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他的稱唿就是王，而不是公。難怪至秦國統一六國，唯有楚人不服，尚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出楚人的叛逆精神。
那麽魏武侯到魏惠王的變化是怎麽產生得呢？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魏、韓、趙三國正式接管了晉國的江山，這家股份製公司被徹底瓦解，晉靜公被廢，晉國從此成為一個曆史名詞。
周烈王五年（前371），魏武侯病逝，因為沒有立太子，他的兒子魏和公中緩爭位，國家陷入大亂。韓趙兩國趁機落井下石，攻打魏國。然而在最後的決戰中，趙成侯和韓懿侯的意見相左。趙成侯認為應該殺死魏，立公中緩為國君，這樣就可以割地賠款，大大的撈一筆。而韓懿侯則想得更為長遠，他認為應該讓魏和公中緩各領魏國半壁江山，從而相互製衡，再不能對兩國產生威脅，用心極為歹毒。最終兩人搭不成協議，各自領兵迴國，無功而返。
魏乘這個機會殺死了公中緩，即位為君，是為魏惠王。
在這個事件裏，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些啟示：
第一，儲君的重要性。不論是世襲製還是選舉製，不論是國家還是公司，未來領導人的培養和確立是至關重要的。否則將會導致很嚴重的後果。權力，這個東西就像某種神秘的藥品，明明知道一旦沾染就無法擺脫，但是還是有無數人心向往之，恨不能得。儲君之位未定，這就給了大股東們一個機會，你可以稱王，我也可以稱王，大家都是兩個眼睛一張嘴，憑什麽讓你做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因此爭奪就不可避免。如果確立了儲君，相對就好了許多。盡管這仍舊難以避免權力的爭奪，像康熙的十幾個兒子，鬧得還是很兇，但是所謂名不正，言不順。名正言順總還是有些作用的，畢竟既敢當婊子，又敢樹牌坊的人不多。
第二，學會妥協，學會溝通。韓、趙兩國本來可以就這個機會將魏國的實力瓦解，從而消除這個埋伏在身邊的龐然大物。但是，他們最終選擇了分道揚鑣。如果韓趙兩國可以取得一個妥協性的約定，就不會有以後“圍魏救趙”一類的事件了。其實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必定是存在衝突的，學會妥協才可能取得利益的平衡。在國際政治學中有一個模型，被稱作“囚徒困境”，即被關押的一對囚徒本來可以死扛到底，打死不認罪，從而取得最輕的懲罰。然而由於被分開關押，信息交流不暢，擔心對方出賣自己，從而交代了對方的犯罪事實，以取得相對較輕的懲罰。這個模型被用來解釋國家之間的關係，兩個國家之間本來可以通過交流妥協，取得最佳的利益分配，但是由於彼此的不信任，從而導致不信任的安全危機。
第三，即當時周天子的威信已經喪失殆盡。在廢除晉靜公後，韓、趙兩家還有些顧忌。魏國卻已經不在乎了，因為魏國足夠的強大。魏取得國君之位後，正式稱王。有了魏國榜樣在前，韓、趙兩家最終也選擇了稱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