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不眠的日子裏，人們是那樣地時時刻刻關心著那些被掩埋著的生命。縱然遠隔千裏，我也似乎努力地在“廢墟”裏辨別著生命的氣息，為每一個被扒出來的生命（無論是活著的、傷殘的還是逝去的）欣然，為還被掩埋著的生命魂牽夢縈。
我記得好像就是打從那時候起，“以人為本”精神凸現，每當突發事件威脅到人的生命時，無論是礦難、空難、氣象災難、交通事故、流行疾病等等，國家首先全力搶救的是人，是人的生命。按照最經典的口號：“隻要有1%的希望，就要付出100%的努力”，往往在很多情況下，大家都覺得沒有什麽希望了，可國家還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全力地進行對遇難人員的搜尋和搶救。這是人類經曆了曆史的坎坷、甚至付出了生命和鮮血的代價而總結出來的行為準則；當然這也是國家和社會富強的“產物”。
其實在汶川地震發生後，我在牽掛那些受難的生命的同時，更憂心的是地震又會產生更多的殘疾人：主要是肢殘人和截癱人以至於在精神上飽受刺激而發生“精神殘疾”和“心理殘疾”的人們。人們常說：“殘疾是人類在與大自然的鬥爭中，做出的犧牲”，這話的確中肯。 人類為了生存，甚至於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存環境和生存質量，在生命存在的同時，就從不停歇地以“人為”去對抗“自然”。“私欲”的膨脹，導致“貪婪”甚至在不知不覺中，不擇手段地向大自然攫取而不能自拔；在這其中因肯定會發生的災難和事故（自然的、人為的還包括戰爭）的後遺，除去逝去的，留下來的就是殘疾人，這就是“代價”。
既然我們認同“殘疾是人類在與大自然的鬥爭中，做出的犧牲”，那麽幫助殘疾人就理應是社會應盡的義務，可是由於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社會“財富”的局限性，決定了社會更多的隻能是承認“現實”，而“淡忘”“曆史”，於是社會對於人的關注程度，往往就取決於他的社會地位，而社會地位恰恰又是由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來決定的。在這種情況下，殘疾人就自然地“陷入”了：“很難做出社會貢獻”因而“社會地位低下”，再到“沒貢獻”更加“沒地位”的循環怪圈。
轟轟烈烈的“悲壯”之後，遭受地震災害而殘疾的人們將麵對嚴峻的現實，他們會發覺一切悲觀和氣餒都無濟於事，雖然有社會的盡力幫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還得要靠自己。殘疾人要“自信、自立、自強”不是憑空喊出來的口號（亦是社會和健全人對殘疾人的要求），那是殘疾人在曆史的長河中，以血與淚煎熬出來信念；不為別的隻是為了自己的生存。
“多難興邦”這是自古以來對遭受自然和人為的大災，不被壓垮而被迫激發和奮起的民族凝聚力和爆發力，“置之死地而後生”所產生的重建和振興的寫照。在汶川地震後的那些日日夜夜，整個中華民族都集聚到了汶川災區：人往那裏去、物往那裏送。雖然其中不乏懷有個人目的的，但總的方向是救災、救人。
常言說得好“時勢造英雄”，在特殊的環境、特殊的條件下，是最能“檢驗”一個人的“本性”的。在那場激烈而殘酷的抗震救災中，每個人都接受了一次空前的“考驗”，麵對災難首先想到的是別人還是自己，是“利他主義者”和“利己主義者”的分水嶺。在突發災難的那一瞬間、在後來艱難的救援的日子裏，“孕育”了好多好多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換取他人生存的可歌可泣的“英雄”。當然在有形形色色“生存之道”的人群中，“時勢”同樣會暴露“敗類”，一般來說即便是動物，都有同情弱者、嗬護幼小的本能，那種關鍵時刻隻顧自己的所謂“跑跑”行為，還有不兌現的“捐贈”之類，理應遭受人們的唾棄。誠然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行為準則，在不傷及他人的前提下，我們不便苛求；但我們不能提倡，更不可宣揚。
在“以人為本”的精神裏，包涵著三個方麵的“和諧”：即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和人與人的和諧，這些“和諧”在這次抗震救災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人類的體會是夠深刻、夠“切膚”的了，你不尊重自然規律、不保護自然環境，就必將導致自然災害，人類必須遏製膨脹的“私欲”、約束自己，須知善待大自然就是善待人類自己。汶川地震後，不僅餘震不斷，緊接著大小不等的地震，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連綿不斷地一直延續到2009年，像這樣全球性的地域廣、震次多的地震，預示著地球地質版塊處於新一輪活動期，而頻繁地震和氣象惡化的潛在警告又是什麽呢，人類尚不得而知。
人與社會的“和諧”，乃國富民強之本，穩定的社會催生強大的國家，反過來強大的國家，能支持、會保護它的人民，並給予安康。至於人與人的“和諧”，是三個“和諧”中最基本、最起碼的“和諧”。人與人之間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幫助，要寬容、要善待，隻有這樣才能構建“以人為本”的廣泛、“和諧”的根基。
汶川地震給了我們難得的教訓和啟示，而一夜之間所表現出來的中國人民麵對突發事件的堅強意誌、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強抑“大悲”而爆發的“大愛”，讓全世界“震驚”；一個逐漸強大的中華將屹立世界，這是曆史進程、自然規律發展的必然。
我記得好像就是打從那時候起，“以人為本”精神凸現，每當突發事件威脅到人的生命時，無論是礦難、空難、氣象災難、交通事故、流行疾病等等，國家首先全力搶救的是人，是人的生命。按照最經典的口號：“隻要有1%的希望，就要付出100%的努力”，往往在很多情況下，大家都覺得沒有什麽希望了，可國家還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全力地進行對遇難人員的搜尋和搶救。這是人類經曆了曆史的坎坷、甚至付出了生命和鮮血的代價而總結出來的行為準則；當然這也是國家和社會富強的“產物”。
其實在汶川地震發生後，我在牽掛那些受難的生命的同時，更憂心的是地震又會產生更多的殘疾人：主要是肢殘人和截癱人以至於在精神上飽受刺激而發生“精神殘疾”和“心理殘疾”的人們。人們常說：“殘疾是人類在與大自然的鬥爭中，做出的犧牲”，這話的確中肯。 人類為了生存，甚至於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存環境和生存質量，在生命存在的同時，就從不停歇地以“人為”去對抗“自然”。“私欲”的膨脹，導致“貪婪”甚至在不知不覺中，不擇手段地向大自然攫取而不能自拔；在這其中因肯定會發生的災難和事故（自然的、人為的還包括戰爭）的後遺，除去逝去的，留下來的就是殘疾人，這就是“代價”。
既然我們認同“殘疾是人類在與大自然的鬥爭中，做出的犧牲”，那麽幫助殘疾人就理應是社會應盡的義務，可是由於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社會“財富”的局限性，決定了社會更多的隻能是承認“現實”，而“淡忘”“曆史”，於是社會對於人的關注程度，往往就取決於他的社會地位，而社會地位恰恰又是由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來決定的。在這種情況下，殘疾人就自然地“陷入”了：“很難做出社會貢獻”因而“社會地位低下”，再到“沒貢獻”更加“沒地位”的循環怪圈。
轟轟烈烈的“悲壯”之後，遭受地震災害而殘疾的人們將麵對嚴峻的現實，他們會發覺一切悲觀和氣餒都無濟於事，雖然有社會的盡力幫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還得要靠自己。殘疾人要“自信、自立、自強”不是憑空喊出來的口號（亦是社會和健全人對殘疾人的要求），那是殘疾人在曆史的長河中，以血與淚煎熬出來信念；不為別的隻是為了自己的生存。
“多難興邦”這是自古以來對遭受自然和人為的大災，不被壓垮而被迫激發和奮起的民族凝聚力和爆發力，“置之死地而後生”所產生的重建和振興的寫照。在汶川地震後的那些日日夜夜，整個中華民族都集聚到了汶川災區：人往那裏去、物往那裏送。雖然其中不乏懷有個人目的的，但總的方向是救災、救人。
常言說得好“時勢造英雄”，在特殊的環境、特殊的條件下，是最能“檢驗”一個人的“本性”的。在那場激烈而殘酷的抗震救災中，每個人都接受了一次空前的“考驗”，麵對災難首先想到的是別人還是自己，是“利他主義者”和“利己主義者”的分水嶺。在突發災難的那一瞬間、在後來艱難的救援的日子裏，“孕育”了好多好多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換取他人生存的可歌可泣的“英雄”。當然在有形形色色“生存之道”的人群中，“時勢”同樣會暴露“敗類”，一般來說即便是動物，都有同情弱者、嗬護幼小的本能，那種關鍵時刻隻顧自己的所謂“跑跑”行為，還有不兌現的“捐贈”之類，理應遭受人們的唾棄。誠然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行為準則，在不傷及他人的前提下，我們不便苛求；但我們不能提倡，更不可宣揚。
在“以人為本”的精神裏，包涵著三個方麵的“和諧”：即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和人與人的和諧，這些“和諧”在這次抗震救災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人類的體會是夠深刻、夠“切膚”的了，你不尊重自然規律、不保護自然環境，就必將導致自然災害，人類必須遏製膨脹的“私欲”、約束自己，須知善待大自然就是善待人類自己。汶川地震後，不僅餘震不斷，緊接著大小不等的地震，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連綿不斷地一直延續到2009年，像這樣全球性的地域廣、震次多的地震，預示著地球地質版塊處於新一輪活動期，而頻繁地震和氣象惡化的潛在警告又是什麽呢，人類尚不得而知。
人與社會的“和諧”，乃國富民強之本，穩定的社會催生強大的國家，反過來強大的國家，能支持、會保護它的人民，並給予安康。至於人與人的“和諧”，是三個“和諧”中最基本、最起碼的“和諧”。人與人之間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幫助，要寬容、要善待，隻有這樣才能構建“以人為本”的廣泛、“和諧”的根基。
汶川地震給了我們難得的教訓和啟示，而一夜之間所表現出來的中國人民麵對突發事件的堅強意誌、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強抑“大悲”而爆發的“大愛”，讓全世界“震驚”；一個逐漸強大的中華將屹立世界，這是曆史進程、自然規律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