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六三年七月，我從武漢測繪學院（後並入武漢大學）畢業，就讀的專業是天文大地測量。天文大地測量係是武漢測繪學院的王牌專業，也是測繪戰線的頂尖技術。大地測量的成果將直接用於衛星定位、航天航海技術和製導技術，更能為地球形狀的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和基礎數據。所以說大地測量是屬於科學的基礎理論，而航空攝影測量，工程測量，製圖乃至於後來的遙感技術運用等等，則應屬於應用技術的範疇。
同年我們大地係和航測係的各十名應屆畢業生，一起被分配到那個時侯的國家測繪局下屬第四地形測量隊，從事航測外業工作。當時國家局是基於想改變野外作業隊的單一工種狀況，把專業的大地隊、航測隊朝著綜合作業隊的方向過渡的思想，向大地測量外業隊分配航測係的畢業生；同時又向航測外業隊分配大地測量係的畢業生。和所有那個年代的大學畢業生一樣，我們是滿懷著火熱的青春熱情，投身到社會所安排的、說來也應該是屬於自己的事業中去的。
雖然我自幼就向往著能走朝著文藝方麵發展的道路，但我們那個時代的人，還都是能接受社會的安排的現實的，也都有既來之，則安之；踏上了一條路，就要走到底的那種精神。至於所謂理想嘛，往往不能切合實際，那就權當是一種追求、一種興趣愛好、一種情操、一種熏陶罷了。在獻身測繪事業的同時，我不是仍然繼續著我文藝的夢想和追求嗎？兩者並不矛盾，甚至於我覺得還有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功能。畢竟事業和愛好，都是在構築自己的潛在價值、陶冶自己的情操。
在高三年級，我擔任過我們重慶二中的校合唱團團長。當時我們二中的合唱團在市裏的群眾文藝會演中，可是出了名的。我們的大合唱（準確地說應該算是清唱劇）“我門的山歌唱不完”，拿過市裏的“優秀表演獎”。那不就是我的曾經“輝煌”嗎。大學時代，我們參加建築“漢丹鐵路”的義務勞動，在經曆了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麵後，迴到學校我譜寫了大合唱“漢丹線之歌”。當我指揮著同學們，氣勢輝煌地演唱時，那不也是我的曾經“輝煌”嗎。
大學畢業時，在全學院幾十個畢業紀念章的設計方案中，我的設計脫穎而出，那一屆畢業的同學們，是每個人都配帶著我設計的畢業紀念章，離開學院的。那也是我的曾經“輝煌”。參加工作後，當我指揮著國家測繪局第四地形測量隊二百號人的男聲大合唱，馳騁在市職工文藝會演的舞台上時，那也是我的曾經“輝煌”。這些都是與我事業相伴的，我的愛好的曾經“輝煌”。
畢業分配到了國家測繪總局第四地形測量隊，我們學大地測量的同學，麵對著所要從事的航測外業工作，要有一個“轉行學習”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由測量隊的“老”技術人員（人還年輕，但工齡較長），幫助我們完成的；時間為期三個月（當十月份測量隊野外作業收測迴到隊部，我們被分配到各個中隊後，在大隊的冬訓期間，也還有一個向“老”技術人員學習的機會）。這年冬天，我接觸到了、我熟悉了我未來的事業；我了解了、我溶入了我將相處的集體。那個時候我真有一股子“初出茅廬”、“初生牛犢”的氣概。
第二年出測，作業地區是在廣西玉林一帶，我是以一名見習員的身份參加作業的。憑著我對測繪事業的熱愛、對工作的認真精細，我連續做出的三幅調繪成果，都被評為“優”級品。在當時，一個作業小組，一年作四五幅圖、五六幅圖，能拿到一幅調繪成果“優”級品，就算是不錯的了。還沒有過一個作業員（還是在見習期），一年作業能連續拿三幅“優”級品的，真還有點“史無前例”。那是我投身我的測繪事業後，我的事業的曾經“輝煌”。
那個年代時興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我正好應上了“放下包袱、解放思想”那一篇文章。說是一個出身“低微”的人，能在工作上做出成績，應該是“放下包袱、解放思想”那篇文章學好了的。這種印象一直延續到了第二年。
一九六五年的野外作業，還是在廣西進行，從那年開始，我就擔任作業小組的組長了。當時的作業小組一般是由四個人組成：兩名技術人員、兩名技術工人。一次，工人老楊和老趙做了野外觀測迴來，檢查完記錄手簿後，老楊告訴我，說是有一個數據在野外沒有記錄，而是迴來以後老趙在家裏私自添上的。這個問題可有點嚴重了，當時對測繪成果的偽造，是要上升到軍事行動時會貽誤戰機的高度來看待的。怎麽辦？我這個人是特不習慣於做嚴肅的思想工作的，我隻好在小組的“民主生活”會上，和大家一起學習毛澤東老人家的“放下包袱、開動機器”那篇文章。說的是：對任何事物的認識，隻要陷入盲目性，而缺乏自覺性，那它就會成為人的包袱……、我們要放下包袱、輕裝前進等等。
這件事終於有了一個完美的結果：老趙主動承認了錯誤，並和老楊一起到野外重新進行了一次觀測、記錄。在那個年代，這事無疑又成了宣傳的亮點，被推上了“對毛澤東思想的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高度。這也是我在事業上、在思想上的曾經“輝煌”。
在學習心得報告會上，一位副局長最後總結的一句話是：“包袱真的放下了嗎？我看還不一定……”。這句話既像是模棱兩可，可又的確是確切真實。它和那句口號“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一樣，製約著我的一切。在一般人看來，我做的那些事算不得什麽“輝煌”，可我自己很清楚，那是我盡了全力真心去做了的、也隻能是做到那樣如此了。所以我認為那還是我的曾經“輝煌”。
不過也留有後遺症。在動亂年代的初期，就有人想拿老趙的事做文章，說什麽是對工人階級的報複。好在還有當事人老楊（他當時是中隊革命領導小組的付組長）在主持公道，否則又將是另外一種結果了……。
同年我們大地係和航測係的各十名應屆畢業生，一起被分配到那個時侯的國家測繪局下屬第四地形測量隊，從事航測外業工作。當時國家局是基於想改變野外作業隊的單一工種狀況，把專業的大地隊、航測隊朝著綜合作業隊的方向過渡的思想，向大地測量外業隊分配航測係的畢業生；同時又向航測外業隊分配大地測量係的畢業生。和所有那個年代的大學畢業生一樣，我們是滿懷著火熱的青春熱情，投身到社會所安排的、說來也應該是屬於自己的事業中去的。
雖然我自幼就向往著能走朝著文藝方麵發展的道路，但我們那個時代的人，還都是能接受社會的安排的現實的，也都有既來之，則安之；踏上了一條路，就要走到底的那種精神。至於所謂理想嘛，往往不能切合實際，那就權當是一種追求、一種興趣愛好、一種情操、一種熏陶罷了。在獻身測繪事業的同時，我不是仍然繼續著我文藝的夢想和追求嗎？兩者並不矛盾，甚至於我覺得還有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功能。畢竟事業和愛好，都是在構築自己的潛在價值、陶冶自己的情操。
在高三年級，我擔任過我們重慶二中的校合唱團團長。當時我們二中的合唱團在市裏的群眾文藝會演中，可是出了名的。我們的大合唱（準確地說應該算是清唱劇）“我門的山歌唱不完”，拿過市裏的“優秀表演獎”。那不就是我的曾經“輝煌”嗎。大學時代，我們參加建築“漢丹鐵路”的義務勞動，在經曆了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麵後，迴到學校我譜寫了大合唱“漢丹線之歌”。當我指揮著同學們，氣勢輝煌地演唱時，那不也是我的曾經“輝煌”嗎。
大學畢業時，在全學院幾十個畢業紀念章的設計方案中，我的設計脫穎而出，那一屆畢業的同學們，是每個人都配帶著我設計的畢業紀念章，離開學院的。那也是我的曾經“輝煌”。參加工作後，當我指揮著國家測繪局第四地形測量隊二百號人的男聲大合唱，馳騁在市職工文藝會演的舞台上時，那也是我的曾經“輝煌”。這些都是與我事業相伴的，我的愛好的曾經“輝煌”。
畢業分配到了國家測繪總局第四地形測量隊，我們學大地測量的同學，麵對著所要從事的航測外業工作，要有一個“轉行學習”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由測量隊的“老”技術人員（人還年輕，但工齡較長），幫助我們完成的；時間為期三個月（當十月份測量隊野外作業收測迴到隊部，我們被分配到各個中隊後，在大隊的冬訓期間，也還有一個向“老”技術人員學習的機會）。這年冬天，我接觸到了、我熟悉了我未來的事業；我了解了、我溶入了我將相處的集體。那個時候我真有一股子“初出茅廬”、“初生牛犢”的氣概。
第二年出測，作業地區是在廣西玉林一帶，我是以一名見習員的身份參加作業的。憑著我對測繪事業的熱愛、對工作的認真精細，我連續做出的三幅調繪成果，都被評為“優”級品。在當時，一個作業小組，一年作四五幅圖、五六幅圖，能拿到一幅調繪成果“優”級品，就算是不錯的了。還沒有過一個作業員（還是在見習期），一年作業能連續拿三幅“優”級品的，真還有點“史無前例”。那是我投身我的測繪事業後，我的事業的曾經“輝煌”。
那個年代時興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我正好應上了“放下包袱、解放思想”那一篇文章。說是一個出身“低微”的人，能在工作上做出成績，應該是“放下包袱、解放思想”那篇文章學好了的。這種印象一直延續到了第二年。
一九六五年的野外作業，還是在廣西進行，從那年開始，我就擔任作業小組的組長了。當時的作業小組一般是由四個人組成：兩名技術人員、兩名技術工人。一次，工人老楊和老趙做了野外觀測迴來，檢查完記錄手簿後，老楊告訴我，說是有一個數據在野外沒有記錄，而是迴來以後老趙在家裏私自添上的。這個問題可有點嚴重了，當時對測繪成果的偽造，是要上升到軍事行動時會貽誤戰機的高度來看待的。怎麽辦？我這個人是特不習慣於做嚴肅的思想工作的，我隻好在小組的“民主生活”會上，和大家一起學習毛澤東老人家的“放下包袱、開動機器”那篇文章。說的是：對任何事物的認識，隻要陷入盲目性，而缺乏自覺性，那它就會成為人的包袱……、我們要放下包袱、輕裝前進等等。
這件事終於有了一個完美的結果：老趙主動承認了錯誤，並和老楊一起到野外重新進行了一次觀測、記錄。在那個年代，這事無疑又成了宣傳的亮點，被推上了“對毛澤東思想的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高度。這也是我在事業上、在思想上的曾經“輝煌”。
在學習心得報告會上，一位副局長最後總結的一句話是：“包袱真的放下了嗎？我看還不一定……”。這句話既像是模棱兩可，可又的確是確切真實。它和那句口號“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一樣，製約著我的一切。在一般人看來，我做的那些事算不得什麽“輝煌”，可我自己很清楚，那是我盡了全力真心去做了的、也隻能是做到那樣如此了。所以我認為那還是我的曾經“輝煌”。
不過也留有後遺症。在動亂年代的初期，就有人想拿老趙的事做文章，說什麽是對工人階級的報複。好在還有當事人老楊（他當時是中隊革命領導小組的付組長）在主持公道，否則又將是另外一種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