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進了新居，我得適應新的環境，我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節奏都要來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首先是因為房間偏小，諾大個“站立架”，除了在客廳能周轉自如外，在臥室裏根本轉不了“身”。因此每天的站立鍛煉，隻好放棄了。其他的康複鍛煉，雖仍然堅持，但隨著我居住環境的“對外開放”，來訪的朋友慢慢增多，我的戶外活動也逐漸頻繁，我發現我原本磐石般的“孤獨”，正遭受到了一點一點地被蠶食。或許人們認為，隻有一個健全人，當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事業中時，他會感到他的時間緊迫、不夠用。可我，一個截癱人，在那以後直到現在的若幹年中，居然也會有這種感覺：時間緊迫，安排不過來。
因此，我的被動式鍛煉便逐漸簡少了。再加上截癱六年了，雖說當初我就對我的完全康複，持懷疑態度。但多多少少還存在著一絲幻想：期盼有一天能出現奇跡，老天爺能讓我重新站起來。每天當我躺在床上時，我都用指甲掐我的乳頭上5厘米處（那是我截癱平麵的臨界位置）的皮膚，可發現它始終沒有一絲絲向下移動的跡象。直到後來多少年，我才弄明白，其實截癱人的康複過程，不是像退水那樣，截癱麵逐漸下移，而是整個截癱部位全麵的逐漸恢複。由皮膚表麵知覺的恢複（包括痛覺和溫覺），和運動的恢複、肌肉張力的逐漸增強；隻有這樣截癱人才能慢慢地康複。
而當時擺在我麵前的嚴峻事實是，我首先必須竭全力以對付臀部的褥瘡。這個3乘3乘3厘米的、能要截癱人命的褥瘡，再一次給我敲響了警鍾。它警告我在截癱人艱難的康複路途上，對自己身體各個部位、各個髒器的健康狀況，切不可掉以輕心。要確保生存、提高生存的質量。當時，威脅截癱人生命的三大並發症之一——褥瘡成了我的攔路虎，我必須戰勝它。三年的艱辛曆程、三年的與其鏖戰，我終於幸運地成為了勝利者。
在我的新居，大門始終是敞開著的，它隨時歡迎朋友們來訪。昔日的同窗、昔日的同事、昔日的戰友、昔日的領導還有昔日的學生；他們來看望我，與我促膝談心。我們談天說地、談古論今無不涉及，然而談得更多的，還是對昔日工作的迴憶：我們並肩的戰鬥、我們曆盡的艱辛；那山、那水、那樹、那人……。這樣一來，我往日被束縛的思想被解放了、我的腦海又重新洶湧澎湃、我的心胸更是豁然開朗。其實搬進新居，應該算是我截癱生活的一個轉折點。前些年的日子，都是除了病房就是病房，即便是後來雖然是搬迴了家，但那也不過是一個“孤島”、一個“空中樓閣”而已。新居讓我找迴了與健全人一樣享受生活的感覺，更讓我能方便地、自然地融入社會、融入健全人的群體之中。
至於治療護理方麵，既然是建立起了“家庭病房”，就會有醫生前來“查房”。所以看病拿藥肯定沒有問題，打針輸液也很方便。不過我的褥瘡治好後，“家庭病房”就停辦了，因為我可以直接去醫院看病。我的按摩師小羅，也是跟著我過來的。這下可難為他了：他每次來給我出診，都要從市中區的東頭，穿過鬧市，來到市中區西端的我家。我真佩服小羅醫師的競業精神，無論是刮風下雨，他總是準時到達，而且是獨來獨往。直到隨著年齡的增大，出於安全上的考慮，後來每次都由他的妻子陪伴他來的。
然而最讓我心曠神怡的還是我能自由地上街。每當我坐在輪椅上，被推行在林蔭之間時，我總是感慨萬分。悲的是我怎麽會是這個樣子，大半截身子都不存在了；喜的是我至今還活著，有一付健全的大腦，和一雙雖說是不算健全但還能用的雙手。而今我終於掙脫了桎梏，迴到了“人間”，能同健全人一樣享受陽光、享受生活。
我們的輪椅在體育場的林間徜徉、在綠茵場上徘徊；看著那些健壯的小夥子、看著那些陽光的女孩；看著那些蒼勁的老人、看著那些活潑可愛的小孩，心中不由地升起萬分感慨：生活啊，你是多麽地美好！然而我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勞動人民文化宮，因為我能方便地進出它的影劇院。文化宮大禮堂，是一個綜合性的大廳，它集會場、放映、舞台演出為一體，所以它的座椅很大，通道寬敞，它還有一個很大的樂池和頗為標準的舞台。我們當年那氣勢磅礴的200人男聲大合唱，參加市職工文藝匯演，就是在這個舞台上演出的。關鍵是它那寬敞的太平門，是斜道而不是台階。每次我去看電影時，由於太平門是機械化統一開關，工作人員則要一下子開啟所有的太平門，那架式好像是在迎接貴賓似的隆重。
不過好景不長，幾年過後，文化宮決定改造大禮堂。我當時就有一種預感：這無障礙通道將會被改造掉。為此，我特地致信文化宮領導，請求至少保留一條無障礙通道。無奈人微言輕，從此我就與文化宮大禮堂的演出，徹底絕緣了。
然而總而言之，公元一九八九年我搬家到了新居，跨過了我截癱人生道路上的一個有曆史意義的轉折點，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太陽每天都是新的，我沐浴著陽光，行進在美好生活的大道上……。
首先是因為房間偏小，諾大個“站立架”，除了在客廳能周轉自如外，在臥室裏根本轉不了“身”。因此每天的站立鍛煉，隻好放棄了。其他的康複鍛煉，雖仍然堅持，但隨著我居住環境的“對外開放”，來訪的朋友慢慢增多，我的戶外活動也逐漸頻繁，我發現我原本磐石般的“孤獨”，正遭受到了一點一點地被蠶食。或許人們認為，隻有一個健全人，當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事業中時，他會感到他的時間緊迫、不夠用。可我，一個截癱人，在那以後直到現在的若幹年中，居然也會有這種感覺：時間緊迫，安排不過來。
因此，我的被動式鍛煉便逐漸簡少了。再加上截癱六年了，雖說當初我就對我的完全康複，持懷疑態度。但多多少少還存在著一絲幻想：期盼有一天能出現奇跡，老天爺能讓我重新站起來。每天當我躺在床上時，我都用指甲掐我的乳頭上5厘米處（那是我截癱平麵的臨界位置）的皮膚，可發現它始終沒有一絲絲向下移動的跡象。直到後來多少年，我才弄明白，其實截癱人的康複過程，不是像退水那樣，截癱麵逐漸下移，而是整個截癱部位全麵的逐漸恢複。由皮膚表麵知覺的恢複（包括痛覺和溫覺），和運動的恢複、肌肉張力的逐漸增強；隻有這樣截癱人才能慢慢地康複。
而當時擺在我麵前的嚴峻事實是，我首先必須竭全力以對付臀部的褥瘡。這個3乘3乘3厘米的、能要截癱人命的褥瘡，再一次給我敲響了警鍾。它警告我在截癱人艱難的康複路途上，對自己身體各個部位、各個髒器的健康狀況，切不可掉以輕心。要確保生存、提高生存的質量。當時，威脅截癱人生命的三大並發症之一——褥瘡成了我的攔路虎，我必須戰勝它。三年的艱辛曆程、三年的與其鏖戰，我終於幸運地成為了勝利者。
在我的新居，大門始終是敞開著的，它隨時歡迎朋友們來訪。昔日的同窗、昔日的同事、昔日的戰友、昔日的領導還有昔日的學生；他們來看望我，與我促膝談心。我們談天說地、談古論今無不涉及，然而談得更多的，還是對昔日工作的迴憶：我們並肩的戰鬥、我們曆盡的艱辛；那山、那水、那樹、那人……。這樣一來，我往日被束縛的思想被解放了、我的腦海又重新洶湧澎湃、我的心胸更是豁然開朗。其實搬進新居，應該算是我截癱生活的一個轉折點。前些年的日子，都是除了病房就是病房，即便是後來雖然是搬迴了家，但那也不過是一個“孤島”、一個“空中樓閣”而已。新居讓我找迴了與健全人一樣享受生活的感覺，更讓我能方便地、自然地融入社會、融入健全人的群體之中。
至於治療護理方麵，既然是建立起了“家庭病房”，就會有醫生前來“查房”。所以看病拿藥肯定沒有問題，打針輸液也很方便。不過我的褥瘡治好後，“家庭病房”就停辦了，因為我可以直接去醫院看病。我的按摩師小羅，也是跟著我過來的。這下可難為他了：他每次來給我出診，都要從市中區的東頭，穿過鬧市，來到市中區西端的我家。我真佩服小羅醫師的競業精神，無論是刮風下雨，他總是準時到達，而且是獨來獨往。直到隨著年齡的增大，出於安全上的考慮，後來每次都由他的妻子陪伴他來的。
然而最讓我心曠神怡的還是我能自由地上街。每當我坐在輪椅上，被推行在林蔭之間時，我總是感慨萬分。悲的是我怎麽會是這個樣子，大半截身子都不存在了；喜的是我至今還活著，有一付健全的大腦，和一雙雖說是不算健全但還能用的雙手。而今我終於掙脫了桎梏，迴到了“人間”，能同健全人一樣享受陽光、享受生活。
我們的輪椅在體育場的林間徜徉、在綠茵場上徘徊；看著那些健壯的小夥子、看著那些陽光的女孩；看著那些蒼勁的老人、看著那些活潑可愛的小孩，心中不由地升起萬分感慨：生活啊，你是多麽地美好！然而我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勞動人民文化宮，因為我能方便地進出它的影劇院。文化宮大禮堂，是一個綜合性的大廳，它集會場、放映、舞台演出為一體，所以它的座椅很大，通道寬敞，它還有一個很大的樂池和頗為標準的舞台。我們當年那氣勢磅礴的200人男聲大合唱，參加市職工文藝匯演，就是在這個舞台上演出的。關鍵是它那寬敞的太平門，是斜道而不是台階。每次我去看電影時，由於太平門是機械化統一開關，工作人員則要一下子開啟所有的太平門，那架式好像是在迎接貴賓似的隆重。
不過好景不長，幾年過後，文化宮決定改造大禮堂。我當時就有一種預感：這無障礙通道將會被改造掉。為此，我特地致信文化宮領導，請求至少保留一條無障礙通道。無奈人微言輕，從此我就與文化宮大禮堂的演出，徹底絕緣了。
然而總而言之，公元一九八九年我搬家到了新居，跨過了我截癱人生道路上的一個有曆史意義的轉折點，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太陽每天都是新的，我沐浴著陽光，行進在美好生活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