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不經意之間、意外產生的一處小小的傷口，後來競折騰了我三、四年。直到現在我都沒有弄清楚，當時發生在臀部的那一處小傷，到底是怎麽產生的。說是在汽車坐墊上掛傷的嗎？沙法坐墊不可能。說是在背的過程中發生的嗎？也不可能，因為我的雙臂是死死地為住老羅的脖子，而老羅的雙手是用力地托著我的大腿的。而傷的部位又在比較隱蔽的大腿根與臀部的交界處的臀尖處，那個地方是一個很不容易傷的地方，可偏偏又是產生了褥瘡卻極不容易治療的地方。
既然“褥瘡”發生了，我肯定要認真對待。開始我是讓護理給我換藥：在我的指揮下，我們清洗傷口、消毒、擦要，再罩上紗布，用膠布固定。坐是沒有辦法了，隻有讓它“受壓”了；但睡是有辦法的，盡量采用側臥，而避免平臥壓迫“褥瘡”。我之所以給“褥瘡”二字加上引號，是因為在當時受傷處，僅僅是一點小傷口而已，還沒有形成褥瘡。我們天天小心翼翼地伺候著它，好歹熬了一年，傷口是既沒有痊愈、又沒有惡化，一直保持到我搬遷到新居。
時間到了一九八九年初秋，我終於能夠搬離我那條件極差的“空中樓閣”了。大隊在我們院後門臨街修建了一幢大樓，當時那幢大樓被大家謔稱為“工程師大樓”，因為進住的三十六戶人家，都是工程師或者是科級幹部。大隊提供了兩套底樓的套間，讓我選擇，我就選擇了進出最方便的那一套。
搬到了新居，給“褥瘡”換藥的事成了一個問題。因為我們住的這個地方不遠，就有一所醫院（市急救中心），我想我們自己換了一年的藥，都未見成效，還是得請專業醫生來換藥，才能治愈我的“褥瘡”。但當時的有關人士做了一個錯誤的判斷，認為換藥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於是就安排大隊醫務室的一名護士，每天來給我換藥。殊不知她接手才一個星期，傷口就急劇惡化，迅速潰爛成了麵積約3乘3厘米方圓，深度達3厘米的一個真正的褥瘡！情況危急、刻不容緩，大隊這才當機立斷，開辦了一個市急救中心的家庭病床。
通過這個家庭病床，我認識了陳醫生。陳醫生原本是一名手術室的外科護士，後來調整到了家庭病床科。陳醫生是一位認真、執著的醫務工作者；而且醫術精湛。從表麵上看，她性格直率、敢於進言，而實際上她卻是一個很細心，而且是考慮問題很周全的人。從她接手那天開始，她不管風裏雨裏，每天堅持給我換藥，直到我的褥瘡痊愈：其間曆程達三年之久。這確確實實是一場持久戰，它必須有超強的耐心，和執著的必勝決心。緣分哪，可以說陳醫生是在危難時刻，上天給我派來的一位天使。
每天中午，當我午睡在床時，陳醫生就來給我換藥。每次她都一遍又一遍、死勁地拭洗褥瘡傷口（反正我也感覺不到疼痛），然後噴上抗菌素。為了保持藥效、防止藥物泄漏和汙染，她特地找來紫草油，把用它浸泡過的紗布，剪成合式大小的油紗方塊。再把它們裝在鋁盒裏，送到醫院的消毒室去消毒，然後再拿來給我使用。但是，由於褥瘡潰爛太嚴重了，褥瘡所處的位置決定了它不可能時時敞開，而當我坐著或是平臥時，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壓迫。再加上缺乏神經營養，所以褥瘡一天天幾乎沒有朝痊愈方向發展的跡象。那可是磨練一個人意誌的年月啊。
那時侯不光是我在著急，大隊領導著急，我的同事們也著急。我的一位同事聯係到了一所位於西郊的職工療養院，據說是專門收治慢性病人，包括患褥瘡的癱瘓人。大隊用車把我送到了療養院，經醫生檢查，說是能收治，並且還能提供單人病房什麽的。然而根據我的觀察，發覺他們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治療方法，僅僅也隻是一般的護理、治療而已。而且讓我在那種環境裏長期生活，我也覺得很不自在，所以我還是決定迴到家裏治療。事後，據我的那位同事私下講，她的那位熟人醫生說，我這個褥瘡肯定是治不好了，其嚴重後果自然是不言而喻。
迴到家裏，依然是由陳醫生每天不厭其煩地堅持換藥；我呢，也就每天想著它、憂著它、惦記著它。這個3乘3乘3的褥瘡，成了我每天必須認真對待的心腹大患。
我女兒則更著急，除了電話問候外，還經常飛迴來看望我。後來，她通過她的一位在市三醫院手術室工作的護士朋友，找到護士朋友的男朋友。他把他曾經在網上看到過的，一篇國外的論文中的信息介紹給了我。其處方是：胰島素 8萬單位、50%的葡萄糖 20毫升、10%的氯化鉀 10毫升混合使用。處方是有了，這還得麻煩陳醫生。她在醫院裏收集給糖尿病人注射過後，而剩下的胰島素（因為胰島素用量很少），葡萄糖和氯化鉀好想辦法。然後調配在一起，供我使用。用這種藥時還得特別注意，因為如果消毒稍不嚴密，特別是在夏天，葡萄糖是很容易引起傷口感染的。
就這樣，日複一日地堅持了一千多個日日夜夜，我的褥瘡終於痊愈了。這是一個多麽艱辛的曆程啊。它磨練著、考驗著、折磨著我、我女兒、陳醫生、我周圍的護理、以及關心我的朋友們。但終歸還是我們勝利了，我又一次從死亡線上，掙紮著迴到了人間。
這件事雖然看起來是一次“純屬意外”，但我認為“意外”還是應該包含於“情理”之中的。大凡大自然的規律，你要是不尊重它、不理解它、不順應它、甚至於對它不恭，是一定會遭到報應的。
我要感謝陳醫生，我要感謝那醫治褥瘡的處方。
既然“褥瘡”發生了，我肯定要認真對待。開始我是讓護理給我換藥：在我的指揮下，我們清洗傷口、消毒、擦要，再罩上紗布，用膠布固定。坐是沒有辦法了，隻有讓它“受壓”了；但睡是有辦法的，盡量采用側臥，而避免平臥壓迫“褥瘡”。我之所以給“褥瘡”二字加上引號，是因為在當時受傷處，僅僅是一點小傷口而已，還沒有形成褥瘡。我們天天小心翼翼地伺候著它，好歹熬了一年，傷口是既沒有痊愈、又沒有惡化，一直保持到我搬遷到新居。
時間到了一九八九年初秋，我終於能夠搬離我那條件極差的“空中樓閣”了。大隊在我們院後門臨街修建了一幢大樓，當時那幢大樓被大家謔稱為“工程師大樓”，因為進住的三十六戶人家，都是工程師或者是科級幹部。大隊提供了兩套底樓的套間，讓我選擇，我就選擇了進出最方便的那一套。
搬到了新居，給“褥瘡”換藥的事成了一個問題。因為我們住的這個地方不遠，就有一所醫院（市急救中心），我想我們自己換了一年的藥，都未見成效，還是得請專業醫生來換藥，才能治愈我的“褥瘡”。但當時的有關人士做了一個錯誤的判斷，認為換藥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於是就安排大隊醫務室的一名護士，每天來給我換藥。殊不知她接手才一個星期，傷口就急劇惡化，迅速潰爛成了麵積約3乘3厘米方圓，深度達3厘米的一個真正的褥瘡！情況危急、刻不容緩，大隊這才當機立斷，開辦了一個市急救中心的家庭病床。
通過這個家庭病床，我認識了陳醫生。陳醫生原本是一名手術室的外科護士，後來調整到了家庭病床科。陳醫生是一位認真、執著的醫務工作者；而且醫術精湛。從表麵上看，她性格直率、敢於進言，而實際上她卻是一個很細心，而且是考慮問題很周全的人。從她接手那天開始，她不管風裏雨裏，每天堅持給我換藥，直到我的褥瘡痊愈：其間曆程達三年之久。這確確實實是一場持久戰，它必須有超強的耐心，和執著的必勝決心。緣分哪，可以說陳醫生是在危難時刻，上天給我派來的一位天使。
每天中午，當我午睡在床時，陳醫生就來給我換藥。每次她都一遍又一遍、死勁地拭洗褥瘡傷口（反正我也感覺不到疼痛），然後噴上抗菌素。為了保持藥效、防止藥物泄漏和汙染，她特地找來紫草油，把用它浸泡過的紗布，剪成合式大小的油紗方塊。再把它們裝在鋁盒裏，送到醫院的消毒室去消毒，然後再拿來給我使用。但是，由於褥瘡潰爛太嚴重了，褥瘡所處的位置決定了它不可能時時敞開，而當我坐著或是平臥時，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壓迫。再加上缺乏神經營養，所以褥瘡一天天幾乎沒有朝痊愈方向發展的跡象。那可是磨練一個人意誌的年月啊。
那時侯不光是我在著急，大隊領導著急，我的同事們也著急。我的一位同事聯係到了一所位於西郊的職工療養院，據說是專門收治慢性病人，包括患褥瘡的癱瘓人。大隊用車把我送到了療養院，經醫生檢查，說是能收治，並且還能提供單人病房什麽的。然而根據我的觀察，發覺他們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治療方法，僅僅也隻是一般的護理、治療而已。而且讓我在那種環境裏長期生活，我也覺得很不自在，所以我還是決定迴到家裏治療。事後，據我的那位同事私下講，她的那位熟人醫生說，我這個褥瘡肯定是治不好了，其嚴重後果自然是不言而喻。
迴到家裏，依然是由陳醫生每天不厭其煩地堅持換藥；我呢，也就每天想著它、憂著它、惦記著它。這個3乘3乘3的褥瘡，成了我每天必須認真對待的心腹大患。
我女兒則更著急，除了電話問候外，還經常飛迴來看望我。後來，她通過她的一位在市三醫院手術室工作的護士朋友，找到護士朋友的男朋友。他把他曾經在網上看到過的，一篇國外的論文中的信息介紹給了我。其處方是：胰島素 8萬單位、50%的葡萄糖 20毫升、10%的氯化鉀 10毫升混合使用。處方是有了，這還得麻煩陳醫生。她在醫院裏收集給糖尿病人注射過後，而剩下的胰島素（因為胰島素用量很少），葡萄糖和氯化鉀好想辦法。然後調配在一起，供我使用。用這種藥時還得特別注意，因為如果消毒稍不嚴密，特別是在夏天，葡萄糖是很容易引起傷口感染的。
就這樣，日複一日地堅持了一千多個日日夜夜，我的褥瘡終於痊愈了。這是一個多麽艱辛的曆程啊。它磨練著、考驗著、折磨著我、我女兒、陳醫生、我周圍的護理、以及關心我的朋友們。但終歸還是我們勝利了，我又一次從死亡線上，掙紮著迴到了人間。
這件事雖然看起來是一次“純屬意外”，但我認為“意外”還是應該包含於“情理”之中的。大凡大自然的規律，你要是不尊重它、不理解它、不順應它、甚至於對它不恭，是一定會遭到報應的。
我要感謝陳醫生，我要感謝那醫治褥瘡的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