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間舊式的樓房裏,我堅持居住了三年時間。忍受著上下樓的極度不便,和炎夏的蒸烤。雖說我的臥室怎麽看都像是一間病房,但我終歸是迴到了家裏,有女兒陪伴、有家的溫馨。飲食起居、吃喝拉撒、能過著與健全人一樣的生活。掙脫了病房的禁閉,但“空中樓閣”還是把我與社會割裂開來,至少是不能那麽方便和隨心所欲地融入社會。


    脫離了“病房”,迴到了家裏,除了每天仍然要堅持進行康複護理治療的各項課目外,讓我感到最滿意的,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比方聽聽音樂、讀讀書報、看看電視、習習書法等等、等等。這一切,讓我重新找迴了一個健全人的感覺。


    一九八八年的炎夏,來的很猛烈。我那蒸籠似的“空中樓閣”,讓我招架不住了,每天送來的兩大塊冰磚,不到半天就溶化了。酷熱對截癱人來說,是致命的。為此,大隊決定把我遷到大隊部的院內,以暫時避暑。


    我們大隊部的院落,位於浮圖關和鵝嶺腳下,那是鬧市中的一片綠地。在後來那些年,這裏逐漸發展成了森林公園。一幢幢樓房背靠岩壁,依山勢而修建,隱藏在樹林之中,煞是涼爽。我被安排在了新樓底樓靠裏邊保坎的一間房間,因為那樣會更涼爽一些。新樓底樓正是我們科研項目的試生產基地:“室內外綜合判調室”。迴到了我熟悉的工作環境、又見到了昔日並肩作戰的朋友們,我的心情是悲喜交集。


    喜的是我又迴到了工作環境之中,能接觸到工作的人員、能親身感受到工作;那裏有我的事業,有我為之奮鬥,並為之做出犧牲的事業。那裏有體現我的價值、體現我對社會的貢獻、體現我生存的意義、以及我存在於社會的地位的事業。工作多麽美好啊!我悲的是這一切似乎從此將與我無緣。盡管同事們、戰友們安慰我、鼓勵我,但我能從他們強作的笑容中,察覺到那一絲絲的淒切。


    特別是我的摯友、我的副手老張,多年來我們心有靈犀、配合默契,他知道對我該說些什麽。他隻說了一句:你不在,我可腦火了。對老張來說,我是一百個放心的。在後來那些年裏,老張是最關心我的人了,隻要一有空,他便來陪伴我。我們談天論地,非常投機。隻可惜老張他後來患了結腸癌加上腺癌,先我離去,令我悲痛不已。那是後話了。


    我是在一間辦公室裏安排我的病房的。因為環境涼爽,空調沒有安裝。隻是用了一把電扇,加上每天從市中區運來的冰磚,倒是比住在“空中樓閣”強多了。在走廊裏放了一個爐灶,就做起了臨時廚房。每天下班以後,大樓就空無一人,我駕著輪椅,往返在寬大的走廊裏。通過走廊西端的門洞,我可以望得很遠很遠:樹林、嘉陵江、夕陽、遠山、很遠、很遠。


    隻是在這次“搬家”中,發生了一次意外。為了這次搬家,大隊派了一輛輕型貨車,還別說,我隨身需用物件(包括床架、大便凳之類),居然裝了滿滿一車。到了大隊部,從車上到我的“病房”那段路程很長。汽車停在了後門大禮堂前的廣場上,可新樓還在半山腰。背我“上山”的任務,自然就落到了護理老羅身上了,因為老羅身高、手長、力氣大。但一直到現在也沒弄清楚,到底是什麽原因,在晚上擦拭身體時,發現臀部有一處劃傷。這處傷雖然不大,但位置危險。因為那是經常要受到壓迫、隱蔽、密不透氣的地方。這個憂患的出現,對於特別注意保護身體各部位,以防止產生褥瘡的我來說,純屬意外……


    ……絨壩岔位於川藏公路甘孜縣境內,那裏有一座很大的喇嘛寺廟,它南麵正對著的達曲河穀,有一條寬敞的通道。當年香火旺盛時,有很多南來的香客,經由那裏來朝聖,據說還有國外的喇嘛,順著這條大道前來。我們駐進寺廟時,它的香火早就已經敗了,喇嘛也人去廟空,隻剩下空蕩蕩的大殿和四處飄散的經文。巨大的菩薩塑像、和大牆上的壁畫,倒是保存完好,其色彩鮮豔、神態栩栩如生。


    寺廟裏有駐軍的一個營部。據營長講:向南的通道地處甘孜、白玉、新龍三縣交界,一直不很太平。早些年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時,還在帕烏白姆進行過空投。這就是他們進駐的目的,同時還安排了一個排的兵力,以放牧犛牛為名,在那邊執行巡邏任務。當得知我們要進山作業時,營長一再囑咐我們要多加小心。我反倒叫他放心,說是不會有事的。營長非要把他那個排的活動區域,標記在我的地圖上,並告訴我那裏由一個姓王的連長在指揮。營長警惕的預感,意外地幫助了我們。


    我們浩浩蕩蕩地離開了喇嘛寺廟,沿著達曲緩緩地行進。行程大約十幾公裏,便來到了有名的帕烏白姆。所謂帕烏白姆,其實是一個四麵環山寬闊的大草壩子,其得名於草壩子中央有一塊約兩層樓房大小的暗紅色的巨石。那光光的巨石突兀於草山、草壩之中,由其是在夕陽的輝映下,顯得格外神秘。帕烏白姆乃“紅色的神石”的意思。


    麵對這麽好的景致,我們決定不走了,於是在河邊卸下了馱子,輜重變撒滿了一地。“通司”和馱工按藏民的習俗,照例對“紅色的神石”進行繞行、誦經、祈禱。我也好奇地圍繞它仔細看了看,發覺它可能是億萬年前的一塊隕石。


    就在我們迴到河邊準備安營紮寨時,從上遊來了一行騎馬的藏民。他們照例下馬、圍著“神石”繞行、誦經、祈禱後,竟徑直來到了我們這裏。他們圍著我們的物品東瞧瞧、西看看,不時用腳踢踢,嘴裏還唸叨著什麽。當“通司”告訴我,他們是在說這裏的東西多多地有時,我還沒怎麽在意。可接下來他們在草壩子對麵卸鞍準備歇營時,我就警覺了,因為按時間和路程來計算,他們是應該走到絨壩岔去的。看樣子真是遇到“賊娃子”(土匪)了。


    怎麽辦?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營長的告誡。我讓大夥沉住氣,因為他們作案肯定是在深夜清晨。我叫上“通司”,立刻翻身上馬,直向上達火溝奔去。我們很順利地就找到了那個巡邏排,我把緊急情況向王連長作了匯報,王連長叫我放心,一切由他來處理。我懷著忐忑的心迴到了駐地,不一會,就見飛馬馳來三名戰士(一個戰鬥小組)。戰鬥組長簡明地問了問情況,便到我們對麵那邊去了。我放不下心,還是讓“通司”跟了過去。一會兒,戰士們迴來了,組長說:沒事了,你們放心睡覺吧!說完便帶領戰士們歸隊了。我問“通司”究竟是怎麽迴事?“通司”告訴我,解放軍說了:對麵測繪隊的東西很多,如果丟了,那要找你們負責。還有,今晚部隊要巡邏,你們不要亂走,否則解放軍開槍打死人不負責任。


    盡管如此,那一晚我們還是睡不好覺。我告訴大家,為了防備意外,我們還是輪班值夜吧。按照常規,一般在這類人煙稀少的荒原作業,我們是要攜帶武器的。但由於動亂年代,為了避免武器流失,加劇武鬥,大隊的槍械都上交了。我們的值夜隻能用一把斧子防身、壯膽。好在那群人在淩晨不知什麽時候悄悄地走了,我們算是虛驚了一場。


    打這以後,為了安全起見,大隊經請示上級,決定給每個荒野地區作業的小組,配兩名帶槍的民兵。雖然年終總結時,大隊對我們的表彰是:遇到土匪也沒退縮。但我總覺得那次應該是純屬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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