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取決於他對社會的貢獻。當他不能再為社會做出貢獻時，他也就沒有了社會地位。社會並不完全承認曆史，它更多的隻是承認現實。一九八三年的那場車禍，就陷我於這種境地。當北京吉普把我摔出車外，瞬間把我摔成截癱人時，我的一切就都從天上墜入了深淵。
當“英雄”樂章的音樂逐漸消退，人來人往的慰問，探視熱潮逐漸平息，隻剩下陷於孤獨中的我自己時，倒是給了我難得的平靜。我必須冷靜地思考，認真地麵對和重新審視當時和以後的一切。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更清楚地意識到了我自己的地位，我常把我自己謔稱為“三等公民”，其實那是最現實的寫照。漸漸地交往淡了，漸漸地與人們疏遠了。雖然不像常說的“眾叛親離”那麽危言聳聽，倒也有八九分那樣的滋味。失去了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尊重，自信就不那麽堅定，自尊也就岌岌可危了。從一個健全人一下子變成為一個殘疾人，接受這個現實的過程是很痛苦，很殘酷的。人們常說後天的殘疾，遠比先天殘疾更可怕。比如一個盲人，他從小就看不見，今生倒也習慣。而一個原本視覺正常的人，一下子失明了；那五彩繽紛的世界，突然間變成黑暗，對他來說是非常可怕的。麵對這樣的殘酷現實，從此消沉，萎靡不振的，是弱者。麵對這樣的殘酷現實，堅強地掙紮出來，勇敢地活下去的，是勇者。麵對這樣的殘酷現實，還要頑強地像健全人一樣地活著的，那算是智者。
但是失去了工作能力，連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對社會來說是不是就是一個沒有貢獻的廢人，他也許隻是存在，而沒有他的社會地位呢。其實人生在世，都是有價值的，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但對殘疾人來說要做到“必有用”，是相當困難的。記得我曾經參加過一次全國殘聯舉辦的關於“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專題研討會，應邀在會議上作了“論殘疾人的價值”的專題發言。我在論文中提到：殘疾人和健全人一樣，都具有一個人存在的價值。殘疾人雖然有他的缺陷，但作為人來說，他有他自身特有的代償功能。比如盲人有敏銳的聽力，聾啞人則更是心靈手巧；沒有雙手的，可以用腳寫字；而沒有腳的，雙手的功能更超強。再加上大腦的集聚能力，這就構成了殘疾人自身，和健全人一樣的所謂“潛在價值”。而這種“潛在價值”要變成為對社會的貢獻，則需要有一個飛躍。這個飛躍的促成，首先當然取決於殘疾人本身的自強，奮發精神，還要借助於一定的環境和機遇。然而還有最重要的一條，那就是必需要得到社會的幫助。殘疾人作為最弱勢群體，他們要走向社會，要有所作為，離開了社會的幫助是不行的，而這也正是社會對殘疾人應盡的義務。
要完成殘疾人對社會的貢獻，必需要走好兩步：一是殘疾人囿於環境，其求學，交流，見識等等都很困難，所以必需給他們以學習和接受教育的機會，對某些殘疾人還得以“特殊教育”的方式，來幫助他們構建更高層次的“潛在價值”，提高殘疾人本身的素質。二是社會還要提供和幫助，讓殘疾人享有與健全人等同的工作機會。借用一句國外的諺語，好像是說“你想要一個人破產，就送他一部相機吧。”我引申為“你要使一個人喪失社會地位，就剝奪他的工作權利吧。”
為此，也為了我自己，我曾上書全國殘聯，願盡我能，投身“特殊教育”事業，幫助殘疾人提高“潛在價值”，其結果是杳無音信。我又致函市殘聯，當時的劉秘書長倒是接受了我，所以就有了後來在全國殘聯舉辦的關於“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專題研討會上，宣講“論殘疾人的價值”論文的機會。還參加過幾次殘疾人的政治專題座談會，僅此而已。我覺得最有意義的事，還是一次在“殘疾人日”，幾個殘疾朋友，邀約著上街作的一次宣傳演出。那次演出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殘疾人這個弱勢群體，也能通過自己的艱苦努力，走向社會，對社會做出貢獻，並得到社會的認可。在我認識的殘疾朋友中，也不乏佼佼者，有醫生，有作家，還有企業家。他們的成功，都有經曆過一番艱苦的奮鬥，但他們都是得到了社會對他們有力的幫助的。
說來也是，就拿我來說，劫難之餘，上天還給我留下了一付健全的大腦，一雙基本上完好的手，原本也還能為測繪事業作點工作。但一個截癱人要工作，至少還得安排一個人給你傳遞資料吧。就說講課，還要讓人把你抬進教室才行。種種不便自不用去說了，有那麽多健全人不用，幹嘛非得用你這個截癱人。於是，失去了工作機會，不能為社會做出貢獻，隨之而來的就是沒有了社會地位，“三等公民”也就當之無愧了。
人們常常把無法抗拒的大自然的規律強加給自己的一切，稱作為命運。既然“殘疾，是人們在對大自然的鬥爭中，做出的犧牲。”那我就是理所當然的“犧牲品”。“命”必須得“認”，那種如果怎麽怎麽，如果那麽那麽，也就不會這麽這麽的推測，隻能是善良人們的善良願望。我必須“心悅誠服”地接受“命運”。但我還有自己的信條“人活著就要給世界增添一點色彩。”“要嘛不活，要活就要活得好一些。”“認命不服”！身處絕境中的我，能否掙紮出來，堅定地，有意義地走完人生的曆程。雖然還不至於像“置之死地而後生”那樣悲壯，倒也不乏那種濃鬱的氣氛。
當“英雄”樂章的音樂逐漸消退，人來人往的慰問，探視熱潮逐漸平息，隻剩下陷於孤獨中的我自己時，倒是給了我難得的平靜。我必須冷靜地思考，認真地麵對和重新審視當時和以後的一切。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更清楚地意識到了我自己的地位，我常把我自己謔稱為“三等公民”，其實那是最現實的寫照。漸漸地交往淡了，漸漸地與人們疏遠了。雖然不像常說的“眾叛親離”那麽危言聳聽，倒也有八九分那樣的滋味。失去了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尊重，自信就不那麽堅定，自尊也就岌岌可危了。從一個健全人一下子變成為一個殘疾人，接受這個現實的過程是很痛苦，很殘酷的。人們常說後天的殘疾，遠比先天殘疾更可怕。比如一個盲人，他從小就看不見，今生倒也習慣。而一個原本視覺正常的人，一下子失明了；那五彩繽紛的世界，突然間變成黑暗，對他來說是非常可怕的。麵對這樣的殘酷現實，從此消沉，萎靡不振的，是弱者。麵對這樣的殘酷現實，堅強地掙紮出來，勇敢地活下去的，是勇者。麵對這樣的殘酷現實，還要頑強地像健全人一樣地活著的，那算是智者。
但是失去了工作能力，連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對社會來說是不是就是一個沒有貢獻的廢人，他也許隻是存在，而沒有他的社會地位呢。其實人生在世，都是有價值的，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但對殘疾人來說要做到“必有用”，是相當困難的。記得我曾經參加過一次全國殘聯舉辦的關於“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專題研討會，應邀在會議上作了“論殘疾人的價值”的專題發言。我在論文中提到：殘疾人和健全人一樣，都具有一個人存在的價值。殘疾人雖然有他的缺陷，但作為人來說，他有他自身特有的代償功能。比如盲人有敏銳的聽力，聾啞人則更是心靈手巧；沒有雙手的，可以用腳寫字；而沒有腳的，雙手的功能更超強。再加上大腦的集聚能力，這就構成了殘疾人自身，和健全人一樣的所謂“潛在價值”。而這種“潛在價值”要變成為對社會的貢獻，則需要有一個飛躍。這個飛躍的促成，首先當然取決於殘疾人本身的自強，奮發精神，還要借助於一定的環境和機遇。然而還有最重要的一條，那就是必需要得到社會的幫助。殘疾人作為最弱勢群體，他們要走向社會，要有所作為，離開了社會的幫助是不行的，而這也正是社會對殘疾人應盡的義務。
要完成殘疾人對社會的貢獻，必需要走好兩步：一是殘疾人囿於環境，其求學，交流，見識等等都很困難，所以必需給他們以學習和接受教育的機會，對某些殘疾人還得以“特殊教育”的方式，來幫助他們構建更高層次的“潛在價值”，提高殘疾人本身的素質。二是社會還要提供和幫助，讓殘疾人享有與健全人等同的工作機會。借用一句國外的諺語，好像是說“你想要一個人破產，就送他一部相機吧。”我引申為“你要使一個人喪失社會地位，就剝奪他的工作權利吧。”
為此，也為了我自己，我曾上書全國殘聯，願盡我能，投身“特殊教育”事業，幫助殘疾人提高“潛在價值”，其結果是杳無音信。我又致函市殘聯，當時的劉秘書長倒是接受了我，所以就有了後來在全國殘聯舉辦的關於“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專題研討會上，宣講“論殘疾人的價值”論文的機會。還參加過幾次殘疾人的政治專題座談會，僅此而已。我覺得最有意義的事，還是一次在“殘疾人日”，幾個殘疾朋友，邀約著上街作的一次宣傳演出。那次演出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殘疾人這個弱勢群體，也能通過自己的艱苦努力，走向社會，對社會做出貢獻，並得到社會的認可。在我認識的殘疾朋友中，也不乏佼佼者，有醫生，有作家，還有企業家。他們的成功，都有經曆過一番艱苦的奮鬥，但他們都是得到了社會對他們有力的幫助的。
說來也是，就拿我來說，劫難之餘，上天還給我留下了一付健全的大腦，一雙基本上完好的手，原本也還能為測繪事業作點工作。但一個截癱人要工作，至少還得安排一個人給你傳遞資料吧。就說講課，還要讓人把你抬進教室才行。種種不便自不用去說了，有那麽多健全人不用，幹嘛非得用你這個截癱人。於是，失去了工作機會，不能為社會做出貢獻，隨之而來的就是沒有了社會地位，“三等公民”也就當之無愧了。
人們常常把無法抗拒的大自然的規律強加給自己的一切，稱作為命運。既然“殘疾，是人們在對大自然的鬥爭中，做出的犧牲。”那我就是理所當然的“犧牲品”。“命”必須得“認”，那種如果怎麽怎麽，如果那麽那麽，也就不會這麽這麽的推測，隻能是善良人們的善良願望。我必須“心悅誠服”地接受“命運”。但我還有自己的信條“人活著就要給世界增添一點色彩。”“要嘛不活，要活就要活得好一些。”“認命不服”！身處絕境中的我，能否掙紮出來，堅定地，有意義地走完人生的曆程。雖然還不至於像“置之死地而後生”那樣悲壯，倒也不乏那種濃鬱的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