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被顛起的北京吉普從坐椅上彈起，頭頂猛的撞到了頂棚杆，瞬時間死去又活來地給拋出車外，仰麵朝天摔到水田裏，雙腿掛在翻轉的車上時，我除了頭頸，肩背能感覺到冰冷冰冷外，大半截身子就已經癱瘓了。我望著灰暗低壓的天空，模模糊糊地意識到：我這一摔，不光是我這個人，乃至我的整個人生，都從天上一下子墜入了了深淵……。
打從青年求學時代，在我身心就自覺不自覺地罩上了“出身卑微”的陰影。中學時光是在充滿活力，無憂無慮之中渡過的。好些中學時代的同學，至今還能維持著純潔的友誼——那純真年代建立起來的友誼。在那些難忘的歲月裏，我們在一起聽課，在一起晚自習；一起在晚上熄燈鈴後，聚在廁所裏吹牛；一起偷了學校後麵果園裏的青香蕉，把它捂在被窩裏直到發黑；一起在寒假裏去勤工儉學，給糖果廠包裝糖果；一起玩世不恭地高聲唱著“大考大好耍，小考小好耍，不考不好耍”……。直到現在，我仍然記得高三班主任給我下的評語“你聰慧，善良，酷愛文藝，並有一定的涵養。辦事熱心，關切集體，樂觀和達，富有事業上的進取精神。政治思想上經過社會主義教育，有了較大提高，劃清了思想界線……文藝上你可算是”巨人“，但在政治思想上你卻是”矮子“。在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上，你不自覺地走著一條錯誤的道路。在培養文藝才能的同時，你應該把自己的思想，從虛無縹緲中拖迴到現實鬥爭中來，加強自我思想改造……。”打從這兒開始，客觀上就給我以後的生活道路定下了基調。
我“出身卑微”的包袱，是緣自於我的父親。他這位一生經商的商人，鬼使神差地在抗日戰爭後期，到軍隊後勤軍需部門做了兩年中校會計。也就是這段經曆，他被恰當地定為了“曆史反革命”，多年來一直受到監督管製。所幸的是一九五八年我考大學時侯的政治氛圍還比較寬鬆，除了極個別的同學以外，絕大部分應屆畢業生都考上了大學。但是一九五九年以後就比較嚴了。
五年的大學生活是風風火火的。剛開學不久，正逢毛澤東主席視察武漢，他老人家在武漢大學的運動場，接見了我們附近幾所大學的同學們。當看見他魁偉的身軀出現在主席台上時，數以千計的同學們的心沸騰了，瘋狂了。我們盡情地跳躍著，歡唿著，激動得熱淚盈眶。就是那個時侯，他老人家暢遊了長江，寫下了著名的“水調歌頭”。在後來的那些年月裏，我們日以繼夜地參加了“大辦鋼鐵”運動；在那些年月裏，我們又日以繼夜地在漢丹鐵路工地上戰鬥過。那年月是正逢三年自然災害，我們是與共和國一起挺過來的。然而雖然激情，雖然奮進，卻始終擺脫不了“出身卑微”的陰影。最終我以不算優異的成績，從武漢測繪學院，響當當的天文大地測量係畢業了。
畢業分配來到作業大隊，我和同學們一樣，滿懷激情地投入到了野外作業中。第一年在廣西，我是以一名見習員的身份參加作業的。一開始，憑著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憑著我的認真細細致的作風，再加上我頗有功底的繪畫技能，一連做出了三幅優質圖幅，這在大隊的曆史上還從未有過。於是，在大隊召開的“學習毛主席著作”心得會上，我被推薦為首席發言，講的是“放下包袱，開動機器”，說是如何如何放下“出身卑微”的包袱，如何如何開動機器想辦法，做出三幅優質圖幅的。但最後局領導在總結中還是說，雖說要放下包袱，但包袱還是沒能完全放下……。第二年大隊要派一部份人赴雲南西雙版納作業，考慮到我普通話標準語音的紮實根底，大隊準備讓我負責傣族語言地名的調查注記工作。年前我還隨先遣小組前往昆明，做了一些打前站的工作。可是臨到第二年出測時，我卻被從赴西雙版納人員名單上刷下來了。原因是經市公安局審查，我不適宜去邊境工作。
接下來就是動亂年月了。那是一段雖說是很現實，但的確也很荒誕的曆史。我當然地也被卷了進去，在風浪中翻來滾去。“臭知識分子”，“臭老九”加上“出身卑微”，那是肯定要接受審查的。於是寫檢查，被隔離，大會小會上不停地述說，經曆風風雨雨，一直延續了十年。所幸的是經曆了前幾年的衝擊波後，我做了好些年的“消遙派”。雖說是樂得清閑，但也的的確確是“無用武之地”。
好不容易盼來了“動亂”的結束，國家測繪局的重要地位被重新認定。測繪工作作為國家基本建設的先行官，測繪資料作為國土資源的重要基礎的概念，得到了進一步的強調，當年被解散了的測繪隊伍就極待恢複了。於是，我們這些還沒有被“打發”出去的“另類老九”，就被曆史推到了前台，義不容辭地擔起了測繪隊伍的重建工作。
麵對寬鬆的政治環境，麵對重要的曆史使命，我真的感覺到“大有用武之地”了。招工是很有政治敏感性的人事工作，當時的大隊領導有意地安排了我參加，其用心良苦，我是心領神會。所以當後來麵對經我妻子聯係，商調函都發到局裏了，要調我去某高校任教時。首先當然是出於我對測繪工作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再加上領導對我的信任，我終究做出的是留下的決定。以至於後來人們都說，我那次如果選擇了離開的話，興許就能躲過車禍的劫難，我依然不悔。接下來就是我和老陳以及同事們全身心地投入到對新招作業人員的培訓，盡快地形成生產能力，組織生產實施，開展測繪科研工作。一九七九年，國家為了進一步體現對知識分子的信任，更為了進一步發揮知識分子在經濟工作中的巨大作用，執行了工程師職稱製，我有幸第一批獲此殊榮。一九八三年大隊組建新的領導班子，我應該是出任大隊總工程師一職……。
也就是那麽一摔，我的人生就從天上一下子墜入了深淵。因為我清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是取決於他對社會的貢獻的。一個人對社會沒有了貢獻，那他也就沒有了社會地位。這種憂慮，在我住院搶救期間的一天夜裏，曾經對當時我剛剛翻了身，正在給我做肌膚按摩的小蔣說過。當我對今後的生活表示擔憂時，他迴答說還有我們呢。雖然那以後所發生的一切因為各種原因，各種條件而形成我特殊的經曆。但在當時，我已經清楚了，我必冷靜地麵對，重新審視我後生的一切……。
打從青年求學時代，在我身心就自覺不自覺地罩上了“出身卑微”的陰影。中學時光是在充滿活力，無憂無慮之中渡過的。好些中學時代的同學，至今還能維持著純潔的友誼——那純真年代建立起來的友誼。在那些難忘的歲月裏，我們在一起聽課，在一起晚自習；一起在晚上熄燈鈴後，聚在廁所裏吹牛；一起偷了學校後麵果園裏的青香蕉，把它捂在被窩裏直到發黑；一起在寒假裏去勤工儉學，給糖果廠包裝糖果；一起玩世不恭地高聲唱著“大考大好耍，小考小好耍，不考不好耍”……。直到現在，我仍然記得高三班主任給我下的評語“你聰慧，善良，酷愛文藝，並有一定的涵養。辦事熱心，關切集體，樂觀和達，富有事業上的進取精神。政治思想上經過社會主義教育，有了較大提高，劃清了思想界線……文藝上你可算是”巨人“，但在政治思想上你卻是”矮子“。在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上，你不自覺地走著一條錯誤的道路。在培養文藝才能的同時，你應該把自己的思想，從虛無縹緲中拖迴到現實鬥爭中來，加強自我思想改造……。”打從這兒開始，客觀上就給我以後的生活道路定下了基調。
我“出身卑微”的包袱，是緣自於我的父親。他這位一生經商的商人，鬼使神差地在抗日戰爭後期，到軍隊後勤軍需部門做了兩年中校會計。也就是這段經曆，他被恰當地定為了“曆史反革命”，多年來一直受到監督管製。所幸的是一九五八年我考大學時侯的政治氛圍還比較寬鬆，除了極個別的同學以外，絕大部分應屆畢業生都考上了大學。但是一九五九年以後就比較嚴了。
五年的大學生活是風風火火的。剛開學不久，正逢毛澤東主席視察武漢，他老人家在武漢大學的運動場，接見了我們附近幾所大學的同學們。當看見他魁偉的身軀出現在主席台上時，數以千計的同學們的心沸騰了，瘋狂了。我們盡情地跳躍著，歡唿著，激動得熱淚盈眶。就是那個時侯，他老人家暢遊了長江，寫下了著名的“水調歌頭”。在後來的那些年月裏，我們日以繼夜地參加了“大辦鋼鐵”運動；在那些年月裏，我們又日以繼夜地在漢丹鐵路工地上戰鬥過。那年月是正逢三年自然災害，我們是與共和國一起挺過來的。然而雖然激情，雖然奮進，卻始終擺脫不了“出身卑微”的陰影。最終我以不算優異的成績，從武漢測繪學院，響當當的天文大地測量係畢業了。
畢業分配來到作業大隊，我和同學們一樣，滿懷激情地投入到了野外作業中。第一年在廣西，我是以一名見習員的身份參加作業的。一開始，憑著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憑著我的認真細細致的作風，再加上我頗有功底的繪畫技能，一連做出了三幅優質圖幅，這在大隊的曆史上還從未有過。於是，在大隊召開的“學習毛主席著作”心得會上，我被推薦為首席發言，講的是“放下包袱，開動機器”，說是如何如何放下“出身卑微”的包袱，如何如何開動機器想辦法，做出三幅優質圖幅的。但最後局領導在總結中還是說，雖說要放下包袱，但包袱還是沒能完全放下……。第二年大隊要派一部份人赴雲南西雙版納作業，考慮到我普通話標準語音的紮實根底，大隊準備讓我負責傣族語言地名的調查注記工作。年前我還隨先遣小組前往昆明，做了一些打前站的工作。可是臨到第二年出測時，我卻被從赴西雙版納人員名單上刷下來了。原因是經市公安局審查，我不適宜去邊境工作。
接下來就是動亂年月了。那是一段雖說是很現實，但的確也很荒誕的曆史。我當然地也被卷了進去，在風浪中翻來滾去。“臭知識分子”，“臭老九”加上“出身卑微”，那是肯定要接受審查的。於是寫檢查，被隔離，大會小會上不停地述說，經曆風風雨雨，一直延續了十年。所幸的是經曆了前幾年的衝擊波後，我做了好些年的“消遙派”。雖說是樂得清閑，但也的的確確是“無用武之地”。
好不容易盼來了“動亂”的結束，國家測繪局的重要地位被重新認定。測繪工作作為國家基本建設的先行官，測繪資料作為國土資源的重要基礎的概念，得到了進一步的強調，當年被解散了的測繪隊伍就極待恢複了。於是，我們這些還沒有被“打發”出去的“另類老九”，就被曆史推到了前台，義不容辭地擔起了測繪隊伍的重建工作。
麵對寬鬆的政治環境，麵對重要的曆史使命，我真的感覺到“大有用武之地”了。招工是很有政治敏感性的人事工作，當時的大隊領導有意地安排了我參加，其用心良苦，我是心領神會。所以當後來麵對經我妻子聯係，商調函都發到局裏了，要調我去某高校任教時。首先當然是出於我對測繪工作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再加上領導對我的信任，我終究做出的是留下的決定。以至於後來人們都說，我那次如果選擇了離開的話，興許就能躲過車禍的劫難，我依然不悔。接下來就是我和老陳以及同事們全身心地投入到對新招作業人員的培訓，盡快地形成生產能力，組織生產實施，開展測繪科研工作。一九七九年，國家為了進一步體現對知識分子的信任，更為了進一步發揮知識分子在經濟工作中的巨大作用，執行了工程師職稱製，我有幸第一批獲此殊榮。一九八三年大隊組建新的領導班子，我應該是出任大隊總工程師一職……。
也就是那麽一摔，我的人生就從天上一下子墜入了深淵。因為我清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是取決於他對社會的貢獻的。一個人對社會沒有了貢獻，那他也就沒有了社會地位。這種憂慮，在我住院搶救期間的一天夜裏，曾經對當時我剛剛翻了身，正在給我做肌膚按摩的小蔣說過。當我對今後的生活表示擔憂時，他迴答說還有我們呢。雖然那以後所發生的一切因為各種原因，各種條件而形成我特殊的經曆。但在當時，我已經清楚了，我必冷靜地麵對，重新審視我後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