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冬去春來，迎來了我傷後的第一個春天。春天應該是萬物複蘇的季節，我多麽期盼我的脊髓也能像渡過“冬眠”一般，在春天解凍，在春天醒來。
我靜靜地躺在床上，體味著我的大半截身體；我安詳地坐在桌前，搜索著我的大半截身體；我頑強地站在“站立架”上，冥思著我的大半截身體……可它猶如一潭死水，依然沉重，深邃，紋絲不動。有時我閉上雙眼，任意念在身體裏遊弋：胸，腰，腹，臀，髖，腿，膝，腳掌直達指尖。我體味著它們的存在，企圖躁動它們，激活它們，可我隻能在大腦裏意識，我看著的健壯，勻稱的體魄，其實已是不複存在。就像被壓在一座沉重的大山之下，我窒息，我掙紮，我竭盡全力，我筋疲力盡，可它們依然沉睡。有時我會感覺到某個部位尖銳的刺痛和強烈的墜脹，令人難以忍受，甚至徹夜難眠。時間久了，多數情況下我知道那隻不過是一種幻覺，一種異常感覺，一種大腦裏潛意識的病理反映。可說來也怪，這種反應竟然延續至今。但有些時候，它也確實是截癱體某些部位有了病變，而發出的警告，尤其是當某些部位有疼痛的反應時；不過它往往被誇大。
這期間，我迎來了出院後“康複護理治療”的第一個轉折。經朋友介紹，我認識了一位軍人理療醫生。他叫小明，在一所部隊離休幹部休養所的衛生所服役。據說他除了有理療技術外，還有祖傳的按摩手藝。在幾次接觸中，我被他的年輕，氣盛和認真所感動。雖然他說他一定能治好我，我也清楚這種可能性的微乎其微，但是換一個地方，換一種方式，還是死馬當活馬醫的“康複護理治療”，也未嚐不可。再加上幹休所離我妻子工作的醫院很近，離我家也比在大隊近得多，離我的女兒也近了。說起來有些好笑，就像好些老人彌留之際總想迴到家裏一樣，別有一番迫切的親切感。
幹休所在衛生所給我安排了一間十幾平方的病房。裝上空調，放上我那帶床架的病床，加上一張護理人員休息用的床；一張寫字台：上麵放了一台十二英吋的黑白電視機，一台小收錄機；一張能既供我坐又能抬動我的藤椅，還寬綽有餘，門口外側，放有一座蜂窩煤爐，供我做飯燒水之用。後來幹休所通了天燃氣，我們也就跟著改用天燃氣灶了。衛生所有一名所長，兩名醫生，兩名護士，再有就是理療師小明。在這裏，我除了按我原先的“康複護理治療”方式生活外，增加的一個項目就是“拉起立坐下”：我坐在藤椅上，護理人員把我抬到麵對病床，將我的雙膝固定，我抓住床架上的繩梯，兩名護理左右護住我的腰臀，稍稍使勁，我便“站立”起來。每個迴合如此反複立坐二十餘次。除此之外，就是接受小明的按摩，對脊髓損傷部位進行紅外線照射治療。說來也有意思，這個小明還信奉“化水”，還熱衷於與他的老師“通夢”，並接受他的“夢托”。衛生所長通針灸術，我還要接受他的針灸治療，由於截癱部位感覺缺失，每次作完針灸治療，都必須準確地清點針灸針。記得有一次，有一根針忘了拔出，我就一直帶著它，直到脫褲子時才被發現。這更提醒了我，對截癱部位的護理，必須格外認真仔細，決不可掉以輕心。
在這期間，發生了一件令人很悲傷的事，那就是我的摯友老陳去世了。稱唿他為老陳，是大家的習慣，其實我們是同齡人。我和他並肩戰鬥多年，在性格，脾氣，為人處世乃至思想方法上都很投緣。他擔任中隊長時，我是他的技術助理。後來他調到大隊檢查科任科長，我又隨他到檢查科，分管大隊的職工教育。我受傷的一九八三年，他榮升為大隊長，原本我就該任大隊總工程師的。我們同屬那種競競業業的人，凡事都以身作則。在工作方法上我們有一個有趣的區別：那就是老陳善於把他的想法，讓你從你的嘴裏說出來，然後再讓你去做；而我則凡事都安排得妥妥貼貼，讓你能自願去做。在野外作業時，我們睡在一窩，吃在一碗，說來也怪，老陳他是多年的肝炎病人，可我居然沒有被傳染上。八四年春節，因為護理人員要休假，大年三十是他大隊長親自陪我過的年夜。由於他凡事都以身作則，大隊長工作太勞累了，再加上他長年患肝炎，最後導致肝癌。
為了能見老陳最後一麵，我們的學生們（這裏要插敘一段曆史：在那動亂年代，國家測繪總局下馬，下屬的各個測繪大隊都解散了，人員被分配到各有關單位。由於我們的家庭出身低下，遲遲沒有單位願意接納，所以我們就當了幾年“消遙派”。閑著沒事幹，我就學了“裁縫”，老陳做了“木匠”。他給我做的立櫃，我一直用到前幾年才給換掉。到了七五年，由於需要國家測繪總局又恢複重建，各下屬測繪大隊又重新“招兵買馬”。招來的轉業軍人和知青迫切需要技術培訓，於是我們又一起組織編寫教材，講課，實習……好歹帶出了一批測繪新生力量。所以後來這批作業人員，都可以說是我們的學生。）把我用車接到大隊。當他們用藤椅把我抬進大院時，老陳的妻子大聲嚎啕著，從靈堂一路跌跌闖闖地撲到我跟前，我知道，她一來是由於老陳去世的悲痛，再則是因為見到了我這位昔日的親密戰友，一位極度傷殘的“截癱人”，還掙紮著來和老友告別。學生抬著我，緩緩地在靈柩邊繞行，看著昔日親密戰友安詳的麵容，想著我們共同約定為測繪事業奮鬥的壯誌不酬，心中感慨萬分，禁不住黯然淚下。那悲壯的情景，至今曆曆在目……
我靜靜地躺在床上，體味著我的大半截身體；我安詳地坐在桌前，搜索著我的大半截身體；我頑強地站在“站立架”上，冥思著我的大半截身體……可它猶如一潭死水，依然沉重，深邃，紋絲不動。有時我閉上雙眼，任意念在身體裏遊弋：胸，腰，腹，臀，髖，腿，膝，腳掌直達指尖。我體味著它們的存在，企圖躁動它們，激活它們，可我隻能在大腦裏意識，我看著的健壯，勻稱的體魄，其實已是不複存在。就像被壓在一座沉重的大山之下，我窒息，我掙紮，我竭盡全力，我筋疲力盡，可它們依然沉睡。有時我會感覺到某個部位尖銳的刺痛和強烈的墜脹，令人難以忍受，甚至徹夜難眠。時間久了，多數情況下我知道那隻不過是一種幻覺，一種異常感覺，一種大腦裏潛意識的病理反映。可說來也怪，這種反應竟然延續至今。但有些時候，它也確實是截癱體某些部位有了病變，而發出的警告，尤其是當某些部位有疼痛的反應時；不過它往往被誇大。
這期間，我迎來了出院後“康複護理治療”的第一個轉折。經朋友介紹，我認識了一位軍人理療醫生。他叫小明，在一所部隊離休幹部休養所的衛生所服役。據說他除了有理療技術外，還有祖傳的按摩手藝。在幾次接觸中，我被他的年輕，氣盛和認真所感動。雖然他說他一定能治好我，我也清楚這種可能性的微乎其微，但是換一個地方，換一種方式，還是死馬當活馬醫的“康複護理治療”，也未嚐不可。再加上幹休所離我妻子工作的醫院很近，離我家也比在大隊近得多，離我的女兒也近了。說起來有些好笑，就像好些老人彌留之際總想迴到家裏一樣，別有一番迫切的親切感。
幹休所在衛生所給我安排了一間十幾平方的病房。裝上空調，放上我那帶床架的病床，加上一張護理人員休息用的床；一張寫字台：上麵放了一台十二英吋的黑白電視機，一台小收錄機；一張能既供我坐又能抬動我的藤椅，還寬綽有餘，門口外側，放有一座蜂窩煤爐，供我做飯燒水之用。後來幹休所通了天燃氣，我們也就跟著改用天燃氣灶了。衛生所有一名所長，兩名醫生，兩名護士，再有就是理療師小明。在這裏，我除了按我原先的“康複護理治療”方式生活外，增加的一個項目就是“拉起立坐下”：我坐在藤椅上，護理人員把我抬到麵對病床，將我的雙膝固定，我抓住床架上的繩梯，兩名護理左右護住我的腰臀，稍稍使勁，我便“站立”起來。每個迴合如此反複立坐二十餘次。除此之外，就是接受小明的按摩，對脊髓損傷部位進行紅外線照射治療。說來也有意思，這個小明還信奉“化水”，還熱衷於與他的老師“通夢”，並接受他的“夢托”。衛生所長通針灸術，我還要接受他的針灸治療，由於截癱部位感覺缺失，每次作完針灸治療，都必須準確地清點針灸針。記得有一次，有一根針忘了拔出，我就一直帶著它，直到脫褲子時才被發現。這更提醒了我，對截癱部位的護理，必須格外認真仔細，決不可掉以輕心。
在這期間，發生了一件令人很悲傷的事，那就是我的摯友老陳去世了。稱唿他為老陳，是大家的習慣，其實我們是同齡人。我和他並肩戰鬥多年，在性格，脾氣，為人處世乃至思想方法上都很投緣。他擔任中隊長時，我是他的技術助理。後來他調到大隊檢查科任科長，我又隨他到檢查科，分管大隊的職工教育。我受傷的一九八三年，他榮升為大隊長，原本我就該任大隊總工程師的。我們同屬那種競競業業的人，凡事都以身作則。在工作方法上我們有一個有趣的區別：那就是老陳善於把他的想法，讓你從你的嘴裏說出來，然後再讓你去做；而我則凡事都安排得妥妥貼貼，讓你能自願去做。在野外作業時，我們睡在一窩，吃在一碗，說來也怪，老陳他是多年的肝炎病人，可我居然沒有被傳染上。八四年春節，因為護理人員要休假，大年三十是他大隊長親自陪我過的年夜。由於他凡事都以身作則，大隊長工作太勞累了，再加上他長年患肝炎，最後導致肝癌。
為了能見老陳最後一麵，我們的學生們（這裏要插敘一段曆史：在那動亂年代，國家測繪總局下馬，下屬的各個測繪大隊都解散了，人員被分配到各有關單位。由於我們的家庭出身低下，遲遲沒有單位願意接納，所以我們就當了幾年“消遙派”。閑著沒事幹，我就學了“裁縫”，老陳做了“木匠”。他給我做的立櫃，我一直用到前幾年才給換掉。到了七五年，由於需要國家測繪總局又恢複重建，各下屬測繪大隊又重新“招兵買馬”。招來的轉業軍人和知青迫切需要技術培訓，於是我們又一起組織編寫教材，講課，實習……好歹帶出了一批測繪新生力量。所以後來這批作業人員，都可以說是我們的學生。）把我用車接到大隊。當他們用藤椅把我抬進大院時，老陳的妻子大聲嚎啕著，從靈堂一路跌跌闖闖地撲到我跟前，我知道，她一來是由於老陳去世的悲痛，再則是因為見到了我這位昔日的親密戰友，一位極度傷殘的“截癱人”，還掙紮著來和老友告別。學生抬著我，緩緩地在靈柩邊繞行，看著昔日親密戰友安詳的麵容，想著我們共同約定為測繪事業奮鬥的壯誌不酬，心中感慨萬分，禁不住黯然淚下。那悲壯的情景，至今曆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