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當時有人說,袁崇煥不應該當場殺了毛文龍,應將他逮捕,送到北京去請崇禎處理,或者先請皇帝批準而再殺他。當時大學者黃梨洲評論說:“文龍官至都督,掛平遼將軍印,索餉歲百二十萬緡(兩),不應則跋扈,恐嚇曰:‘臣當解劍歸朝鮮矣。’則其內懷異誌非一日也。”梨洲又雲:“參貂之賂貴近者,使者相望於道……崇煥朝請,文龍夕知。”朝廷中的大官收受毛文龍賄賂甚多,袁崇煥一提出申請,毛文龍即刻知道,有了防備,極可能激得他起兵造反。如將他逮捕送去北京,他部下官兵很多是他義子義孫,有可能動武搶奪,引起內戰。就像《三國演義》中寫魏大將鄧艾在蜀被朝廷下令擒入囚車,鄧的部屬武力搶奪囚車。


    第五:也有人說,袁崇煥去寧遠當統帥之前,決心整肅軍紀,要殺毛文龍,和首輔錢龍錫商議。其實他直接請示皇帝更好,因為崇禎先得到殺毛的訊息之後,袁再殺毛,崇禎就不會驚愕恐懼,害怕袁崇煥權太大。然而崇禎更信任宦官廠衛,而這些宦官廠衛都收受毛文龍的賄賂,袁崇煥對皇帝一說,毛文龍很快就知道了。


    春秋時,《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向吳王表演治軍之法,要殺吳王的兩名愛姬,因二姬不奉軍令,嬉笑不絕。吳王大驚,派人去向孫子說:“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還是斬了兩個愛姬,部隊肅然,奉命惟謹。吳王不悅,說:“我知道你善用兵了,將軍請下去休息罷,我不想再看了。”吳王雖然心痛愛姬之死,還是接受伍子胥的勸告,重用孫子帶兵,破楚、滅越、威齊,吳國霸於天下。


    崇禎的度量,比之吳王闔閭是差得多了。見識也差得多了。


    崇禎因袁崇煥殺毛文龍而殺袁,等於三國時蜀漢的劉禪因諸葛亮斬了馬謖,把諸葛亮殺了。


    [1]督師本來比總督略高,但在於謙的時候還沒有設督師,當時總督是地位最高的帶兵文官。見吳:〈明代的軍兵〉。


    [2]即今遼寧省丹東市之北的九連城,與朝鮮的義州隔鴨綠江相對。


    [3]皮島在朝鮮寫作椵島。這個“椵”字,漢文音“駕”,但朝鮮人讀作pi音,所以中國人就簡稱為皮島。有一本相當流行的講清史的通俗著作說皮島即海洋島,地理弄錯了。海洋島在皮島和大連之間,離皮島約一百海裏。皮島是朝鮮地方,海洋島是中國地方。皮島在黃海中,身彌島之西,大和島之北。麵積不大。


    [4]據朝鮮派去皮島的使者記載:毛文龍每天吃五餐,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寵妾八九人,珠翠滿身,侍女甚多。


    [5]一般書籍(包括《明史》)上記載,都說袁毛的會晤地是在雙島。《荊駝逸史》中輯有〈袁督師計斬毛文龍始末記〉一文,采用的是日記體,從五月廿二日袁崇煥出發到六月十一日迴寧遠,逐日記錄海程、所經島嶼、風勢、船隻、兵員、官員姓名等等,十分詳盡,作者顯然是袁崇煥隨行的幕僚或部屬。他寫作態度異常忠實,對於袁毛密談三日三夜,因他沒有參與或聽到密談,所以隻記兩人“二更後方散”、“密語三更方散”,記錄兩人密談後的神色,卻不記密語內容,全無憑空推測的言辭,合於現代要求最嚴格的報導體。該書記載袁毛相會的地點是在島山,離旅順陸路十八裏,水路四十裏,距雙島有半日水程,中間隔了鬆木島、豬島、蛇島、蝦蟆島等許多島嶼。我比較各種資料,覺得島山的說法似較可信。


    [6]〈始末記〉記載當時情形說:“酒敘至終,(袁)方有傲狀,毛帥有不悅意態。”


    [7]後來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龍的義孫,那時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


    [8]袁崇煥奏本:“……臣於是悉其狼子野心終不可製,欲擒之還朝,待皇上處分。然一擒則其下必哄然,事將不測。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法,誅之頃刻,則眾無得為。文龍死,諸冀惡者念便斷矣……但文龍大帥,非臣所得擅誅。便宜專殺,臣不覺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實萬不得已也。謹據實奏聞,席敝待誅,惟皇上斧鉞之,天下是非之,臣臨奏,不勝戰懼惶悚之至。”


    [9]崇禎二年六月十八日,奉聖旨:“毛文龍懸踞海上,糜餉冒功,朝命頻違,節製不受。近複提兵進登,索餉要挾,跋扈叵測。且通夷有跡,犄角無資,掣肘兼礙。卿能周慮猝圖,聲罪正法,事關封疆安全,閫外原不中製,不必引罪。一切處置事宜,遵照敕諭行,仍聽相機行事。”(《明清史料》第八編)


    [10]梁啟超在《袁崇煥傳》中說:“吾以為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龍不死,安知其不執梃為諸降王長?”意思說,毛文龍如果不死,說不定他反而是投降清朝的第一大降王呢。然而這也是揣測之辭了。


    [11]陳玉樹《後樂堂集》〈袁崇煥殺毛文龍論〉:“崇煥以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兼登、萊、天津軍務,賜尚方劍,便宜從事。明製:督師賜尚方者,得斬總兵以下。是崇煥本有專殺之權者也。”


    十二


    這時候朝廷又欠餉不發了。袁崇煥再上奏章,深深憂慮又會發生兵變,更憂慮兵卒嘩變後不再接受安撫,從此變為“大盜”。他說一定要發生一次兵變,才發一次欠餉,而發了欠餉之後,又一定將負責官員捉去殺了一批,這樣下去,永遠是“欠餉—兵變—發餉—殺官—欠餉”的惡性循環。[1]這道奏章,當然隻有再度加深崇禎對他的憎恨。


    崇禎二年春,袁崇煥上奏,說山海關一帶防務鞏固,已不足慮,但薊門單弱,須防敵人從西路進攻。這時薊遼總督是劉策,懦弱而不懂軍事。袁崇煥看到了防務弱點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沒有多加理會,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禎下旨交由部科商議辦理,但始終遷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舉從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煥料中。首當其衝的,正是剛剛發生過索餉兵變的遵化。


    明朝初年為了防備蒙古人,對北方邊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築了長城,設立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太原(統偏頭、寧武、雁門三關)、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九大邊防軍區,那便是所謂“九邊”。東起鴨綠江,西至酒泉,綿延數千裏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駐守。但後來注意力集中於遼東,其他八鎮的防務就廢弛了。


    明太祖本來建都南京,成祖因為在北京起家,將都城遷了過去。在中國整個地形上,北京偏於東北,和財賦來源的東南相距甚遠。最不利的是,北京離開國防第一線的長城隻一百多裏,敵軍一攻破長城,快馬奔馳半天,就兵臨北京城下。金元兩朝以北京為首都,因為它們是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變,可以立刻轉身逃迴本土。明朝的情況卻根本不同。成祖對蒙古采取攻勢,建都北京便於進攻,後來兵力衰弱,北京地勢上的弱點立刻暴露無遺。[2]本來,兩個互相敵對的社會是不可能長期對峙的,僵持一段時期之後,終究是非進則退。[3]明朝既堅決不肯和滿清議和,形勢上又無力進攻,再將京城暴露在敵人大兵團朝發夕至的極近距離之內,根本戰略完全錯誤。以漢人為主的中華民族所以偉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和農工商經濟,征戰本非所長,[4]如果基本戰略一錯,局勢就難以收拾了。


    滿清這次進軍皇太極親自帶兵,集兵十餘萬,知道袁崇煥守在東路,攻打不進,於是由蒙古兵作先導,繞道西路進攻。出發前對王公大臣說:“明朝倘若肯和,我們采參開礦,與他們交易,換來布疋,大家共享太平,豈不極好?但我幾次三番的求和,明朝總是不允,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達喀喇沁的青城。這條路很遠,行軍不便,諸將見到了前途的艱難,不少人便主張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爾泰兩大貝勒主張最力,認為:深入敵境,勞師襲遠,如果糧匱馬疲,又怎麽迴得去?縱使攻進了長城,明人勢必聚集各路兵馬圍攻,我們便寡不敵眾,要是後路遭到堵截,恐無歸路。金人的根本是在遼寧、吉林一帶。從山海關進攻北京,那是安全的進軍路線,如果打不勝,退迴去就是了。現在遠遠的繞道蒙古,當時運輸工具簡陋,糧草很容易接濟不上。那時代善四十九歲,是皇太極的二哥,莽古爾泰四十三歲,是皇太極的五哥,兩人都在四大貝勒之列,權勢頗大,比較老成持重。


    少壯派大將嶽托與濟爾哈朗等人則支持皇太極(當時三十八歲,排行第八)的進軍主張。嶽托是代善的兒子,當時年齡不詳,相信最多三十歲,濟爾哈朗是皇太極的堂弟,三十四歲,都是勇氣十足。那日開軍事會議密商,直開到深夜,在皇太極的堅持下決定繼續進攻。但皇太極也知道此行極險,第二日早晨重申軍令,不準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中毒,不準酗酒,采取柴草時必須眾人同行,不可落單,充分顯露了戰戰兢兢的心情。皇太極愛讀《三國演義》,這次出師,很有鄧艾伐蜀、深入險地的意味。[5]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極命嶽托、濟爾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濟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諸部蒙古兵攻龍井關;他自己親率中軍攻洪山口。三路先後攻克,進入長城,進迫遵化。


    袁崇煥於十月廿八日得訊,立即兵分兩路,北路派鎮守山海關的趙率教帶騎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壽、何可綱等大將從南路西去保衛北京。沿途所經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地,都留兵布防,準備截斷清兵的歸路。


    崇禎正在惶急萬狀之際,聽得袁崇煥來援,自然是喜從天降,大大嘉獎,發內帑勞軍(這次是心甘情願了),發表袁崇煥作各路援軍總司令。[6]


    袁崇煥部十一月初趕到薊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與清兵在馬升橋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勝。清軍半夜裏退兵。


    但北路援軍卻遭到了重大挫敗。趙率教急馳西援,到達三屯營時,總兵朱國彥竟緊閉城門,不讓他部隊進城。趙率教無奈,隻得領兵向西迎敵,在遵化城外大戰,疲兵被清軍阿濟格所部的左路軍包圍殲滅,趙率教中箭陣亡。遵化陷落,巡撫王元雅自殺。


    清軍越三河,略順義,至通州,渡河,進軍牧馬廠,兵勢如風,攻向北京。大同總兵滿桂、宣府總兵侯世祿中途堵截,都被擊潰。滿、侯兩部兵馬退保北京。


    袁崇煥得到趙率教陣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傷心愛將之死,又知局麵嚴重,於是兩日兩夜急行軍三百餘裏,比清軍早到了二天,駐軍於北京廣渠門外。


    袁崇煥一到,崇禎立即召見,大加慰勞,要他奏明對付清兵的方略,賜禦饌和貂裘。同時召見的還有滿桂。他解去衣服,將全身累累傷疤給皇帝看,崇禎大為讚歎。袁崇煥以士馬疲勞,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禎心中頗有疑忌,不許他部隊入城。袁崇煥要求屯兵外城,崇禎也不準,一定要他們在城外野戰。對強大而唯一的援軍不加支持,反而處處疑忌為難,不給部隊以休息機會,崇禎采取的是自殺政策。


    清兵東攻,一路上勢如破竹,在高密店偵知袁軍已到,大驚失色,萬萬想不到袁崇煥會來得這樣快。


    二十日,兩軍在廣渠門外大戰。袁崇煥這時候不能再輕袍緩帶、談笑用兵了,他穿了甲胄,親自上陣督戰。從上午八時打到下午四時,惡鬥八小時,勝負不決。


    滿桂率兵五千守德勝門。當時北京軍民在城頭觀戰,但見清兵衝突而西,從城上望下來,如黑雲萬朵,挾迅風而馳,須臾已過。一場激戰,滿桂受傷,血染征袍,五千兵隻剩下了三千人。清兵威猛如此,北京人自然看得心驚膽裂。北京城頭守軍放大炮支援滿桂,但炮術奇差,炮彈打入滿桂軍中,殺傷了不少士卒。


    主戰場是在廣渠門。清兵是八旗兵中的精銳,領軍的是莽古爾泰、多爾袞、阿巴泰、多鐸、豪格,清軍最厲害的大將都在這一翼,除鑲藍旗、鑲白旗、正白旗三旗精兵外,還有二千蒙古兵。袁崇煥、祖大壽率部和清兵打到傍晚(幸好城頭守軍沒有放炮支援袁軍),清兵終於不支敗退,退了十餘裏。袁軍直追殺到運河邊上。這場血戰,清軍勁旅阿巴泰、阿濟格、思格爾三部都被擊潰。袁崇煥也中箭受傷。[7]


    這一役之後,清兵眾貝勒開會檢討。皇太極的七哥阿巴泰按軍律要削爵。皇太極說:“阿巴泰在戰陣和他兩個兒子相失,為了救兒子,才沒有按照預定的計劃作戰,然而並不是膽怯。我怎麽可以定我親哥哥的罪?”便寬宥了他。[8]可見這一仗清軍敗得很狼狽。


    皇太極與諸貝勒都說:“十五年來,從未遇到過袁崇煥這樣的勁敵。”於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駐兵在海子、采囿之間。


    袁崇煥來援北京時,因十萬火急,隻帶了馬軍五千作先頭部隊,其後又到了騎兵四千,廣渠門這場大戰,是以九千兵當十餘萬大軍,其實是勝得十分僥幸的。當時一來袁軍一鼓作氣,奮勇抗敵,二來清軍突然遇到袁軍,心中先已怯了,鬥誌不堅。


    袁崇煥知道這一仗僥幸獲勝,在軍事上並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貪圖僥幸。他對部屬說:“按照兵法,僥幸得勝,比打敗仗還要不好。”因為碰運氣而打勝,也可因運氣不好而敗,一敗就不可收拾。但如謀定而後戰,事先籌劃好第二個步驟,即使敗了一仗,也無大患。可是崇禎見清兵沒有遠退,不斷的催促袁崇煥出戰。袁崇煥說,估計關寧步兵全軍於十二月初三、初四可到。一等大軍到達,就可和清兵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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