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袁崇煥評傳(2)
碧血劍（下卷）（新修版） 作者：金庸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種情形越來越惡化，到萬曆四十二年，首輔葉向高奏稱：六部尚書中，現在隻剩下一部有尚書了，全國的巡撫、巡按禦史、各府州縣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寫得十分激昂，說現在已經中外離心，京城裏怨聲載道，大禍已在眼前，皇上還自以為不見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來的聖帝明王都沒有這樣妙法吧。[8]神宗抽飽了鴉片，已經火氣全無。這樣的奏章，如果落在開國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裏，葉向高非殺頭不可。但神宗隻要有錢可括，給大臣譏諷幾句、甚至罵上一頓，都無所謂。
萬曆年間的眾大臣說得上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人上奏，說皇上這樣搞法，勢必民窮財盡，天下大亂；[9]有人說陛下是放了籠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10]有人說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滿屋子都是金銀珠寶，又有誰來給你看守？[11]有的指責說，皇上欺騙百姓，不免類似桀紂昏君；[12]有的直指他任用肆無忌憚之人，去幹沒有天理王法之事；[13]有的責備他說話毫無信用。[14]臣子居然膽敢這樣公然上奏痛罵皇帝，不是一兩個不怕死的忠臣罵，而是大家都罵，那也是空前絕後、令人難以想像的事。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神宗對這些批評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記載，往往說“疏入，上怒，留中不報”。留中，就是不批覆。或許他懶得連罰人也不想罰了，因為罰人也總得下一道聖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風絲毫不改。同時為了對滿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賦。皇帝搜括所得都存於私人庫房（內庫），政府的公家庫房（外庫）卻總是不夠錢，結果是內庫太實，外庫太虛。[15]
在這樣窮兇極惡的壓榨下，百姓的生活當然是痛苦達於極點。
神宗除了專心搜括之外，對其他政務始終是絕對的置之度外。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禦史翟鳳翀的奏章中說：皇上不見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1]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heritage press， new york.
[2]這是後世論者的共同意見。《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趙翼《廿二史劄記·萬曆中礦稅之害》：“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雲。”清高宗題明長陵神功聖德碑：“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誌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複塞，魚爛不可複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唿！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
[3]十六世紀後期來到中國遊曆的歐洲人，如g.pereira， g.da gruz， m.de rada 等人著書盛讚中國。他們拿中國的道路、城市、土地、衛生、貧民生活等和歐洲比較，認為中國好得多。見a.p.newton， ed.， 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 c.r.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等書。直到一七九八年，馬爾塞斯在《人口論·第一篇》中還說中國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國家。萬曆年間來到中國的天主教教士利馬竇等人更盛讚中國的文治製度，認為舉世無出其右。參閱l.j.gagher， s.j.tr.，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wolfram eberhard： a history of china， p.249.
[5]朱東潤《張居正大傳》：“從明太祖到神宗這一個血脈裏，充滿偏執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這高傲的血液裏，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親是山西一個小農底女兒。小農有那一股貪利務得的氣息，在一升麥種下土以後，他長日巴巴地在那裏計算要長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麥。成日的精神，集中在這一點上麵。……明朝底皇帝，隻有神宗嗜利，出於天性，也許隻可這樣地解釋。”（三一七頁）但說小農嗜利，似乎不大妥當。小農種麥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資料，不能說是嗜利。一般來說，富農大概比小農更嗜利，否則做不成富農。神宗之母李太後的父親武清伯李偉，本來做泥水匠。
[6]礦稅的稅率是胡亂指定的，在l.carrington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說萬曆時的礦稅是礦產價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礦場已經停閉，礦主每年仍須按舊稅率繳稅。p.[199]
[7]據張居正奏疏〈看詳戶部進呈揭帖疏〉：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
[8]葉向高奏：“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
[9]二十七年，吏部侍郎馮琦奏：“自礦稅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中使銜命，所隨奸徒千百……遂令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內，搜括公私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創例，不至民困財殫，激成大亂不止。伏望急圖修弭，無令赤子結怨，青史貽譏。”
[10]工科給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饜群黎，逸圈內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憤無處得伸，鬱結無時可解。”
[11]鳳陽巡撫李三才奏：“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眾叛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
[12]給事中田大益奏：“內臣務為劫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邱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殫竭，向所謂軍國正用，反致缺損。……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齒，而冀以智計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奮自賢，沉迷不返，以豪璫奸弁為腹心，以金錢珠玉為命脈……即令逢幹剖心，皋夔進諫，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驅率狼虎，飛而食人……夫天下至貴而金玉珠寶至賤也。積金玉珠寶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寶哉？”
[13]吏部尚書李戴奏：“今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群，兼以晝劫；道殣相望，村空無煙。……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時賦稅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v立傾矣。以無可查稽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王法之事。”
[14]戶部尚書趙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嚐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複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
[15]萬曆四十四年，給事中熊明遇疏：“內庫太實，外庫太虛。”
（以上8至15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見《明史》或《明通鑒》。）
二
就在這時候，滿清開始崛起。萬曆四十五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發兵攻明，次年攻占遼東重鎮撫順。明兵大敗，總兵官張承蔭戰死，萬餘兵將全軍覆沒。
四十七年，遼東經略楊鎬率明軍十八萬，葉赫（滿清的世仇）兵二萬，朝鮮（中國的屬國）兵二萬，兵分四路，大舉攻清。清兵八旗兵約六萬人，集中兵力，專攻西路一軍。西路軍的總兵官杜鬆是明軍的勇將，平時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脫去衣衫，將滿身的累累刀槍瘢痕向人誇示。出兵之時，他脫去上身衣衫，在城中遊街，百姓鼓掌喝采。
西路這一仗，稱為“薩爾滸之役”，明軍有火器鋼炮，軍火銳利得多。但杜鬆有勇無謀，他是統兵六萬的兵團司令，卻打了赤膊，露出全身傷疤，一馬當先的衝鋒。大概他是《三國演義》的讀者，很羨慕“虎癡”許褚的勇猛。在〈許褚裸衣鬥馬超〉這迴書中，描寫許褚“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果然威風得緊。但不知他記不記得許褚這場狠鬥，結果是“操兵大亂，許褚背中兩箭”？有趣的是，小說的評注者評道：“誰叫汝赤膊？”
明清兩軍列陣交鋒之時，突然天昏地暗，數尺之外就什麽也瞧不見了。杜鬆又犯了一個大錯誤，下令眾軍點起火把。這一來，明軍在光而清軍在暗，明軍照亮了自身，成為清兵的箭靶子。努爾哈赤統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兒子代善和皇太極各統一旗在右翼側攻。結果杜鬆的遭遇比許褚慘得多，身中十八箭而死，當真是“誰叫汝赤膊？”總兵官陣亡，明軍大亂，六萬兵全軍覆沒。
努爾哈赤采取了“集中主力，各個擊破”的正確戰略，一個戰役、一個戰役的分開來打。明軍北路總兵官馬林、東路總兵官劉紝二人大敗陣亡，朝鮮都元帥率眾降清。
劉紝是當時明朝第一大驍將，打過緬甸、倭寇、曾率兵援助朝鮮對抗日本入侵，大小數百戰，威名震海內。他所用的镔鐵刀重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稱為“劉大刀”。他的大刀比關羽的八十一斤青龍偃月刀還重了三十九斤。據說他能單手舉起一張擺滿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廳中繞行三圈。連杜鬆、劉紝這樣的驍將都被清兵打死，明軍將士心理上受到的打擊自然沉重之極，提到滿清“辮子兵”時不免談虎色變。
這場大戰是明清兩朝興亡的大關鍵，而勝敗的關鍵在於：第一、明方的主帥楊鎬是文官，完全不懂軍事。第二、明朝政事腐敗已達極點，軍事的組織與製度也廢弛不堪，軍隊久無訓練，軍械破敗殘缺，完全沒有必要的軍事準備。[1]
楊鎬全軍覆沒，朝廷派熊廷弼去守遼東。
萬曆四十六年七月，熊廷弼剛出山海關，鐵嶺已經失陷，沈陽及附近諸城堡的軍民紛紛逃竄。熊廷弼兼程進入遼陽。經過神宗數十年來的百事不理，軍隊紀律蕩然，士無鬥誌，騎兵故意將馬匹弄死，以避免出戰，隻要聽到敵軍來攻，滿營兵卒就一哄而散。熊廷弼麵臨的局麵實在困難已極。[2]軍餉本已十分微薄，但皇帝還是拚命拖欠，不肯發餉。[3]
神宗見邊關上追餉越迫越急，知道挨不下去了，可是始終不肯掏自己腰包，結果想出了一個對策：再加田賦百分之二。連同以前兩次，已共加百分之九，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賦，未必就拿來發軍餉，皇帝的基本興趣是將銀子藏之於內庫。
邊界上的警報不斷傳來，群臣日日請求皇帝臨朝，會商戰守方略。皇帝總是派太監出來傳諭：“皇上有病。”吏部尚書趙煥實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說：“將來敵人鐵騎來到北京城外，陛下也能在深宮中推說有病、就此令敵人退兵嗎？”[4]神宗看了這道諷刺辛辣、實已近乎謾罵的奏章，隻是心中懷恨，卻說什麽也不肯召開一次國防會議。
神宗搜括的銀錠堆積在內庫，年深月久，大起氧化作用，有的黑得像漆，有的脆腐如泥土，[5]就是不肯拿出來用。但他終於死了，千千萬萬的銀兩，一兩也帶不去。[6]
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經得很！
[1]崇禎時任大學士的徐光啟在《庖言》中說：滿洲人舊都北門，居住的大都是鐵匠，延袤數裏。在當時那便是一個規模龐大的兵工廠組合了。因此滿洲兵的盔甲精良，頭盔、麵具、護臂、護手，都是精鐵所製，馬匹的要害處也有精鐵護具。但明兵盔甲卻十分簡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餘部份全無保護。滿洲兵衝到近處，專射明兵的臉及脅，中箭必死。又據當時明人程令名說，努爾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門外則鐵匠居之，專治鎧甲；南門外則弓人、箭人居之，專造弧矢。”
[2]熊廷弼於八月廿九日上書朝廷，陳述遼東明軍情況：“殘兵……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餉，裝死扮活，不肯出戰……點冊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警告而又去其半……將領皆屢次征戰存剩、及新敗久廢之人，一聞警報，無不心驚膽喪者……見在馬一萬餘匹，多半瘦損，率由軍士故意斷絕草料，設法致死，備充步兵，以免出戰，甚有無故用刀刺死者。……堅甲利刃，長槍火器，喪失俱盡。今軍士所持弓皆斷背斷弦，所持箭皆無羽無鏃，刀皆缺鈍，槍皆頑禿。甚有全無一物而借他人以應點者。又皆空頭赤體，無一盔甲遮蔽。……聞風而逃，望陣而逃，懼戰而逃。頃聞北關信息，各營逃者日以千百計。如逃止一二營或數十百人，臣猶可以重法繩之。今五六萬人，人人要逃。雖有孫吳軍令，亦難禁止。”
[3]萬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為“一”字）月赴戶部，領餉二十萬兩，十二月領餉十萬兩，四十八年正月領餉十五萬兩，俱無發給……豈軍到今日尚不餓、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邊事到今日尚不急耶？軍兵無糧，如何不賣襖褲雜物？如何不奪民間糧窖？如何不奪馬料養自己性命，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戶部猶漠然不一動念。”他說戶部猶漠然不一動念，是客氣的說法，漠然不動一念的，當然是皇帝自己。
萬曆年間的眾大臣說得上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人上奏，說皇上這樣搞法，勢必民窮財盡，天下大亂；[9]有人說陛下是放了籠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10]有人說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滿屋子都是金銀珠寶，又有誰來給你看守？[11]有的指責說，皇上欺騙百姓，不免類似桀紂昏君；[12]有的直指他任用肆無忌憚之人，去幹沒有天理王法之事；[13]有的責備他說話毫無信用。[14]臣子居然膽敢這樣公然上奏痛罵皇帝，不是一兩個不怕死的忠臣罵，而是大家都罵，那也是空前絕後、令人難以想像的事。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神宗對這些批評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記載，往往說“疏入，上怒，留中不報”。留中，就是不批覆。或許他懶得連罰人也不想罰了，因為罰人也總得下一道聖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風絲毫不改。同時為了對滿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賦。皇帝搜括所得都存於私人庫房（內庫），政府的公家庫房（外庫）卻總是不夠錢，結果是內庫太實，外庫太虛。[15]
在這樣窮兇極惡的壓榨下，百姓的生活當然是痛苦達於極點。
神宗除了專心搜括之外，對其他政務始終是絕對的置之度外。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禦史翟鳳翀的奏章中說：皇上不見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1]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heritage press， new york.
[2]這是後世論者的共同意見。《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趙翼《廿二史劄記·萬曆中礦稅之害》：“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雲。”清高宗題明長陵神功聖德碑：“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誌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複塞，魚爛不可複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唿！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
[3]十六世紀後期來到中國遊曆的歐洲人，如g.pereira， g.da gruz， m.de rada 等人著書盛讚中國。他們拿中國的道路、城市、土地、衛生、貧民生活等和歐洲比較，認為中國好得多。見a.p.newton， ed.， 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 c.r.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等書。直到一七九八年，馬爾塞斯在《人口論·第一篇》中還說中國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國家。萬曆年間來到中國的天主教教士利馬竇等人更盛讚中國的文治製度，認為舉世無出其右。參閱l.j.gagher， s.j.tr.，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wolfram eberhard： a history of china， p.249.
[5]朱東潤《張居正大傳》：“從明太祖到神宗這一個血脈裏，充滿偏執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這高傲的血液裏，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親是山西一個小農底女兒。小農有那一股貪利務得的氣息，在一升麥種下土以後，他長日巴巴地在那裏計算要長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麥。成日的精神，集中在這一點上麵。……明朝底皇帝，隻有神宗嗜利，出於天性，也許隻可這樣地解釋。”（三一七頁）但說小農嗜利，似乎不大妥當。小農種麥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資料，不能說是嗜利。一般來說，富農大概比小農更嗜利，否則做不成富農。神宗之母李太後的父親武清伯李偉，本來做泥水匠。
[6]礦稅的稅率是胡亂指定的，在l.carrington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說萬曆時的礦稅是礦產價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礦場已經停閉，礦主每年仍須按舊稅率繳稅。p.[199]
[7]據張居正奏疏〈看詳戶部進呈揭帖疏〉：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
[8]葉向高奏：“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
[9]二十七年，吏部侍郎馮琦奏：“自礦稅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中使銜命，所隨奸徒千百……遂令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內，搜括公私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創例，不至民困財殫，激成大亂不止。伏望急圖修弭，無令赤子結怨，青史貽譏。”
[10]工科給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饜群黎，逸圈內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憤無處得伸，鬱結無時可解。”
[11]鳳陽巡撫李三才奏：“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眾叛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
[12]給事中田大益奏：“內臣務為劫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邱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殫竭，向所謂軍國正用，反致缺損。……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齒，而冀以智計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奮自賢，沉迷不返，以豪璫奸弁為腹心，以金錢珠玉為命脈……即令逢幹剖心，皋夔進諫，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驅率狼虎，飛而食人……夫天下至貴而金玉珠寶至賤也。積金玉珠寶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寶哉？”
[13]吏部尚書李戴奏：“今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群，兼以晝劫；道殣相望，村空無煙。……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時賦稅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v立傾矣。以無可查稽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王法之事。”
[14]戶部尚書趙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嚐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複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
[15]萬曆四十四年，給事中熊明遇疏：“內庫太實，外庫太虛。”
（以上8至15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見《明史》或《明通鑒》。）
二
就在這時候，滿清開始崛起。萬曆四十五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發兵攻明，次年攻占遼東重鎮撫順。明兵大敗，總兵官張承蔭戰死，萬餘兵將全軍覆沒。
四十七年，遼東經略楊鎬率明軍十八萬，葉赫（滿清的世仇）兵二萬，朝鮮（中國的屬國）兵二萬，兵分四路，大舉攻清。清兵八旗兵約六萬人，集中兵力，專攻西路一軍。西路軍的總兵官杜鬆是明軍的勇將，平時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脫去衣衫，將滿身的累累刀槍瘢痕向人誇示。出兵之時，他脫去上身衣衫，在城中遊街，百姓鼓掌喝采。
西路這一仗，稱為“薩爾滸之役”，明軍有火器鋼炮，軍火銳利得多。但杜鬆有勇無謀，他是統兵六萬的兵團司令，卻打了赤膊，露出全身傷疤，一馬當先的衝鋒。大概他是《三國演義》的讀者，很羨慕“虎癡”許褚的勇猛。在〈許褚裸衣鬥馬超〉這迴書中，描寫許褚“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果然威風得緊。但不知他記不記得許褚這場狠鬥，結果是“操兵大亂，許褚背中兩箭”？有趣的是，小說的評注者評道：“誰叫汝赤膊？”
明清兩軍列陣交鋒之時，突然天昏地暗，數尺之外就什麽也瞧不見了。杜鬆又犯了一個大錯誤，下令眾軍點起火把。這一來，明軍在光而清軍在暗，明軍照亮了自身，成為清兵的箭靶子。努爾哈赤統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兒子代善和皇太極各統一旗在右翼側攻。結果杜鬆的遭遇比許褚慘得多，身中十八箭而死，當真是“誰叫汝赤膊？”總兵官陣亡，明軍大亂，六萬兵全軍覆沒。
努爾哈赤采取了“集中主力，各個擊破”的正確戰略，一個戰役、一個戰役的分開來打。明軍北路總兵官馬林、東路總兵官劉紝二人大敗陣亡，朝鮮都元帥率眾降清。
劉紝是當時明朝第一大驍將，打過緬甸、倭寇、曾率兵援助朝鮮對抗日本入侵，大小數百戰，威名震海內。他所用的镔鐵刀重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稱為“劉大刀”。他的大刀比關羽的八十一斤青龍偃月刀還重了三十九斤。據說他能單手舉起一張擺滿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廳中繞行三圈。連杜鬆、劉紝這樣的驍將都被清兵打死，明軍將士心理上受到的打擊自然沉重之極，提到滿清“辮子兵”時不免談虎色變。
這場大戰是明清兩朝興亡的大關鍵，而勝敗的關鍵在於：第一、明方的主帥楊鎬是文官，完全不懂軍事。第二、明朝政事腐敗已達極點，軍事的組織與製度也廢弛不堪，軍隊久無訓練，軍械破敗殘缺，完全沒有必要的軍事準備。[1]
楊鎬全軍覆沒，朝廷派熊廷弼去守遼東。
萬曆四十六年七月，熊廷弼剛出山海關，鐵嶺已經失陷，沈陽及附近諸城堡的軍民紛紛逃竄。熊廷弼兼程進入遼陽。經過神宗數十年來的百事不理，軍隊紀律蕩然，士無鬥誌，騎兵故意將馬匹弄死，以避免出戰，隻要聽到敵軍來攻，滿營兵卒就一哄而散。熊廷弼麵臨的局麵實在困難已極。[2]軍餉本已十分微薄，但皇帝還是拚命拖欠，不肯發餉。[3]
神宗見邊關上追餉越迫越急，知道挨不下去了，可是始終不肯掏自己腰包，結果想出了一個對策：再加田賦百分之二。連同以前兩次，已共加百分之九，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賦，未必就拿來發軍餉，皇帝的基本興趣是將銀子藏之於內庫。
邊界上的警報不斷傳來，群臣日日請求皇帝臨朝，會商戰守方略。皇帝總是派太監出來傳諭：“皇上有病。”吏部尚書趙煥實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說：“將來敵人鐵騎來到北京城外，陛下也能在深宮中推說有病、就此令敵人退兵嗎？”[4]神宗看了這道諷刺辛辣、實已近乎謾罵的奏章，隻是心中懷恨，卻說什麽也不肯召開一次國防會議。
神宗搜括的銀錠堆積在內庫，年深月久，大起氧化作用，有的黑得像漆，有的脆腐如泥土，[5]就是不肯拿出來用。但他終於死了，千千萬萬的銀兩，一兩也帶不去。[6]
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經得很！
[1]崇禎時任大學士的徐光啟在《庖言》中說：滿洲人舊都北門，居住的大都是鐵匠，延袤數裏。在當時那便是一個規模龐大的兵工廠組合了。因此滿洲兵的盔甲精良，頭盔、麵具、護臂、護手，都是精鐵所製，馬匹的要害處也有精鐵護具。但明兵盔甲卻十分簡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餘部份全無保護。滿洲兵衝到近處，專射明兵的臉及脅，中箭必死。又據當時明人程令名說，努爾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門外則鐵匠居之，專治鎧甲；南門外則弓人、箭人居之，專造弧矢。”
[2]熊廷弼於八月廿九日上書朝廷，陳述遼東明軍情況：“殘兵……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餉，裝死扮活，不肯出戰……點冊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警告而又去其半……將領皆屢次征戰存剩、及新敗久廢之人，一聞警報，無不心驚膽喪者……見在馬一萬餘匹，多半瘦損，率由軍士故意斷絕草料，設法致死，備充步兵，以免出戰，甚有無故用刀刺死者。……堅甲利刃，長槍火器，喪失俱盡。今軍士所持弓皆斷背斷弦，所持箭皆無羽無鏃，刀皆缺鈍，槍皆頑禿。甚有全無一物而借他人以應點者。又皆空頭赤體，無一盔甲遮蔽。……聞風而逃，望陣而逃，懼戰而逃。頃聞北關信息，各營逃者日以千百計。如逃止一二營或數十百人，臣猶可以重法繩之。今五六萬人，人人要逃。雖有孫吳軍令，亦難禁止。”
[3]萬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為“一”字）月赴戶部，領餉二十萬兩，十二月領餉十萬兩，四十八年正月領餉十五萬兩，俱無發給……豈軍到今日尚不餓、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邊事到今日尚不急耶？軍兵無糧，如何不賣襖褲雜物？如何不奪民間糧窖？如何不奪馬料養自己性命，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戶部猶漠然不一動念。”他說戶部猶漠然不一動念，是客氣的說法，漠然不動一念的，當然是皇帝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