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弟看完紀錄片,又給劉尚發來消息:


    “表哥,你是讓我進組做攝影師嗎?我看了一下,確實有點難度。”


    劉尚笑了,迴複表弟:


    “你能做個毛線攝影師,你有這方麵能力和經驗嗎?你進組先給攝影師他們這些技術人員打雜,他們讓你做什麽你就做什麽。”


    “啊?”


    那邊安靜了好一會,表弟最終表示,他還是先從小視頻做起吧。


    “表哥,你當年就是小視頻發跡的,要不這樣,你到時候指點我兩下,然後幫我引流,推廣一下唄。對了,還有劇本什麽的,能不能幫我整點優質的劇本,對了,還有比較厲害的演員。”


    劉尚無奈地搖搖頭,他把尚元文化那邊的秘書聯係方式給了表弟,讓表弟去聯係自己的秘書。


    “對別人客氣點,不要因為有我這層關係,就得意忘形。”


    “好的好的,謝謝表哥。”


    這表弟沒啥天賦,又不願意吃苦,在這行很難走得遠。


    不過看表弟也不像是有遠大目標的人,不管幹什麽,在這行總不至於餓死。


    更何況有劉尚這個關係在,表弟再不濟,一年也能弄百萬個達不溜。


    ...


    以往劉尚開機之前,都要和劇組的主創們舉辦一個非常正式的劇本圍讀會。


    但是這次身在韓國,劇組裏的主創一半都是外國人,語言不通,劇本圍讀會沒啥意義。


    劉尚取消了劇本圍讀會,他覺得經過多次修繕的劇本已經很完美了。


    因為劉尚非常喜歡劇本改編自的,另外,他覺得這次拍攝比較特殊,劇本和台詞可以在拍攝的時候改,畢竟他千辛萬苦找的幾位演員都是極有實力的。


    他對他們很有信心。


    不過在開機之前,劉尚仍然給幾位主演進行了一次‘集訓’。


    訓練內容很簡單,就是看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也是韓國的,叫《寄生蟲》。


    2019年,該片獲得第72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最佳影片。


    2020年,該片獲得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


    可以說是創造亞洲電影曆史的一部電影,當年掀起巨大熱潮。


    劉尚讓他們看這部電影,就是因為《寄生蟲》和《燃燒》的內核是相同的:也即底層階級的憤怒與反抗。


    《寄生蟲》它是一則情節劇,充盈著類型片工整圓熟的敘事設計,戲劇味濃鬱,卻又真的很帶感:


    身份地位懸殊的兩個家庭,在一係列陰差陽錯的身份隱瞞和一係列兔起鶻落的意外事件中,各藏隱痛、各懷鬼胎、相互摧殘、相互侵占。


    它又是一則寓言詩,滿布著卡夫卡式的迷宮網,和高度濃縮的符號:地下室、暴雨、洪水、體味、奇石、撒尿的男人、童軍、閃爍的感應燈、印第安文化,這些符號時而確切、時而多義,時而讓人得意“嘿嘿嘿這個我看懂了、我把這個隱喻解讀成明喻了”,時而讓人困頓“呃呃呃這個好像還有別的內涵,好像仔細想想還能導入更深邃的東西”。


    “不是我帶著這塊石頭,是這塊石頭死死地跟著我”、“錢像熨鬥,能把人熨平,沒有一絲褶皺”、“人生本來就不該有計劃,沒有計劃才不會失敗”……每一個句子都在就事論事、指向此時此地,可每一個句子都可以無限延展散射,漫漶出龐大的宇宙。


    以及最重要的,“寄生蟲”究竟指的是誰呢?


    是生活都不能自理或者懶於自理的、居於食物鏈頂端心安理得地享受剝削的、把一切精致建立在他人服務之上的精英階級?


    還是得過且過、如蠅逐臭、不思進取,像食腐動物般賴在宿主家中,卻能為了每次貪便宜機會而挖空心思、無孔不入的底層群氓?


    或者說,在這個宇宙中,其實誰都在彼此寄生,在一些更宏闊、抽象、無名、語焉不詳的東西麵前,其實誰都活得如同蟲豸?


    前半部:謊言、欲望、幻想


    在整整三分之一的篇幅內,這不過是個“窮人以行騙手段自我包裝、窺伺乃至進入上流社會分享資源”的鬼馬喜劇,到處是惡作劇得逞似的會心一笑,和強弱顛倒於股掌間的反差萌奇效。


    這一家看起來要一輩子存活在地平線以下的蟻族,有一種被生存的嚴苛性所逼出的急智,能迅速學習和掌握每一樣足以糊弄旁人的技藝:因為從來不曾被允許獲得身份,也就隨時可以切換與偽裝成需要的身份。


    他們就這樣蓄積了遠比對手更加豐沛的經驗和能力——盡管後者擁有階層、學曆、財富、人脈上的明顯優勢,還動不動就想當然地發出“傑西卡,你太年輕單純了,你見過的人太少了”一類設身處地的感懷。


    富人家庭的傲慢、矯情、虛偽與盲信,柔化了這場鳩占鵲巢的騙局裏的道德模糊度,讓原本可能招人反感的“我弱我有理”邏輯,變成了觀眾的幸災樂禍:錢多人傻,你們活該。


    值得注意的是,導演自己似乎也很警惕於是否會身陷這樣邏輯當中,所以,他從一開始就不曾著意渲染這一家人的卑微和苦難,不讓他們的“弱”被提前做實,不讓整個文本落入“在艱辛麵前什麽都是可以原諒的”之輕省與粗暴。


    相反,我們一上來看到的就是一種習慣性的蹭、混、懶:wifi永遠盜用樓上的、連殺蟲劑都恨不得從街頭免費沾光、朋友來訪贈禮還要嘟囔一句“怎麽不送吃的”、疊個比薩盒都破漏百出三心二意。


    導演沒有偏袒任何一方。


    但是當行騙這件事真正展開時,他們又表現得如此敬業如此投入,仿佛之前的蹭蹬,都隻是出於無人賞識的懷才不遇。


    因為,他們被喚起了欲望。


    欲望給了他們幻想的權力。


    這幾乎是整個受困於階層固化焦慮的東亞社會裏,普遍存在的安慰劑。


    所以看客才會如此輕易地把自己代入到這既不正義、也不算可愛的四口人當中,在潛意識內企盼看到他們的謊言成功。


    畢竟,誰都覺得自己是等待逆襲的弱者。


    教師、司機、管家,不算真正地“登堂入室”,卻也已經有資格“穿堂過室”。


    何況還有機會聽取老板的秘密、還有機會分享主婦的衷腸、還有機會贏得小公子的信任、甚至還有機會賺取大小姐的芳心。


    幻覺強烈到自己都信以為真。


    連存留在記憶裏的榮耀感都被找迴了:在別人家的草坪上表演的,也是曾經最擅長的鏈球。


    不妨留意下影像語言上的對比度:在自家的地下室裏多是橫移鏡頭,人物總是被牆體和雜物包裹其間,生活好像早就失去了騰挪的餘地。而在豪宅裏,則是大量的景深鏡頭和縱深調度,世界一下子獲得了無限可能性。


    不過,你改頭換麵甚至洗心革麵,服飾、妝容、談吐甚至知識水平上都近乎無懈可擊,卻未曾想到,你身上還有氣味。


    氣味看不見摸不著,卻彌散於每一個微不足道的周遭,在你幾乎把自己看成了一個體麵人的恍惚瞬間,提示你底層才是揭不掉的印烙,哦對了,最早識破你的,還是一個小孩子神經質的絮叨。


    “搭地鐵的人有種特別的味道”,當這句話被說出時,社會學上的落差,幾乎被定義為了生物學上的隔膜,這是一種極為恐怖的認知。


    哪怕他們偏偏被“另一物種的氣味”召喚出了久違的**、甚至對一條廉價內褲表現出了向往和好奇,但那隻是好奇,對另一物種的好奇。


    別忘了,到後來的生死關頭,樸社長在翻過地牢男人身體的那一刻,依然表現出對氣味的無法耐受。而讓金司機對其拔刀相向的觸發點,也是那個掩鼻的動作。


    轉折點:暴雨、遭遇、真相


    當那場雷電交加的狂風暴雨來到時,他們第一次真正地“獨自擁有”了這所豪宅。


    放肆歡飲、橫躺側臥、高談闊論、孟浪形骸。


    觀眾都在擔心主人一家會突然返迴,殊不知,更早到達的是另一群不速之客,是這個鳩占鵲巢的故事展開之前,已經把寄居行為做到極致的上一代“贅生物”。


    地牢二人組,不僅把身陷幻覺中的一家打出了原型,也擊碎了他們躋身或寄身上流之家的一夜狂想、燭照出了他們真實的處境。


    因為他們幾乎是一組鏡像:都曾投資失敗過、都欠債過、都造假過、都藏匿在宿主家不見天日的地方、還都感恩過宿主的富貴與善良。


    他們才是一體兩麵、後序前言、螞蚱一條繩上牽。


    於是,兩代“寄生者”在“被寄生”的客廳裏展開了大搏殺,荒誕而又辛酸,蟲永遠無法和人正麵對決,蟲隻能在吸完血後相互撕咬。


    巧合的是,那個晚上,本屬於他們自己的住處、和那所在的一整條街區,被豪雨引起的洪水所淹。


    也就是說,一切矛盾劍拔弩張、圖窮匕見的時候,你還來不及思考“這在不在計劃之中”,一切卻早就墜入了無根,連過去都成了一種迴不去的東西。


    難道是窮人,本就不配擁有計劃?


    有一組平行剪輯:貧民窟地下室裏的自救,和豪宅地下室裏的搶險,同步展開。


    片中再沒有任何一幕,把這邊的房屋被淹、汙水倒灌,與那廂的歲月靜好、雨夜偷歡,對映得如此直白。


    是這一場暴雨和這一場遭遇戰,把所有幻夢全部洗白——要知道前一秒他們甚至還在講著“我原來是在給我的親家開車洗內褲”的段子、譫妄於自家兒子和對方女兒的畸戀能修成正果。


    後半部:殺戮、隱藏、荒涼


    影調、畫風、敘事節奏,就從這一晚之後開始突變,因為他們,尤其是父親(金司機)開始有了明顯的情緒。


    是意識到了不公?是心理落差過於集中地被體驗和證實之後,迫切需要完成的泄憤?還是作為道具的感覺越來越強烈?


    其實,是失去了既有的真實價值認同、又阻斷了剛有的虛假價值認同之後,陷入身份參照不明的焦慮當中。


    與其說是覺醒,不如說是崩潰。


    曾經如此心安理得地占有,因為那隻是一堆資源一堆小便宜而已,就像樓上忘了設定密碼的免費wifi。


    而現在,它意味著一種無望而無情的結構、在這個結構裏,你和你所屬的群體,永遠無名而無奈。


    在解決或者說迸發這種無望的時候,韓國電影素來是很生猛、很暴力美學的。


    或者說,奉俊昊不是李滄東,他不會像《燃燒》那麽含蓄而冷峻,奉俊昊也不是是枝裕和,他不會像《小偷家族》那麽溫暖而動情。


    血腥一幕來到時,電影第一次從之前的清冷色係裏躥躍而起,變得陽光熾烈、晃人眼目。


    在陽光下,沒有同情、也不存在複仇,革命話語和道德話語都是失效的,“殺死富人”仿佛隻是一個簡單不過的邏輯,甚至,不需要邏輯。


    一時起性殺人、一時起步奔逃、一時起意躲入地下室,然後,就又是晝伏夜出的、不見天日的寄居一生。


    因為沒有計劃,所以確實沒有失敗,但人生的際遇,也沒有絲毫更改。


    “身份參照不明”倒是好像解決了:殺人時,他接過的是地牢男人的刀,殺人後,他鑽入的是地牢男人的穴,寄生還在綿延不絕地傳承迭代。


    就像那塊大概象征了“往上爬的墊腳物”的石頭:當你湧起欲望時,它作為工藝,當你升起惡意時,它作為兇器,當你走入荒蕪時,它終於深臥水底。


    而那些省略了過程的美麗結局,終究隻出現在近似虛幻的承諾裏,鏡頭中還是那個將將高出地平線的氣窗和氣窗前晾曬的衣物。


    隻不過在不為人知的地方,一個曾經能看到陽光的寄生者,代替了一個曾經苟活於陰暗的寄生者。


    隻有兒子還在做夢,做一個在世俗意義裏更積極也更健康的夢,但夢永遠是夢,


    奉俊昊自己說:那種房子,以國民平均收入,不吃不喝需要547年才能買到。


    現實總比電影更加可怕、也更加可笑。


    最後的最後,說句題外話:


    帶著看小眾文藝片心理預期的人,也許會覺得這部電影過於媚俗老套;帶著看驚悚懸疑片心理預期的人,也許會覺得這部電影過於雲山霧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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