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十年（1077）臘月初六，神宗舉行了一場郊祀活動，並大赦天下，改明年為元豐元年（1078）。
“元豐”意味著國庫富足，萬象更新，代表著宋神宗想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決心（勇氣可嘉）。
熙寧變法失敗後，王安石被罷官，宋神宗並未失去信心，而是重新征用王安石，改元元豐，並總結教訓，親自參與改革。
改元這件事，剛開始近臣擬了“美成”“豐亨”兩個年號進呈宋神宗，宋神宗指著“美成”二字說：“羊大帶戈， 不可”。又指著“豐亨”中“亨”說：“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於是，就確定改元為“元豐”。
元豐改製的背景之一，就是北宋中期朝廷的冗官現象日益嚴重。
改製後，朝廷的行政效率並沒有提高，甚至造成了行政效率的降低。但是裁撤了部分冗員以及冗散機構，減少了財政開支，明確了各職位機構的職責。
宋神宗為了實現自己乾綱獨斷的目的，推行了元豐改製，目的就是削弱宰相的權力，使得皇帝可以直接管理朝政 。
元豐改製後，中央集權越來越得到強化，在清朝時達到頂峰，以至於權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官員隻能跪拜執行，這才是元豐改製最深層次的影響。
雖然宋神宗推行元豐改製在後世有很大爭議，但是它畢竟是中國古代職官製度的重大改革。宋神宗的初衷是出於個人私心，為了滿足他乾綱獨斷的欲望，因為在北宋中期加強了中央集權，這一做法能在後世不斷強化，這也可以體現元豐改製的曆史進步性。
改元後，蘇軾按程序上了道自己的賀表。
上完了賀表，蘇軾提筆給表哥文與可寫了信，訴說了今年秋天徐州的水災，還說了自己每天懶散得疏於筆墨，一旦再見到表哥，連拿得出手的作品都沒有了。
表哥文與可如今罷洋州任，由於路途耽擱太久之故，如今尚在進京麵聖的路上。
接下來蘇軾又給範景山迴信，講述了自己如今正在戒齋安居，學習養生之術，已有所得。徐州水災中自己差一點在水災中被喂了魚蝦，目前洪水雖然暫時消退了，以後的水患仍無法預料。加上新法嚴苛，公私匱乏，所以做任何事都十分困難，自己就隻等著被貶了。
在徐州任上，蘇軾還結識了陳師仲、陳師道兄弟，和陳師道探討過關郎（字子明）的《易傳》、《李衛公對問》等著作皆為偽作，原本的作者則是景佑之初的杭州知州、建陽人阮逸（字天隱）。
蘇軾還在徐州會晤過胡允文（字執中），胡允文，前文中我們多次提及過，他是跟隨過父親蘇老泉的蜀中士子，又是蘇軾在鳳翔府任職時下麵的一個縣令朋友。
蘇軾的一位下屬、滕縣知縣範純粹也來找過蘇軾，想讓蘇軾為其父的遺稿作序。
這位縣令的父親不是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範仲淹。對於範仲淹，蘇軾自小就十分仰慕，隻是當蘇軾來京趕考時，範公就亡故了。
對於範公的後人，蘇軾則多有所交往。在許州，蘇軾結識了範公的次子、後官居宰相的範純仁，在京師認識了範公的三子範純禮。現在在徐州，範公的四子範純粹又成了自己的下屬兼同事。
對於範氏後人的請求，蘇軾感到為範文正公的書稿作序乃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公務之外，蘇軾也有不少的人情往來：
王適（子立）、王遹（子敏）兩兄弟來向蘇軾學習，其中王適為徐州的州學生，能文且有賢德，頗為蘇軾所器重。
徐州府的領導班子成員任鈐轄去世，蘇軾除了主持其後事外，還寫了一篇祭文。
德清縣主簙郭用孚，字仲元，建安人，事母至孝，也來徐州求學於蘇軾。
近日，有人從江浙一帶歸來，對那邊的情況比較了解，說要不是蘇頌蘇大人的治理有方，這幾年的饑饉，不知有多少浙人被餓死。這件事令蘇軾聽到後無比的敬仰，於是致簡家族世交的蘇頌問候一下。
這一年，那位著有《春渚紀聞》的何薳出生。
何薳，字子遠，一作子楚，浦城（今屬福建）人，自號韓青老農，其父去非，曾由於蘇軾的薦舉而得官。
為什麽要提這個人呢？
此人所著《春渚紀聞》雖隻是記述仙道異事、民間奇聞，宣揚人生壽夭、官位爵祿乃前知前定的讖語、經文、夢境、道術，多屬荒誕無稽之談。但從中可以了解宋時士大夫的迷信觀念及民間習俗。
特別是卷六的《東坡事實》，所引詩、文，往往是蘇軾詩文集中所沒有的，多為後來的輯佚者所采納。
正是有了他的存在，蘇軾的那些不為人知的事跡和詩詞才得以流傳下來。
宋時，關於玉石真假的話題就已存在。
在徐州府衙裏，有一位名叫賈佑的將軍自稱最懂玉石。
有一次，他告訴蘇軾，當今世上的真玉石少之又少。別看有的玉石用鋼鐵都刻不動，必須用金剛砂打磨才能成型，世人就以為這就是真玉了。其實不然，這還僅是一些上好的瑉石，那些必須用定州磁的棱角也劃不動的，才是真玉。
蘇軾也被這一說法弄得模棱兩可，隻得去問問專業的老玉工，老玉工對此也表示聞所未聞。
蘇軾的小舅子、王緘王秀才自蜀中來徐州，現在又將返迴，“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蘇軾忍不住作了一首《臨江仙》相送：
忘卻成都來十載，因君未免思量。憑將清淚灑江陽。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涼。
坐上別愁君未見，歸來欲斷無腸。殷勤且更盡離觴。此身如傳舍，何處是吾鄉！
從王弗歸葬眉山至妻弟王緘到錢塘看望蘇軾，其間相隔正好“十載”，這“十載”蘇軾沒有一年不在想念王弗。
王緘的到來，一下子勾起了往日的迴憶，日漸平複的感情創傷重又陷入了極度的痛楚之中。“憑將清淚灑江陽”，這句的意思是：今日送別，請你將我傷心之淚帶迴家鄉，灑向江頭一吊。
王緘此來，與蘇軾盤桓數日，蘇軾得知“故山好在”，自感寬慰，但又覺得自己宦跡飄零，賦歸無日，成為天涯孤客。於是，不禁悲從中來。
蘇軾當時因為與變法派政見不合而被迫外任，內心本來就有一種壓抑、孤獨之感，眼下與鄉愁、旅思及喪妻之痛攪混在一起，“此身如傳舍，何處是吾鄉！”，其心情之壞，更是莫可名狀了。
送走了王秀才，王安國（字平甫）同誌又去世了。
王安國工詩善文，詞尤博采眾長，工麗曲折，近似婉約派。詩工於用事，對偶親切。其天才逸發，器識磊落，文思敏捷，曾鞏謂其“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
王安國不僅是一個政治人物，也是一代文豪，詩、詞、文三類作品眾多。他去世後，家人匯集其詩文編為文集竟達一百卷，曾鞏為其作了序。
安國不但文才出眾，而且長期盡心盡力侍奉母親，廣結善友，是個出名的賢士。
因是王安石胞弟，熙寧四年（1071）任滿迴京，神宗召見，詢問外界對王安石變法的反映。王安國對王安石變法亦不甚理解，頗有微詞，直說道：“恨之人不明，聚斂太急耳”！(外麵說他用人不當，斂財太急了)。
這與神宗的想法相悖，神宗不悅，未予重用，隻授予崇文院校書，後改為著作佐郎秘閣校理，世稱王校理。
王安國在初與蘇軾交往時，還是對自己的才學極為自負的。
比如，他《甘露寺》詩中有兩句比較得意：“平地風煙飛白鳥，半山雲水卷蒼藤”。蘇軾是何等水平，當看到王安國的大作之後，對其言道，閣下的兩句詩，精氣神全在“卷”字上，但美中不足的是，“飛”字與其不相稱也！
平甫表示願聞其詳，於是蘇軾用一“翻”字易之，遂成了“平地風煙翻白鳥”。平甫才終被蘇軾的才學所折服，後來二人終成誌同道合的文學知己。
王家兄弟中，數王安國與蘇軾最為投緣，也交往最深。因此，他的早逝（活了四十七歲），令蘇軾極為痛心。
熙寧末，蘇軾的《眉山集》問世。
據傳，有位叫章元弼的人，自己相貌極為醜陋，但娶了位美貌妻子。小章同誌十分嗜學，尤其是得到了《眉山集》之後，更是廢寢忘食。
其妻不解，後始知夫君是因讀一本叫《眉山集》的書，而忘了迴屋睡覺，可見此書在市井中的受歡迎程度。
在徐州，蘇軾還評價過一位狂人。
此人叫慎東美，字伯筠，錢塘（今杭州）人，甚為狂狷。秋夜的他，曾待潮於錢塘江沙地之上，麵前放酒樽與酒杯各一，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
正好顧子敦從旁路過，也懷揣一隻杯子，二人於是開始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也不說話。酒盡後，各自散去。其做派與李之儀所記元積中招待他“命酒三鬥挹大觥以沃之”，中間不交一言的做派完全一樣。
像這樣嗜酒任性而且喜歡狂草塗壁的人物，隻在乎盡興發泄而對結果毫無顧忌。他的字卻被蘇軾批評為“篾束枯骨”，他則迴應這個意思王逢原早就以“鐵索急纏蛟龍僵”形容過，不過一是俚白一是詩化而已。
“元豐”意味著國庫富足，萬象更新，代表著宋神宗想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決心（勇氣可嘉）。
熙寧變法失敗後，王安石被罷官，宋神宗並未失去信心，而是重新征用王安石，改元元豐，並總結教訓，親自參與改革。
改元這件事，剛開始近臣擬了“美成”“豐亨”兩個年號進呈宋神宗，宋神宗指著“美成”二字說：“羊大帶戈， 不可”。又指著“豐亨”中“亨”說：“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於是，就確定改元為“元豐”。
元豐改製的背景之一，就是北宋中期朝廷的冗官現象日益嚴重。
改製後，朝廷的行政效率並沒有提高，甚至造成了行政效率的降低。但是裁撤了部分冗員以及冗散機構，減少了財政開支，明確了各職位機構的職責。
宋神宗為了實現自己乾綱獨斷的目的，推行了元豐改製，目的就是削弱宰相的權力，使得皇帝可以直接管理朝政 。
元豐改製後，中央集權越來越得到強化，在清朝時達到頂峰，以至於權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官員隻能跪拜執行，這才是元豐改製最深層次的影響。
雖然宋神宗推行元豐改製在後世有很大爭議，但是它畢竟是中國古代職官製度的重大改革。宋神宗的初衷是出於個人私心，為了滿足他乾綱獨斷的欲望，因為在北宋中期加強了中央集權，這一做法能在後世不斷強化，這也可以體現元豐改製的曆史進步性。
改元後，蘇軾按程序上了道自己的賀表。
上完了賀表，蘇軾提筆給表哥文與可寫了信，訴說了今年秋天徐州的水災，還說了自己每天懶散得疏於筆墨，一旦再見到表哥，連拿得出手的作品都沒有了。
表哥文與可如今罷洋州任，由於路途耽擱太久之故，如今尚在進京麵聖的路上。
接下來蘇軾又給範景山迴信，講述了自己如今正在戒齋安居，學習養生之術，已有所得。徐州水災中自己差一點在水災中被喂了魚蝦，目前洪水雖然暫時消退了，以後的水患仍無法預料。加上新法嚴苛，公私匱乏，所以做任何事都十分困難，自己就隻等著被貶了。
在徐州任上，蘇軾還結識了陳師仲、陳師道兄弟，和陳師道探討過關郎（字子明）的《易傳》、《李衛公對問》等著作皆為偽作，原本的作者則是景佑之初的杭州知州、建陽人阮逸（字天隱）。
蘇軾還在徐州會晤過胡允文（字執中），胡允文，前文中我們多次提及過，他是跟隨過父親蘇老泉的蜀中士子，又是蘇軾在鳳翔府任職時下麵的一個縣令朋友。
蘇軾的一位下屬、滕縣知縣範純粹也來找過蘇軾，想讓蘇軾為其父的遺稿作序。
這位縣令的父親不是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範仲淹。對於範仲淹，蘇軾自小就十分仰慕，隻是當蘇軾來京趕考時，範公就亡故了。
對於範公的後人，蘇軾則多有所交往。在許州，蘇軾結識了範公的次子、後官居宰相的範純仁，在京師認識了範公的三子範純禮。現在在徐州，範公的四子範純粹又成了自己的下屬兼同事。
對於範氏後人的請求，蘇軾感到為範文正公的書稿作序乃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公務之外，蘇軾也有不少的人情往來：
王適（子立）、王遹（子敏）兩兄弟來向蘇軾學習，其中王適為徐州的州學生，能文且有賢德，頗為蘇軾所器重。
徐州府的領導班子成員任鈐轄去世，蘇軾除了主持其後事外，還寫了一篇祭文。
德清縣主簙郭用孚，字仲元，建安人，事母至孝，也來徐州求學於蘇軾。
近日，有人從江浙一帶歸來，對那邊的情況比較了解，說要不是蘇頌蘇大人的治理有方，這幾年的饑饉，不知有多少浙人被餓死。這件事令蘇軾聽到後無比的敬仰，於是致簡家族世交的蘇頌問候一下。
這一年，那位著有《春渚紀聞》的何薳出生。
何薳，字子遠，一作子楚，浦城（今屬福建）人，自號韓青老農，其父去非，曾由於蘇軾的薦舉而得官。
為什麽要提這個人呢？
此人所著《春渚紀聞》雖隻是記述仙道異事、民間奇聞，宣揚人生壽夭、官位爵祿乃前知前定的讖語、經文、夢境、道術，多屬荒誕無稽之談。但從中可以了解宋時士大夫的迷信觀念及民間習俗。
特別是卷六的《東坡事實》，所引詩、文，往往是蘇軾詩文集中所沒有的，多為後來的輯佚者所采納。
正是有了他的存在，蘇軾的那些不為人知的事跡和詩詞才得以流傳下來。
宋時，關於玉石真假的話題就已存在。
在徐州府衙裏，有一位名叫賈佑的將軍自稱最懂玉石。
有一次，他告訴蘇軾，當今世上的真玉石少之又少。別看有的玉石用鋼鐵都刻不動，必須用金剛砂打磨才能成型，世人就以為這就是真玉了。其實不然，這還僅是一些上好的瑉石，那些必須用定州磁的棱角也劃不動的，才是真玉。
蘇軾也被這一說法弄得模棱兩可，隻得去問問專業的老玉工，老玉工對此也表示聞所未聞。
蘇軾的小舅子、王緘王秀才自蜀中來徐州，現在又將返迴，“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蘇軾忍不住作了一首《臨江仙》相送：
忘卻成都來十載，因君未免思量。憑將清淚灑江陽。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涼。
坐上別愁君未見，歸來欲斷無腸。殷勤且更盡離觴。此身如傳舍，何處是吾鄉！
從王弗歸葬眉山至妻弟王緘到錢塘看望蘇軾，其間相隔正好“十載”，這“十載”蘇軾沒有一年不在想念王弗。
王緘的到來，一下子勾起了往日的迴憶，日漸平複的感情創傷重又陷入了極度的痛楚之中。“憑將清淚灑江陽”，這句的意思是：今日送別，請你將我傷心之淚帶迴家鄉，灑向江頭一吊。
王緘此來，與蘇軾盤桓數日，蘇軾得知“故山好在”，自感寬慰，但又覺得自己宦跡飄零，賦歸無日，成為天涯孤客。於是，不禁悲從中來。
蘇軾當時因為與變法派政見不合而被迫外任，內心本來就有一種壓抑、孤獨之感，眼下與鄉愁、旅思及喪妻之痛攪混在一起，“此身如傳舍，何處是吾鄉！”，其心情之壞，更是莫可名狀了。
送走了王秀才，王安國（字平甫）同誌又去世了。
王安國工詩善文，詞尤博采眾長，工麗曲折，近似婉約派。詩工於用事，對偶親切。其天才逸發，器識磊落，文思敏捷，曾鞏謂其“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
王安國不僅是一個政治人物，也是一代文豪，詩、詞、文三類作品眾多。他去世後，家人匯集其詩文編為文集竟達一百卷，曾鞏為其作了序。
安國不但文才出眾，而且長期盡心盡力侍奉母親，廣結善友，是個出名的賢士。
因是王安石胞弟，熙寧四年（1071）任滿迴京，神宗召見，詢問外界對王安石變法的反映。王安國對王安石變法亦不甚理解，頗有微詞，直說道：“恨之人不明，聚斂太急耳”！(外麵說他用人不當，斂財太急了)。
這與神宗的想法相悖，神宗不悅，未予重用，隻授予崇文院校書，後改為著作佐郎秘閣校理，世稱王校理。
王安國在初與蘇軾交往時，還是對自己的才學極為自負的。
比如，他《甘露寺》詩中有兩句比較得意：“平地風煙飛白鳥，半山雲水卷蒼藤”。蘇軾是何等水平，當看到王安國的大作之後，對其言道，閣下的兩句詩，精氣神全在“卷”字上，但美中不足的是，“飛”字與其不相稱也！
平甫表示願聞其詳，於是蘇軾用一“翻”字易之，遂成了“平地風煙翻白鳥”。平甫才終被蘇軾的才學所折服，後來二人終成誌同道合的文學知己。
王家兄弟中，數王安國與蘇軾最為投緣，也交往最深。因此，他的早逝（活了四十七歲），令蘇軾極為痛心。
熙寧末，蘇軾的《眉山集》問世。
據傳，有位叫章元弼的人，自己相貌極為醜陋，但娶了位美貌妻子。小章同誌十分嗜學，尤其是得到了《眉山集》之後，更是廢寢忘食。
其妻不解，後始知夫君是因讀一本叫《眉山集》的書，而忘了迴屋睡覺，可見此書在市井中的受歡迎程度。
在徐州，蘇軾還評價過一位狂人。
此人叫慎東美，字伯筠，錢塘（今杭州）人，甚為狂狷。秋夜的他，曾待潮於錢塘江沙地之上，麵前放酒樽與酒杯各一，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
正好顧子敦從旁路過，也懷揣一隻杯子，二人於是開始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也不說話。酒盡後，各自散去。其做派與李之儀所記元積中招待他“命酒三鬥挹大觥以沃之”，中間不交一言的做派完全一樣。
像這樣嗜酒任性而且喜歡狂草塗壁的人物，隻在乎盡興發泄而對結果毫無顧忌。他的字卻被蘇軾批評為“篾束枯骨”，他則迴應這個意思王逢原早就以“鐵索急纏蛟龍僵”形容過，不過一是俚白一是詩化而已。